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王建、姚合，或是以姚合為中心的詩人們，在書寫以縣級僚佐為 對象的官況時，多用五言律體，這與韋應物、白居易喜用五古寫郡齋詩是很 大的不同。關於五言律在中唐之前的發展，明人胡應麟有一頗具代表性的看 法：「五言律體，極盛於唐，要其大端，亦有二格：陳、杜、沈、宋，典麗 精工；王、孟、儲、韋，清空閑遠，此其概也。」94胡應麟所指出五律的兩 種主要風格傾向，基本上延續至大曆貞元時期，並具體表現在高仲武以大曆 詩人為主的《中興間氣集》選本中。長慶年間，王建轉官秘書郎，張籍贈詩 云：「今體詩中偏出格，常參官裏每同班」95，以「出格」來評價王建的「今 體詩」。雖然張籍沒有更進一步指出其確實內涵，但已透露王建的今體詩作 迥異時俗流輩的特色。姚合則自云：「尋常自怪詩無味，雖被人吟不喜聞」，
又說「疏散無世用，為文乏天格，把筆日不休，忽忽有所得。所得良自慰，
92 《全唐詩》卷五百三，周賀〈贈姚合郎中〉，頁 5731；〈上陝府姚中丞〉，頁 5730。周賀同 馬戴、許棠、賈島都被張為列入「清真僻苦派」。
93 《瀛奎律髓彙評》，卷六，方回評周賀〈贈李主簿〉，頁 249。
94 明‧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九，頁 90。
95 《全唐詩》卷三八五，張籍〈酬秘書王丞見寄〉，頁 4332。
中唐縣級僚佐的官況書寫 不求他人識。」96頗認為自己的作品缺乏詩味，亦不求他者的賞識。這樣的 一種心態，以姚合自己的話來說是「峭冷」，〈答韓湘〉即云：「詩人多峭冷，
如水在胸臆。豈隨尋常人，五藏為酒食。」97可知他對自我的創作迥異於時 調有著清楚的認識。而王建、姚合的迥別時調，不只在當世難獲知音，後世 的詩論家仍多對王建、姚合五律之中的淺俗鄙俚提出批評，清人李慈銘即將 兩人並列評論：
中唐以後人五律如姚秘監、王仲初等，皆極淺弱，稍於一二近景 瑣事，刻劃取致，亦往往有工語。然道眼前景，每至取極俗極瑣 小極無意味者，乃墜打油、釘鉸惡道，仲初詩「小婢偷紅紙」等 類是也。98
李慈銘認為王建、姚合二人的五言律詩，「皆極淺弱」，只寫身邊近景小物，
專工刻劃模寫，雖有出人語，卻失去詩味。如果聯繫前文所述縣級僚佐官卑 職重、趨走風塵的仕宦特色，以及蕭條冷落的官況、荒僻的縣城環境、凋蔽 的風景等，這些評語就更容易獲得一客觀的理解。也就是說，身為縣級僚佐 的詩人，在創作時，同時面臨到客觀環境與主觀心態的影響，在這種條件下，
要找到有詩意的題材已屬不易，選擇另闢途徑，專於模寫「眼前景」、「極俗 極瑣小極無意味者」，也就不足為奇。檢視姚合書寫縣級僚佐官況時常用的 物象詞彙，確如紀昀所評：「五言八句皆得其趣，七言律及古體則衰落不振。
用料不過花、竹、鶴、僧、琴、藥、茶、酒，於此幾物，一步不可離，而氣 象小矣。」99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擷取這些貼近日常生活的物象入詩，正也 是他們官況心境的反映，書寫的是環繞於己的世界。詩人不再依靠文獻典故 來呈現詩藝，不強調修飾，而追求切實，貼近日常生活況味的表現。宋人劉
96 劉衍校考，《姚合詩集校考》，卷四，〈寄李干〉，頁 44；集外詩，〈答韓湘〉，頁 149。
97 同前註，集外詩，〈答韓湘〉，頁 149。
98 清‧李慈銘著，由雲龍輯，《越縵堂讀書記‧集部別集類》（北京：中華書局，1963），頁 630。
99 清‧紀昀等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莊：人民出版社，2000），卷一五一，頁 3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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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莊即對此有所體認：「張籍、王建輩稍束起書袋，鏟去繁縟，趨於切近。
世喜其簡便，競起效鼙，遂為晚唐體。益下，去古益遠。」100雖然對此書寫 風格仍不乏批評，然對於王建詩「切近」的看法却相當準確。而王建、姚合 律體詩的「輕古語」「無味」101，在歷代詩評家的看法中，顯然是近俗的，無 論是「淺俗」「淺弱」或「氣象小」都極為負面。但明人胡震亨是少數的知 音之一：
文章究於用古，矯而用俗，如《史》、《漢》後六朝史之入方言俗 語是也。籍、建詩之用俗亦然。王荊公題籍集云：「看似尋常最 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凡俗言俗事入詩，較用古更難。知兩 家詩體，大費鑄合在。102
雖非就王建律體立論，但指出在詩中用「俗言俗語」較用古更難的看法。胡 氏是從詩歌創作技巧的角度說，認為不可等閒看待張、王的「用俗」。如果 從唐代詩歌發展的角度看，「用俗」的積極意義即在於朝向日常生活邁進。
綜合莫礪鋒、劉寧的相關研究，此種創作風潮應由杜甫開端，張籍、王建承 之，元、白大力發展。103若再就主題書寫的角度觀察，王建、姚合用五律寫 縣級僚佐的官況，化之前的繁重卑微為閑散蕭條；更著力模寫居所位置的荒 僻、並從平常無奇的自然風景中找到有詩意的題材。
這種創作傾向，相較於大曆時期江南地方官詩人如劉長卿、戴叔倫等人 的作品，有著明顯的差異。蓋江南地方官詩人雖也有小吏經驗、幽居閑居的 生活體驗，但他們的五律多抒發戰亂之後的隱逸情志，寫景抒情也往往以清
100 陶秋英編選，《宋金元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劉克莊：〈韓隱君詩序〉，
頁 414。
101 二語分別出自姚合詩：〈贈王建司馬〉「有文高輕古語」卷四，頁 54；〈寄李干〉：「尋常自 怪詩無味」，頁 44。
102 明‧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七，頁 66。
103 莫礪鋒，〈論杜甫晚期今體詩的特點及其對宋人的影響〉，載《唐宋詩歌論集》（南京：鳳 凰出版社，2007），頁 71-89。劉寧，〈姚賈詩風與元和體〉，載《唐宋之際詩歌演變研究―
以元白元和以的創作影響為中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頁 49-62。
中唐縣級僚佐的官況書寫 麗、典雅的筆調寫出。104但在王、姚詩裡，無論是主體情志，或是藝術手法，
均有所創新、變化。此可舉方回、紀昀的評論加以說明：
姚少監合，初為武功尉，有詩聲，世稱為姚武功，與賈島同時而 稍後，似未登昌黎之門。白樂天送知杭州有詩。凡劉、白以後詩 人集中皆有姓名，詩亦一時新體也。而格卑於島，細巧則過之。105
然詩家皆謂之「姚武功」，其詩派亦稱「武功體」，以其早作武功 縣詩三十首，為世傳誦，故相習不能改也。合，選《極元集》，
夫去取至為精審，自稱所錄為「詩家射雕手」，論者以為不誣。
其自作，則刻意苦吟，冥搜物象，務求古人體貌所未到。張為作
《主客圖》，以李益為清奇雅正主，以合為入室。然合詩格與益 不相類，不知何以云然。其集在北宋不甚顯，至南宋、永嘉四靈 始奉以為宗。其末流寫景於瑣屑，寄情於偏僻，遂為論者所排。106
方、紀二人均指出姚合的詩名主要來自於武功縣主簿時期，這也間接表示〈武 功縣中作三十首〉是姚合的代表作。因此即使姚合「自怪詩無味」，但透過 與眾多詩友贈寄往返、聚會，其詩還是成為「一時新體」，中晚唐之後頗具 影響力。再者，從姚合後來編選《極玄集》只選入五言律體，也可看出他對 五律的偏好和自負。雖然前述紀昀認為姚合寫詩所用物象材料極為有限，氣 象狹小，但仍指出其五言律體有「趣」之特色。107其實，其「趣」之來，很 大部分即來自武功縣組詩中一再描寫的生活細節，紀昀稱之為「冥搜物象，
務求古人體貌所未到」。108莫礪鋒認為以律體寫日常生活瑣事，並在語言文字
104 可參見蔣寅《大曆詩人研究》頁 17-164。第一章分論劉長卿、戴叔倫、李嘉佑、韋應物等 詩人。這些地方官的生活經歷已頗為接近王建，但五律所呈現出的情調仍有極大的差異。
韋應物更是大力寫作郡齋詩的詩人，以宴飲、唱酬為主，缺少王建在五律中體會自我心境、
對周遭景物進行寫實描寫的傾向。
105 元‧方回，《瀛奎律髓彙評》，卷十，〈游春詩十二首〉之十一「身被春光引」評語，頁 340。
106 清‧紀昀等輯，《四庫全書總目題要》，卷一五一，頁 3897。
107 見註 99。
108 蔣寅即任為姚合武功縣組詩將官吏生活圖景化，不僅是吏隱主題的發展，更形塑了懶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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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避俗，杜甫是一重要的開創者，但並未受到中晚唐詩人的重視，一直要 到宋人手中才加以發揚。109然而，從以上的論述可知，不管是模寫官況，或 是描寫風景，以律體寫俗淺之事在王建、姚合手中均有深入的發展。
另一方面，若從中唐晚之際詩人們的交往以及詩風上的相互影響來看，
不可否認，賈、姚既與年輩稍長的張籍、王建有來往，更與朱慶餘、殷堯藩、
馬戴、李廓、無可等以五律創作為主的晚唐前期詩人有著風格上的聯繫。110 賈、姚著力寫作五律並對晚唐之後的詩歌創作產生一定影響力，亦自不待 言。而明、清詩論家也注意到王建除宮詞、樂府之外，五、七律其實也自有 特色，當這種特色集中縣級僚佐詩人的官況書寫時，便彰顯出深刻的文化內 涵與詩史意義。特別是王建、姚合用一系列五言律進行創作，以及從姚合與 其他中晚唐詩人的交際往還，實可看出其中既有官職角色所帶來的寫作限制 與特色形塑，更有個人詩歌審美品味與創作的選擇。最明顯的例子是，姚合 的「求味」旨趣，與長慶之後文官階層普遍流行的閑適意趣密切相關。而這 種旨趣從元、白發軔，張籍轉之以淺切自然，到了姚合，不僅吸收上述諸人 淺淡中求味的五律，更加進賈島苦吟奇僻的作詩方式與態度，終於自成一家 詩風。111 因此，在後世的詩論裡，王、姚五言律大抵不離「俗」「淺」「卑弱」
「奇僻」之評，故易為歷來研究者所忽視。112然而正如上文所述，此一詩風 的形成及流行，實是有其歷史文化背景及詩歌理念的追求，其詩史價值，更 是值得繼續給予關注與探求。
詩吏等形象，但這種詩風一旦被後輩詩人仿效，及容易變成「寫景於瑣屑、寄情於偏僻」
詩吏等形象，但這種詩風一旦被後輩詩人仿效，及容易變成「寫景於瑣屑、寄情於偏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