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認同與國家安全(葉定國)Update:2018/02/06

文化、認同與國家安全

葉定國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人文科學組專任講師 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政治組博士候選人）

摘

要

冷戰結束後的複雜國際情勢，使得國際關係中安全的範圍和議題 研究更為擴展，當前國際關係理論安全研究架構已無法滿足目前研究 所需。在過去，文化及認同因素被認為是解釋國際現象的「最後選 擇」，但目前它已經成為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課題，主流國際關係理 論諸如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對這兩項議題也較以往更為關注。Lat-ham 認為在國際關係理論中，文化與認同等社會學面向因素的探討是 一項「強勁的知識開展動作」。由此衍生的諸多觀點，如建構主義 (constructivism)、反思主義(reflectivism)、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 女性主義(feminism)等，它們在國際關係研究領域中也愈來愈受到重 視。本文嘗試透過文化與認同因素的分析，重新檢視國際關係的安全 研究，同時探究它們在安全研究領域中所產生的影響。 關鍵詞：國際關係、安全研究、文化、認同

冷戰之後國家的界線已逐漸模糊，以國家為核心而區分所謂「國 際」和「國內」的二分方式也受到愈來愈多的質疑。1_{伴隨著科技發展} 和交通便利所帶來的快速移動，群眾的生活範疇已不再受限於國家所 建構的邊界，因此對於安全問題的考量也不能再以所謂國內或國際為 畫分標準；同時國家有時並非全然是安全的提供者，也有可能成為安 全的破壞者。許多國際關係學者對於第三世界國家內部安全進行研 究，認為安全問題不僅止於軍事安全，如認同、意識形態、種族問題 也是國家安全的重要議題。2_{雖然有些學者認為這些議題皆是國家內部} 問題，並不能歸類為高階政治中的國家安全研究範圍，但即便如英、 美等已開發國家，此類問題對於國家安全所造成的影響也日益深遠。 Peterson便認為美國國內的安全問題會對於美國的價值和體制造成深遠 的衝擊，甚至影響國家和國際安全。3_{安全議題同時牽扯到複雜的國內} 與國際問題。安全研究必須對於國家內部和外部問題同時關注，並且 進行串聯性的研究。

壹、文化、認同與國際關係研究

國際關係理論的演進與現實國際情勢的發展息息相關，當國際情 勢的發展較以往複雜時，國際關係理論的解釋能力有時便會有所不 足。因此許多傳統國際關係理論建立的規則和概念重新被理解與檢

Michael McGuire, “Shifting the Paradigm,”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8, No.1, 2002, pp.1-28.

Muthiah Alagappa, “Rethinking Security-A Critical Review and Appraisal of the Debate,” in Muthiah Alagappa, ed., Asian Security Practice:

Material and Ideational Influenc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33-37.

「911」恐怖攻擊行動，應是此概念的最佳註解。請見 Agnes Heller, “911,

or Modernity and Terror,” Constellations, Vol.9, Issue 1, March 2002, pp.53-65。

視，並且出現許多批判的聲音。4_{在過去，文化及認同因素被認為是解} 釋國際現象的「最後選擇」，但目前文化與認同研究已經成為國際關 係研究的重要課題，主流國際關係理論諸如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 對這兩個議題也較之以往更為關注。5_{Latham認為在國際關係理論中，} 文化與認 同等社會學 面向因素的 探討是一項 「強勁的知識 開展動 作」。6_{由此衍生的諸多觀點，如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反思主義} (reflectivism)、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女性主義(feminism)等， 在國際關係研究領域受到愈來愈多的重視。 文化和認同因素之所以重新受到國際關係學者的重視，主要有以 下的因素：

一、冷戰結束後的複雜國際情勢

冷戰的結束，有學者認為將是自由民主價值獲得全面勝利的前 兆，甚至認為民主制度將是「人類統治的最終形態」，7_{但觀諸當前國} 際局勢，似乎並未出現如此樂觀預期的情況，冷戰之後複雜而多變的

See, A. Linklater, “Dialogue, Dialectic and Eman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he End of the Post-War Age,” Millennium, Vol.23, 1994, pp.119-131; Yosef Lapid, “Culture’s Ship: Returns and Departur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Yosef Lapid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 “Revisiting the National: Toward an Identity Agenda in Neorealism?” in Yosef Lapid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 ed., 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R Theory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6),

pp.3-11, 105-128.

V. M. Hudson,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Developing a Research Agenda,” Paper Present at the 36th_{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Chicago, February 1995, pp.21-25.

R. Latham, “Moments of Transformation,” Items, Vol.47, pp.1-8.

法蘭西斯．福山著，張美惠譯，《歷史終結與最後一人》（臺北：時報文 化，2000 年）。

民族衝突大量出現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根據國際關係學者 Ken Booth 的觀察，後冷戰時期的國際情勢有如下的特點：8_{冷戰結束；兩極體系} 的結束；共產體系的瓦解；新權力體系的興起；歐洲版圖的轉變；非 國家角色展現新的意義；互賴體系的興起；軍事力量影響力的降低； 安全挑戰的重現；國際經濟的轉變；工業革命的加速推動；第三世界 發展的危機；環境威脅的增加。 由上述的特色可知，冷戰後國際情勢的變化遍及政治、社會及經 濟層面，新現象的出現不僅挑戰了既存的國際關係理論的核心思維， 同時也提供了過去未受主流國際關係理論重視觀點重現的機會。相較 於兩強對抗的時代，冷戰的結束雖然使得國際社會緊張關係得到初步 的緩解，但新的混亂情況卻正在開始，而且問題更為複雜。在冷戰兩 極對抗的國際環境中，競爭的壓力會使得弱小的國家必須學習強大國 家的結構、政策及體系，甚至模仿大國的行為，才能維護本身的安 全。這樣的壓力使得不同國家喪失了本身的特質而出現相同的特徵。 因此儘管不同國家有著不同的意識形態、政治系統、或是文化社會背 景，但仍會展現相同的國際行為。在國際環境中，弱小國家最重要的 事情是如何維持他在既存國際體系中的地位，而不是如何去極大化國 家的力量，因此如何運用各種方式維持權力平衡便成為一件重要的事 情。但冷戰的結束雖然使得各國外部安全威脅減緩，卻反而使過去長 期受到忽視壓抑的文化和種族問題浮上檯面，不僅使國家內部的衝突 日形嚴重，同時文化與種族問題所具有的跨國界特性，更衝擊到既存 國際體系中國家與國家的有形邊界，形成國際問題。這些問題在冷戰 時期受到兩極對抗國際結構的擠壓而暫時消失，但目前又重新出現， 成為國際安全的重大隱憂，如種族衝突、宗教衝突、文化衝突等議 題。國際秩序中文化與認同的激烈衝突，其變化之快甚至超越了地緣 政治及經濟環境等因素的改變。 在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國際局勢下，國家內部的問題往往成為國際 間安全的重大威脅。在以往的國際關係互動中，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的

能力被認為是國際關係的主導力量，但文化和種族衝突所造成的影響 部分淩駕了國家政治和經濟能力所能掌握的範圍，成為國家安全（或 國際安全）上最嚴重的威脅。如南斯拉夫的「種族淨化」極端國家主 義、盧安達的種族滅絕屠殺以及一些國家面對大量難民遷徙時關閉國 界的做法等，就是最明顯的例子。也由於文化、種族、認同問題在國 際關係所造成的影響日益重要，連帶的使文化與認同問題的相關研究 重新受到學者的重視。9

二、國際關係理論解釋能力的不足

國際局勢的複雜轉變，使得國際關係理論的若干重要概念與假設 都受到了挑戰而必須加以重新的檢視，以強化理論解釋的能力。西方 國際政治學理論在 80 年代出現了「第三次辯論」，其主要的爭論焦點 在於非實證主義與實證主義研究方法、研究對象和範圍等問題上的分 歧；這些爭辯所嘗試釐清的問題，是本體論(ontology)與認識論(epis-temology)的範疇，所以有學者認為第三次辯論是拓展國際關係思維的

Ken Booth ed., New Thinking about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London: Harper Collins Academic, 1991), pp.9-10.

其實國際關係認同與文化因素的研究並不是冷戰結束之後才受到重視，早在

1940到 1960 年代，學者對於文化與認同問題便已投入研究，只是冷戰的結 束使得這些問題受到更多的重視。請見 J. C. Alexander and P. Smith,

“The Discourse of American Civil Society: A New Proposal for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Society, Vol.22, 1993, pp.151-207。

Yosef Lapid, “The Third Debate: On the Prospect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Positivist Er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3, 1989, p.235; John A. Vasquez, “The Post-Positivist Debate: Reconstructing Scientific Enqui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fter Enlightenment’s Fall,” 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New York: Pennsylvania State

大型討論。10_{而這樣的論辯在冷戰之後更形加劇，主要的原因除了國家} 無法完全適應國際情勢的複雜變化，再者是因為這些變化使得傳統以 國家為本體論及認識論基礎的國際關係理論受到了嚴格的挑戰和批 判。 在本體論上，新現實主義在本體論的假設上主張國家中心論(state-centric)。國家中心論的立場指的是一種本體論上不存在實質之人的國 家(no man’s 1and)；無論任何有意義的形式、時間、空間都不復存 在，疆界成了它唯一僅剩的內涵要素，是「國內」和「國外」界定的

憑據。11_{國家是給定的存在，是國際環境中最重要的行為體。因此國家}

是世界政治體系的基本單位，因此必須以國家和國家之間的關係來分 析世界政治。國家中心主義把國家定義為相對於其他行為體，國家是 一個具有比較結實外殼的單元(relative hare-shelled unit)。對於傳統 的權力政治信奉者而言，國際政治便是國家間政治，是政府間的政 治。此派學者認為國家中心觀賦予軍事安全有最大的和絕對的優先 性；同時他們也認為政務執行者完全是按照權力的觀念來進行思考， 最高的準則是國家利益和偏好。一如 Morgenthau 所言，權力平衡是一 個社會原則，每一個社會中的自主單位都必須以此原則來確立和表達 自己的自主性，是主權國家保持穩定的主要因素。國際間充滿了對抗 和對立的狀態，唯一可以避免戰爭的手段便是權力平衡的外交。12_新自 由主義也不否認國家在國際體系所扮演的重要角色，13_{但認為新現實主} 義忽略了國際間日益複雜的相互依存情況，同時認為國際體系的合作

R. B. J. Walker, Inside/Outsid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Knopf, 1972), p.167.

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著，秦亞青譯，《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36。

關係可以協助解決國家無力解決的議題。14 以國家安全的相關議題為例，國家中心論至少面臨了三方面的挑 戰：第一，國家對於認同問題、心理安全、物質福利及環保問題的解 決上，顯現出力有未逮的情況。因為這些問題多已跨越既定的國家邊 界，成為國際問題，甚至是文化衝突的問題，已非單一國家或是國際 組織所能解決。第二，國家在安全維護上所扮演的角色而言，傳統的 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便認為國家不一定是安全的維護者，反 而有可能是安全的破壞者。國家在處理安全問題過程中，往往忽略了 婦女、貧窮人口、少數民族及兒童問題，使他們成為國家處理安全問 題時的犧牲品，甚至形成國家安全上的另一種危機。第三，許多國家 以「國家安全」為無限上綱，做為壓制民眾要求改革的藉口。真正的 安全必須以人民為主體，解放人性，唯有人和團體（包含國家）不相 互剝奪對方的安全，才能達到真正的安全。15_{國家應該是人民獲得安全} 的一種手段，國家本身並非是安全的最後目的，人民才是安全議題最 重要的主體，因此「國家」的安全並不能含括所有的安全需求。由此 可知，國家中心論無法對於發生在個別國家內部或外部，有關文化衝 突或社會緊張及認同問題等動態情境提出具有洞察力的觀照和分析， 這是國家中心論本體論受到最大批評的地方。16 就認識論而言，伴隨國家中心論的本體論假設，主流國際關係理 論的認識論建構都具有以下三個特色：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23.

請見詹姆士．羅斯諾(James N. Rosenau)主編，張勝軍、劉小林譯，《沒 有政府的治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

John Maclean, “Political Theory,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Problems of Ideolog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10, 1983, p.112.

第一步是根據不同的行為者特性來建立不同的變數（如國家和國 家所具有的特質）。 第二步是建立一個架構，同時賦予處於這些架構中的行為者若干 興趣或是特質（如國際組織）。 第三步是假定這些行為者的行為都是可以觀察的，而這些行為和 先前所設立的變數及利益、特徵有所關聯。 這樣的假設具有兩大特徵，一是認定行為者所具有的理性特徵； 二是主客二元的分析基礎，行為者在決策和選擇上可以不受結構的影 響而進行理性的判斷。基於這樣的假設，新自由主義和新現實主義雖 都認知到社會事實的重要性，但由於採取了經濟學的分析方式，使得 他們大多忽略社會與文化等該被注意到的事實，或是將其邊緣化處 理。17 學者對於主流國際關係理論認識論基礎的批判，主要集中於下列 幾點：第一，揭示實證主義／經驗主義的研究方法在研究人類社會和 政治時的不充分性(inadequacy)，Gillian Youngs 便認為我們用以理解 世界的概念和理論不是與世界相分離的，研究者的理論論述與行為者 的具體實踐是相互建構的，換言之，學者對於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構也 必定受到國際行為者具體實踐的影響，兩者相互影響，相互建構，很 難做斷然的切割，但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認識論很難展現這樣的特 徵。18_{第二，是關注知識形成和塑造的過程，同時強調國際關係研究中} 有關社會的、歷史的和文化的命題，而不全然是那些建立在理性主義 基礎之上的命題。第三，是拒絕超越歷史和社會實踐之外的所謂客觀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4.

Gillian Youngs著，黃競涓、郭進成、黃肇輝等譯，《全球時代的國際關

知識的探討。第四，是注重對現實的語言的討論和建構。19_{由於文化和} 社會議題的研究，本質上並不同於國際關係理論理性主義的相關概念 假設，文化與社會的研究必須依賴對於歷史脈絡與事實的深入了解， 如果一味依照傳統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框架進行分析，便無法深入探 究相關問題的本質。 當前對於文化及認同問題主要集中於討論其社會建構的本質特 性、多樣而不同層面的展現，及其割裂與分化所代表的意義和內涵。 這樣的討論主要反駁了文化具有一致性、單一性而不可變的迷思。同 時並將文化和認同問題視為一種生活方式(way of life)或是社會行動 (social action)。20_{它也對當前國際關係研究者所抱持的靜態、一成不} 變、穩定行為者的世界觀加以翻動，以不同的觀點檢視既有的事實， 進行全新的發掘，試圖在舊的事實中發現新的意義。 Walker 認為現今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中有三個重要的趨勢：第一， 是運用歷史途徑來重新檢視國際關係理論；第二，是必須從本體論的 基礎上對於世界政治的相關概念進行檢視；第三，是重現世界政治理 論的基本問題─利益和挑釁─即便是許多社會科學家將其化約為功利 主義和經驗的檢測。21_{冷戰結束之後，國內國外政治現象的相互滲透，} 國家／國家、國內／國外、國家／國際的界線日益模糊。傳統國際關 係研究的概念和架構受到愈來愈多的批評，文化及認同問題所具有的 王逸舟，《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 年），頁 162。

Yosef Lapid, “Culture’s Ship: Returns and Departur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Yosef Lapid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 ed., 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R Theory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6), pp.7-8.

R. B. J. Walker, “History and Structure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ames Der Derian, ed., International Theory-Critical

異質性、衝突性和多樣性，為當前主流的國際關係理論投入了新的變 數，也鼓舞研究者發現新的事實。文化和認同問題逐漸從過去的國際 關係研究的「邊緣」，轉化成為研究的「前沿」。下文將檢視文化與 認同概念對於國家安全議題所造成的影響。

貳、文化、認同與安全研究

安全一詞極難定義，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安全定義會隨著歷史的演 進和政治環境的改變而產生不同的意義。如 Janne E. Nolan 和 John

D. Steinbruner曾言：「安全定義的根本轉變是從概念層次開始，而且 是經由歷史情勢與新興的政治認知間互動過程，逐漸地促使實際政策

重新整合。」22_{不同的學者對於安全有著不同的定義：如 Stephen}

Walt、Patrick Morgan 等人便認為國家是安全的主要指涉對象；但 Ken

Booth、Simon Dalby 等人則是強調人及社會才是安全主要的指涉對 象；Barry Buzan 則認為，安全主要的指涉對象是有關於人類全體， 重點是在於不同的分析層次；Morgan、Walt、Robert Dorff 等學者將 安全限制於國際間的層次，同時將焦點置於對於物質條件的蓄意威脅 之上；Booth、Dably 則視安全是各種事件的整合體，更重要的是影響 人類的興趣和解放。23_{而根據 McSweeny 的看法，安全研究具有歷史} 階段性，各有不同的研究重心。他認為安全研究歷經了政治理論、政 治科學、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學四個時期。 綜合上述學者和文獻的觀點，安全概念的發展主要是沿著威脅的 來源及安全的主體（或威脅的對象）兩個層面在發展；前者是指由政 治、軍事、經濟、環境及社會層面作概念內涵的延伸；後者則由國家

Helga Haftendorn, “The Security Puzzle: Theory-Building and Discipline-Building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Quarterly, Vol.35, No.1, 1991, p.5.

安全擴及到國際安全、以及人類的安全，24_{這使得安全研究具有不同層} 次，它包含了國際層次、國家層次、及個人和社會層次。就個人層次 而言，主要是就個人所面臨的社會威脅如身體威脅、地位威脅、經濟 威脅、權力威脅等提出研究；而所謂社會層次的安全，主要是以人和 團體在社會中所面臨的威脅為研究對象；而全球與國際安全主要是假 定存在一套共享的規範、原則與機制，建立國際行為共有的模式，維 繫國際秩序和安全。25_{安全研究的層次請見下圖：}

資料來源：Robert Latham,“Thinking about Security after Cold War,”Policy Note,

Vol.20, No.3, Fall 1995, p.9.

圖 1 莫大華，〈安全研究論戰之評析〉，《問題與研究》，第 37 卷第 8 期，1998 年 10 月，頁 19-33。 莫大華，〈安全研究之趨勢〉，《問題與研究》，第 35 卷第 9 期，1996 年 9月，頁 66-68。 、 、

而對於國家安全的定義，學者更是眾說紛紜，定義各有不同： 表 1 學者或文獻 定 義 Charles Majer 界定為控制某些國內外條件，以使公眾相信足以使其享有自決或 自主、繁榮和福利。 Amos A. Jordan 狹義而言，大致與傳統名詞國防安全相當，不過另有其廣泛的意 義，而不僅限於對於物質傷害的保護。它更要透過各種不同手段 來保護主要經濟和政治利益。這些利益的喪失將可能威脅國家的 基本價值和活力。 John M. Collins 國家安全是一種條件，保護國家、國家制度、及其權力來源不受 國內和國外敵人的威脅。 Frank N. Trager and Philip S. Kronenberg 國家安全是政府政策的一部分，其目的是為了創立有利於保護和 發展國家價值的國內和國際政治條件，以對抗現有和潛在的敵 人。 Arnold Wolfers 就客觀意義而言，安全表示價值未受威脅；就主觀意識而言，安 全表示不怕價值受到攻擊。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國家保護其內在價值不受外來威脅的能力。 資料來源：萬仞，〈國家安全新論─再檢討與新思維〉，《國防雜誌》，第 10 卷第 9 期， 1995年，頁 5。 而學者 Buzan 更列舉了 1990 年以前，13 位學者對於安全的定義 和詮釋，大致而言認為安全的範疇從軍事範疇擴展到政治、經濟、環 境等範疇；國家安全必須置於國際安全的範圍中來加以探討，因此他 認為所謂的國家安全： 「…允許一個國家功能的保證…而且是在於創造有利於保持或擴 大國家最終價值的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環境，以對抗現存或是潛藏的

威脅，國家安全便是此政策的一部分。」26 由此可知，國家安全的概念具有下列三種特質：一是相對性，即 國家安全是一種相對的概念，一個國家安全政策的制定除了考量國家 整體需求和利益之外，也要注意個體的安全的需求。二是變動性，即 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國家安全必須經常加以重新界定和建立。三是 反射性，受到安全發展空間的限制，使得發展中的安全主體和客體產 生分離的現象。27_{因此國家安全著重於保護下述兩項重點，一是對於國} 家有形結構的保護，如領土、人民及其他物質條件；另一則是有關於 國家無形的價值的保護，如主權、文化、認同等國家內在價值。在冷 戰時期，維持國家安全最重要的條件是軍事安全，所以國家安全被認 為就是軍事安全；但在冷戰結束之後，安全問題不僅跨越國界，甚至 更深入到經濟、社會及文化各層面。根據 McSweeny 的觀點，冷戰結 束之後的安全研究進入「社會學」研究階段，研究重心以關注人為中 心的安全概念為核心，稱之為「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其特點 是重視認知層面對安全的影響，也就是強調安全的建構，以及認同的 重要性。他認為安全是一種關係上的特質，是一種人為的建構(con-struction)，反映的是集體認同的穩定或變遷，他稱為「本體的安全」 (ontological security)；他把本體安全細分為三個部分，自我、自我的 社會能力，以及是否有自信去處理與他人關係的能力。在這樣廣義定 義下，不安全是指對價值觀、或是認同的威脅，因此國家安全的問題 必須處理人們對於認同的需求。28_{而 Therborn 也認為安全主要在於保}

Barry Buzan, Ole Wae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 1998), pp.

17-21.

翁明賢，《突圍─國家安全的新視野》（臺北：時英出版社，2001 年）， 頁 21。

Bill McSweeny, Security, Identity and Interests: A Sociology of

護群體的內在價值不受外在環境威脅；而「認同」便是其內在價值的 核心。它代表著對特定意識形態(ideology)的相信(believing)。任何權 威都必須透過塑造並引領某種意識形態，或者至少表現對它的堅持， 才得以匯集其群體成員的認同，並藉此享有其信賴與忠誠。現代國家 多能掌握此種統治權威，經由教育、宣傳，強化國家所代言的意識形 態與其特殊價值。甚至是某些政權刻意強調我族文化優越性、我族和 「他者」(the others)之間的區隔。29_{由此可知，在現今「國家的」和} 「國際的」二者之間的分際愈來愈複雜和困難的情況之下，愈來愈多 的國家了解安全問題不再是單純的內政或是外交問題，國家安全也不 再只是單純的軍事問題。文化和認同問題所影響不僅是「國家」的安 全議題，更撼動了「國家」存在的價值。 所謂的「文化」，指的是某個群體在特定時空背景之下所共同擁 有的價值觀、認知標準和行動準則，同時依此信念處世同時斡旋人我 關係。30_{而在國際環境之中，文化被認為是一個顯著的標誌，用以表明} 176-7.施正鋒，〈國家認同與國家安全〉，《全民國防與國家安全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臺北，2001 年 9 月 13-14 日。

Göran Therborn, The Ideology of Power and the Power of Ideology (London: NLB, 1993); Yale Ferguson H. and Richard W. Mansbach, “The Past as Prelude to the Future? Identities and Loyalties in Global Politics,” in Yosef Lapid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 ed., 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R Theory (Boulder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6), pp.21-44. 其實就社會研究的觀點而言，文化具有多樣性和異質性，很難給了確切的定 義。文化有時被認為是一種現象，所有人類的生活經驗都被認為是經驗；而 根據科學主義者的觀點，文化被認為一個獨立的變數。可以觀察文化對於行 為產生的影響。本文主要採後者的觀點。請見鍾秋慧，《國家安全的文化 面》（臺北：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頁 4；Yosef

La-pid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 ed., 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行為者（國家、民族或其他團體）權威及身分的集體模式，而這些模 式經由風俗或法律所表示出來。文化既是一個評價標準（如同規範和 價值一般）；同時也是一個認知(cognitive)的標準。它定義了行為者如 何在國際環境中存在，行動及與其他的行為體互動。31_{國際間各國的相} 互認同關係產生了各國互動的文化基礎，各國之間對於安全問題思考 的基本態度，形成了國際間安全文化的氛圍。32 所謂「認同」是指在國家之間或國家體系中，各種行為者（包含 了不同的國家、社會或是種族）的顯著標誌或特有的歸屬感。認同關 係建構的過程充滿了相互衝突行為者的彼此對抗。而其重點在於描繪 具有集體特色的行為過程中，各個行為體所形成多樣的意識形態；同 時也討論在跨越國家所形成的邊境時，這些意識形態在國內與國際間 所產生的顯著作用，也就是強調認同所具有的「國際間」（interna-tional）特性。33_{在國際環境，認同被認為是如何維持弱勢行為者能與} 強勢行為者共處於一個環境而不會有受到侵略的感覺的條件。即弱勢 團體如何在保有其本身認同的安全感之時，還可以透過形成共同體 （或是國家、國際組織）的方式建立集體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34 認同是關係(relational)的產物，國家認同是透過類別化而區分我群 與他群間的差異而出現，因此如果沒有彼此的互動，沒有相對應的參 照團體存在，便無法產生國家認同。認同包含了兩個層次，一是國家 內部認同，一是國際間各國彼此的相互認同，認同除了建構國家的主

Peter J. Katzenstein, op. cit., p.6.

Ronald L. Jepperson, 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Peter J. Katzenstein, op. cit., p.33-34.

Peter J. Katzenstein, op. cit., p.6; Amir Pasic, “Culture, Identity, and Security: An Overview,” Project on World Security (New York: 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 1998), p.4.

體性之外，同時建構了國際間各國之間彼此互動的文化和環境，影響 國家在國際環境中的定位，直接影響到國家對於安全議題的考量。35_所 謂的國家內部認同是指一國人民對於所屬國家主體的基於文化、社會 或政經條件所建立的共同的情感，同時藉此以區分「我族」與「他 群」。一個國家如欲建構強勢的國家認同，必須仰賴於明確的國家定 位和主體的建立。就國際間各國彼此的認同關係而言，根據社會認知 主義學者的觀點，國際間各國相互認同的建立必須依賴正面和負面參 照團體的存在；正面參照團體的功用在於使國家確認其在國際社群中 的存在價值；而負面的參照團體若對國家生存的持續壓制，則會強化 國家對防衛自我價值以與其抗衡的態度。進一步而言，正面參照團體 的存在對於國家的自我認同有兩項作用，一是提供政權的合法性(leg-itimacy)，並且使主權在維持國內政治與社會秩序的行動上具有國際的 效力；二是它提供領導(leadership)，亦即一旦國家和正面參照團體關 係密切，則對於參照團體的互動便趨向於合作，並接受其政策的建 議。所以一旦國家失掉了正面參照團體，便會出國際間認同危機，進 而使得國家的國際地位受到影響。36 就文化與認同的關係而言，Thomas Fitzgerald 認為文化是人們形 成「我們是誰？」、「我們應該如何活動？」、「我們應該往那裡 去？」等意識的基本框架，而認同關係則是扮演一種運作的角色，它 具有工具傾向，以解決團體成員所面臨的特殊環境和狀況，而認知的 多樣性及普遍圖樣的建構是構成文化與認同關係的核心特色。37_但整體

Muthiah Alagappa, op. cit., pp.27-64.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Kim, “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Kim ed.,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31; 袁 鶴齡，〈國家認同外部因素之初探─美國因素，中國因素與臺灣的國家認 同〉，《理論與政策》，第 14 卷第 2 期，2000 年 7 月，頁 147-148。

而言，文化和認同並非具有相同的形態，文化傳統上滿足了本質上象 徵性的需求，用以描述團體的認同；但是當個人或是團體為了滿足多 樣的需求時，文化也有可能受到認同關係的改變而有所轉變，文化和 認同之間基本上相互影響，相互建構。38_{而國際間國家相互認同所形成} 的文化的氛圍，進一步回饋至國際環境中，而成為國家互動的基礎。 文化與認同的關係可用下圖表示： 圖 2

of New York Press, 1993).

R. Cohen, “An Advocate’s View,” in G. O. Faure and J. Z. Rubin,

Culture and Negotiations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由上述的定義可以了解，文化與認同的主體並非單指傳統國際關 係的主體─國家，而同時也泛指各類參與國際活動的行為者，包含了 種族、跨國企業、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NGO)或是人道團體。在傳 統的國際 關係研究中 ，文化和認 同的主體是 國家（尤其是 民族國 家），但當國家不再是國際間唯一的行為者時，文化與認同的影響範 疇便日益廣泛。這同時也凸顯了國際環境所具有的「社會性」，在國 際環境中，行為者的互動可以創造新的文化和認同，這些互動的依據 被稱為「規範」(norm)，39_{指的是在自然及生活世界中各種互為主觀} (intersubjective)的觀念，而這些觀念定義了行動者、行動者活動的環 境及各種不同行動的可能。而這種規範是根源於各種不同的社會事 實，並因此定義其社會角色，進而產生有意義的行動。而當一種觀念 形成一種規範的時候，它不僅會限制行動者，更會形塑行動者的角色 及行動。在國際社會中，規範對於國家利益關係的界定更為重要，因 為一旦在國際系統的社會結構中被認定為何種角色，其實便隱含了被 認定為應該採行何種合理的行為及扮演適當的角色，以追求屬於國家 的某些特殊利益。40 根據這樣的定義與背景，文化和認同因素對於國家安全產生下列 的影響：

一、認同因素對於國家安全研究的影響

（一）就國內層面而言 國家認同對於國家安全的影響主要和三個議題有關；一是國家認

Gregory A. Raymond,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Norms,”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41, 1997, pp.205-246; Peter J. Katzenstein, op. cit., p.5.

Theo Farrel, “Constructivist Security Studies: Portrait of a Research Progra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4, Issue 1, 2002, pp.49-72.

同的建立，和國家的政治意識形態(political ideology of the state)， 國家認同使一般民眾對於國家的目的，傳承和象徵視同和自己一般； 而政治意識形態則是定義了政治統治的結構，此二者的結合形塑了國 家的階層體系、社會政治秩序，及人民生活的價值。但有時國家認同 是一種被給定的過程，是一種有意識的建構，而這往往造成了國家內 部的衝突。41_{二是統治的規則，它包含了傳統權力的獲取、運作及如何} 有效的控制與國家權力掌握的反抗。三是國內的衝突有可能是來自於 資源分配的不滿，這樣的不滿有可能存在於宗教、種族、階級之中。 如果威脅是來自於國家認同，則可能會影響政治和領土的統合；如果 挑戰是來自於合法性和正當性問題，則會影響到國內秩序和政治的穩 定。國內情勢是否穩定對於國家安全會造成重大的影響，因為內部爭 端恰好給俟隙的外敵有介入侵犯國家主權的機會。當認同衝突超出國 界而威脅到國家安全時，國家往往無力解決，而必須仰賴強權與國際 組織的協助，這種情況嚴重影響到國家存在的價值。因為安全是國家 核心議題，而國家的存在一方面表達了治權獨立的性格，而另一方面 也包含了族群統一的文化意涵。如果國家受到認同問題的衝擊而無法 維持強勢的國家認同，國家存在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便會受到質疑，必 然直接影響國家存在的價值，如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便是如此。42 關於認同的形成，可大約分成三種形式；建構論(constructivism)、工具論

(instrumentalism)及原生論(primordialism)。Amir Pasic,“Culture, Identity,

and Security: An Overview,” in Project on World Security (New York: 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 1998), pp.9-10; Paul C. Stern, “Why Do People Sacrifice for Their Nations,” in John L. Comarroff and Paul C. Stern, ed., New Perspectives On Nationalism and War (Amsterdam: Gordon

and Breach, 1995)；施正鋒，《美中臺三角關係─由新現實主義到建構主

義》（臺北：前衛出版社，2001 年），頁 3-5。

第三世界的安全考量除了外在的敵國之外，同時還有國內社會動盪的危機和 國際體系的壓力。Ayoob 指出，第三世界不安全的因素存在三個方面，國

（二）就國際層面而言 國家所具有的身分及因此身分所產生的互動關係，會使國際體系 呈現出不同的行態；如在自助(self-help)的系統中，國家和國家的認同 關係是負向的，每個國家都恐懼對方，使得國際關係形成一種零和遊 戲，這種系統中，國家的重點在於發展自身的力量，同時運用這些力 量，以建立自我防衛的合作協定。而在合作的安全系統中，國家和國 家的關係並非全然是負向的，甚至可能是正向的，在這種情況之下， 各國認為對方並不會對彼此造成立即的威脅，因此對於安全的考量便 比較有限及簡單；而如果一定程度的合作關係可以為彼此創造有利的 環境，國際體制的合作關係便有可能建立。另外則是集團安全，這種 關係是以深植於文化制度之中的國家利益和認同關係為基礎，此種方 式較之於合作性的安全關係更可以避免強權的彼此鬥爭。在這樣的團 體當中，由於文化和認同的關係，使得其中的國家可以在相互認同的 基礎之下，凝聚成一安全社群，各國對於彼此的安全都有助益，同時 由於政治上的衝突逐步消弭，各國也並不希望透過武力的方式來解決 彼此的問題，使得武力的使用變成一種非法的手段。43 不論從國內或是國際層面而言，認同問題對於國家安全最大的影 響在於弱化了傳統國家在安全議題上所扮演的強勢角色：就正面的角 度而言，認同的多元性可使過去受到忽略的安全議題重新受到重視， 安全議題重新回歸到以個人的安全保障為最高考量；而連帶也使國家 必須採行更為積極的策略來解決認同衝突的問題，間接也可能提升了 國家的能力和國際的合作關係。但從負面的角度而言，國家領導人往 往希望可以透過國家機器的運作，有效的掌控複雜的認同衝突。不可 諱言，許多第三世界的國家領導者確實是運用認同衝突維持本身政權 內、國際和區域，而以國內問題最為嚴重。請見鍾秋慧，《國家安全的文化 面》，頁 35-42。

的穩固。但一旦認同衝突超過國家所可以控制的範圍，其所形成的衝 擊反而使國家有瀕臨崩潰的危機，而造成政權更迭的情況。這種情形 在多種族的國家更是明顯，南斯拉夫的爭端便是最好的例子。而外力 的引進又有可能使國家的自主性喪失，淪為強國的附庸。

二、文化因素對於國家安全研究的影響

Amir Pasic認為文化因素對於國家安全有兩個基本的作用，一是 調整國家的利益；一是建構國家的利益。44_{文化因素對於國家利益產生} 調整作用時，它可以發揮如同遊戲規則一般的指導作用，規範那些行 為是可行的，那些是不可行的；如若干國家對於武器的擴散有共同的 認知，便有可能建立防止武器擴散的機制。這些文化的認知會迫使國 家建立共識。再者文化因素也可以使若干國際間的避免衝突的強制力 量合理化，或者降低執行上的成本損耗。 而在建構國家的利益上，文化因素較之於調整國家利益可以發揮 更為積極的作用。它不僅指出那些行為是可行或是不可行的；它同時 更可指出何為互動的目標、合理的行為。45_{國際間共同的安全文化對於} 國家地位有下述的影響：46 （一）文化環境可能影響到行為者的行為 國際間的善意和敵意的互動關係也具有文化條件，Stephen Peter Rosen認為國家整體的防禦和攻擊能力實際上取決於文化系絡，而並非 是軍備上的差異或是不足。社會文化上的分歧才是國家安全上的致命 傷，國家軍力會因此減損，同時暴露自己的缺點，使敵人有可趁之 機。47_{如加拿大和古巴在對於美國的態度上是對立的態勢；但一旦兩國}

Amir Pasic, op. cit., p.25. Amir Pasic, op. cit., pp.20-25.

Ronald L. Jepperson, 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op.

面臨同樣的威脅時，有可能兩國便會成為聯盟國家，因此若干理念因 素在國際層次是具有影響力的。文化環境也有可能完全改變國家在國 際社會中的地位。如由於尊重殖民地的合法地位與文化特殊性，使被 殖民地可以在國際監督之下以表決的方式來尋求獨立，避免發生戰 爭，這種情況在 19 世紀以前是很難想像的。 Jepperson等學者也建議以社會學的觀點來檢視國家彼此之間及國 家和國內外環境之間的互動；他們認為，行動者和環境之間的關係是 雙向建構的(mutually constitutive)。雖然國際環境對於國家行為有極 大的影響力，但是國家的行為也會影響到國際環境，因此要研究國家 外交政策取向與其行為模式，必須從國內環境（文化─制度）的角度 著手。48_{Christian Reus-Smit 便曾對希臘城邦、義大利公國和歐洲王} 權國家進行分析，說明主權國家可以建構國內文化並反饋到國際環 境，主動塑造適合自己生存的空間。49_{依循此一思考，國家安全的問題} 並非只有國家本身的考量，更受到國際間對於安全問題認知的影響， 而兩者之間是相互建構的。 （二）文化環境可能影響到行為者的部分屬性

Robert Jackson及 David Strang 便認為國際社會對於一個國家合 法主權地位的認知可以增強或是減弱國家生存的能力，甚而國家屬性 也會因此而改變。50_{所謂的民主和平(democratic peace)的情況便是顯}

著的例子，民主和平理論主張如果一個民主國家，擁有市場導向的經

Stephen Peter Rosen, “Military Effectiveness: Why Society Matte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4, 1995, pp.3-5.

Ronald L. Jepperson, 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op.

cit., pp. 33-75. 摘引自鍾秋慧，《國家安全的文化面》，頁 15。

Christian Reus-Smit, The Moral Purpose of the State: Culture, Social

Identity, and Institutional Rationa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鍾秋慧，《國家安全的文化 面》，頁 17。

濟機制，同時與國際社會密切結合，那其與其他具有相同條件國家發 生戰爭的機會便會變小，主要是因為彼此認知到如果發生戰爭，對於 彼此的共有價值和利益將會產生重大影響，所以傾向以合作和平的方 式來解決問題，即便開始之時存有歧見，也可透過制度性的互動協商 解決衝突，進而增進彼此的合作，並減少戰爭的可能。51_{根據民主和平} 理論，各國之間對於民主精神和市場經濟的規範認知，及對於各國主 權地位的尊重，會促進各國和平文化的建立，進而使各國發生戰爭的 機會大為減少。 （三）文化環境可能會影響到所有行為者的整體存在 國際間共有的安全文化可以促進各國對於安全問題建立共識，這 些無形的共識可以進一步落實為有形的制度、規章或是組織，進而影 響各國的國家安全。這些制度規章包含了諸如主權規則、國際法；或 是制定若干有關於國家地位、主權狀態，及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有關 科技和政治、社會活動的共同標準。而眾多國際集體安全組織的建 立，與各國的彼此認同與文化環境有著密切關係，如北大西洋公約組 織(NATO)、歐洲安全組織(OSCE)等。在參與這些國際性的安全組織之 時，重要的不僅是會員資格的取得，更重要的是各國必須透過對於安 全問題的共同認知，調整彼此的行為，才能使組織發揮更大的作用。52 由此可知，一個國家如果要獲得生存發展，必須建構一套適當的 文化制度，順應國際趨勢並與其相接。這樣的文化建構必須同時滿足 國內與國際認同的需要，如此才能彰顯國家的文化和主體性，藉以維 護國家的安全。

Ronald L. Jepperson, 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op.

cit., pp.33-34.

Edward Newman, “Human Security and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2, 2001, pp.248-249.

參、結論

冷戰結束之後，認同與文化問題已經成為國際關係分析架構中的 重要概念，而並非僅只是標誌而已；新現實主義學者及新自由學者已 逐漸了解這個概念的重要性。如 Waltz 便認為在無政府的架構之下，會 傾向於產生一種單元(unit)；Stephen Kranser 則認為要將「制度的」 途徑納入對於國家利益的考量；Keohane 稱此為「社會學的」(sociol-ogical)途徑，而且對於國家利益的研究有重要的影響。53 在當今的國際環境中，也許如全球主義者所言，國家角色和重要 性正在逐漸下降，相互依存情況的快速增加，使得國家不再是政治和 經濟安全的唯一有效動力，多國合作可以取代部分國家的功能。54_但即 使國際間相互依存的現象日益頻繁與複雜，相較於其他行為者，國家 依舊是國際環境中最重要的行為者，如果沒有國家，許多重要的依存 關係實際上是很難推動的，這種情況以安全議題特別明顯。從積極的 角度來看，相互依存的現象也許使得許多非政府的機制和組織更形重 要，但也相對的強迫提升國家解決問題的能力，甚或改變國家的內涵 和意義；從消極的角度而言，冷戰結束後的國際體系，是處在一種反 整合和破碎化的情況。許多主權國家仍舊是固守民族自主性，使得許 多結盟機制不是瓦解，便是結合鬆散，而更嚴重的是造成了血腥的族 群內戰（如南斯拉夫）。根據統計，自二次大戰以來，共有 82 次武裝 衝突，但其中便包含了 26 次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國家和國家之間的衝

Ronald L. Jepperson, 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op. cit., p.33-35.

Oran Young, “The Actors in World Politics,” in James N. Rosenau, Vincent Davids and Maaurice A. East,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突，仍舊是國際衝突的主要形式。55_{因此不論是從積極面和消極面而} 言，國家角色或許有所轉變，但要完全的被取代甚或消失，基本上是 有其困難的。而安全議題和國家的存在息息相關，而安全也是國家眾 多價值中最難以被取代的核心價值之一。因此在現階段國家存在的必 要狀況之下，所有的國家都必須針對文化與認同問題提出有效的策略 以解決其對國家安全的衝擊。整體而言，國家在面對文化和認同問題 的衝擊時，根據不同國家的特性，有下列可能的結果：

一、建構國際間的「文化霸權」

國際間的強權國家可以透過操弄認同關係與文化因素，透過國際 組織或機制，建構有利於本身的安全戰略，進一步鞏固其強權的地 位。所謂「文化霸權」的觀念不僅存在於國家內部，同時也存在於國 際之間。Edward Said 便認為，就某種程度而言，無論是現代或是原 始社會，都會運用非我族類的負面思考，找到集體認同。而最重要的 是人們的認同有時不僅不是自然穩定的，而且更是被建構或是創造出 來的，國家在背後大量且有系統的發展文化霸權。56

二、策略的調整與轉換

除了上述的選擇之外，若干國家在面對文化和認同問題衝擊時， 採行的作法是調整與轉換，意即使國家扮演更為靈活而有力的角色， 透過建構多樣的文化策略，以應付層出不窮的文化與認同問題，這可 稱之為國家的「文化戰略」。57_{國家安全的文化戰略依賴於強而有力的} 郝思悌(K. J Holsti)著，李偉成、譚溯成譯，《國際政治分析架構》（臺 北：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 年），頁 375。 薩伊德(Edward W Said)著，王志弘等譯，傅大維等校訂，《東方主義》 （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年），頁 75、498。 文化戰略可以同義為「發展、分配和使用國家文化權力資源來達成文化政策 目標的科學和藝術」，有關於文化戰略的討論請見孫弘鑫，《1950 年以後

國家主體，進一步據以建立國際認同，同時在國際互動中，形成有利 於國家安全保障的文化環境。其目的並不是在於掌控全球的安全態勢 和鞏固國家地位，而是在維持本身的安全。

三、國家弱化

而如果國家能力微弱，無法建構強大的內部認同，便無法在國際 環境中凸顯國家的文化特色，一旦產生這種情況，便有可能受到國際 社會的邊緣化，也就更無法透過國際間集體認同的方式，取得安全的 保障，只能形成依附性格，成為強國戰略安排下的附庸。 總之，認同與文化問題是一把兩面刃，有效的控制和處理可以強 化國家認同，建構強勢的國家主體性以維持國家安全；反之，一旦處 理失敗，國家不是面臨崩潰的危機，便是成為強國附庸而喪失國家自 主性。Raimo Vayrynen 便認為當前國際間的衝突是存在於各國的文 化、政治、經濟條件之中，強權國家的政經和軍事力量或許可以產生 影響，但並不能造成全面的改變。在複雜的國際關係中，大國的行動 自由也有可能受到文化和認同因素的限制，而這便是弱小國家爭取國 家安全自主權利的機會。58_{或許當前對於文化和認同因素的討論仍有許} 多爭辯，但不可否認，文化和認同對於安全議題的影響正日益擴大。 如何面對認同與文化因素衝擊而採行有效的措施，將是未來國家或是 國際安全體系所必須深思熟慮的問題。 （收件：2003 年 7 月 21 日，修正：2003 年 12 月 24 日，採用：2004 年 1 月 9 日） 臺灣的國防觀點─從文化戰略到戰略文化的觀點》（臺北：淡江大學國際事 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Raimo Vayrynen,，〈不連續世界中的集體暴力：區域性現實與全球性錯 覺〉，《國際社會科學雜誌》，第 4 卷第 4 期，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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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Ident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Ding-gwo Yeh

(The lecturer of Air Forc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he Ph.D. candidate of Sun Yat-sen Institute for Interdisciplinary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argues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my viewpoint, I think culture and identity have become powerful elements in security studies. After Cold War, The material factor is not only the basic of national security, at the same time, the culture clash has become another potential factor that influence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911 are the best example. In this article, I try to survey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y culture and identity factors, and try to know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security research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 have three points of conclusion:

Culture and identity have become important factors of national security.

The scholar of mainstream international theory (like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have pay more attention to culture and identity research.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combine the cultural and material factors of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The effective culture strategy

will improve the func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