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甸政府在1988年遭歐美相繼制裁後，致力於經濟改革以突破困境，
1990年代首次成立工業區以鼓勵私部門從事製造業，但目標群體是國內製造 商，所以對於吸引外資的功效有限，而工業發展委員會（Myanma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mmittee）自2004年至2011年間戮力執行市場經濟改革，
在具有戰略與經貿潛力的區域設立18個工業區，並在迪拉瓦、皎漂、土瓦
（Tavoy）等三地陸續成立經濟特區（Min and Kudo 2013）。土瓦以及迪拉瓦 經濟特區是日本廠商的勢力範圍，2012年日本偕同泰國與緬甸一同參與土瓦 經濟特區的開發案，該地位於曼谷西方300多公里，毗鄰「大湄公河南方經濟 走廊」；而緊接著在2012年4月緬甸總統登盛（Thein Sein）訪問日本之際，兩 國簽訂關於開發迪拉瓦經濟特區的備忘錄，由緬日迪拉瓦開發公司執行，特區 並於2015年9月正式運作（宋鎮照 2017）。
迪拉瓦的投資環境是少數符合外資標準與信賴的經濟特區，位於該特區內
的迪拉瓦港是距離仰光約25公里的深水國際港，7可以停泊貨量超過1,000個標 準貨櫃的貨櫃船，以彌補仰光港基礎建設落後、貨物裝卸效率低下、大型貨船 堵塞等問題（商貿全接觸 2016）。Containerization and Packaging Holdings of Singapore係最早承攬緬甸港口管理局建設工程的公司，標案整體花費1億6,000 萬美元，然而由於當時仰光附近的聯絡道路與基礎設施非常低落，使得前兩 個貨櫃碼頭的進度遠遠不如預期，因此，三井建設投入橋梁、水門、港埠等 建設，上海振華重工提供橋式貨櫃起重機等大型機具，而振華重工乃央企—
中國交通建設集團—子公司（The World Bank 2018）。儘管當前迪拉瓦特區 內日本企業與工廠林立，但早期建設工程於1996年便由和記港口集團單獨取 得BOT特許，至今為止亦由其全資經營（The World Bank 2018; Win 2004）。
當時外資由於歐美制裁封鎖而對開發案卻步，使得和記港口集團相對輕易取 得特許開發權，並於1998年正式展開營運。這個時期乃是丹瑞（Than Shwe）
執政20年間的初期（1992~2011），這段期間是緬甸政局不穩的一次高峰，歷 經歐美各國更進一步的經濟制裁、召開國家議會（National Convention）制定 修憲綱領、改組並更名「國家恢復法律和秩序委員會」（State Law and Order Restoration Council; SLORC）為「國家和平發展委員會」（State Peace and Development Council; SPDC）（顧長永 2015）。
前任軍方領導人蘇貌（Saw Maung, 1988~1992）在內外交迫的情勢下黯然 辭職，將政權交由其副手丹瑞，不過後者無意加速政治改革，先是虛應故事 般地在1993年召開僅具橡皮圖章功能的國家議會，四分之三的成員由軍政府 任命，四分之一的成員才是1990年大選產生的國會議員；除了成員組成的不 正當性，修憲過程中軍政府主宰整個議程，遂導致反對黨的不滿並於1995年 集體抵制，而軍政府也就順理成章地在1996年4月暫停國家議會運作（顧長永 2015）。此外，丹瑞為了舒緩民怨，有意重組軍政府的權力分布，於1997年 11月正式宣布大規模改組SLORC，不過原先擔任緬甸軍事情報局的首腦欽紐
7 除了仰光（Yangon）之外，緬甸其他主要港口包含實兌（Akyab）、勃生（Bassein）、
皎漂、墨吉（Mergui）、毛淡棉（Moulmein）、土瓦、德林達依（Tenasserim）、維多 利亞角（Victoria Point）、山多威（Thantwe）。
（Khin Nyunt），進入SPDC後繼續鞏固原先屬於前軍政府領人尼溫（Ne Win, 1962~1988）的派系，並藉由職務之便大肆擴張個人權力，暗地抗衡丹瑞的獨 裁統治，直到2002年尼溫過世後才被當局以貪汙之名整肅獲刑44年（顧長永 2015）。
相 對 於 日 本 廠 商 盤 踞 在 迪 拉 瓦 ， 中 國 廠 商 的 勢 力 主 要 集 中 在 若 開 邦
（Rakhine State）的皎漂經濟特區，央企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於2015年取得 開發權，但由於當地種族與宗教複雜，包含佛教徒與信奉伊斯蘭教的羅興亞人
（Rohingya）衝突，以及距離其他主要商業都市過遠等議題，使得開發進度不 如預期。2012年6月與10月，若開邦首府實兌（Akyab; Sittwe）接連爆發血腥 衝突，本地多數族群對羅興亞人展開攻擊，導致大約90人死亡，自從該起事件 後，族群之間的仇恨言論在報章雜誌與社群網路瘋狂流竄，迫於壓力有將近10 萬羅興亞人逐漸遷離家園與居住在難民營，2015年5月大約有3萬名羅興亞人 試圖逃離若開邦，而數百名難民倒臥在孟加拉灣的照片，終於引起國際主流媒 體的注目（Cockett 2015）。
緬族與羅興亞人間的緊張關係確實彰顯若開邦的動盪，然而中信集團即便 意識到當地政治風險極高，也有2009年中國石油公司在皎漂輸油管線建設引 起民怨的前車之鑑（Cockett 2015），仍然孤注一擲以爭取皎漂經濟特區的標 案。對此，緬甸政府即使已經認可該集團的投資，但仍不得不暫緩批准（經濟 部 2017），影響所及，中緬雙方在2018年11月協議調整持股比例，中信集團 由原先的85%減資為70%，泊位數量則從10個調降至2至3個；而且，中信集團 也決定先行分發未來利潤給當地民眾，將150萬美元分給了周圍將近50個村落
（曾佳 2019）。中信集團針對皎漂經濟特區投資比例的調整及利潤回饋的承 諾，相當程度上取得緬甸政府與社會的肯定，而讓早先胎死腹中的港口工程有 了重生機會。
與泰國情況相似，發電工程也是繼港口工程之後中國廠商感興趣的PPI項 目。Nanli水力發電廠在2006年11月由另外一間央企—中國水利電力對外有限 公司（China International Water and Electric Corporation）取得30年的營造與經 營權，費用總計需要1億4,200萬美元，該公司擁有該計畫90%的股份，其餘 10%則是由當地的公司出資。同年12月份，雲南三家國營企業—華能瀾滄江
水電公司、電網有限責任公司、機械設備進出口有限公司—聯合取得瑞麗江 瀑布（Shweli River Cascade）的水力發電PPI。總投資金額高達41億4,100萬美 元，而這三家公司聯合出資80%，在2009年5月開始正式運轉（The World Bank 2018）。據《21世紀經濟報導》，當年華能集團能夠順利承接該項水力發電 工程，關鍵是緬甸資金短缺，而同意與這3家雲南地方國企合資興建；完成後 的果實並非由中國獨享，雙方協議電量85%提供給中國，緬甸除了分配到15%
的電量，也獲得20%水電站利潤與中企上繳的各項規費，而該水電站的經營權 將於建後40年交還緬甸政府（徐煒旋、梁鐘榮 2010）。
此外，這兩處水力發電工程的招標與建設，恰好是緬甸民眾對於軍政府 統治下，政治改革牛步、經濟急速下滑又一次。軍政府2003年頒布民主路 徑圖，以回應國際與國內社會對改革的期待，並企圖強化SPDC的統治正當 性，儘管該計畫詳列七大改革目標，卻未提出任何具體的時間表，而且軍方 勢力在不僅關鍵職位上仍然有絕對影響力，更具有解釋和接手國家僅狀態的 權力，依然扮演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否決者（楊昊 2015）。在經濟層面，據統 計緬甸2002年的通貨膨脹率是22%，2004年進出口相比前一年同期下降4.8%
與8.3%，石油價格上漲80%、蔬菜等民生物資價格高漲50-200%，種種困境 使民怨積累，終於在2007年9月爆發袈裟革命（Saffron Revolution）（顧長永 2015）。
相比Nanli與瑞麗江的工程，2006年由緬甸政府提議的密松大壩（Myitsone Dam）工程，卻沒有如此幸運，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公司乃中國五大國有電力集 團之一，當年承諾砸下重金投資密松大壩，而隨著資金與人員逐步到位，緬甸 總統登盛在2011年突然以生態破壞的考量叫停（薛健吾 2019）。該計畫流產 和經歷大規模的居民抗議的關鍵原因是，如果完全按照當初協商的方式進行，
中資將幾乎悉數涵蓋該項目的36億美元投資總額，導致民眾認為緬甸政府討 好圖利中國廠商，罔顧環境生態與地方工人權益（Lamb and Dao 2017）。是 故，此後除了中緬官方交涉，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公司也嘗試與克欽邦政府、村 落居民展開溝通，希望建立良好企業形象，以扭轉被片面擱置的密松大壩工程
（Mark and Zhang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