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靑楠」的心路歷程相當一部分反映了陳火泉當時的精神狀態，
儘管他一如周金波般鼓吹台人志願從軍，最終亦選擇成為「皇民」，91然而，像「青 楠」一樣，他必須，也應該覺悟，殖民者所說的「一視同仁」終究不過是句口號，
它無法掩飾「內地人」與「本島人」之間的不同，倘若要超越現實中的差別待遇，
就必須邁向「皇民之道」，只是以前種種的思索方式，如什麼「應與日本民族傳 承同一的生活型態」啦、什麼「日本精神」啦、什麼「國語思考」啦等等全都不 頂用，「本島人」能否成為「皇民」，就在於「非朝著同一目標，對同一敵人，本 島人與內地人一起流汗，一起流血」，換言之，其關鍵就是「死」這麼一回事，
亦即「生與死兩者之間擇其一，就是速速安頓死這方面而已」，92諷刺的是，日 本殖民台灣近 50 年的當時，也只有在死神面前，無論是「本島人」或「內地人」、
「台灣人」或「日本人」，人人才能「一視同仁」、「內台合一」，生不能成為「日 本人」，死可選擇成為「日本鬼」。如此而言，這是「靑楠」，也是陳火泉選擇成 為「皇民」的心理最大諷刺之處。
四、吳濁流的「皇國／民」想像
吳濁流，1900 年生，新竹新埔人，台北師範學校畢業後，曾任公學校教師
89 陳火泉，「道」。
90 陳火泉，「道」。
91 陳火泉本人在前述「關於徵兵制」的座談會上是這麼說：「開始實施徵兵制度時，就已經等待 這一天的到來，果然有新的感動，知道這件事時，有從此之後非要作得更實在不可之感」、「日本 的軍隊如同天皇的手足，被選上的軍隊要把尊皇攘夷當作思想中心，這是 3 千年之間被教導訓練 而成的傳統，因此大家每個人都能大叫著天皇萬歲而死。……要 650 萬融成一體地去反省不可，
首先一定要在精神上坦誠地享受尊皇攘夷的精神…不把這精神以身體力行不是就沒法追得上時 勢嗎？」，參見「關於徵兵制」，中島利郎、周振英編，前引書，頁 237。
92 陳火泉，「道」。
達 20 年之久，因受同事激勵，由漢詩寫作開始投入小說創作。嗣後，因抗議日 本督學公然侮辱台灣教員，憤而辭職，並於 1941 年前往大陸南京，出任《大陸 新報》記者，未幾返台，發表〈南京雜感〉，並開始撰寫其最重要的代表作──
長篇小說《胡太明》（後改為《亞細亞的孤兒》），「亞細亞的孤兒」一詞一度成為 台灣人心靈的真實寫照，戰後更傾其積蓄創辦《台灣文藝》雜誌，影響台灣現代 文學發展相當深遠。吳濁流亦屬難能可貴的多產作家之一，其代表作尚有〈水 月〉、〈先生媽〉、〈陳大人〉、《無花果》、《台灣連翹》等長、短篇小說 10 餘篇。
(一) 〈水月〉與〈先生媽〉：
〈水月〉為吳濁流系列小說的處女作，發表的時間正是日本殖民政府著手推 動「皇民化」運動之際。〈水月〉的主人翁是台灣一個受過中等教育知識分子「仁 吉」，隨著同等學歷，甚至年資較淺的會社日本同事陸續升職，待遇津貼及福利，
又較本島人為高，生活安定，衣食無缺，兩相對照之下，不禁徒負呼呼。因此只 有寄情於年輕時期所懷抱赴日留學，追求更好生活的夢想了，只是這樣的美麗蕩 漾的夢想，在現實生活的千斤重擔壓力之下，也只能如同水中之月般，依稀看得 到，卻永遠也搆不著。〈水月〉基本上戳破了殖民者「內台合一」、「一視同仁」
宣傳口號的謊言，無疑地是對向現實低頭，以求榮華富貴的知識分子，甚至少數 暫獲寵信「御用士紳」的當頭棒喝，只是這樣的「棒喝」，對於選擇像「仁吉」
那樣道路的知識分子，對於殖民者給予的糖衣毒藥早已疲乏的感覺神經，已完全 失去警示的作用。因此，無論在吳濁流的後續小說，或在現實的被殖民世界裡，
他──「仁吉」的奴性不滅形象，都成為一再出現的鮮明典型，93舉凡〈先生媽〉、
〈陳大人〉、〈糖扦仔〉等，皆可以窺見「仁吉」的身影。
而〈先生媽〉的主人翁呈現了 2 個極端且對立的角色：一方是御用士紳，同 時也是地方公醫的「錢新發」，他努力響應殖民政府的「皇民化」運動，並對通 過「國語家庭」的推薦、更改日本姓名等數典望祖的行徑而自鳴得意；另一方則 是他堅守民族傳統，維持漢人習俗，口說台灣話、身穿台灣服的母親「先生媽」。
「錢新發」非但時常身體力行，研究日本生活，實現日本精神，而且也努力指導 家族成員「成為日本人」，除了注意外在表象的姓名、衣著、住所之外，舉凡喝 茶、走路、娛樂、應酬作法等內在行為模式，無一不予以「日本化」，與此同時，
對於其他地方人士也陸續更改日本姓名的「日本化」行為，卻又抱持著鄙視與抵 制的態度與立場，除了個人的自尊心大受影響外，亦深恐其「日本人」的優勢身
93 葉石濤，「吳濁流論」，彭瑞金編，吳濁流集（台北：前衛出版社，2004 年），頁 272-273。
分與地位受到撼動，甚至被取代，因此，他憂心忡忡地認為：「改姓名就是台灣 人無上的光榮，家庭同日本人的一樣，沒有遜色。一旦改了姓名，和日本人一樣，
絲毫無差。然而剃頭的，補皮鞋的，吹笛賣藝的也改了姓名。他迄今的努力，終 歸水泡，覺得身分一瀉千里，如墜泥濘中，竟沒有法子可拔」。94這裡，可以看 出「錢新發」所代表的台灣「御用士紳」之虛偽與奴性，同時也顯現殖民當局在
「皇民化」末期推動的「改姓名」、「國語家庭」等運動，所欲達到將台灣人轉變
「成為日本人」而不求「內在質量」只求「外在數量」的假面，從而也能輕易察 覺出日本戰敗的徵候了。
(二) 〈陳大人〉
吳濁流在〈陳大人〉中所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另一種「御用士紳」的嘴臉。
文本的主人翁「陳英慶」，只因在殖民當局謀得一個「巡查補」（相當於副警察）
的一官半職，便仗勢著日本殖民者的撐腰，搖身一變，成為虎作倀、六親不認、
橫行無阻、魚肉鄉民的大惡霸。台灣的一般民眾，習慣上稱呼巡查為「大人」，
由於警察大人是能「任意罰人、隨便拿人、自由打人」，因此民眾普遍感覺著警 察大人都是無理可講的惡人，同時也相當害怕「警察眼」。95而「陳大人」最可 悲之處，就在於其必須較之日本巡查，更為嚴厲、高壓地貫徹殖民政策，藉以向 殖民者展示其「政治正確」的標誌，甚至還任意辱罵看不順眼的地方民眾：「你 們這樣的清國奴如何配做日本國民」；96而文本中也描述了日本支廳長的醜陋嘴 臉，即便只是為了強奪豪取地方士紳的古董花瓶，亦不吝惜動用殖民者的「軍威
」：「不喜歡日本政治的人，趕快回支那去。假使有輕舉妄動的人，我有這柄日本 刀，可以制裁」、「假使你們全島的台灣人妄動起來，日本有槍，有大砲，有軍艦
，任你們去幹都不怕」，97充分地展現了殖民當局採取「軍事鎮壓」與「同化政 策」兩手策略的絕對支配主義之特性。此外，令人諷刺的是，「陳大人」頭上那 頂「日本天皇陛下所賜」的烏紗帽，因為其貪得無懨，食髓知味，三番兩次向廟 會勒索錢財，令廟會管理人員不得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先是賄賂 了新來的日本巡官，再賄賂日本支廳長，如此上下夾攻，一經告發，便摜掉了「
陳大人」的烏紗帽，在此官帽不過是官帽，誰戴都可以，可以被放在「陳大人」
94 吳濁流，「先生媽」，彭瑞金編，前引書，頁 31。
95 「只怕警察眼」，台灣民報，第 106 號（大正 15 年 5 月），吳密察、吳瑞雲編譯，前引書，頁 19。
96 吳濁流，「陳大人」，彭瑞金編，前引書，頁 48。
97 吳濁流，「陳大人」，彭瑞金編，前引書，頁 43。
的頭頂上，同時也可以隨時被摘掉，98其中考量之因素，端看殖民主的「承認」
與否為最重要之關鍵。
(三) 《亞細亞的孤兒》：
吳濁流的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以故事的鋪陳與張力來看，較多數台 籍作家僅處理「內地人」與「本島人」之間的認同糾纏，增加了與多數台灣住民 的原鄉──「中國人」之間的認同矛盾，因此成為日據時期台灣文學經典之作而 當之無愧，這也是探討自我／他者相關問題的重要參考座標，本文將在第五章進 一步申述之。
《亞細亞的孤兒》的主人翁「胡太明」，出生於舊式地主家庭，其雖受祖父 儒家思想的身教薰陶，但幾經殖民教育的洗禮，亦完全認同殖民者的文化。只是 在受到所愛戀日籍女教員同事「內籐久子」的拒絕中，才初次體驗到民族之間的
「差別」，此種「差別」並非只是單純的人種差別歧視，實則是「統治者」與「被 統治者」、「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差別歧視。殖民當局所造成的「差別」， 當然還呈現在台灣住民的成長過程之中，舉凡住民的教育權、求職權、參政權等 等，但此時的「太明」在意識形態上，還無法與殖民者作斷然地決裂，甚至為了
「忘記過去的一切，到日本去留學，打開自己新生的扉頁」，99且為自己的選擇 而豁然開朗起來。然而，他到了東京之後，依然發現此等差別歧視，仍如影隨形 般地環侍在側，諷刺的是，歧視有時來自於「日本人」，有時卻是「中國人」所 給予的，從而也印證了萌生日本留學念頭之初，友人對他的忠告：「台灣人到任 何地方，依舊是台灣人，到處受人歧視，尤其是中國大陸，因為排日風氣盛行，
對台灣人也極不歡迎」，100因此希望堂堂正正地「承認自己是台灣人」，這樣的單 純告白竟變成一件不被討好之事。
而在「太明」學成返台，奔走求職之際，亦發現自己只不過成為受鄉民揶揄 的「高等遊民」罷了，101因此他夢想著一個可以自由呼吸的新天地，以便讓自己 從這個痛苦中解脫出來，因緣際會下，他接受友人邀請，橫渡隔海前往了大陸南 京，然而在登岸之初，卻得到友人的同樣叮嚀：「我們無論到什麼地方，別人都 不會信任我們。……命中註定我們是畸形兒，我們自身並沒有什麼罪惡，卻要遭
而在「太明」學成返台，奔走求職之際，亦發現自己只不過成為受鄉民揶揄 的「高等遊民」罷了，101因此他夢想著一個可以自由呼吸的新天地，以便讓自己 從這個痛苦中解脫出來，因緣際會下，他接受友人邀請，橫渡隔海前往了大陸南 京，然而在登岸之初，卻得到友人的同樣叮嚀：「我們無論到什麼地方，別人都 不會信任我們。……命中註定我們是畸形兒，我們自身並沒有什麼罪惡，卻要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