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亂後，質文論一時盛行，其來源有二：啖助新《春秋》學、李華〈質 文論〉。56啖助認為《春秋》的宗旨是「以夏為本，不全守周典禮。」孔子作《春 秋》的目的是要「變周從夏。」因此，欲挽周政之弊，「復當從夏政」。夏道尚 忠，周制過文繁瑣，應「去周之華，求夏之實」。57至於李華〈質文論〉，撰寫的 年代無考，推估作於安史之亂前後。據筆者管見，目前並無資料說明李華〈質 文論〉與啖助新《春秋》學是否有關，由於學者探討啖助新《春秋》學已眾，58 以下擬以李華〈質文論〉為主，從中唐士人自省的角度檢討質文論的現實意義。
杜佑也受到當時盛行的質文論影響，從「文繁則質衰」、「文質相矯」等質 文相濟的角度評論時制。《通典》，卷18，〈選舉典•舉選雜議下〉引「杜佑評曰」：
夫文質相矯，有如循環，教化所由，興衰是繫。自魏三主俱好屬文，晉宋 齊梁風流彌扇，體非典雅，詞尚綺麗，澆訛之弊，極於有隋。且三代以來，
憲章可舉，唯稱漢室；繼漢之盛，莫若我唐。惜乎當創業之初，承文弊之 極，可謂遇其時矣，群公不議救弊以質，而乃因習尚文，風教未淳，慮由 於此。
萬物。《史記》，卷6，〈秦始皇本紀〉，頁245。
56 有關李華〈質文論〉的寫作年代，並無足資判斷的線索，文中雖提及「神禹復生，誰能救 之」、「天下浸為陂池，蕩為洪流。」予人作於安史亂後的印象。但若深究整段文意，這 段話似乎不是描述已發生之現象，而是說若不改變時制，以質濟文，大亂的萌發就在所難 免了。再者，文中屢以「奢」為由批評唐制之失，似乎也不是寫在兵馬倥傯的安史亂後，
而可能完成於天寶年間。如果上述推測不誤，那麼，身處天寶盛世的李華已感受到大亂將 萌的體制危機。
57 張穩蘋，〈啖、趙、陸《春秋》學中的「制經論世」觀研究〉，收入林慶彰等編，《啖助 新《春秋》學派研究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頁238以下。
58 參見林慶彰等編，《啖助新《春秋》學派研究論集》一書。
杜佑認為唐承隋尚文之弊，貞觀群臣又未能濟之以質，以致風教未淳。59又，
《通典》，卷 4，〈食貨四•賦稅上〉：「夫文繁則質衰，末盈則本虧，反散淳朴之 風，導成貪叨之行，是以惡其啟端也。」杜佑批評當代士風，認為「質」之衰 造成淳朴之風消散、成貪叨之行的結果。杜佑以「淳朴─貪叨」的對比描述質 與文，恢復淳朴風氣的主張已見於安史亂前，如，杜甫「致君堯舜上，還使風 俗淳」的名句，即其著例。60至安史亂後，承襲自開、天時期恢復淳朴風氣的主 張，構成質文論的重要內涵，中唐質文論者多主張「以質濟文」，以樸實的夏道 濟過文的周弊。杜佑將「質衰」與「反散淳朴之風」相聯繫，即其表現。由此 觀之，若不考慮「質與文」這種論述形式，質文論的實質內涵，可上溯開元、
天寶時期尋其根源。
作為中唐質文論的一個源頭，李華〈質文論〉頗為時人所重，獨孤及為〈李 華文集〉作序時，以「覽公之文，知公之質」作結。61和序文起首的「六經之志」
相呼應，顯示獨孤及特別注重李華的「六經之志」說與質文論。62中唐質文論頗 為盛行，時見於與李華同時代的士人。代宗朝，楊綰倡議停止科舉、恢復鄉舉 里選，與李華友善的賈至評論楊綰主張時，提到「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
周之政尚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63柳芳也援用質文相濟說，批評 唐代承隋「尚官」的過文之弊：
夫文之弊，至于尚官；官之弊，至于尚姓；姓之弊，至于尚詐。隋承其弊，
不知其所以弊，乃反古道，罷鄉舉，離地著，尊執事之吏。於是乎士無鄉 里，里無衣冠，人無廉恥，士族亂而庶人僭矣。……唐承隋亂，宜救之以 忠，忠厚則鄉黨之行修；鄉黨之行修，則人物之道長；人物之道長，則冠
59 這個論點也出現在他寫給柳冕的信裡：「去年又續奉相公手疏，以國家承文弊之後，房杜為相，
不能反之於質，誠如高論。」柳冕，〈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收入《全唐文》，卷527，
頁3167。
60 陳弱水分析杜甫運用的典故來源，勾勒其淳朴之說背後的道家意象，認為杜甫「再使風俗 淳」的意念同時包含儒道因子。陳弱水，〈思想史中的杜甫〉，收入陳弱水，《唐代文士 與中國思想的轉型》，頁173。
61 獨孤及，〈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趙郡李公中集序〉，收入《全唐文》，卷388。
62 《新唐書》，卷199，〈啖助傳〉。根據筆者的看法，李華〈質文論〉撰於安史亂作以前 的天寶中後期，而啖助公羊學似發展於安史亂後，二者的關係難以究明。
63 賈至，〈議楊綰條奏貢舉疏〉，收入《全唐文》，卷368。
冕之緒崇；冠冕之緒崇，則教化之風美，乃可與古參矣。64
柳芳援用劉秩的觀點，認為隋廢鄉官、行科舉是造成唐制過文之弊的根源，
主張以尚忠的夏道補救過文之失，議論焦點置於「士人─鄉里」關係的修補上。
稍後，貞元二十一年，權德輿擔任禮部主考官主持策問，以質文相濟論入題，
題目先提出三代損益、質文相變之理，接著指出「固以忠厚，勝茲文弊」的論 點，也表現出以質濟文的態度。65元和以後，涉及質文相濟的論述蓋不少見，茲 不贅引。
李華〈質文論〉針砭唐制過文之弊，認為「質文相變，始能濟天下。」「文」
的特點是人類社會複雜化過程裡產生的各種規範，泛指廣義的禮樂秩序；「質」
是指秩序內在的本質。李華認為：文雖未必勝質，一如周之失在「制而過煩」、
漢武帝「修三代之法，而天下荒耗。」都是文不如質的表現。但李華也表示，
質未必勝過文，亦猶夏之失在「質而無制」。李華批評唐制文過於質的形式化傾 向，造成「吉凶之儀、刑賞之級繁」，在制度的實踐上，繁瑣的儀制使「生人無 適從」，不僅賦予「巧者弄而飾之」的機會，也使「拙者眩而失守」。李華認為 繁瑣的儀制下，禮儀、制度失去其內在精神(「質」)而趨於形式化，導致士人失 其所守，因而在儀制實踐的過程裡，發生巧者弄文亂制、拙者未理解本意的現 象，導致「誠偽無由明」的後果。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神禹復生，誰能救之。」
所謂「神禹」即夏道尚忠之意，也就是「質」的表徵。李華悲觀地指出：若未 能以質救文之弊，最終將使「天下浸為陂池，蕩為洪流。」李華批評繁瑣的制 度掩蓋了人性，表面繁榮的玄宗治世遂萌生大亂的因子。應如何化解制度的形 式化帶來的危機？李華提出的主張是「以質濟文，質而有制」，簡化繁瑣的儀制，
使其易行，並賦予體制以道德的內涵，以修補體制之失。
綜觀李華〈質文論〉，其議論形式表現在兩個相關但不相同的層次：(1)詮釋 制度的合理性、(2)制度合理性的實踐。在制度合理性的層次，李華主張以質濟 文，落實在現狀上，李華認為應以簡化、修補的方式改良現狀，這是一種以今 為本、順應但改良時制的態度，而未表現出董仲舒那種全盤改制的傾向。66再者，
64 《新唐書》，卷212，〈柳芳傳〉。
65 權德輿，〈貞元二十一年禮部策問五道〉，收入《全唐文》，卷483。
66 以質文論的論述形式觀之，其說始於董仲舒「三代質文改制」論，訴求的重點在改制，開 啟了帝國體制朝向儒教化國家轉變的端緒；儒教化的進展至王莽秉政的元始改制，達到高
李華的立場和啖助「變周從夏」的主張略有不同，李華雖認為過繁的儀制應該 簡化，使「制而不煩」，但他也認為夏政雖有淳朴之質，卻「質而無制」，並不 是理想的統治型態。在夏道與周道的關係上，李華的看法毋寧是和啖助弟子趙 匡較為接近，趙匡不同意其師啖助「用夏變周」的看法，主張以周制為根本「興 常典」，在典禮所不及之處「裁之聖心」，以「著權制」，「何必從夏」。67也就是 在肯定周制的前提下修補體制，反映在現實上，就是主張順應並改良時制。然 而，如何以質補救過文之周弊？李華主張的是簡化儀制，使「制而不煩」、「質 而有制」，賦予制度以「質」的內涵。至於判斷儀制合理性的指標是「中於人心」。
李華批評繁文之弊導致「生人無適從」，「中於人心」正是「生人無適從」的反 面陳述。68換言之，李華向「質」的回歸，是以「中于人心」為依歸，建立在滿 足生民之意這個基準上。
無論各家說法有何不同，中唐質文論大抵皆歸本於以生民為基礎的秩序 觀，啖助以生民為本詮釋《春秋》，李華將「質」繫於「中于人心」、「民之適從」，
都表現出以生民為基準甄別制度合理性的傾向。若排除「質與文」這種論述形 式，賦予制度以道德的內涵，以生民為基準甄別制度合理性的傾向，早已發軔 於開元以來漸興的仁義之說。69質文論批評的重點是制度的內涵，開元仁義之說 也著重闡釋制度的仁義精神。開元初，朱敬則批判經傳注疏時表示：
潮，國制儒教化獲得了重大進展；東漢承王莽之制，續有進展。到了西晉，一如陳寅恪所 謂「典午改制，本於周禮。」(引自陳寅恪，〈崔浩與寇謙之〉，《陳寅恪先生文集》，
第二冊[臺北：里仁書局，1982]，頁129)，更是儒教帝國成立史上重要的里程碑。隨著國 制儒教化程度的加深，西晉以降雖時見質文論之類論述，但全盤改制的呼聲已漸次將息，
率多表現在文學內涵的爭論上，改制已不再成為重點。關於魏晉南北朝的質文論，參見閻 步克，〈魏晉南北朝的質文論〉，《樂師與史官》(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292-320。
67 《春秋集傳纂例》，卷2，〈趙氏損益義第五〉：「《春秋》因史制經，以明王道，其指 大要，二端而己：興常典也，著權制也。……皆違禮則譏之，是興常典也。非常之事，典 禮所不及，則裁之聖心，以定褒貶。……何必從夏乎？」
68 李華，〈質文論〉，收入《全唐文》，卷317：「至於喪制之縟，祭禮之繁，不可備舉者 以省之。考求簡易，中於人心者以行之，是可以淳風俗，而不泥於坦明之路矣！」
69 副島一郎，〈從「禮樂」到「仁義」〉，收入副島一郎著，王宜瑗譯，《氣與士風──唐宋
69 副島一郎，〈從「禮樂」到「仁義」〉，收入副島一郎著，王宜瑗譯，《氣與士風──唐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