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昶雄，1916 年生，台北淡水鎮人，其成長背景類似周金波，同樣是公學 校畢業後前往日本留學，先後畢業於郁文館中學、日本大學齒科部，返台後也如 同周金波般開業齒科診所，同時也繼續日本留學期間的文學創作之路。其著有許 多小說、散文、詩、評論等作品，散見於《台灣文學》、《文藝台灣》、《台灣日日 新報》等刊物上，而重要的代表作包括〈淡水河之漣漪〉、〈奔流〉、〈梨園之歌〉、
〈鏡〉等，其中曾收入於 1943 年《台灣小說集》的〈奔流〉一文，更曾圍繞在 是否為「皇民文學」的問題，引起了褒貶不一的評價。71而〈奔流〉也成稿於「皇 民化」最為熾烈的 1942 年仲秋，但直到 1943 年 7 月，在幾經總督府保安課的多 方刁難與竄改下，才獲准刊載於張文環主編的《台灣文學》雜誌上，72同時，也 就是因為這幾段遭到「刁難與竄改」的文字部分，才成為最引人激烈評論的地方。
73
69 周金波，「我走過的道路：文學、戲劇、電影」，中島利郎、周振英編，前引書，頁 280-281。
70 周金波，「談我的文學」，文學台灣，第 23 期（1997 年 7 月 5 日），頁 233。
71 對於這篇小說，有論者認為是一篇皇民化作品，但也有論者認為是一篇站在台灣人的立場，
傾訴皇民化苦悶心聲的寫實小說。參見張恆豪，「世界觀的激盪──王昶雄集序」，張恆豪編，翁 鬧、巫永福、王昶雄集（台北：前衛出版社，2004 年），頁 321。
72 張恆豪，「反殖民的浪花──王昶雄及其代表作『奔流』」，張恆豪編，前引書，頁 366。
73 坊間關於「奔流」的中譯本大致可見兩種版本，即「許俊雅版」與「張恆豪版」，兩者最大的 差別在於內容敘述上鼓吹「皇民」意識的多與寡，「許俊雅版」的譯本似乎較為完整，而「張恆 豪版」則認為那些感覺「突兀」的文字，都是「日本官憲的偷天換日，有些尖銳的地方被刪去，
而有些地方被硬生生的補充」，因此在台灣回歸中國後，為王昶雄改正而刪除不用。據筆者統計，
這兩種版本不一致的地方約有 20 處，為求本文焦點在於探討台、日人對「皇民」的想像，這些 刪除的部分，無論原本就是王昶雄的本意，或是後來日本官憲威逼添加的，都可作為探討的重要 內容，因此在此仍採用「許俊雅版」的譯本。參見許俊雅編，日據時期台灣小說選讀（台北：萬 卷樓圖書公司，2002 年）；張恆豪編，前引書。
〈奔流〉的主人翁為不知其名的醫生「我」、日語教師的「朱春生」（後改日 本姓名為「伊東春生」），以及「伊東」的表弟「林柏年」等 3 人。王昶雄透過在 母子、師生之間，對於「本島我」與「皇民我」盤根錯節般的理念、情感與糾纏，
以一個醫生特殊分析的凝視眼光，除了檢證了自身「我」的心理鬱結因素外，也 呈現出台灣人在「皇民化」運動中的掙扎、苦悶與徬徨。
在文本中，從日本留學返台的「伊東」，在「皇民化」運動下，不但以日籍 丈母娘為母親，而且數典忘祖，與原來的生父母家庭決裂，不顧他們的病痛死活，
且致力於去除故鄉鄉間的「土臭味」，可以說，其言行舉止已完全「日本化」，充 分表現出一個「皇民我」的態樣，也因此他不但認為本島青年「沒有懷抱太大的 夢，直接了當地說，殖民地的劣根性經常低迷不散」，並認定其中的根源就在於
「無法離開自我的世界」，74這裡他所不屑的「自我」，正是指涉尚未進入「皇民 我」之前的「本島我」，而這種「本島我」在他的眼中，正是視野狹窄，更遑論 氣節、氣概了，因此非得重新改造學習不可。而「柏年」則成為與「伊東」截然 對比的另一端，面對其表兄的不顧親情，數典忘祖的不齒行徑，他所代表的正是 剛毅不拔、純真正義，雖然不以「成為日本人」為恥，但更以自己故鄉血液為榮 的台灣青年，因此他拼命地想打垮像「伊東」那種「身為本島人，卻又鄙夷本島 人的傢伙」，75而這樣的體認，在他前往日本學習劍道之後，獲得了更深一層的 認知：「我愈是堂堂的日本人，就愈非是個堂堂的台灣人不可。不必為了出生在 南方，就鄙夷自己。沁入這裡的生活，並不一定要鄙夷故鄉的鄉間土臭。不論母 親是怎樣不體面的土著人民，對我仍然有著無限的依戀。即使母親以那難看的外 表到這裡來，我也不會有絲毫的畏縮。只要被母親擁在懷裡，是喜是悲，就像幼 兒一般，一切任其自然」。76
「伊東」與「柏年」這 2 位小說人物，同樣地選擇了前往殖民母國留學，也 同樣地違背了家人對他們進入醫學校深造的期待：前者選擇進入大學的國文（日 文）系就讀；而後者則是進入武道專門學校學習劍道。儘管動機與目的有所不同，
但兩人都不約而同，選擇了最能展現「日本精神」的「文」、「武」內涵之象徵─
─「日語」與「劍道」。日本殖民者向來視「日語」為「日本人精神上的血液」，
聽說讀寫，甚至教學日語，不但可以涵養日本精神、認識日本國家個性、體會日 本國體精髓，從而使得台灣人具備日本人的性格，求得台灣人的最大幸福，這可 以看作是屬於「日本精神」之「文」的一面；而「劍道」所使用的刀劍，從古代 即是作為日本帝位象徵的 3 種神器（玉璽、寶鏡、寶劍）之 1，如同祈禱、祭祀、
74 王昶雄，「奔流」，許俊雅編，前引書，頁 358。
75 王昶雄，「奔流」，許俊雅編，前引書，頁 379。
76 王昶雄，「奔流」，許俊雅編，前引書，頁 389。
神祐等象徵性的效用般，77同時，劍道精神也代表著不怕死、負責任的精神，這 種精神在中世紀以後被武士階層徹底發揚光大後，廣泛地為其他社會階層人士所 接受，成為實際上日本精神的代表之一，這可以看作是屬於「日本精神」之「武」
的一面。這在受到當時日本殖民帝國的影響，以及面對日本對世界局勢的重要意 義來說，兩人嘗試以「原汁原味」的方式，來瞭解與學習日本的文明精神與哲學 遺產，也是可以想像的，但回過頭來，仔細推敲兩人個別選擇的動機與目的，其 中最重要的共同點，就是希望能得到與日本人毫無二致的平等，而差異點在於，
「伊東」似乎以口說、教授流利，甚至比內地日本人還道地的日語，完全地沁入 日本人的生活，來與「本島人」區隔開來，並且也以作為一個「皇民我」為己任；
而「柏年」則雖全力將原本屬於日本「國技」的劍道，變成自己的東西，企圖用 身體、鮮血來連繫所謂的「大和魂」，但打從心底卻未曾鄙夷過自己的南方故鄉，
依然懷抱著「本島我」的赤子之心。
至於那位不知其名的醫生「我」呢？他原先也像「伊東」般，以沁入日本人 的生活為榮，舉凡日本的插花、茶道、劍道、衣著、居所，甚至是日本的「冬陽」，
在「我」的眼光或記憶中無一不美、無一不好，他這麼形容在內地期間的生活：
「我在內地所過的 10 年生活，決不是全都愉快的回憶，但我發現了真正的日本 美……，體驗到把我那接觸到比憧憬更高更高的理想的精神，從根抵搖撼的事 情，就是在這期間。自己不能甘於出生於南方的一個日本人，而非成為純粹的日 本人，心便不能安。並不是自動地努力於內地化，而是在無意識中，內地人的血，
移注於自己的血管內，在不知不覺中，已靜靜地在流動般的那樣的心情」，78同 時，也正是由於不甘於自己「不純」的血統，因此每當在日本內地碰到別人問起 籍貫時，他總是會有這樣「本能性」的直接反應：「不知是什麼心理作用，大抵 回答四國或九州。為什麼我有顧忌，不敢說是『台灣』呢？因此我不得不經常頂 著木村文六的假名做事情。到浴堂去，到飯食店去喝酒，都使用這名字。自以為 是個頗為道地的內地人，得意地聳著肩膀高談闊論。有時胡亂賣弄一些江戶土 腔，把對方唬得一愣一愣的。因此，跟台灣土腔很重的友人在一道時，怕被認出 是台灣人，為之提心吊膽。當假面皮就要被揭開時，我就會像松鼠一般逃之夭夭。
10 年間，不間斷的，我的精神都在緊張狀態下」，79而類似這種「本能性」的反 應，亦出現於周金波所說在東京見到「灣生」（在台灣出生的內地日本人）時產 生的「警戒信號」般，是一種深怕「吹破牛皮」的防衛心理，同時，無可避免地 從中也摻雜著些許不安、猶豫、屈卑的心態作祟。80
77 「劍道的歷史」，http://www.dyu.edu.tw/~clubg4/paper/kendo/what/star.htm。
78 王昶雄，「奔流」，許俊雅編，前引書，頁 363。
79 王昶雄，「奔流」，許俊雅編，前引書，頁 373-374。
80 周金波，「灣生與灣製」及「我走過的道路：文學、戲劇、電影」，中島利郎、周振英編，前
當然，「我」畢竟還不同於面對親友的任何批評、詆毀，仍能泰然自若的「伊 東」，因此「我」對自己鄙夷故鄉台灣的言行醜態，內心不時有種天人交戰的糾 纏，因此只有不斷地給予「合理化」自己行為的理由，他不但一方面強調「台灣 人決不是中國人，也不是愛斯基摩人。不僅如此，和內地出生的人，沒有任何不 同。要有榮譽感！要有同是日本臣民的榮譽感啊」，同時，另一方面也認定「我 死勁地隱藏自己的本性，豈不是對那常賜給我溫牀的母鳥慈愛的翅膀的一種渴求 嗎？那種心情，換句話說，並不是被強迫才這樣努力的，是一種憧憬的心，在不 知不覺間，使我浸染於那種生活，精神的。我是在渴求，是對宏大的慈愛的迹近 貪婪的渴求」。81照理說，「我」如此積極從事自我心理的調適，對於「伊東」崇 日媚外的舉措，應該是最能感同身受的，只是面對與「伊東」強烈不同，又代表
「純真」的對照組──「柏年」出現在眼前之後，「我」有如提壺灌頂般，幡然 覺悟了，自責以往種種行為只因心裡烙印著「內地冬晴的驚人的美妙」，竟遺忘 了「故鄉常夏的好」，82在「我」痛感自己對鄉土的愛心不夠之瞬間，「我」也重 新找到，並且回歸了原來的「自我」。
「純真」的對照組──「柏年」出現在眼前之後，「我」有如提壺灌頂般，幡然 覺悟了，自責以往種種行為只因心裡烙印著「內地冬晴的驚人的美妙」，竟遺忘 了「故鄉常夏的好」，82在「我」痛感自己對鄉土的愛心不夠之瞬間，「我」也重 新找到，並且回歸了原來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