Amir Pasic
認為文化因素對於國家安全有兩個基本的作用，一是調整國家的利益；一是建構國家的利益。44文化因素對於國家利益產生 調整作用時，它可以發揮如同遊戲規則一般的指導作用，規範那些行 為是可行的，那些是不可行的；如若干國家對於武器的擴散有共同的 認知，便有可能建立防止武器擴散的機制。這些文化的認知會迫使國 家建立共識。再者文化因素也可以使若干國際間的避免衝突的強制力 量合理化，或者降低執行上的成本損耗。
而在建構國家的利益上，文化因素較之於調整國家利益可以發揮 更為積極的作用。它不僅指出那些行為是可行或是不可行的；它同時 更可指出何為互動的目標、合理的行為。45國際間共同的安全文化對於 國家地位有下述的影響：46
（一）文化環境可能影響到行為者的行為
國際間的善意和敵意的互動關係也具有文化條件，Stephen Peter
Rosen
認為國家整體的防禦和攻擊能力實際上取決於文化系絡，而並非是軍備上的差異或是不足。社會文化上的分歧才是國家安全上的致命 傷，國家軍力會因此減損，同時暴露自己的缺點，使敵人有可趁之 機。47如加拿大和古巴在對於美國的態度上是對立的態勢；但一旦兩國
Amir Pasic, op. cit., p.25.
Amir Pasic, op. cit., pp.20-25.
Ronald L. Jepperson, 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op.
cit., p.41.
面臨同樣的威脅時，有可能兩國便會成為聯盟國家，因此若干理念因 素在國際層次是具有影響力的。文化環境也有可能完全改變國家在國 際社會中的地位。如由於尊重殖民地的合法地位與文化特殊性，使被 殖民地可以在國際監督之下以表決的方式來尋求獨立，避免發生戰 爭，這種情況在 19 世紀以前是很難想像的。
Jepperson
等學者也建議以社會學的觀點來檢視國家彼此之間及國家和國內外環境之間的互動；他們認為，行動者和環境之間的關係是 雙向建構的(mutually constitutive)。雖然國際環境對於國家行為有極 大的影響力，但是國家的行為也會影響到國際環境，因此要研究國家 外交政策取向與其行為模式，必須從國內環境（文化─制度）的角度 著手。48
Christian Reus-Smit
便曾對希臘城邦、義大利公國和歐洲王 權國家進行分析，說明主權國家可以建構國內文化並反饋到國際環 境，主動塑造適合自己生存的空間。49依循此一思考，國家安全的問題 並非只有國家本身的考量，更受到國際間對於安全問題認知的影響，而兩者之間是相互建構的。
（二）文化環境可能影響到行為者的部分屬性
Robert Jackson
及 David Strang 便認為國際社會對於一個國家合 法主權地位的認知可以增強或是減弱國家生存的能力，甚而國家屬性 也會因此而改變。50所謂的民主和平(democratic peace)的情況便是顯 著的例子，民主和平理論主張如果一個民主國家，擁有市場導向的經Stephen Peter Rosen, “Military Effectiveness: Why Society Matte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4, 1995, pp.3-5.
Ronald L. Jepperson, 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op.
cit., pp. 33-75. 摘引自鍾秋慧，《國家安全的文化面》，頁 15。
Christian Reus-Smit, The Moral Purpose of the State: Culture, Social Identity, and Institutional Rationa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鍾秋慧，《國家安全的文化 面》，頁 17。
濟機制，同時與國際社會密切結合，那其與其他具有相同條件國家發 生戰爭的機會便會變小，主要是因為彼此認知到如果發生戰爭，對於 彼此的共有價值和利益將會產生重大影響，所以傾向以合作和平的方 式來解決問題，即便開始之時存有歧見，也可透過制度性的互動協商 解決衝突，進而增進彼此的合作，並減少戰爭的可能。51根據民主和平 理論，各國之間對於民主精神和市場經濟的規範認知，及對於各國主 權地位的尊重，會促進各國和平文化的建立，進而使各國發生戰爭的 機會大為減少。
（三）文化環境可能會影響到所有行為者的整體存在
國際間共有的安全文化可以促進各國對於安全問題建立共識，這 些無形的共識可以進一步落實為有形的制度、規章或是組織，進而影 響各國的國家安全。這些制度規章包含了諸如主權規則、國際法；或 是制定若干有關於國家地位、主權狀態，及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有關 科技和政治、社會活動的共同標準。而眾多國際集體安全組織的建 立，與各國的彼此認同與文化環境有著密切關係，如北大西洋公約組 織(NATO)、歐洲安全組織(OSCE)等。在參與這些國際性的安全組織之 時，重要的不僅是會員資格的取得，更重要的是各國必須透過對於安 全問題的共同認知，調整彼此的行為，才能使組織發揮更大的作用。52 由此可知，一個國家如果要獲得生存發展，必須建構一套適當的 文化制度，順應國際趨勢並與其相接。這樣的文化建構必須同時滿足 國內與國際認同的需要，如此才能彰顯國家的文化和主體性，藉以維 護國家的安全。
Ronald L. Jepperson, 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op.
cit., pp.33-34.
Edward Newman, “Human Security and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2, 2001, pp.248-249.
Amir Pasic, op. cit., pp.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