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量化研究發現與部分報導例證，研究者也嚐試透過質性分 析，提出以下現象與討論（一）跨地區輿論監督報導，存在「典型敘事 邏輯」；（二）對監督事件的追蹤報導，逐漸完整，但意見向度仍屬高
同質化；（三）媒體採避禍策略，在監督事件的「究責面向」，仍有待 加強；（四）禁令後的跨地區新聞輿論監督報導，傾向規避風險的安全 選題；（五）對於民意的重視，偏重在「爆料角色」上。
其次，形成《南方周末》跨地區新聞輿論監督報導的特殊語徑的可 能因素，除了來自於官方的禁令外，《南方周末》在多次被整肅過程 中，官方指派總編輯上任，產生言論緊縮的現象，本研究發現比較 2005 年 5 月前、後，在跨地區輿論監督報導篇數量上，明顯減少的原 因，也可能來自於編輯部的內部組織壓力，所形成的自我審查機制所影 響。
首先，跨地區輿論監督報導，存在「典型敘事邏輯」。報導的開頭 會傾向以「故事性」的陳述手法，將該事件的面貌做重點性的提點。緊 接著以較柔性的筆法，簡單地介紹該事件主人翁的背景，這部分陳述常 引述相關人士的談話內容，並附上記者旁觀的心得，此種陳述方式呈現 相當程度的戲劇張力，使得讀者在閱讀的同時，讓讀者產生有如置身事 件現場的真實感。最後，在報導的結論部分，對於較不具爭議性的議 題，記者通常會針對事件做出一番評論，但面對較具敏感爭議性的議 題，其結論通常傾向保守做法，可能幾乎不做任何評論。
其次，對監督事件的追蹤報導，逐漸完整，但意見向度仍屬高同質 化。觀察《南方周末》一系列的監督報導，其大多數的報導內容監督之 層次與力度通常具有一定強度，對於所監督報導事件發生始末、報導議 題相關的人、事、物與資訊等的陳述，通常都能交代地相當完整。然 而，較不足之處在於消息來源的處理上，除某些案件可能有較長期追 蹤，消息來源向度較多元化外，許多議題報導過程，雖看似消息來源不 少，但所陳述發表的意見內容卻是單一向度的，意見呈現高同質化的現 象，令人質疑新聞處理的立場偏頗，整體的周延性稍嫌不足。
再者，媒體採避禍策略，在監督事件的「究責面向」，仍有待加 強。在跨地區輿論監督報導內容中，官方通常都是站在相對正面的位 置，扮演的是「青天」的角色，常常一出場就是為民伸冤、懲惡罰罪，
就算是涉及政府單位的事件，媒體報導也常引述更高層官員，做出類似 與犯罪當事者切割的發言，讓官方包裝自己正面的形象。這樣的作法或 許是媒體「趨吉避禍」的自我保護方式，但是也連帶使得真正該被追究 事責的最高單位，得以脫身。
而禁令後的跨地區新聞輿論監督報導，傾向規避風險的安全選題。
根據樣本顯示禁令出台後，跨地區輿論監督報導的數量有明顯減少的趨 勢，《南方周末》，出現了三篇針對廣東省本地、監督非官方單位的輿 論監督報導，另外，就算是非廣東地區的跨地區輿論監督報導，也開始 出現針對「境外」的新聞輿論監督報導，如：中國與俄國領土爭議、在 東海與日本的能源利益之爭、釣魚台保釣運動等方面的報導。就算是出 現對於國內他省的監督報導，其議題多是報導風險較低，如農民工問 題、民生議題等較不進入權力者視野的議題，不然就是報導官方已介入 偵辦的案件，這些傾向風險規避的安全選題策略。
最後，對於民意的重視，偏重在「爆料角色」上。觀察跨地區新聞 輿論監督報導，可發現在大多數報導中，民眾在報導中所扮演的多屬於
「當事人」或「消息來源」的角色，而不是站在相對客觀的「第三 人」，換言之，報導並不常引述一般民眾的意見或評論，通常客觀的
「第三人」多由政府官員或專家學者來扮演，顯見其報導對於一般民意 的不重視與忽視。另值得注意的是，多篇報導主要訊息來源是來自於以 匿名、化名，透過來電、來信、傳真與e-mail 等方式來提供報導資訊，
此種爆料式新聞在中國的出現，可作為後續研究觀察的場域。
與過去相關研究比較，對照喬雲霞等（2002）研究顯示，受衆印象
中新聞輿論監督最多的一類人是一般幹部，其次爲鄉鎮（科級）領導幹 部、縣處級領導幹部、農村幹部、廳局級領導幹部等。不過本研究對
《南方周末》跨地區新聞輿論監督的整體分析顯示，在大方向的數量、
廣度、深度與強度上，都已經有更直接具體的進步。
姜紅、許超眾（2008 年 12 月）研究中發現，從 2000 年到 2007 年，《南方周末》除了仍一如既往地堅持跨地區監督以外，但其側重的 主題領域已經出現變化，從對民間取向的社會生活類新聞的重視，轉向 對公共取向的時政新聞和公共事件的關注。本研究在此處有類似的發 現，報導議題方面，較偏重政法領域。
一位網友指出，自從 2003 年之後，和許多老讀者一樣，很少看
《南方周末》，他認為 1996 年到 2002 年，是《南方周末》的鼎盛時 期，該時期的編輯記者被稱為「黃金一代」，如：主要有以下名編名 記：江藝平、錢鋼、沈灝、劉洲偉、朱德付、長平、謝方偉、方三文、
孫保羅、 遲宇宙、余劉文、陳濤、李甬、劉天時、連清川、尹鴻偉、
陳菊紅、楊海鵬、李玉霄、壽蓓蓓、曹西弘、杜衛東等人，這批人在 2001-2004 年間，辭職、調職，逐漸流失。「黃金一代」編輯記者大批 出走，被認為不僅造成品質下滑，還在網上產生巨大負面影響，《南方 周末》資深記者集體辭職之類的帖子，直到今天還在流傳，對《南方周 末》品牌產生巨大打擊（武又文，2008 年 5 月 2 日）。
《南方周末》記者陳濤曾在 2002 年 5 月，於一篇文章裡寫道，一 個典型的《南方周末》人是：出生在農村或者中小城鎮，有一個談不上 幸福的童年，曾經做過文學青年，通過個人努力而獲得接受好的高等教 育的機會。這樣的人，有一點驕傲、有一點清高、有一點排斥庸俗、有 一點顯得有理想的樣子；這樣的人，有些社會責任，他無法忘記，雖然 自己通過高考改變了命運，但小時候和他一起玩泥巴的小夥伴們，現在
還在社會的底層掙扎著。對於這些人來說，新聞是他們謀生的手段，更 是他們參與社會的途徑（武又文，2008 年 5 月 2 日）。
換言之，觀察《南方周末》在新聞輿論監督的表現上，不可忽略的 是這一群媒體的工作者，因此任何對於《南方周末》編輯部的整肅，導 致領導班子的轉換，都可能使得組織的壓力，箝制新聞記者的言論尺 度，因此，研究中國的新聞輿論監督，除了從文本的表現分析外，組織 外壓力、編輯部壓力、身為傳播者的第一線記者組成等，均應列入考量 因素。
陸曄（2005）指出，中國大陸正處於轉型期的新聞媒介實踐，在新 聞生產的權力糾葛中，制度化的因素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在中國現有 的新聞體制下，除了針對具體事件的「宣傳通知」、相關的審稿制度和 由宣傳管理部門直接下達宣傳任務外，還包括不一定見諸文本，但在新 聞機構內部盡人皆知的邊界，如：對批評報導的行政級別的限制，對新 聞媒介異地監督的限制等等，此一無形的控制是由宣傳制約當中的意識 形態、行政命令、社會關係和人情等複雜因素交織而成。
而在《南方周末》遭整肅的數次事件中，2005 年中旬的資深編輯 集體請辭事件，正好發生在本研究的抽樣期間。而從 2001 年被官方指 派上任至今的現任總編輯，如果真像是輿論或離職記者所指稱，在上任 後產生言論緊縮的現象，那麼本研究發現比較 2005 年 5 月前、後，在 跨地區輿論監督報導篇數量上，明顯減少，也可能來自於編輯部自上而 下的內部組織壓力影響。
整體而言，中共中央在 2005 年 5 月出臺的《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 進輿論監督工作的意見》和中宣部的《實施辦法》後，中國初露曙光的 新聞輿論監督功能，產生了倒退現象。目前中國新聞的本地監督，相對 寸步難行，跨地區新聞輿論監督，又出現新的緊箍咒，中共「國家機
器」強大的力量再度展現。但是中國各地的傳媒，在求取政治要求與市 場化生存的平衡時，似乎未就此放棄新聞輿論監督類型的報導，出現各 種新的「擦邊球」的特殊語徑。
陸曄、潘忠黨（2002）指出，新聞從業者建構專業主義話語的歷史 場景，面臨黨對媒體的控制、市場對媒體的誘惑和支配、以及專業服務 意識對媒體自主的壓力。由於不同的傳統和推拉力量通過這些機制約 束、促成、選擇並固化各種不同的新聞實踐，專業主義的意識形態在實 踐中必然出現碎片和局域的呈現。
因此，本研究也發現，《南方周末》的新聞從業人員，基於市場與 口碑的雙重考量，藉由跨地區新聞輿論監督中，採取「多重消息來 源」、「事實標準」、「安全選題」、以及「避免究責」等避禍策略，
企圖突圍官方政治控制，而在跨地區的監督直接程度與監督具體對象方 面，都有更直接批評的語徑表現。
就新聞改革角度而言，新聞輿論監督的矛盾點在於：中國媒體的官 方所有權本質，使得新聞媒體在從事新聞輿論監督時，必須時而採取
「代表公眾」向政府行使監督權力；時而需要「代表中央」監督地方政 府；更需要在此夾縫中，追求媒體作為專業的主體性與獨立性。
而在立法方面，儘管中共憲法第二條、第三十五條、與第四十一
而在立法方面，儘管中共憲法第二條、第三十五條、與第四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