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的書籍史，以及強調實踐研究的文化史，幫助我們認識和研究歷 史上人們所從事的文學寫作，或是表達的思想理念和心態情感等聯繫於 書寫與閱讀的文化活動。
五、結語
90 年代以來，許多學者積極架構西方書籍史研究和中國書籍史研 究，試圖在歷史知識和史學方法論方面建立對話橋樑。1392005 年，包筠 雅（Cynthia Joanne Brokaw）在她和周啟榮（Kai-Wing Chow）合編的《明 清中國的印刷與書籍文化》（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書中，其序言以〈關於中國的書籍史〉（“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為題，即根據中國版本學、目錄學和印刷術史等書籍研 究的傳統，以及明清書籍歷史特殊的政治和社會文化情境，反省西方書 籍史家提出的概念和取徑，在用之於中國書籍史研究時的適用性和侷 限。140這種根據學科自身傳統和研究者的問題關懷，以回應與挪用其他 學術研究的經驗，也存在於西方書籍史的研究社群中。如果書籍史既從 其研究的對象，又同時從其採取的視角和方法來定義自身，本文則以馬
139 如Late Imperial China在 1996 年的專號 “Publishing and the Print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7:1, June 1996)，邀請夏提埃寫序（“Gutenberg Revisited from the East,” pp. 1-9）。 透過賈晉珠（Lucille Chia）、包筠雅、卜正民（Timothy Brook）、周啟榮和Catherine Belle 五位史家為專號撰寫的論文，夏提埃在序文中嘗試從比較史的視角評估西方書籍歷史和 中國書籍歷史在出版技術和策略、文本流通和使用方式的差異，以及各自的特殊性。周 啟榮在其著作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中，也運用中西比較史指出歐洲中心主義觀點的謬誤，以及明清 中國書籍文化和出版活動的特殊性。此外，中國大陸在 2005 年 10 月於北京中國國家圖 書館舉行「中國和歐洲：印刷書與書籍史（8 世紀∕15 世紀-20 世紀）」中法雙邊學術 討論會。
140 Cynthia J. Brokaw, “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 in Cynthia J.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eds.,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 3-54.
爾坦和夏提埃在書籍史既有的研究成果和認定的研究模式之下從事的閱 讀史為例，說明法國學者對於書籍史定義的反省和再形塑工作，實則表 現在他們於跨學科和跨國界的學術交流過程中所做的接受與回應。
費夫賀以「整體史」的理念和要求，前進探索書籍史這塊「未知之 地」。在他和馬爾坦合作撰寫《書籍的出現》時最感棘手，是如何檢驗 他對印刷書之於社會的「文化作用與影響」這個含有文化史關懷的提問。
從《書籍的出現》到《書籍、權力與社會》，我們看到馬爾坦在參與 1960 年代計量書籍史研究時，接受了當時年鑑史學社群以特定時期之整體印 刷書出版為考察對象，來認識社會成員集體心態的觀點。這種心態史觀 和書籍史研究採用的統計方法，在遭受年鑑學派內部成員和其他歐美學 者的質疑和批判之際，為其辯護的夏提埃等書籍史家，終究接受關於讀 者和其閱讀問題上的批評，而對書籍史展開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反省工作。
另 一 方 面 ， 馬 爾 坦 的 研 究 工 作 並 不 是 像 芬 可 史 丹 和 麥 克 克 里 利
（David Finkelstein & Alistair McCleery）在 2002 年合編的《書籍歷史讀 本》（The Book History Reader），141以及 2005 年合著的《書籍歷史介 紹》（An Introduction to Book History）中所呈現的，142就此停格於 1970 年代。143馬爾坦在《書籍、權力與社會》這部被認為是法國計量書籍史 代表作中，以讀者「是誰讀什麼」這個問題，讓閱讀成為法國書籍史研 究中的一個視點。那些位居此問題「邊緣」位置的觀察和假設，如「私
141 David Finkelstein and Alistaire McCleery, eds., The Book History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repr. 2006)。這本以英美學界角度來介紹當代歐美書籍史學的教本 工具書，國內學者已有介紹：如張谷銘在其書評中推薦讀者可參考此書所提供的書目，
參見張谷銘，〈評 Adrian Johns 著 The Nature of the Book: Print and Knowledge in the Making〉，《新史學》16 卷 1 期（2005，臺北），頁 183，註 1；陳俊啟則根據此書討論，
撰有〈另一種敘事，另一種現實的呈現：新文化史中的「書的歷史」〉，《中外文學》
34 卷 4 期（2005，臺北），頁 143-170。
142 David Finkelstein and Alistaire McCleery, An Introduction to Book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143 David Finkelstein and Alistaire McCleery, eds., The Book History Reader, pp. 1-2; David Finkelstein and Alistaire McCleery, An Introduction to Book History, pp. 11-12.
人藏書清冊所未說的」，促使他對史料和計量方法的限制展開檢討。他 的檢討讓 1970 年代的書籍史研究社群不僅持續發展書籍之生產和發行 的歷史研究，也接受其他學科，如文化社會學所提供的新視角，而更能 注意於開發新的材料，研究讀者如何獲取書籍、在哪裡讀的問題。此外，
馬爾坦在此書的總結中提及，他因為缺乏資料而放棄處理讀者「所讀的 書在多大的程度上決定了他〔們〕的反應」。這個以費夫賀的「心態裝 備」概念為模式的提問，反而成為他後來用以回應批判和思考閱讀史研 究的著力點。
正是在書籍之接受端已經受到關注的研究脈絡下，夏提埃接受了書 籍史研究向來忽視探究讀者對讀物之使用的批評。他隨即提出「什麼是 閱讀？如何重構古時的閱讀？」的問題，推動法國書籍史學建構關於閱 讀的問題意識，以便重新思考書籍等印刷物的「文化作用與影響」。費 夫賀的這個提問在 60 年代書籍史─心態史家的詮釋下，轉變成探詢書籍 等印刷物所「顯示」或「反映」的集體心態為何。在此詮釋下，書籍史 即使關注到書籍的接受端，卻視讀者為讀物的被動接受者。故馬爾坦和 夏提埃在面對書籍史如何看待讀者和其閱讀的問題時，再一次回到費夫 賀的概念和提問上，找尋可能的反省資源，他們也都需要不同於計量方 法和社會史之社會劃分的研究取徑。
在夏提埃從事讀者對於讀物的使用、挪為己用等閱讀實踐的歷史探 詢和概念反省的過程當中，文本和圖像的再現分析、文化實踐理論和麥 肯錫的文本社會學構成他最主要的方法和理論資源。而馬爾坦對閱讀歷 史的關注焦點不在於探究讀者自身的閱讀經驗，他持續以費夫賀的「心 態裝備」概念思考書籍和閱讀的關係，透過書寫和文本編排的物質形式，
以及其中所承載與傳遞的象徵意義，來了解形塑讀者閱讀和思考方式的 條件。不過，馬爾坦和夏提埃各自的閱讀史觀點和研究取徑，卻在英美 書目學的分析方法和麥肯錫所提出的「形式影響意涵」上又找到了交集。
「書籍使用的唯一線索就是書籍本身」，夏提埃在做此宣稱之前，
已經嘗試在書籍之外尋找呈現讀者使用或閱讀的線索和材料。其中有關
私人讀書俱樂部、租書店、圖書館等新開發的檔案資料，幫助他建構出 法國近代早期讀者獲得書籍的管道、閱讀的物質環境等歷史面向，圖像 和文本（也包括書籍提供的）所再現的閱讀方式（如高聲朗讀或默讀）
和行為習慣（如私密獨處的閱讀或聚會分享式的朗讀、精讀或廣泛閱 讀），以及私人傳記等呈現讀者內在閱讀經驗的書寫紀錄。在他長期研 究《藍皮文庫》等訴諸庶民讀者之讀物的研究經驗中，此社群讀者閱讀 經驗資料的稀少，以及對於其閱讀經驗和書寫此經驗的再現關係上之反 省，都促使他更加體認到須從書籍本身──包括文本內容和文本編排的 物質形式，獲致讓讀者得以挪用的條件。他不僅對麥肯錫的文本社會 學，特別是認同其「形式影響意涵」概念，與馬爾坦一樣表達出對於文 本物質形式的重視，也肯定在認識個體的適應性和實踐力這個文化史的 問題關懷上，必須參照構成此實踐能力之所以可能的社會性和物質性條 件。
英美學界視夏提埃的研究為「新風格的法國書籍史」，意指法國書 籍史不再忽視讀者對於讀物的使用和閱讀，也不再將探究書籍之文化意 義的工作自限於計算書籍數量或根據標題分類書目。從這個角度來看，
雖然馬爾坦對閱讀史的關懷不在於讀者的個體經驗，卻在關注口語和書 寫的關係、書籍和文本的物質形式上，參與和建構了此一「新風格的法 國書籍史」。他甚至在對於書籍等書寫物所形塑的閱讀和思考方式之探 究中，把書籍史的研究對象涵括至歷史上所有物質形式的溝通媒介。
藉由馬爾坦和夏提埃在書籍和閱讀問題上的檢討和研究，我們得以 一探法國書籍史研究的融合和接納能力之建構過程。不過，他們從書籍 史所延伸出的閱讀史研究，卻忽視了「作為讀者的作者」這個研究視角 的重要性。作者本身亦即積極實踐其閱讀之挪用的讀者，並將其閱讀實 踐表現在所出版的書寫文本中。在夏提埃對於書寫文化史的定義和反省 的基礎上，本文最後以法國近代早期出版的書籍為例，檢視作為讀者的 作者、編者在出版的書寫文本和其物質形式上展現的閱讀實踐。在費夫 賀以「整體史」的理念對書籍史研究設下最高要求之後，有關印刷書等
溝通媒介物之於社會的「文化作用與影響」這個提問，將在馬爾坦和夏 提埃對閱讀史、書寫文化史的方法論反省和實踐的基礎上，激發更多檢 視的視角和研究途徑。
*本文為國立臺灣大學邁向頂尖大學歷史系學術領域全面提昇計畫
（95R0033-4）研究成果。感謝本系同仁閻鴻中、陳宗仁、陳慧宏 老師，以及研究生王亞灣、涂豐恩同學對於初稿的回應與意見。匿 名審查人細心的修正與具體建議，對本文最後定稿，助益甚大，在 此致上最高謝意。
（責任編輯：林易澄 校對：鍾友全 劉哲宇 宋子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