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本文設定的五個指標來看，中國在非洲的實踐與朝貢體系的傳 統頗多近似之處。就第一個指標來說，改革開放後中國雖不再以反殖 民主義或反帝國主義為口號，但將自身定位為最大發展中國家的作 法，便暗示仍將秉持南南合作的理念提供援助。與冷戰時期的援助政
策同樣不涉政治前提、不要求任何特權、派遣專家的待遇比照受援國 專家等，隱含的平等互惠規範，同時服務於物質利益交換與政治立場 的相互聲援，並成為非洲政策運作的基礎。
在第二個指標中，特別是在中非論壇的框架下，中國提供物質利 益的標準有二：其一，為是否堅持尊重雙方主權與領土完整的規範，
其實就是「一中原則」。唯有接受其定義的「一中原則」並與其建 交，方能參加中非論壇、接受中國的援助；其二，則為地主國天然資 源的多寡。但此標準僅影響援助規模大小，擁有愈多天然資源的非洲 國家獲得的援助也愈多。
在第三個指標中，中國對非洲的文化交流政策，無疑更貼近朝貢 體系強調的價值散播。除形象工程式的孔子學院外，更重要地是更貼 近民眾、紮根更深的文藝交流團、中國周與基層教師的培訓，在在顯 示中國正主動地透過多層次途徑輸出自有文化和價值觀，而在中國歷 史實踐中，此與唐朝接受日本遣唐使、新羅與越南留學生的政策邏輯 相似，均願以較寬鬆的條件補助留學生，或派遣官員赴外教化。
另一方面，「教化」為層級體系的核心國家對他國非常重要的政 策。古今中外的歷史實踐中，美英霸主、大東亞戰爭中的日本，與古 代中國都透過各種媒介向受教者傳遞特定價值、強力改造或潛移默化 受教者。例如文化中心、經費與圖書贊助、功德碑或牌坊等紀念物的 建造。而中國對非洲的交流政策亦有類似現象，除中國在冷戰期間援 助非洲的基礎建設必帶有紀念碑外，近年中國派遣至非洲的維和部 隊，也在各地設立類似紀念碑，再透過中國駐地主國使館的宣傳，確 立中國在非洲民眾的和平形象。
而從非洲民眾對是否支持中國成為國際社會領導者的民調結果變 化來看，上述推論也應可被驗證，在 2006 年後，若以「是否支持中國 成為國際社會領導者」為題對非洲民眾進行民調，非洲民眾對中國的 平均支持度由 2006 年的 56.51 ％上升至 2010 年的 67.1 ％，此民調雖 未能全面反應所有非洲國家民眾的心理，也未反應此係中國政策所
致，但卻足可論證中國在非洲形象正逐漸好轉。
2006 2008 2010
ݰҒ٥ 資料來源：Bob Tortora, “Early Impressions: Africans on U.S., Chinese Leadership,”
Gallup World Polls, November 9, 2006, <http://www.gallup.com/
poll/25408/early-impressions-africans-uschinese-leadership.aspx>; Jon Clifton, “Worldwide Approval of U.S. Leadership Tops Major Powers,”
Gallup World Polls, March 24, 2011, <http://www.gallup.com/poll/146771/
Worldwide-Approval-Leadership-Tops-Major-Powers.aspx#2>; Julie Ray,
“China’s Leadership Better Regarded outside the West,” Gallup World Polls, April 29, 2008, <http://www.gallup.com/poll/106858/Chinas-Leadership-Better-Regarded-Outside-West.aspx>。
其四，透過中非論壇釋放的物質援助，針對聯合國大會，雙方雖 有會前會的協商機制，但立足點並不一致。此現象與朝貢體系的邏輯 相似，在單方面提供較多物質利益的基礎上，換取受援國在非物質利
益的回報。相較之下，中國雖因此獲得非洲部分油氣資源，但在物質 利益上仍有所損失，但卻能獲得受援國在政治上的支持，故仍可謂
「厚往薄來」。更重要地是，透過單向地釋放物質資源，中國對其和 受援國的雙邊關係、兩者在國際社會的立場擁有相對強勢的解釋權。
這雖不若過去的絕對解釋權，但亦可決定其和受援國間的雙邊規則與 雙方在國際社會中的立場，中國亦以該機制效用的評估基礎，決定是 否繼續援助。78
其五，中國政府高層訪問非洲的頻率與次數遠低於非洲政治菁英 對中國的訪問，除本文提出後者至少三到六年間訪問一次的推論外，
另一個支持其非洲政策較貼近朝貢體系邏輯的證據則是：愈弱小的國 家，其政府高層訪中的頻率和次數也愈高。這些國家的政府高層訪中 的次數也明顯多於其他國家。例如蒲隆地、葛摩聯邦、衣索比亞或剛 果民主共和國；而幾個非洲大國，例如南非、埃及與喀麥隆的政府高 層訪中的次數也較少，從這樣的分布來看，發展程度越低的非洲國 家，對中國不對稱順服的程度也愈高，而這樣的關聯性也反應在非洲 民眾中國印象的變化趨勢上，發展程度愈高的非洲國家（如南非），
其民眾的中國印象也愈低，而發展程度愈低的非洲國家，如馬利、喀 麥隆，其民眾對中國的印象也愈佳。
另一方面，訪問中國的非洲各國部級官員囊括外交、內政與國 防，雖不能因此證明非洲國家多數順服中國的秩序觀，但亦可推論非 洲國家在各面向的議題中均願與中國溝通協調。這樣的證據與推論也 符合朝貢體系的邏輯，亦即不是體系結構與硬實力逼迫下的服從，而 是符號式的跟隨與順服。
中國曾檢視其功能與效用，並給予高度評價，因而願於 2009 年後繼續提出 下一波的援非行動計畫(Sharm el-Sheikh Action Plan for 2010-2012)，請見 Ian Taylor,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p. 8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