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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動者跨域異質性連結如何促成形定量尺質變

從故事產製與傳播過程建構出的傳播形定過程來看,14 位受訪者 中有半數認為,電影上院線之前《商業周刊》的封面報導之影響力很 大,並且帶入有意義的串連(受訪者 A、B、C、D、F、H、K)。從理 論的觀點看,受訪者所謂的有意義的串連,正是形定量尺的改變。亦 即,藉著周刊主流財經雜誌屬性,將意義相關性帶入原本屬性不同的形 定,促成異質行動者雲集網絡。

受訪者也用不同的話語形容這樣的異質性,如「《商周》的讀者是 在知識圈裡面算是比較高的知識位階,比較中上層的人」(受訪者 F);「《商周》的報導,那個很重要,因為它可以去接觸到一些有錢 的人」(受訪者 B);「主流媒體影響了決策者,包括林敏雄(全聯董 事長)或是更多所謂CSR(企業社會責任)之類這些概念的企業」(受 訪者 C)。上述並未全部臚列受訪者的回答,已可一窺周刊帶來量尺的 變動在於觸及掌握中上層經濟資本與權力的讀者。

多年後回訪曾經參與製作封面報導的編輯們發現,在主流媒體的公 益目的的背後還是關連著大眾市場邏輯。受訪者D 回憶說道:

坦白說,老鷹牠確實比較不是我們讀者(關心的題目),

我們讀者是屬於比較中產階級,老鷹絕對不會是他們的優先關

懷的順序⋯⋯只是因為老鷹跟這個人物的話,我大概是做一個 精彩人物稿就夠了。可是因為你如果碰到食安問題的話,好,

那是一個背後有一個龐大農藥的問題,它就跟我們一般讀者的 關聯度就是相近,那個時候是因為這個點,所以才決定說那就 做大,因為你有精彩人物又有大眾關心的議題。(受訪者D)

但即便如此,2015 年出刊前夕還是差點無法成為封面故事。受訪 者C 回想,接到此題目時,依經驗判斷這「可能不是作為一個銷售主力 的封面」,不巧遇上更具新聞性的突發事件,編輯室陷入抽換封面的抉 擇,最後以零訂分版的雙封面處理:

另外一群人在執行另外一個題目,然後我就執行這個題 目,我可以很明顯地感覺這個題目就是所謂的⋯⋯被打入冷 宮。⋯⋯為什麼會想要換的原因,除了因為它是現在新聞熱點 之外,也是當時所謂我們會有扛封面指數的壓力⋯⋯它(老鷹 封面)做的是一個影響力,或者是《商周》品牌力的東西,現 在就是變成同軌進行。然後《商周》操作雙封面的時候也是一 樣,我一個要賣、一個要得獎、要有影響,所以那時候我就覺 得,這題目就已經定位很明顯在這裡。(受訪者C)

從C 口中描述可看出,商業媒體邏輯已內化在編輯室慣習之中,但 個別行動者卻仍有行動的空間。C 形容自己與美編都關切此議題,因此 轉換雙封面的決策空檔中,反而享有更大的專業自主權,「所以在做這 個題目是很enjoy」,「後來我們自己玩得開心⋯⋯」,「我覺得它更接 近我那時候蠻想要執行的後製的某些狀態跟它出現的樣貌」。C 用上述 愉悅的語詞回想那段過程,包括自己在看版前增加一個老鷹、小鳥、紅 豆田的食物鏈示意圖,希望更多人理解其間關聯,由此亦體現在媒體機 構制度化流程中仍存在個體實踐的空間。

因為零售上不被看好,「消失的老鷹」專題僅成為訂戶版的封面故 事,沒料到仍促成改變形定量尺的未計畫效應——全聯福利中心董事長 林敏雄在飛機上看到此報導因而支持契作老鷹紅豆:

「我一看,哇!怎麼會環保破壞得這麼厲害?三千隻小 鳥!真的很震撼!」全聯實業董事長林敏雄想起去年七月在中 國黃山旅遊時,翻閱第 1444 期《商業周刊》「消失的老鷹」

封面故事時心情的激動(王毓雯,2016 年 4 月 14 日)。

由全聯提供參與媒體舉辦企業社會責任獎的參賽資料亦記述,決策 者看到報導主動聯繫台灣猛禽研究會與屏科大鳥類研究室,支持屏東農 夫契作 25 公頃友善老鷹紅豆以及百場偏鄉放映,不僅在公司內部成立 專 案 團 隊 , 相 關 商 品 亦 半 年 熱 賣 完 銷 ( 全 聯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2017)。企業投入支持友善老鷹紅豆商品化,正解決農民轉變耕作習慣 導致成本增加、價格提高因而滯銷的困境,從此逐年穩定成長至 2019 年已超過200 公頃(受訪者 J)。

因此,因為主流財經雜誌的介入,打破原有以生態研究保育為主的 形定量尺,互動交揉於不同社經階層的集體行動者產生上述質變效應,

不僅遠超文本產製者原本意圖的結果,亦證成形定過程具有動態的可變 性。但從訪談中發現,企業仍屬營利事業的商業本質,之所以願意支持 公益,除從價格升級到價值訴求的提升品牌形象考量(蔡茹涵,2019 年7 月 1 日),背後脈絡性的原因亦包括企業社會責任在法律規範面的 轉變。2

2 臺灣證券交易所於 2015 年 10 月 19 日公告施行「上市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第三條規定,上市公司應每年揭露符合全球永續性報告的 衡量指標與表現。截至2018 年底,申報家數由 2014 年的 171 家提高到 345 家,

顯見揭露非財務資訊已是重要發展趨勢(劉姵呈,2019 年 2 月 27 日)。

證交所其實就有規定說上市櫃公司它的財報裡面要去敘 述 ,⋯⋯ 就 是 它 要 去 敘 述 說 它 的 CSR (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企業社會責任)做哪些事情,這是它的在公開 財報裡面就要有。所以你會發現說很多大企業,不管它是基於 真心的相信,或是說它要符合規範,都會去做類似 CSR 的東 西,只是每個渠道不一樣,有的可能是贊助藝術,然後是偏鄉 教育,有的可能是這種環境啊等等的,我覺得整個大環境也是 這個CSR 這個觀念也是蠻重要的。(受訪者 D)

企業社會責任的趨勢,不只是地方的,也是全球的。如扭轉《老鷹 想飛》紀錄片長期經費無著的困境(受訪者 A)而最早投入 500 萬元贊 助的企業,正是在第二代經營者跨出國際接觸歐洲客戶之後體察此一趨 勢,後來落實於在地行動中。受訪者E 到現在仍楚清記得二十多年從中 小企業代工廠轉型加入國際供應鏈,來自一位歐洲的客戶的提問:

記得他有一個客人,他是一個……應該是不知道是什麼爵 士,是我們的客人,然後他在他很年輕的時候問他說,那你是 junior(二代經營者)對不對?他說對,然後他說那你對社會 公益有什麼看法?其實在那個當下其實很年輕,然後可能我們 的成長背景跟在臺灣當下的狀況下,其實沒有人會去討論到社 會公益這件事,但是對我們來講是一個 culture shock。(受訪 者E)

那時初聞企業公益責任的概念,在新一代的企業主埋下心中的種 子,加上早年工作地點正是基隆,讀過沈振中的《老鷹的故事》一書而 受感,兩者共同催化資助紀錄片的行動:「我們也覺得這個故事如果他 把它講出來,應該會得到更多人的共鳴」。本片也成為該企業首部贊助

的紀錄片,從此把環境教育與生命教育帶入企業文化之中。E 語氣興奮 地訴說,從 2013 年贊助紀錄片至今,公司成立「大鳥人」與「小鳥 人」俱樂部,前者定期舉辦環境議題講座,後者則分組走出戶外例如在 濁水溪上下游環境調查或是空拍機考照等等,「你會發現有很多的環境 的意識它是一直進來的,無形中會去改變」,藉此將「永續、共存、共 生、共榮」概念內化於企業文化之中。

E 所描述藉由贊助紀錄片而轉化企業文化的歷程,正如 Keightley

(2012)提出「交互中介域」,同時在技術(電子影像紀錄技術)、文 類(紀錄片)、文本《老鷹的故事》與《老鷹想飛》以及社會時間(逐 漸理解並重視社會公益的思路)構連而成多重時間經驗,因而促成挹注 拍攝資本以及持續內化於企業內部推動環境教育行動。這家主要生產汽 車底盤及轉向零件之中型企業,雖非上市公司,但由個體經驗轉為自覺 行動,仍符應政府規範的整體脈絡趨勢。

無論受訪者 D 提及企業因應本地法規要求的考量;以及受訪者 E 談到跨出海外而接觸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性思潮,若以 Krotz 描繪的媒 介四重面向來思考,屬於垂直結構層面之社會建制與規則網絡改變,隨 之亦帶進水平情境面的轉變,包括媒介展演的內容議題設定以及使用者 的經驗空間互動產生的意義連結。例如,在此規範性驅動之下,企業組 織需尋找實現社會責任的資助對象,只要合適的「關懷標的」出現,容 易轉化傳播形定的量尺,讓營利與社會公益產生交集,因而異質行動者 交揉產生力量。

在《老鷹想飛》的案例中,主流財經雜誌與生態紀錄片的跨媒介合 作,前者為擴張社會影響力(受訪者 C);後者因非營利組織缺乏電影 行銷經費而願意提供故事(受訪者 B),因而原屬不同形定的行動者彼 此連結,如D 描述雜誌出刊後舉辦讀者會客室活動出現的場景:

那一天就是來了很多,就看起來像是環保人士跟山友,因 為我還記得來的人⋯⋯造型都很像荒野保護協會的那些人的造 型,然後都就是戴一個那個帽子,穿那個就是比較登山型的那 種,還有就是雙肩背包,還有人拿那個登山杖就這樣來聽,就 是那造型跟我們以前看到的造型都完全不一樣⋯⋯那天其實就 我其實還蠻感動的,因為就是在我的工作上,我會覺得說這一 題把我們的讀者群又擴大了⋯⋯。(受訪者 D)

在持批判立場的學者眼中,紀錄片與商業發行的共謀從來顯得可 疑,但是從上述經驗來看,仍不否認確實產生互利效應。甚至電影商業

在持批判立場的學者眼中,紀錄片與商業發行的共謀從來顯得可 疑,但是從上述經驗來看,仍不否認確實產生互利效應。甚至電影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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