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本次會議主辦單位、早稻田大學亞洲穆斯林研究所一直以強調跨學科與跨 地域視野來探討亞洲穆斯林少數民族現象而著稱。此次邀集日、韓、台三地
（cultural-ethnic symbiosis）的觀點，來分析穆斯林與主流社會間的文化變 遷、社會適應與族群認同等現代性（modernity）議題，這對於東亞多族群社 會與文化多樣性的發展趨勢而言，確實提供了一個有意義的觀察角度。
2. 從小島宏與李熙秀兩位教授的論文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出日本與韓國近年 來所面臨的穆斯林少數民族的問題，其本質是屬於境外（主要是西亞、南亞 與東南亞）遷入的穆斯林移民（Muslim immigrants）在都會地區所形成的特 定聚落，及其與周邊原居主體人群之間所衍生出來的互動現象。雖然早在二 次大戰前，日本東京已有以土耳其人為主要組成部份的穆斯林人群聚落，但 其規模十分有限。近年來隨著經濟發展的需求，大批來自西亞、南亞與東南 亞的穆斯林移民開始在東京聚居，尤其集中在新宿附近的新大久保，這使得 伊斯蘭教的異國文化（exotic culture）很明顯成為東京「外國人」群聚中的新 興現象。而韓國首爾附近的 Itaewon 不但有類似的發展趨勢，當地的穆斯林 社區規模甚至大於東京的新大久保。然而，台灣雖然也有逐漸增加的境外（主 要是東南亞）遷入的穆斯林，但傳統中國大陸社會中說漢語的回民（回族），
自一九四九年之後亦有數萬人遷來台灣，成為在文化與族群特徵和漢人差異
不大的「台灣穆斯林」（或稱回教徒）。此次計畫主持人的提會論文即是以民
國九十四年發生的「吳宗憲辱教案」為例，來說明「台灣穆斯林」在漢文化 不斷衝擊下，其企圖保有特定的族群認同與伊斯蘭信仰的「邊界」，以及如 何在九一一事件後避免被污名化的種種因應心態。由此可見，當探討「東亞 穆斯林」這個概念及其衍生問題時，台灣與中國大陸「回民－回族」的歷史 文化與族群內涵，確實與日本、韓國的「穆斯林移民」現象有著極大的論述 差異。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中國大陸在廣州與浙江義烏等地亦因經濟發 展而出現來自西亞與南亞大批「穆斯林移民」的聚居現象，其性質與新大久 保及 Itaewon 十分類似，日後可以考慮發展出更多的相關比較研究，以充實 當代「東亞穆斯林」的實質意義。
3. 台灣的穆斯林社會發展，在本計劃主題－當代回族歷史意識的建構過程中是 一個很有特點的討論議題。其族群身份變遷與認同和當代中國大陸的「回族」所
面臨的相關衝擊有同有異。計畫主持人在〈民族國家、族群意識與歷史解釋的互 動意義－以海峽兩岸「回族」認定為例的探討〉一文中曾提到，其實在民國三十 六年南京國民政府制憲時，就有穆斯林代表提出以「內地生活習慣特殊之國民」
來指稱「內地回民」及「居住各處之回民」。依孫繩武所言，此一說法為其個人
所創，並將之納入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罷免法實施條例第五十二條中。此因「矧在 黨與政兩方面傳統的認識上，向不承認內地回教同胞為回族」。可見「族」原本 也是可以尋求定位的選擇之一，但最終還是以「內地生活習慣特殊之國民」來做 為妥協。按此說不僅意義含混，也使回民（回教徒）的身份在憲政結構下，出現 徘徊於「一般國民」與「邊疆民族」之間的窘境。不過，即使是像「內地生活習 慣特殊之國民」這樣的概念確有其爭議性，但其並未違背台灣穆斯林延續民國時 期「爭教不爭族」的基本原則，因此並未受到抵制。這其中多少都意味著，過度 著重於「族」的思維有可能會影響「教」的發展。對於像台灣穆斯林這種非伊斯 蘭國家內的穆斯林少數人群而言，宗教所代表的實質文化意義及其重要性，是遠 遠超過「族群」的身份的刻意界定及其結果。上世紀八○年代初，杜磊在研究泉 州地區漢化卻保有回族身份的社群案例時，特別會以未進行民族識別的台灣穆斯 林的文化變遷與社會適應來做為對照現象，以強調「回族」的民族身份，在當代 中國穆斯林認同意識建構過程中所展現的脆弱性與爭亦議性。同樣也是屬於人類 學背景的白蓓莉（Barbara L. K. Pillsbury），當她於上世紀七○年代初來台灣進行 穆斯林社會的研究時，宗教事務的派系之爭以及牽動信仰延續的機制乃成為她觀 察的重點。至於回教在台灣的社會文化屬性、相關族群關係以及認同邊緣的維 持，是宗教性的還是種族（race）性的認知，在她看來並不是一個迫切性的議題。
不過，前面已提到，包括台灣在內的整體中國穆斯林社會今後所面臨的最大挑 戰，不是單純的「族群身份」及其認定問題，而是世俗性的宗教信仰基礎的逐漸 流失，以及包括漢化、西化等廣義的現代化、全球化趨勢，對於穆斯林我群認同 與宗教實踐所產生的衝擊和影響。像「回族」這類民族國家體制所賦予的民族身 份，在此一挑戰中能否成為凝聚並鞏固宗信仰的憑藉，則是相當值得注意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