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國族主義型塑下的「回族」意識及其歷史建構 (II)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近代國族主義型塑下的「回族」意識及其歷史建構(第 2

年)

研究成果報告(完整版)

計 畫 類 別 ： 個別型 計 畫 編 號 ： NSC 98-2410-H-004-137-MY2 執 行 期 間 ： 99 年 08 月 01 日至 100 年 07 月 31 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計 畫 主 持 人 ： 張中復 計畫參與人員：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周哲安 報 告 附 件 ： 國外研究心得報告 赴大陸地區研究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會議研究心得報告及發表論文 公 開 資 訊 ： 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 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12 月 18 日

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係以國族主義型塑下的族群意識與歷史記憶的變遷， 來觀察清末以來「回」穆斯林人群的異群觀的發展脈絡。自 近代以來，國族主義與族國體制影響下的各種歷史觀點，對 於中國「民族」概念的解釋，確實是很難找到相當接近的共 識。像是在「回」穆斯林人群社會文化發展的歷史特點及其 族群屬性的論述中，就一直存在著許多爭議。無論這些議題 是由穆斯林知識份子自我反思所產生，或是由非穆斯林研究 者所提出，這其中的癥結在於，說漢語、聚居在漢族社會 中、並呈現「大分散、小集中」分佈狀態的「回」穆斯林人 群，長久以來一直保留著與傳統華夏文明差異頗大的伊斯蘭 宗教文化型態，並藉此發展出結合信仰、社會、地域與族群 意涵的我群認同觀。而在中國「非夷即夏」式的傳統認知 中，這種特殊的「回」穆斯林人群的屬性，卻無法與「華 夏」區別出更為明確的「同質性」（homogeneity）或「異質 性」（heterogeneity）意義。民國以來的族國體制，讓 「回」暫時成為中華民族的必要組成部份。而這種建構性論 述日後也成為中共將「回族」定位為法定少數民族的基礎。 本計畫希望透過近代國族主義及其影響的角度，來探討傳統 說漢語的「回」穆斯林，以及中共建政後重新識別的「回 族」，其族群認同意識與歷史記憶之間的互動關係及其特 點。此外，本計亦加入以青海東部藏語穆斯林的案例來說明 當代回族文化屬性與歷史認同關係的複雜性。 中文關鍵詞： 回族 中國伊斯蘭 中國穆斯林 國族主義

英 文 摘 要 ： From the period of late Ch’ing, it’s hardly to concentrate the common consensus about the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concept of ’nation of China’ that influenced by nationalism and nation-state situation. One of the basic examples is the issues of ’Hui’ Muslims and their controversial aspects in history and ethnicity. No matter how these issues were provoked by Muslim elites or non-Muslim

researchers, the crux of the matter is the Chinese-speaking ’Hui’ Muslims and their ’mainly

separating but partial concentrating’ spread

condition that interacting with the Han peoples, not only to keep the exotic, non-Chinese’ style cultural pattern of Islam, but also to create a kind of their own identity which combined with the factors of social-religion, ethnicity and local consciousness. Following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of ’Chinese vs.

non-Chinese’, the ’Hui’ Muslims still have to distinguish their own special ethnic category from the non-Muslims. As the result, either the ’Hui’ Muslims or non-Muslims, it is difficult to define clearly the actual meanings of homogeneity or heterogeneity between them. However, the new-born institution of nation-state in modern China has been provided a temporary opportunity to put the ’Hui’ Muslims into the icon of ’Chinese Nation’. The case of this kind of nation constructing was also to let the Communist China to propose the theory that the ’Hui’ Muslims shall be defined as an ethnic minority or nationality（Hui natuionality, Hui minzu）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1950’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lan is tried to use the viewpoints of modern nationalism and its practice, to present the multi-aspects in the interaction of ethnic

identity and historical remembrance that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Hui’ Muslims and the contemporary ’ Hui nationality’. In the end, the author also

provides an analysis case of ethnographic studies to the ’Tibetan-speaking Muslims’ in eastern Qinghai. In this case, we could recognize the complicated aspects in the social-culture identity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to modern ’Hui minzu’ in contemporary China.

英文關鍵詞： Hui Minzu, Chinese Islam, Muslim Chinese, nationalism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近代國族主義型塑下的「回族」意識及其歷史建構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8－2410－H－004－137

－MY2

執行期間： 98 年 8 月 1 日至 100 年 7 月 31 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計畫主持人：張中復

共同主持人：無

計畫參與人員：兼任研究助理一名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本計畫除繳交成果報告外，另須繳交以下出國心得報告：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

處理方式：

除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年 █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10 月 31 日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

、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

達成目標

□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 實驗失敗

□ 因故實驗中斷

□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

█

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本計畫以歷史學與民族學的學科觀點，對於近代國族主義型塑下的「回族」

意識及其歷史建構的主題，進行文獻分析與田野實證觀察相結合的研究。本

計畫在「回族學」與「回族史」等領域中都是國內學界的首次嘗試，故具有

開創性研究的價值。本計畫同時也從地域特徵與多元族群認同的觀點，來分

析「回族」在當代中國國家體制下族群性型塑過程中的變遷與適應。這其中

尤其是以青海東部卡力崗的「藏語穆斯林」來做為案例而予以呈現。

附件二

報告內容

一、 前言

近代國族主義（nationalism）與族國（nation-state）對於國家概念形成的定位觀，一般都會 以歐洲自十八世紀末以來法國、德國等案例的發展視為一種代表性的範式。然而自清末以來， 中國的共和思想以及日後民國的肇建，都在此一西方影響的趨勢下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後續模 式。整體說來，中國新興的國族主義思想的根基，基本上是與長久以來歷史形塑下的文化觀與 族群觀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性。傳統天朝模式下華夏－夷狄觀所界定的「我群」與「非我族類」 們，在以「五族共和」口號為代表的族國意識中，亦不可避免地會轉化為以現代國民身份為主、 並在形式上強調彼此平等的「漢族」－「邊疆民族」的共存模式。在此前提下，國族主義所主 導的現代國家不僅提供迥異於傳統王朝夷夏二分法的新興族群分類意識，同時更從歷史上與分 佈地緣的關係上，將「邊疆民族」重新鑲嵌在「國家」所賦予的範疇之中。而這種完整的民族 圖像（ethnic icon）在族國的建立過程中，往往與歷史記憶與文化認同的概念相互影響，使其不 僅具有族國體制的骨幹功能，同時也具備著社會性質的血肉意義。 然而，如同在本計畫的期中報告中所提到的，在此族國發展的過程裡，並不是所有的非華 夏人群（「邊疆民族」）都在現代國家體制中獲得這種「鑲嵌式」的定位。像是在「回」穆斯林 人群社會文化發展的歷史特點及其族群屬性的論述中，就一直存在著許多爭議。雖然「五族共 和論」中明確指出「回」做為與漢族等同定位的族群意義，但其模糊曖昧的身份、加上伊斯蘭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異質性」（heterogeneity），因此如何讓說漢語的「回」穆斯林在共和體制 中得到真正平等、且不被完全歸類為「邊疆民族」的國民身份，乃是建構近代中國民族圖像中 最有爭議的一個部份。承如在期中報告中所言，無論這些議題是由穆斯林知識份子自我反思所 產生，或是由非穆斯林研究者所提出，這其中的癥結在於，說漢語、聚居在漢族社會中、並呈 現「大分散、小集中」分佈狀態的「回」穆斯林人群，長久以來一直保留著與傳統華夏文明差 異頗大的伊斯蘭宗教文化型態，並藉此發展出結合信仰、社會、地域與族群意涵的我群認同觀。 而在中國「非夷即夏」式的傳統認知中，這種特殊的「回」穆斯林人群的屬性，卻無法與「華 夏」區別出更為明確的「同質性」（homogeneity）或前述的「異質性」意義。民國以來的族國體 制，讓「回」暫時成為中華民族的必要組成部份。而這種建構性論述日後也成為中共將「回族」 定位為法定少數民族的基礎。本計畫即希望透過近代國族主義及其影響的角度，來探討傳統說

漢語的「回」穆斯林，以及中共建政後重新識別的「回族」，其族群認同意識與歷史記憶之間的 互動關係及其特點。

二、 研究目的

本計畫的主要研究目的，係以民國「回」穆斯林人群與日後中共識別下的回族為對象，就 其歷史意識建構與國族主義的互動關係為主軸，來觀察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共合體制如何認 定其民族觀及其所推動的相關內政措施。本計畫之所以以「回」穆斯林－回族為對象，即是考 量此一人群「華夷兼蓄」的族群屬性的特殊意義，可以反映出中國國族主義民族觀的多樣性與 不確定性。依據期中報告內容，本計畫第一階段的研究重點，係以清末至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 前，中國穆斯林宗教與知識界所推動的新文化運動為中心。在整體有關中國回族－穆斯林史上， 清末至二十世紀五○年代之間這將近五十年的歲月中，可以說是伊斯蘭教在中國發展過程中極 具關鍵性地位的一段時期。在此期間，無論是宗教知識的復振、族群意識的自覺、新式教育的 推廣、報刊論述的提倡、與國民地位的提升等角度看，這種使回族穆斯林反思如何在現代族國 體制中取得合理的「民族」定位，並使之成為新國民必要的組成部份的各種努力，後人將之視 為中國穆斯林的新文化運動、啟蒙運動，或是中國伊斯蘭教發展史上的黃金時期，其重要性由 此可見一般。 中國穆斯林新文化運動的出現，固然與清末民初新思潮的傳入，以及後來爆發的五四新文 化運動有關，但本質上卻沒有出現「反傳統」、「疑古論」或「中學 vs 西學」這種類型的思想爭 論。相反的，當時穆斯林的重要宗教領袖與知識份子，反而從伊斯蘭教的宗教本質，以及回民 在華夏社會中長久存在的發展事實中，去探索、理解「回」在傳統中國文化中兼容並包的適應 性，以及穆斯林在「五族共和」體制下被賦予現代國家公民身份與位階的可能性。這其中「族」 與「教」的關係認定，以及中國穆斯林在伊斯蘭世界（Dar ul-Islam）中的自我定位等，都是值 得注意的現象。在本計畫的第一階段中，上述有關期中報告的研究內容與目的，雖集中在民國 時期中國穆斯林新文化運動的本質意義及其與國族主義族群觀的互動關系係上，但計畫主持人 仍特別關注由薛文波等人所力主的「回教民族論」的其衍生的影響。有關該理論在教、內外人 士所引發的爭議已在期中報告中予以詳述，但本報告仍將其與英國學者 Anthony D. Smith 的 ethno-symbolism 論點產生對話，這在本報告的〈文獻探討〉中再加以說明。 本計畫第二階段的研究重點則是從歷史記憶、宗教文化自覺下的我群意識等視野，來探討

當代大陸的回族與台灣的穆斯林（回教徒）的族群屬性，及其在國家體制中的變遷與適應。在 大陸的回族部份，本計畫採取田野民族志的研究方法，選擇清海東部化隆、循化等地的「藏語 穆斯林」的案例，來強調政府民族識別主導下的當代回族身份，其在多民族、宗教互動的區域 中，藉由西北教派思想與歷史記憶所形成的我群觀及其多樣性的文化展現形態，往往會超越傳 統「回」、「藏」制式化的二元區隔與國家所賦予的法定身份，進而展現出族國體制族群分類中 的異例（anomaly）。這方面的具體研究成果，計畫主持人已在以下論文中詳述之：“Syncretism or

Non-Syncretism?, Identity or Identification? － The ethnographic analysis of ibetan –speaking Muslims’ in Kaligang, Qinghai.” Paper of 12th Seminar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ibetan Studies (IATS) in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UBC), Vancouver, Canada.

而在台灣回教徒的研究方面，計畫主持人特別就「回教辱教案」的案例，來分析其所引發 的歷史記憶與我群認同的爭議。這方面的具體研究成果，計畫主持人亦在以下論文中詳述之： The Dilemma of Ethnic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Muslim Taiwanese－On the Case of “Blasphemous Incident” in 2005. Paper of the conference “Symbiosis of Muslims and non-Muslims in Asia” Organization for Islamic Area Studies, Waseda University, Tokyo, Japan.

三、 文獻探討

本計畫第一階段的心得報告，在文獻探討方面多集中在近年來日本學界的重要研究成果上， 諸如：敬和學園大學的松本真澄教授的兩篇論文〈中國イスラーム新文化運動とナショナル・ アイデンィティ〉（2000）、〈中國のイスラーム新文化運動〉（2003）；安藤潤一郎，〈中華民國 期にけおゐ「中國イスラーム新文化運動」の思想と構造〉（2009）；田島大輔，〈「滿洲國」の ムスリン〉（2009）；王柯教授〈「祖國」的發現與民族・宗教・傳統文化的再認識－中國穆斯林 的五四與新文化運動〉（1999）、《20 世紀中國の國家建設と「民族」》（2006）。這些研究大多集 中在民國時期受到國族主義影響下，中國穆斯林新文化運動的核心價值及其族、教認同的反思。 其中安藤潤一郎還將穆斯林新文化運動視為「民族運動」，並以「回教民族論」來檢視穆斯林在 這場運動中對於族群性的自我認知與爭議。 事實上，美國學者如 Dru C. Gladney（杜磊）等人對於中國伊斯蘭教史的分期概念中，把少

數民族國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的覺醒視為當代中國穆斯林的時代特徵固然有其意義，但 杜磊並不是歷史學者，他的人類學背景使他在學科的侷限中很自然地忽略民國以來新文化運動 的發展脈絡以及大量的穆斯林文獻做為歷史民族志（historical ethnography）的意義。所以他批判 中共建政後識別出「回族」的爭議性，以及由此來斷定中共的族國體制對於少數民族國族主義 的操弄或壓抑事實，反而凸顯出一種與民國時期回－穆斯林史的刻意切割與斷裂。雖然杜磊在

他那部充分反映西方觀點的 Muslim Chinese 一書中最後還是希望以台灣穆斯林（Taiwanese

Muslims）或回教徒的專篇中來修正此一偏差，但其展現效果仍然有限。另一方面，以史學見長

的李普曼（Jonathan N. Lipman），在其代表作Familiar Strangers一書中雖然有系統地將近代以來西

北回－穆斯林的歷史呈現出脈絡分明的發展態勢，但李氏注重的歷史主軸是西北特有的宗派主 義（sectarianism）多元化現象。對於民國以來回－穆斯林精英份子所主導的新文化運動及其所衍 生的族、教我群意識的定位觀則著墨有限。雖然李普曼在Familiar Strangers一書的前言中對於中 共識別「回族」，並將其族屬概念完全反映在歷史上所有的穆斯林族群的「倒果為因」的做法提 出十分尖銳的批判，並且還自創 Sino-Muslims 一詞來取代身份曖昧的「回族」或漢語穆斯林 （Chinese-speaking Muslims）。但其論述與杜磊的情況類似，兩者都忽略在觀察當代回－穆斯林的 歷史意識與族群屬性時，是不能完全忽視清末民初以來，中國的穆斯林精英在國族主義的框架 下，以歷史－當代的雙重認知去反思其族、教的特殊地位如何與民國的族國體制下的「國民」 屬性產生有意義的互動與認同效應。 近年來，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的互動性意義在當代中國少數民族史的研究領域中獲得很大 的迴響，這與王明珂先生《華夏邊緣》、《羌在漢藏之間》等一系列的研究有很大的關係。王先 生側重歷史人類學的研究方法，並有系統地呈現以羌族為中心的民族志、史料與歷史考古學等 交織運用下的研究觀察模式，其確實在華人學界（尤其是中國大陸）產生一系列的反思效應。 不過，《華夏邊緣》這類的新穎創見並沒有將非華夏民族中以宗教為核心的文化形塑模式來做為 其民族史邊緣研究論述的討論重點。在作者的刻意迴避下，不但與羌族關係密切的藏傳佛教及 其文化互動性並未能在羌族的歷史記憶或民族志中獲得其該有的地位，而在論及邊緣形塑的「華 夏」意象時，具有分佈「遍天下」的存在事實、且與大部份漢族產生一定共生（symbiosis）情 境的回族（回－穆斯林）的角色也一併被忽略。雖然王先生強調其華夏邊緣式的研究不想放放

產生何種影響，以及像回、藏這種深受宗教情境浸潤並藉此建構其自身認同與異群觀（image of others）的人群社會，其文化變遷及其發展與適應，則應是《華夏邊緣》這類新興研究取向所必 須加以重視的另一個層面。在這方面，本計畫擬從西方國族主義族群觀與文化觀的理論研究中， 找出較有參考意義的對話與反思內容來做為一種嘗試性的補強。一般而論，英國後現代國族主 義研究的權威 Anthony D. Smith，其重要代表作諸如：Ethno-Symbolism and Nationalism: A Cultural Approac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等都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其中 Ethno-Symbolism and

Nationalism 一書中所強調的族群表徵論（Ethno-Symbolism），似乎可以用來反映出伊斯蘭宗教文

化的信仰本質對於民國時期的回－穆斯林或當代「回族」，其在國族主義族群觀界定不同族屬身

份背景的「現代國民」過程中的模式化意義。在 Anthony D. Smith 界定族群表徵論的定義時，特 別強調國族論述中的歷史心性（The historicity of nations）、族群意涵中的表徵性要素（Symbolic

elements of ethnicity）、以及國族的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 of the nation）及其與歷史意識建 構的關係等。這些對於伊斯蘭宗教文化與回－穆斯林族性形塑的互動過程都具備著一定的解釋 與分析意義。因此本計畫第一與第二階段都會提到的兩個重要的問題意識都可以因此而找到與 國族主義有關的對話空間，即其一：中國的回－穆斯林如何在傳統以伊斯蘭世界的核心為主要 宗教認同依歸的「天房情節」（Mecca complex）下，同時也接受共和體制的中國為「祖國」的現 世意義；其二，則是部份穆斯林知識份子提出的「回教民族論」，其對於現代中國伊斯蘭中「族」 與「教」的定位與討論。 此外，在本計畫的第二階段中，藉由田野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來觀察青海東部卡力崗的藏語穆 斯林的現象，以提供國族主義形塑下制式化族群屬性之所以會產生爭議的討論案例。二○一○年 計畫主持人在第十二屆世界藏學會議上發表此一研究的論文，其中就有討論近年來中國大陸學界 開始關注「卡力崗現象」的研究成果及其優缺點。該文中曾提到，自上世紀九○年代末至本世紀 初，由於一批年輕且接受較為完整的民族學與人類學訓練的研究者的投入，讓卡力崗的藏語穆斯 林的族群文化與社會現象，逐漸成為關注當代西北少數民族發展機制問題中的一個焦點案例。從 他們長期田野調查與嚴謹的民族志書寫中，配合上世紀八○年代以來的調查研究成果，讓近三十 年卡力崗的現象中有關文化變遷、社會適應與族群認同等議題，基本上鉤勒出一個具有持續性與 動態觀察意義的發展輪廓。不過，二○一○年三、四月間本計畫主持人在卡力崗及其周邊地區進 行田野調查之後，發現這些研究論文的重點雖然都集中在卡力崗（有的甚至只是集中在德恆隆鄉

的若干村落），但在整體論述的問題意識中還是會發現某些的爭議性現象，例如：一、過度凸顯 卡力崗在安多地區藏語穆斯林現象中的單一重要性。這種孤証式的研究結論，忽略了卡力崗周邊 鄰近地區、包括循化縣境內的回－穆斯林與撒拉族中一樣也存在著十分類似的案例的事實。二、 部份研究以使用藏語來做為保有藏文化模式的最重要的表徵，其固然是理解藏語穆斯林現象時最 為直接的認知標準，但在族群關係多樣性的前提下，語言的使用情境是相當多樣性的，這種過度 強調說藏語的「身份」所代表的文化－族群觀，往往會讓將卡力崗及其周邊地區之間錯綜複雜的 文化變遷、社會適應與族群認同等現象中所表現出來的整體意義，產生「見樹不見林」的觀察困 境。 所以，針對以上這兩個帶有局限性的研究取向，可以得知：唯有回歸到較為完整的民族志研 究視野，同時不拘泥於部分文化表象所代表的片斷性解讀，才能將卡力崗等案例研究中的現代性 內容予以有意義地的呈現。首先，從族群溯源的觀點看來，安多境內的藏語穆斯林的歷史根源應 該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原本其身份是藏民，後來因為伊斯蘭的傳入而皈依為穆斯林，但在語言上 仍然使用藏語，甚至在上世紀後期還明顯保有藏民的服飾、建築與民俗等方面的文化遺留特點。 在筆者田野調查的地點中，德恆隆鄉的德一村、黃吾具村，群科鎮的群科村等地以回-穆斯林自 稱的人應該是這類典型的例子。雖然說體質外觀並不能成為認定族群身份的特定標準，但依據本 計畫主持人在西北民族地區田野的經驗，德一村等這種「昔藏今回」的穆斯林，其形貌確實與藏 人的「印象」十分契合。

四、 研究方法

（一）史學研究與文本分析： 本計畫第一與第二階段都屬於族群史的研究範圍，對於史料與相關資料的整理與論述， 基本上是以歷史學的研究方法為主。這其中也參照近年來族群史研究中有較多討論的研究方 法與取向，其中包括文本分析、歷史人類學、歷史民族志的等。在本計畫的第二階段中，則 多參考後現代主義影響下的國族主義論述，這其中尤其以英國學者 Anthony D. Smith 在其

論依據。 （二）民族學（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法： 本計畫第二階段與第一階段一樣，亦採取民族學（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法，對當代中國 大陸部份回族社群進行實證研究與民族志書寫，以擴大、深化穆斯林族群史研究的內涵。其 中計畫主持人於二○一○年四月間，在青海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馬成俊院長的協助 下，對於海東地區的「藏語穆斯林」社群進行約兩周的田野調查。本次調查的主要對象「藏 語穆斯林」，是指海東地區說藏語、生活習慣上還保存著藏文化遺留的穆斯林人群，其基本 上是分佈在化隆、循化兩個縣境內的德恆隆鄉、群科鎮與甘都鎮。有關此次的調查內容、特 色與心得，請參考本計畫第二階段〈赴大陸出差及研習心得〉之相關部份。

五、 結果與討論

在本計畫第一階段的期中成果報告中已提到，以中國穆斯林新文化運動的內涵，來觀察近 代國族主義型塑下的「回族」意識及其歷史建構的討論中，最有爭議性的主題就是「回教民族論」。 就此計畫主持人已在〈民族國家、族群意識與歷史解釋的互動意義－以海峽兩岸「回族」認定為 例的探討 〉（2008）一文中予已詳述之。本計畫第二階段的主要研究主題是青海東部的「藏語穆 斯林」現象，以提供當代中國大陸民族識別政策主導下，國族主義與政治意識形態強勢形塑並產 生「回族」、「藏族」等制式化族群屬性之所以會產生爭議的討論案例。其中計畫主持人以之前發 表的英文論文為主，所整理出的中文論文〈族群溯源、伊斯蘭宗派認同與「民族」屬性的互動意 義－以青海卡力崗「藏語穆斯林」為例〉一文中，特別強調宗教認同、歷史記憶、與當代「民族」 身份的互動關係。文中主要的研究發現如下： 從當代民族志研究中可以發現，伊斯蘭的宗教實踐及其信仰體系所形成的群己意識，很明顯 地已成為觀察卡力崗 藏語穆斯林文化變遷、社會適應、與族群認等問題時最為關鍵的背景因素。 然而，由於近代以來伊斯蘭在中國西北穆斯林社會中的發展過程，一直受到包括傳統的蘇非派與 新興的現代改革主義在內的各種外來伊斯蘭派別思想的滲透，其在地化與體系化的結果不僅形成 宗派多元化的事實，同時也導致複雜的社會分化現象的出現。這種宗教在社會化與世俗化歷程中

所產生的特殊適應結果，讓西北甘肅、寧夏、青海等地的穆斯林社會，在整個中國伊斯蘭的境域 中成為一個相當特殊的發展案例。所以，這也使得研究卡力崗現象中的伊斯蘭議題，必需納入到 西北穆斯林社會的特有情境中去觀察與理解，而不能從西北以外其他中國伊斯蘭的案例來加以比 對或附會。 伊斯蘭在卡力崗的發展，尤其是讓當地藏民皈依為穆斯林的歷史脈絡，一直欠缺著有系統的 史料紀載的佐證。前文中提到，自民國初年以來西北地區已流傳著清代乾隆年間河州（臨夏）虎 夫耶花寺門宦的創建者馬來遲到卡力崗傳教的說法，似乎已成為卡力崗地區伊斯蘭化的唯一依 據。如同前面曾提到的有關卡力崗的田野研究資料的記載一樣，在德一村的德恆隆清真寺附近的 耆老家中，筆者也見到馬來遲到當地傳教時留下來的手杖，上面還刻有他的阿拉伯語的名字。近 年來，中國大陸民族學界與歷史學界開始注意卡力崗現象的研究，不少著作中都提到這支的馬來 遲傳教手杖及其所象徵的代表意義。雖然目前卡力崗地區伊斯蘭的教派（sects）現象是以屬於新 興的現代改革主義系統的依赫瓦尼（Ikhwan 一般稱為新教）為主，而非原來可能存在的蘇非派門 宦或格底木（即是傳統伊斯蘭，它與蘇非派門宦一般都被稱為老教），但德恆隆的宗教知識人都以 馬來遲的傳教憑證（手杖），以及他曾在當地顯靈式的民間傳聞－「克拉邁提」（Kramat, magic， 神跡），來做為早期伊斯蘭在卡力崗藏區得到確切發展的歷史證明。通過這次調查，筆者亦發現這 類定型化的歷史記憶，會經由當地相關報導人十分熟稔的論述方式，向外來的研究者進行有系統 的論述，成為一種當代意識投射下的「歷史再現」（representation of history）。 然而，馬來遲的傳說雖然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意義，但是其畢竟只是卡力崗地區伊斯蘭化過 程中的「點」或「線」，而不能視為「面」的發展脈絡。曾有熟悉西北穆斯林社會問題的研究者指 出，如果忽略臨夏的伊斯蘭的對外發展關係，一直是卡力崗地區伊斯蘭化過程中的最主要社會動 力來源的事實，就直接把馬來遲的傳說與當地藏民皈依為穆斯林的過程淵源劃上等號，那不僅是 歪曲了歷史，而且也與現實脫節。事實上，卡力崗地區伊斯蘭化過程中的重要發展脈絡，不僅只 是歷史上境外穆斯林的移入與當地藏民的宗教皈依，以及後來回族身份的確定而已，其中更牽涉 到西北地區錯綜複雜的宗派多元化的現象。

雖然蘇非派門宦或格底木等教派現象在早期卡力崗地區的伊斯蘭化過程中可能扮演過先驅者 的角色，但近代以來該地區的伊斯蘭發展過程卻是深深受到新教系統的依赫瓦尼的影響與型塑。 按依赫瓦尼此一新興宗派，基本上被歸屬為具有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本質的現代改革主 義。自上世紀初期開始，其就以「尊經革俗」等理念為主的改革思想，向蘇非派門宦與格底木的 傳統社群進行傳教。由於依赫瓦尼強調以《古蘭經》等經典的基本教義為信仰與生活實踐的唯一 依循標準，並以宗教改革者的角色反對漢文化與相關民俗現象的滲透（如拿香祭拜），以及蘇非派 門宦中對於篩赫（Shaykh, 教主）及其墳墓（或稱拱北）的崇拜等「異端行為」。而這種教義單純、 且主張從宗教「淨化」過程來鞏固信仰本質的思想，很容易在西北封閉的社會中發揮擴散效應。 加上民國時期以來馬家軍閥在青海當地「獨樹一幟」式的大力推展，讓依赫瓦尼自民國以來便成 為西北地區發展最為快速的伊斯蘭 宗派。因此，新興的依赫瓦尼及其宗教、社會的規範性力量， 對於卡力崗的藏語穆斯林的文化與族群觀是否也產生著一定程度的影響與制約效應，則是值得深 入觀察的。雖然上世紀中葉中共建政初期，伊斯蘭在西北地區受到很大的壓制與破壞，但「改革 開放」以後，隨著不同程度的宗教復振現象讓依赫瓦尼在卡力崗的發展更成為定型化的趨勢。例 如筆者在當地遇見的阿訇們幾乎都曾在臨夏幾所重要的依赫瓦尼清真寺，如大西關寺、鐵家寺等 學過經的。在濃厚且保守的宗教氛圍固與嚴謹的生活實踐下，他們對於依赫瓦尼所代表的「新教」 的教派意識是相當地堅持。德恆隆清真寺的阿訇甚至不允許他的教民們看電視，因為現代電視節 目中太多不當的內容與伊斯蘭的教義相違背，都是必須禁止的「哈拉姆」（haram, unlawful，非清 真的不潔之物）。 因此，除了藏語之外，卡力崗的藏語穆斯林的藏文化習俗在近幾十年當中明顯地走向消亡， 這其中是否與當地不斷強化的依赫瓦尼信仰，及其「尊經革俗」的傳統精神及其社會實踐有關， 則是值得思考的問題。然而，更為關鍵的問題在於，從過去到現在卡力崗地區的伊斯蘭化過程， 基本上與當地原有的藏傳佛教之間，並沒有出現明顯的宗教綜攝（syncretism）現象。雖然包括語 言在內的藏文化形式與 Muslim 的宗教生活結合在一起，可是長久以來卻沒有影響到伊斯蘭的信仰 體系與宗教本質，同時也沒有出現所謂的反宗教綜攝（anti-syncretism）的情結。相反地，伊斯蘭 化的過程卻讓部份卡力崗的藏民皈依為穆斯林。即使我們會在黃吾具村中相當古老的清真寺中看 到藏式風格的裝飾，或者是類似的藏文化滲透現象與穆斯林的宗教表徵現象並存，但無論是說藏

語或是漢語的穆斯林，其具體的宗教實踐確實是與當地信仰藏傳佛教的藏民之間保持著相當清楚 的區隔。此外，田野中也發現，卡力崗的藏語穆斯林都不會讀藏文，從他們堅定的宗教歸屬與生 計的需求中也幾乎看不到有必須會讀懂藏文的必要性。 然而，真正讓卡力崗的藏語穆斯林之中沒有出現伊斯蘭與藏傳佛教之間宗教綜攝現象的主要 原因，是在於依赫瓦尼教義解釋中所產生的抑制效應。前文中提到，依赫瓦尼傳教過程中基於「遵 經革俗」的理念，對於蘇非派門宦與格底木老教的主要批判就是在於漢文化滲透等涉及信仰行為 的「異端行為」現象。可是卡力崗的藏語穆斯林雖然也有明顯的藏文化遺留，但這種象徵族源特 色與社會適應的內容，顯然並沒有涉及到任何形式的宗教信仰意識，所以並不會直接被視為「異 端行為」。而另一方面，依赫瓦尼教義中明顯對於宗教世俗化中違背伊斯蘭本質的排他性思想，相 對地也阻止著藏文化對於伊斯蘭宗教教義的滲透。因此可以看出，身份尊貴的馬來遲的傳說為卡 力崗地區伊斯蘭化過程提供了一個「接近於史實」的起源脈絡，但隨後定型化的依赫瓦尼卻讓藏 文化形式只保存在具有當地認同功能的生活形態及其表向意義中。這種以宗派特性歸屬為中心的 宗教認同，加上近半個世紀以民族身份的單一認定與選擇性，都使得卡力崗的藏語穆斯林在文化 形式的多樣性中，依然堅持回－與穆斯林「民族」意涵下的族群認同邊界。換句話說，這種宗教 認同帶動下的社會與族群認同意識，其自稱無論是藏語穆斯林或說藏語的回族，這種特有且多樣 性的我群－他群觀，其呈現內涵很明顯地是受到以下這兩種情境互動下的結果，一、當地歷史上 傳統「回」、「藏」族群屬性以宗教文化為代表的根基認同（primordial identity）；二、中共政府民 族識別政策中確定回族、藏族等這類族國（nation-state）型塑之下的當代少數民族身份的「再認同」 意識。這也就是說，在此一互動下，透過依赫瓦尼宗教屬性的強化功能，這種「現代」民族身份 的認定結果，會讓「過去」的回－藏分野或異己觀的認同爭議在當代找到了合理的定位意義。這 一點，確實是研究卡力崗的藏語穆斯林現象時所必須面對的重要議題。 除了上述的「藏語穆斯林」的案例之外，計畫主持人在本報告的出席國際會議心得中亦提到， 當代台灣的穆斯林（回教徒）所面臨的問題是具有一定的觀察研究價值。其中有下列內容值得注 意，在此再度說明其重要性：

按台灣的穆斯林社會發展，在本計劃主題－當代回族歷史意識的建構過程中是一個很有特點 的討論議題。無論是從歷史還是當代觀察的面向而言，台灣的「回教徒」其族群身份變遷與認同 和當代中國大陸的「回族」所面臨的相關衝擊有同有異。計畫主持人在〈民族國家、族群意識與 歷史解釋的互動意義－以海峽兩岸「回族」認定為例的探討〉一文中曾提到，其實在民國三十六 年南京國民政府制憲時，就有穆斯林代表提出以「內地生活習慣特殊之國民」來指稱「內地回民」 及「居住各處之回民」。依孫繩武所言，此一說法為其個人所創，並將之納入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罷 免法實施條例第五十二條中。此因「矧在黨與政兩方面傳統的認識上，向不承認內地回教同胞為 回族」。可見「族」原本也是可以尋求定位的選擇之一，但最終還是以「內地生活習慣特殊之國民」 來做為妥協。按此說不僅意義含混，也使回民（回教徒）的身份在憲政結構下，出現徘徊於「一 般國民」與「邊疆民族」之間的窘境。不過，即使是像「內地生活習慣特殊之國民」這樣的概念 確有其爭議性，但其並未違背台灣穆斯林延續民國時期「爭教不爭族」的基本原則，因此並未受 到抵制。這其中多少都意味著，過度著重於「族」的思維有可能會影響「教」的發展。對於像台 灣穆斯林這種非伊斯蘭國家內的穆斯林少數人群而言，宗教所代表的實質文化意義及其重要性， 是遠遠超過「族群」的身份的刻意界定及其結果。上世紀八○年代初，杜磊在研究泉州地區漢化 卻保有回族身份的社群案例時，特別會以未進行民族識別的台灣穆斯林的文化變遷與社會適應來 做為對照現象，以強調「回族」的民族身份，在當代中國穆斯林認同意識建構過程中所展現的脆 弱性與爭亦議性。同樣也是屬於人類學背景的白蓓莉（Barbara L. K. Pillsbury），當她於上世紀七 ○年代初來台灣進行穆斯林社會的研究時，宗教事務的派系之爭以及牽動信仰延續的機制乃成為 她觀察的重點。至於回教在台灣的社會文化屬性、相關族群關係以及認同邊緣的維持，是宗教性 的還是種族（race）性的認知，在她看來並不是一個迫切性的議題。不過，前面已提到，包括台灣 在內的整體中國穆斯林社會今後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不是單純的「族群身份」及其認定問題，而 是世俗性的宗教信仰基礎的逐漸流失，以及包括漢化、西化等廣義的現代化、全球化趨勢，對於 穆斯林我群認同與宗教實踐所產生的衝擊和影響。像「回族」這類民族國家體制所賦予的民族身 份，在此一挑戰中能否成為凝聚並鞏固宗信仰的憑藉，則是相當值得注意的現象。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日期：100年10月31日

計畫編

號

NSC98－2410－H－004－137－MY2

計畫名

稱

近代國族主義型塑下的「回族」意識及其歷史建構

出國人

員姓名

張中復

服務機

構及職

稱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

教授

出國時

間

98 年至 100 年

出國地

點

中國大陸甘肅省臨夏回族

自治州等與日本、加拿大

一、本計劃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主要是以赴中國大陸甘肅省進行田野調查與 出席河南鄭州回族學會議，以及至加拿大參加「第十二屆國際藏學學會 2010 年 年會」（12th Seminar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ibetan Studies IATS 2010）於二○一○年 八月中旬在加拿大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所舉辦的年會專題討論組：

“Tibetan – Muslim Relations in Amdo, Past and Present “，與同年十月底，接受東京早

稻田大學邀請，參與該校二○一○年下半年度國際合作計畫「亞洲穆斯林與非穆 斯林的共生」（Symbiosis of Muslims and non-Muslims in Asia），並應邀於二○一 ○年十月前往早稻田大學參與討論並發表論文，該次研討會主題為「東亞的穆斯

林少數民族：日本、韓國、台灣的比較研究」（Muslim Minorities in East Asia: A

中報告〉與本次報告所附之〈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與〈出席國際學 術會議心得報告〉中詳述之，在此便不再贅述。 二、當前國際之間對於伊斯蘭教與穆斯林少數民族的觀察力度似有增加的趨勢。 從學科角度而言，無論是傳統的歷史學、宗教學、人類學或是區域研究，中國穆 斯林少數民族的研究尚屬於新興議題。但隨著中國大陸國際影響力日增，以及像 新疆七五事件的爆發，與北非「茉莉花革命」所引起的各種後續效應，都一再顯 示穆斯林議題，在觀察今後中國大陸少數民族現象與國家整體的發展關係中已成 為不可或缺的核心主題之一。另一方面，近年來中國大陸的穆斯林學者的研究隊 伍不斷擴充與強化，這對於「回族學」研究的內部觀察提供了更為重要的資訊與 研究面向。目前，國外如日本的研究團體（如中國穆斯林研究會）或個人都很重 視這批不同領域的穆斯林學者的研究成果。所以國內相關的研究團隊或個人亦應 透過合作研究的模式，而與之產生更多的互動模式。 三、不過，由於伊斯蘭與穆斯林議題的敏感性，以及中國大陸政治控制下的特殊 國情，田野調查式的實證研究確實有相當大的局限。這一點尤其反印映在與新疆 有關的研究上。雖然計劃主持人在西北甘肅等地的田野調查一直受到當地學界人 士以及在地穆斯林的信任與幫助，所以尚能進行初步且時間、次數較多的田野觀 察。但對於西北地區較為敏感的主題，像是教派之間的衝突、門宦內部教權勢力 的轉移與對立、新疆維族在甘肅宗教場所的活動、以及地方性的群體事件等，都 很難做到深入性的研究。據了解，以計劃主持人台灣學者的身份進行田野實證研 究以比外國研究者要來得方便，但整體說來，在當前大陸政府的政治管控政策日 趨嚴格的前提下，包括大陸學界在內的整個西北穆斯林問題研究環境都還存在著 一定程度的「禁區效應」。不過，即使不完全碰觸這類禁區議題，中國大陸西北 穆斯林社群的歷史、文化、社會與族群的觀察面向還是有繼續開拓的空間。以台 灣學界自由的學風與資訊管道發達的現狀而言，如何更有效地將穆斯林少數民族

問題與各個「中國大陸研究」領域產生必要的互動與補強，這將是計劃主持人日 後須持續努力的方針。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赴國外(或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日期：100年10月31日

計畫編號

NSC98－2410－H－004－137－MY2

計畫名稱

近代國族主義型塑下的「回族」意識及其歷史建構

出國人員

姓名

張中復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

出國時間

100 年 6 月 25 日

至 100 年 7 月 10

日

出國地點

中國大陸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

一、國外(大陸)研究過程

計劃主持人在本計劃第二年赴中國大陸進行實證研究的地點為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計劃 主持人自一九九二年開始迄今，對於該地區的穆斯林社群已進行近二十年的田野觀察。此次依據 計劃主題中當代國族主義與回族族群意識形塑的問題意識，企圖就臨夏的教派分立的歷史發展脈 絡，以及近代新興改革主義宗派思想再傳入等現象進行實證觀察，以探討西北地區回族穆斯林意 識中我群－他群互動下的異己觀（image of others）及其特點。 計劃主持人此次主要田野的場域，包括臨夏市內的蘇非派嘎的忍耶門宦大拱北及其所屬之國 拱北與台子拱北、撒拉教系統的西郊清真寺、著名格底目老教阿訇祁明德（聾阿訇）系統的清真 寺及其子祁介泉阿訇、中阿學校、新教依赫瓦尼與賽萊菲也的民辦學校負責人及民間教師。同時 也參訪位在康樂縣與臨洮市境內、蘇非派虎夫耶系統之穆夫提門宦的西拱北與東拱北，以及位於 廣河縣的海門門宦（香源堂）。此外，計劃主持人還對臨夏市著名的格底目老華寺的開學阿訇海清 禮哈智進行訪談，就傳統經堂教育在西北所受到的現代化與全球化衝擊，以及臨夏宗派現象的發 展趨勢等議題交流意見。 此次計劃主持人即是以伊斯蘭教宗派思想多元性意識下的我群認同觀，結合具體的宗教實踐 內容，來對於臨夏穆斯林社群中宗派化現象（sectarianism）的發展趨勢進行實證觀察。希望這種 結合歷史學與民族學的探討視野，能擴大國人對於中國穆斯林族群問題的觀察面向。

二、研究成果

依據計劃主持人過去持續觀察研究中國大陸西北穆斯林社會的歷史與文化變遷的經驗，以及在相 關已發表的研究成果中都一再強調：有關當代中國穆斯林社會的整體性研究中，尤其涉及到「回族」 （或西方學界所稱的 Chinese-Speaking Muslims or Sino-Muslims）這個分佈僅次於漢族的群體的議題 時，如何選擇具有代表性的地域社群或聚落、並能夠完整地呈現出以民族志田野調查為基礎的研究成 果，則成為當前此一領域中相當具有挑戰性的發展趨勢。因此，如果要觀察從傳統到當代外來伊斯蘭 宗教思潮對西北穆斯林社會所產生的衝擊與影響，甘肅的臨夏則是最有代表性的地區。臨夏之所以有 「小麥加」的別稱，除了它至今還保存著其他地區不易觀察到的宗教保守性格之外，臨夏也是各種傳 統伊斯蘭宗派化現象最為集中的地區。換句話說，就宗派化所引發的文化變遷、社會適應與我群認同 等現象而言，臨夏的民族志資料確實是有其代表性的意義。 自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基於對外經商、朝覲與留學等現象的持續和強化，使得外來的當代伊 斯蘭思潮再次在臨夏得到滲透與傳佈的機會。按這類思潮的內容相當多元複雜，與原本臨夏就存在的 各種宗派教義在本質上並無太大差異，同時其也未形成系統性的新興宗派。但這類思潮由於一定程度 上和當代西亞、北非等伊斯蘭國家的泛伊斯蘭思想（pan-Islamism）、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與 宗教改革主義（religious reformism）等意識形態息息相關， 因此便與近代以來，在臨夏原本就不斷擴 張的現代改革主義思想與反現代改革主義思想之間，出現了微妙的互動性以及依存關係。更重要的是， 臨夏與部份西北穆斯林社會一樣，當近三十年以來與境外當代伊斯蘭世界及其思潮再次接觸之後，這 意味著新興的本土穆斯林文化復振現象的出現絕非偶然。一方面由於五○年代到七○年代以來，政治 運動對於伊斯蘭信仰所產生的制約與破壞現象急需重建；另一方面，因市場經濟帶動下的開放思想與 社會互動網絡的多樣發展，使得伊斯蘭宗教信仰本質的社會穩定性和其世俗化、宗派化的功能需求不 斷增加，因而成為當代臨夏社會宗教復興現象中甚為顯著的面向之一。 在此，本計劃想就臨夏宗派現象中傳統的宗教改革主義，與新的外來思潮之間所產生的互動關係 為切入點，來剖析臨夏社會宗教復興現象中的一些值得注意的觀點。首先，熟悉中國伊斯蘭宗派化問 題的人都了解，西北伊斯蘭宗派中傳統的宗教改革主義的代表者，即西方著作中「四高潮論」中第三 階段的尊經思潮與現代主義改革的部份，所指的便是依赫瓦尼，以及二十世紀三○年代自其分裂出來 的賽萊菲也這兩個教派。按依赫瓦尼是西北較晚出現的宗派，一般皆以「新教」泛稱之， 以區隔格底 目、蘇非派等「老教」。在一般論述中，都強調伊赫瓦尼與十八世紀以來在阿拉伯半島興起的瓦哈比

（Wahhabi）思想及其運動有所關聯。至於依赫瓦尼為瓦哈比思想在中國的直接衍生或是間接轉化，馬 通在其專著中已有明確的分析。 事實上，這種爭議出現的背景，並非來自教義傳承的實際過程或宗教學理的差異，而是基於新興 的本土改革主義宗派欲凝聚社會基礎時所強調的正當性。依赫瓦尼的宗教改革的主張是接近於復古思 想的原教旨主義。但由於當前全球化思潮下，原教旨主義的思想及其體現在政治訴求方面的形態十分 複雜， 因此直接把依赫瓦尼單純定位為原教旨主義教派的概念是過於簡化的結果。事實上，依赫瓦尼 更強調實踐性的現代改革主義，以「尊經派」的立場積極反對格底目、蘇非派等所呈現出的漢化與拱 北（蘇非派聖人、教主之墓）崇拜等「違反正道」的各種異端現象。因此，當代亦有人將之視為中國 伊斯蘭的維新運動。依赫瓦尼這種原本屬於社會文化改革的運動，卻由於民國時期得到青海馬家軍閥 的全力支持，因而具備了政治性的宗教改革運動的色彩。李普曼（Jonathan N. Lipman）就曾提到，民 國時期的依赫瓦尼不但成為中國國族主義的擁護者、自我轉化的穆斯林精英們文化改革的工具，同時 也成為穆斯林社會與剛萌芽的族國體制之間一座重要的橋樑。但不可否認的是，在此背景下，依赫瓦 尼的改革主義運動也使得西北穆斯林社會內部宗派化的現象更為複雜。 然而，即使在上述背景下，外來的改革主義思想亦開始出現更為複雜的發展態勢。「新教」現代改 革主義思想與「老教」反現代改革主義思想及其背後所代表的宗派意識，多年來在臨夏等穆斯林社群 中，已成為穆斯林內部群體認同觀的另一種標準。這種情形也明確地反映在穆斯林的宗教文化與日常 生活中。例如在臨夏市，宗教場域的屬性很自然地會將南關清真寺與前河沿清真寺分別歸屬於依赫瓦 尼和賽萊非也。此外，「新教」在宗教民俗方面，有關齋月的習俗（不同於「老教」的入齋、開齋的時 間，以及特有的出荒郊聚禮）、「吃了不唸、唸了不吃」（唸經不受酬）、不過聖紀、墳頭不立香柱、殯 禮時轉「費遞也」（fidya，為亡人贖罪）的差異等多種內容，都會顯現出「新教」與「老教」之間所形 成的宗派意識。不過，隨著改革開放契機的來臨，社會思想多元化所導致民間發展出來的各種伊斯蘭 宗教復振現象，使臨夏「新教」與「老教」在固守原有宗派界限之際，都得面臨來自現代化衝擊、傳 統社會封閉性解構等前所未有的挑戰。此外，老教勢力藉《聾阿訇》等資料不斷對新教進行攻擊等現 象，以及各宗派清真寺之間爭取學習教育資源現象的白熱化，這些都讓宗派所代表的我群意識更為彰 顯。 以上的觀點，是計劃主持人自二○○七年在東京早稻田大學發表臨夏宗派觀變遷論文以來，所進 行的持續性與對比性的研究論述。不過這四年多來，臨夏的經濟發展與社會開放程度雖然更為顯著， 但是從實證研究的結果顯示，無論是一般民間或是宗教上層人士，現有的宗派思想的藩籬在以宗教為

依歸的我群觀中卻顯得更為明確。由此可見，過去有人提出臨夏等西北穆斯林社群內傳統宗派思想可 能因社會經濟的高度發展而弱化的觀點，似乎還有商榷的討論空間存在。

三、建議

隨著新疆七五事件的爆發，以及今年以來北非阿拉伯世界所引發的「茉莉花革命」，都一再說 明伊斯蘭教與穆斯林族群問題的特殊性，及其在建立國人世界觀與多元文化視野中不可或缺的重 要意義。政府及相關學術單位應鼓勵這類研究的持續發展，以避免產生「學術偏食」的現象。

四、其他

無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

得報告

日期：100年 10月31日

計畫編

號

NSC98－2410－H－004－137－MY2

計畫名

稱

近代國族主義型塑下的「回族」意識及其歷史建構

出國人

員姓名

張中復

服務機

構及職

稱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

教授

1.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UBC), Vancouver, Canada. 1.99 年 8 月 15 日至 99 年 8 月 22 日 2.99 年 10 月 21 日至 99 年 10 月 25 日

會議地

點

會議時

間

2. Waseda University, Tokyo, Japan.

會議名

稱

1. 12th Seminar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ibetan Studies (IATS) in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UBC), Vancouver, Canada.

2. “Symbiosis of Muslims and non-Muslims in Asia: Muslim Minorities in East Asia: A Comparative Studies of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 Organization for Islamic Area Studies, Waseda University, Tokyo, Japan.

1. Syncretism or Non-Syncretism?, Identity or Identification? －The ethnographic analysis of ‘Tibetan –speaking Muslims’ in Kaligang, Qinghai.

發表論

文題目

2. The Dilemma of Ethnic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Muslim Taiwanese－On the Case of “Blasphemous Incident” in 2005

一、參加會議經過

1. 計畫主持人於二○一○年八月間，受邀出席「第十二屆國際藏學學會 2010 年年會」（12th Seminar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ibetan Studies IATS 2010）於二○ 一○年八月中旬在加拿大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所舉辦的年會專 題討論組： “Tibetan – Muslim Relations in Amdo, Past and Present “ organized by

Bianca Horlemann, Marie-Paule Hille, and Paul K. Nietupski.會中計畫主持人預 備發表論文題目與為：“Syncretism, identity and identification: The ethnographic analysis of ‘Tibetan Muslims’ in Kaligang, Qinghai”. 有關本次會議心得與經過 已在本計劃期中報告中提出，此處不再贅述。本報告將發表論文附件如後。

2. 計畫主持人於二○一○年十月底，接受東京早稻田大學邀請，參與該校二○

一○年下半年度國際合作計畫「亞洲穆斯林與非穆斯林的共生」（Symbiosis of

Muslims and non-Muslims in Asia），並應邀於二○一○年十月前往早稻田大學

參與討論並發表論文，該次研討會主題為「東亞的穆斯林少數民族：日本、韓 國、台灣的比較研究」（Muslim Minorities in East Asia: A Comparative Studies of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其中計畫主持人提會論文的題目為：“The

Dilemma of Ethnic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Muslim Taiwanese－On the Case of “Blasphemous Incident” in 2005＂。同組報告討論中尚有早稻田大學小島宏教授 之“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eterminations of Religiosity among Muslim Immigrants in Japan and Europe＂、以及與韓國漢陽大學李熙秀之“The Symbiosis of Muslims and Non-Muslims in Korea: Focused on the Case of Anthropological Survey in Itaewon District ”等兩篇相關論文。

二、與會心得

1. 本次會議主辦單位、早稻田大學亞洲穆斯林研究所一直以強調跨學科與跨 地域視野來探討亞洲穆斯林少數民族現象而著稱。此次邀集日、韓、台三地

（cultural-ethnic symbiosis）的觀點，來分析穆斯林與主流社會間的文化變 遷、社會適應與族群認同等現代性（modernity）議題，這對於東亞多族群社 會與文化多樣性的發展趨勢而言，確實提供了一個有意義的觀察角度。 2. 從小島宏與李熙秀兩位教授的論文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出日本與韓國近年 來所面臨的穆斯林少數民族的問題，其本質是屬於境外（主要是西亞、南亞 與東南亞）遷入的穆斯林移民（Muslim immigrants）在都會地區所形成的特 定聚落，及其與周邊原居主體人群之間所衍生出來的互動現象。雖然早在二 次大戰前，日本東京已有以土耳其人為主要組成部份的穆斯林人群聚落，但 其規模十分有限。近年來隨著經濟發展的需求，大批來自西亞、南亞與東南 亞的穆斯林移民開始在東京聚居，尤其集中在新宿附近的新大久保，這使得 伊斯蘭教的異國文化（exotic culture）很明顯成為東京「外國人」群聚中的新 興現象。而韓國首爾附近的 Itaewon 不但有類似的發展趨勢，當地的穆斯林 社區規模甚至大於東京的新大久保。然而，台灣雖然也有逐漸增加的境外（主 要是東南亞）遷入的穆斯林，但傳統中國大陸社會中說漢語的回民（回族）， 自一九四九年之後亦有數萬人遷來台灣，成為在文化與族群特徵和漢人差異 不大的「台灣穆斯林」（或稱回教徒）。此次計畫主持人的提會論文即是以民 國九十四年發生的「吳宗憲辱教案」為例，來說明「台灣穆斯林」在漢文化 不斷衝擊下，其企圖保有特定的族群認同與伊斯蘭信仰的「邊界」，以及如 何在九一一事件後避免被污名化的種種因應心態。由此可見，當探討「東亞 穆斯林」這個概念及其衍生問題時，台灣與中國大陸「回民－回族」的歷史 文化與族群內涵，確實與日本、韓國的「穆斯林移民」現象有著極大的論述 差異。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中國大陸在廣州與浙江義烏等地亦因經濟發 展而出現來自西亞與南亞大批「穆斯林移民」的聚居現象，其性質與新大久 保及 Itaewon 十分類似，日後可以考慮發展出更多的相關比較研究，以充實 當代「東亞穆斯林」的實質意義。 3. 台灣的穆斯林社會發展，在本計劃主題－當代回族歷史意識的建構過程中是 一個很有特點的討論議題。其族群身份變遷與認同和當代中國大陸的「回族」所

面臨的相關衝擊有同有異。計畫主持人在〈民族國家、族群意識與歷史解釋的互 動意義－以海峽兩岸「回族」認定為例的探討〉一文中曾提到，其實在民國三十 六年南京國民政府制憲時，就有穆斯林代表提出以「內地生活習慣特殊之國民」 來指稱「內地回民」及「居住各處之回民」。依孫繩武所言，此一說法為其個人 所創，並將之納入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罷免法實施條例第五十二條中。此因「矧在 黨與政兩方面傳統的認識上，向不承認內地回教同胞為回族」。可見「族」原本 也是可以尋求定位的選擇之一，但最終還是以「內地生活習慣特殊之國民」來做 為妥協。按此說不僅意義含混，也使回民（回教徒）的身份在憲政結構下，出現 徘徊於「一般國民」與「邊疆民族」之間的窘境。不過，即使是像「內地生活習 慣特殊之國民」這樣的概念確有其爭議性，但其並未違背台灣穆斯林延續民國時 期「爭教不爭族」的基本原則，因此並未受到抵制。這其中多少都意味著，過度 著重於「族」的思維有可能會影響「教」的發展。對於像台灣穆斯林這種非伊斯 蘭國家內的穆斯林少數人群而言，宗教所代表的實質文化意義及其重要性，是遠 遠超過「族群」的身份的刻意界定及其結果。上世紀八○年代初，杜磊在研究泉 州地區漢化卻保有回族身份的社群案例時，特別會以未進行民族識別的台灣穆斯 林的文化變遷與社會適應來做為對照現象，以強調「回族」的民族身份，在當代 中國穆斯林認同意識建構過程中所展現的脆弱性與爭亦議性。同樣也是屬於人類 學背景的白蓓莉（Barbara L. K. Pillsbury），當她於上世紀七○年代初來台灣進行 穆斯林社會的研究時，宗教事務的派系之爭以及牽動信仰延續的機制乃成為她觀 察的重點。至於回教在台灣的社會文化屬性、相關族群關係以及認同邊緣的維 持，是宗教性的還是種族（race）性的認知，在她看來並不是一個迫切性的議題。 不過，前面已提到，包括台灣在內的整體中國穆斯林社會今後所面臨的最大挑 戰，不是單純的「族群身份」及其認定問題，而是世俗性的宗教信仰基礎的逐漸 流失，以及包括漢化、西化等廣義的現代化、全球化趨勢，對於穆斯林我群認同 與宗教實踐所產生的衝擊和影響。像「回族」這類民族國家體制所賦予的民族身 份，在此一挑戰中能否成為凝聚並鞏固宗信仰的憑藉，則是相當值得注意的現象。

三、考察參觀活動

早稻田大學小島宏教授在會中組織與會人員對於新大久保的穆斯林社 區進行參訪。該地區目前還沒有新建的清真寺，相關的宗教活動大在臨時且 簡陋的宗教場域進行。當地的日用品商店、食品店等大多由孟加拉與巴基斯 坦的穆斯林經營。形式上日本政府對其管理措施並不嚴格。

四、建議

1. 國內的人文社會科學界對於伊斯蘭教與穆斯林的相關研究極其有限，但台 灣社會近年來已有不少境外穆斯林務工人員的移入，相對國人理解伊斯蘭教 教義與穆斯林生活習慣的認識還停留在一知半解或人云亦云的階段，因此很 容易引發沒有必要的社會衝突。建議民政、移民、社會工作、勞工、警政與 教育等部門的主其事者，需增加正確的伊斯蘭教與穆斯林知識與相關因應措 施的準備工作。 2. 中國大陸的回族穆斯林現象與前文中所提到的廣州、義烏境外穆斯林現象 亦有繼續深入研究的必要性。讓台灣的中國大陸族群與社會文化研究的面向 更為周延。此外，日本學者的相關著作應多引介到國內學界以供參考。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日本「中國穆斯林研究會」活動與出版資料，以及王柯、松本真澄等人近年 來對於中國穆斯林與民族觀的研究論述。

六、其他（會議發表論文）

1. UBC 會議論文

Identity or Identification? Syncretism or Non-Syncretism?

－ Ethnographic Analysis of Tibetan-speaking Muslims in Kaligang, Qinghai

Chang Chung-Fu

Department of Ethn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I Significance of Ethnographic Analysis of Tibetan-speaking Muslims in Kaligang

In recent discussion on issues concerning ethnic minorities in Qinghai (also known as Amdo), in particular, those related to the concept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local ethnic group”, the importance of Tibetans seems to surpass that of Hui-Muslims. In f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verse ethnic relationships, these two ethnic groups and the various social phenomena represented by their cultures have always been engaged in manifold interactions, jointly forming the core of the ethnic icon of Qinghai. Haidong in the east of Qinghai is geographically situated at the border between the Yellow Earth Plateau and the Qinghai Tibetan Plateau, while it is socially and culturally lying at the meeting point between the Amdo Tibetan area and the North-western Muslim society. Despite the vast difference in religious nature between Islam and Tibetan Buddhism, there exists neither schism nor discord between Hui-Muslims and Tibetans in Haidong in terms of thei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socio-cultural development. Instead, they share delicate co-existence and intricate interaction, which involves ethnic identific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social adaptation. As a result, diverse ethnic boundaries can be seen between Hui-Muslims and Tibetans in Haidong. The focus of discussion in this paper is Tibetan-speaking Muslims, which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case of such social phenomenon.

In general, Tibetan-speaking Muslims refer mainly to the Muslim inhabitants of Hualong Hui Autonomous County and its neighboring regions in Haidong. Their vernacular language is Tibetan. They are more concentrated in mountain villages of Dehenlong, Shaliengbao and Anushi in Kaligang. Hence, some scholars refer to them as the Kaligang phenomenon. Kaligang is located in the mountain region at an altitude above 2000 m. The place is remote and hardly inaccessible. The land is

barren and infertile. Long and frequent droughts make farming and animal husbandry difficult, if not impossible. Its secluded location and the harsh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tribute to the isolate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unique cultural phenomenon of Kaligang.

Opinions vary widely over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Tibetan-speaking Muslims in Kaligang, estimated to range from thousands to ten thousands. Such difference is on the one hand due to diverse ethnic and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Muslims with different mastery of the Tibetan language. On the other hand, despite the distinction in legal capacity between the two ethnic minorities, Hui and Tibetan, according to the ethnic polic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fact is that their internal identity and external identification are not in one accord. In addition, some of the Salar Muslims living in Xunhua of Qinghai are also Tibetan-speaking. Hence, there exists great controversy among the academics over the identity and ethnic attribution of the Tibetan-speaking Muslims. Along with this, there has also been much debate over the development of a convincing and persuasive research construct and methodology for analyzing the Kaligang phenomenon. For instance, some scholars find the research on representational cultural features of littl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issue of ethnic attribution; while problems abound when using ethnic and cultural patterns alone in studying the Kaligang phenomenon.1 Indeed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ethno-cultur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Huis and Tibetans as well as the meaning of their interaction remains traditional and stereotypical, and any deduction or inference drawn against such background can only be controversial rather than conclusive.

Generally speaking,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Han-speaking Hui-Muslim population is vast and extensive. They are in close touch and frequent interaction with other ethnic minorities. Hence, more often than not, Hui-Muslims are multi-lingual. The mastery of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dialects is especially common in regions populated by multi-ethnic groups, and particularly indispens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A familiar example is the religious sect Xi Dao Tang of Gansu. Owing to their long-term involvement in business exchange in the Tibetan regions, the majority of the congregation can speak fluent Tibetan. Another such case less well known is the Hui-Muslims living in Kang Young of Jiang Zha County, Huang-Nan Prefecture, Qinghai. Some of them can still speak Tu, a dialect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ongolian language.2 As a matter of fact, being multi-lingual is just a

1

Ma Haiyun馬海雲and Takahashi Kantaro, “Yisilanjiao zai Zangqu: Karigang Musilin yanjiu” 伊斯 蘭教在藏區：卡日剛穆斯林研究 (Islam in Tibetan Area: studies of Muslims in Kaligang). In

Huizuxue yu 21 shiji Zhongguo 回族學與 21 世紀中國 (Hui minzu studies and 21st

Century China ),

Zhongguo Huizu Xuehui et al., eds. Yinchuan; Ningxia renmin chubanshe, p. 299.

2

Wu Chengyi吳承義, “Kangyang Huizuxiang Shalimu Huizu jiang Tuyu ji qi youlaide diaocha baogao” 康 楊 回 族 鄉 沙 里 木 回 族 講 土 語 及 其 由 來 的 調 查 報 告 (Report of investigation on

way of life arisen out of need and adaptation for multi-ethnic presence. It reflects merely the diversity of languages in use and has nothing to do with ethnic identity, ethnic boundary, ethnogenesis or other ethnic attribution issues of the Hui-Muslims. Nevertheless, the analysis of the Kaligang phenomenon in this paper does not focus on the use of language among the Tibetan-speaking Muslims. Rather, from the ethnogenesis research perspective, it explores the unique embodiment of the Hui and Tibetan cultures in this ethnic group, whose ancestry may well be non-Muslim Tibetans later converted to Islam and became Muslims while retaining both Tibetan language and culture. Similarly, Muslims using languages of other ethnic minorities can also found be in other multi-ethnic regions of China. For example, there are Mongolian-Tomaos in Qinghai and Xinjiang, Mongolian-Muslims in the west of Inner Mongolia, as well as Bai-Muslims, Dai-Muslims and Yi-Muslims in Yunan. Diverse identification of ethnic boundaries can be seen among these different groups of Muslims, collectively known as marginal Muslim ethnic groups.3 Henc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Kaligang phenomenon should not neglected in the overall research of the diverse and complex ethnicity of Hui-Muslims in China. During my fieldwork conducted in March and April 2010, the Muslims in Hualung and Xunhua, Qinghai preferred to be called Tibetan-speaking Muslims or Tibetan-speaking Hui

minzu (nationality) rather than Tibetan-Muslims. Hence, we call them as such

throughout this paper.

Owing t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Kaligang phenomenon a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case of Tibetan-speaking Muslims, almost all contemporary ethnographic studies have taken this area as the focus of research. Such solitary-case analysis has inevitably resulted in undue negligence of ethnic groups with similar culture in other regions. At the same time, overemphasis on Tibetan-speaking Muslims may lead to misunderstanding and bias on the long-standing interactive Hui-Tibetan relation in northwest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uslim ethnicization in China. Henc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Tibetan-speaking Muslims of Kaligang from the broader and more diverse perspective of ethnographic and ethnic relation to shed light on both past and present Tibetan-Muslim relations in Amdo. Moreover, this study also aims

Tu-speaking Shalimu Huis in Kangyang), Qinghai minzu yanjiu 4. (1990): 50-54.

3

Zhang Zhongfu (Chang Chungf)張中復, “Huayijianxu xiade bianyuan youyi--lun dangdai Zhongguo Huizu minzu shuxing zhongde shaoshu minzuhua wenti” 「華夷兼蓄」下的邊緣游移－論當代中國 回族民族屬性中的「少數民族化問題」(Vacillating boundaries in a Sino-alien category: Issues of ethnic minority in ethnic attribution of Hui minzu in contemporary China) Guoli zhengzhi daxue

minzuxuebao 24 (2005): 91-114. In fact, cases similar to the Tibetan-Muslims in Kaligang can also be

found in Dichin Prefecture in northwest Yunnan. See Ding Mingjun丁明俊, Zhongguo bianyuan

Musilin zuqunde renleixue kaocha中國邊緣穆斯林族群的人類學考察 (Anthropological survey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