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曆、顓頊曆、夏曆、殷曆、周曆與魯曆合稱「古六曆」，乃古代最重要之 曆法，不但歲首不一，而且各有不同之曆法內容。時至春秋戰國時期，各國使用 之曆法並不統一，因此先秦時期對於同一事件之記錄，經常會有時間出入之問題 是相當自然的。相對於此，民俗活動之時間，亦由於曆法前後不一之緣故，時常 有日期差異之情形存在。更退一步說，民俗活動從開始萌芽，到逐漸流行，乃至
54 唐‧王冰次注，宋‧林意等校正：《黃帝內經素問》卷 1，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 73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頁 10。
蔚為風氣，而後至於定期舉行，不但必須歷經一段漫長之時期，同時更必須以曆 法確定為基本前提。
先秦各國使用之曆法不一，即使秦在統一天下之後，即頒定以顓頊曆為曆法 之標準，且以十月朔為歲首，然而國祚不長，因此原來隸屬其他各國之人民未必 能盡棄其既定之生活週期，而以新的曆法制度過活。至於漢初，則以庶事草創，
於是因張蒼之言，仍然襲用秦之曆法。然而至於武帝之時，由於出現朔晦月見，
弦望滿虧之現象，曆法與事實不符，於是武帝下令更行治曆55。其後遂有「太初曆」
之頒行，然而當時已是漢武帝太初元年（104B.C.）之時，距離西漢開國顯然超過 百年之久；至於東漢章帝元和二年（85A.D.），則又重修「四分曆」以代「太初曆」
56。不過，自「太初曆」以後，後代即使有修改曆法之處，皆屬小修而未大改；亦 即自「太初曆」以後，曆法已趨於穩定。
即便「太初曆」以後的曆法已趨於統一，但是淵源於先秦之前各國自行其事 的禮俗活動，縱使有官方之頒曆與行政命令進行統一工作，但是要百姓將其原有 之慣習調整到統一的時間，仍然需要一段極長之時間做緩衝；更何況歲時禮俗要 趨於定型，還必須有穩定之政治環境以及富足之社會資源做後盾，而非短時間可 以達成。然而武帝從政晚期，因連年對外用兵，經濟已明顯出現窘境，加上巫蠱 事件後，朝廷與社會之元氣更是大傷，因此無力也無暇顧及歲時禮俗定型之事，
所以《漢書》之中尚無特別篇章專門集中記載歲時禮儀。今之正史當中對於歲時 禮俗活動有專門記載者，則必須留待《後漢書》之〈禮儀志〉始見有系統之紀錄，
亦即至於東漢，而歲時禮儀堪稱大致底定。
基於此歷史事實，於是鄭玄以「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以釋〈女巫〉所 掌歲時祓除之事。此正顯示淵源已久的春日祓除活動，從本無定期之狀態，至於
55 其詳參見漢‧班固：《漢書》〈律曆志〉（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 974--976。
56 其詳參見晉‧司馬彪：《後漢書》〈律曆志中〉（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 3038--3040。
東漢，則因為曆法固定已有相當長的時間，又因為天文學之發展日益細密，於是 整合先秦時期〈月令〉之歲時禮儀，再配合漢代月建之觀念，而將此特殊的春祓 以祈子之活動日期固定化。先以「三月上巳」為節，藉此以保存原始巫術行為意 在「尚子」之期盼與「得子」福祉之祈求，其後則因為「上巳」之日期仍然無法 固定在某一日，不利於生活記憶，因此再以重日之方式立節，遂使「三月三日」
成為固定日期。
所謂〈月令〉記載之歲時禮儀，主要指仲春之月，配合玄鳥至之日，「以大牢 祠于高禖，天子親往。」之祈求男嗣之禮，再加上季春三月應舉行的「合累牛騰 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繁殖牲畜之重要活動，由於二者之取義 相同，因此可合併於同一時間進行。此外，由於三月另有「命國儺，九門磔攘，
以畢春氣。」之活動57，所以將三項活動合併舉行，至於日期，則配合畢除春氣之 緣故，因此採取三月而不用二月之時，不但可保有祈子增殖之原意，又可增加畢 除春氣後，準備迎接夏氣來臨之意，以期天地之氣能依循先「生」後「長」之順 序，通達順暢。至於月建觀念，乃配合大化流行而產生的對應思想。由於一至四 月皆「主生」，不過雖然此四個月同屬「主生」之意，但是各個月份又有其分殊之 處，亦即有「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巳為平」之差別58。由此月建所列，可知 自一月建寅生意始萌，二月建卯則可行退除之事，時至三月建辰，則生之意已滿，
故須把握此最有利之時機以祈生，過此三月，則逐漸進入另一階段「長」之旺盛 期，相對而言，陰陽結合、牝牡相生之受精機率則趨於緩和，因此特別標明「三 月上巳」之日期，又有「祈子須及時」之寓意存焉。
至於從「三月上巳」再轉為「三月三日」，前後可能相去不久。因為史傳明載
57 其詳參見《禮記》〈月令〉，頁 299、305。
58 其詳參見《淮南子》〈天文〉，見於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天文訓〉，收入《新編諸 子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 117。
漢順帝永和 6 年（141 A.D.），大將軍梁商於三月上巳之日大會賓客，讌於洛水。
當其時，梁商與親暱酣飲極歡，及酒闌倡罷，卻繼之以〈薤露〉之歌，使坐中聞 者，皆為掩涕的哀樂失時之事59；可見三月上巳過節之習俗應已流行。而崔寔之《四 民月令》中，又已有「三月三日以及上除，可采艾及柳絮。60」之記載。由於崔寔 之生卒年月不詳，然而因其於桓帝之時官至尚書，而桓帝於 147--167A.D.之間在 位，由此可見至遲在東漢桓帝之時，「三月三日」已成為當時重要之節俗活動日期。
再對照活動於靈帝與憲帝在位期間，而卒於 202A.D.的袁紹，史傳特別載其憲帝初 平 4 年（193 A.D.）之時，於引軍南還途中，適逢三月上巳，於是大會賓徒於薄 落津之實際事例61。可見當時不但仍然保有「三月上巳」之節名，而且「三月上巳」
還應該是重要節俗62，故而即使尚在行軍途中，袁紹仍然不忘在過節當天於水濱舉 行相關活動。倘若以此檢驗鄭玄以「三月上巳」水上祓除以釋女巫「歲時祓除」
之 事 ， 則 這 些 事 件 不 應 該 被 視 為 不 相 連 屬 之 個 別 事 件 。 由 於 鄭 玄 生 存 於 127--200A.D.之間，與上述三事發生之時間可謂同一範圍，因此有可能進行相關 之推論。亦即將此四事一併考慮，則可發現此四件事的時間點相去不遠，然而卻 同時出現兩種稱呼，則可推知從「三月上巳」轉為「三月三日」，應該為時不久。
甚至於還可能是「三月三日」已經確定之後，但是在當時人的心中，還保有「三 月上巳」之稱呼，且以「上巳」為節日之特定標誌，因而不論當年的三月三日是 否在地支上是上巳之日，都將二者混稱，彼此相代為用。
59 其詳參見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 61〈左周黃列傳〉，頁 2028。
60 漢‧崔寔撰，清‧嚴可均輯：《四民月令》，收入王毓藻校刊：《全後漢文》卷 47（臺北：
新文豐圖書公司，1989），頁 402。
61 其詳參見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 74 上〈袁紹劉表列傳〉，頁 2381。
62 有關上巳節為重要民俗之說法，勞榦：〈上巳考〉，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29 期 1970 年春季號，頁 247，則提出如此說法：以古代傳統節令之標誌方法有二，一為月 日均用數字標記，另一則採用地支記日之方式。「上巳」或「三月三日」的節令，在上 述兩種系統中都有，就表示該節在民俗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