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以歷史敘事傳《春秋》，《公羊》、《穀梁》以歷史哲學解《春秋》。前者重事，
體現「如何書」；後者尚義，往往提示「何以書」。故論闡發《春秋》之微言大義，歷來多 推崇《公羊傳》；《左傳》以詳經所不及者說《春秋》，文士多賞愛其敘事藝術與史傳文學。
楊樹達《春秋大義述》，鉤稽《公羊》、《穀梁》之《春秋》大義二十有九，多憂時資 鑑之作。卷二所示大義，或有關修己安人之方，外交縱橫之學；其中〈貴有辭第十一〉，
推崇外交辭令之說服專對，舉《公羊》、《穀梁》二傳為例，《左傳》為春秋詞命之大宗，
則付之闕如。《左傳》詞命為宋真德秀《文章正宗》所尊崇，更為明王鏊《春秋詞命》所 標榜，尤為明清評點家所推重，論「貴有辭」，不可捨《左傳》不談。
飾辭專對，於春秋之朝聘會盟實居關鍵地位，往往攸關典禮之成敗得失；其於折衝尊 俎，亦往往影響國際外交之否泰榮辱，家國之安危存亡。所謂「一言而可以興邦」、「一言 而喪邦」，言語交際之關係存亡禍福，可以想見。《左傳》引仲尼曰：「言之無文，行而不 遠」；稱美「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君子曰則推崇：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子產有辭，
諸侯賴之。魯叔孫豹論三不朽，稱立言可以傳世不朽。飾辭專對，言語有章，折衝尊俎，
文辭傳世，實與立德立功等倫。清姜炳璋《讀左補義》以為：叔孫豹提出「三不朽」，蓋 攸關世道之升降：「自此以前，霸者猶以功見，而德不可問；自此以後，名卿或以言著，
而功無足錄」；考諸《左傳》詞令，信而有徵。《左傳》襄公二十年以降，應對之文，詞命 之善，可稱道者頗多，貴有辭之為《春秋》大義，或可作為知人論世之資材。
錢鍾書《管錐編》，以文章修辭說解《春秋》書法。《公羊傳》《穀梁傳》所倡大義微 言，《左傳》所示凡例義例，側重「何以書」之書法內容；以文章修辭詮釋《春秋》書法，
則側重「如何書」之修辭技巧。「如何書」與「何以書」搭配，猶文與質、情與采之於文 章。《春秋》書法指涉見於《左傳》、《史記》者，大多指文章之修辭，章句之安排，如《左 傳》所謂「《春秋》五例」。前四句所示，即指八種修辭方法之綜合運用。或相反，或相成，
稍加排列組合，即形成「如何書」之各種修辭樣式。《春秋》五例與春秋辭令關係極為密 切：其一，《春秋》筆法之微婉顯晦，與春秋辭令之「微言相感」、「稱詩喻志」相通；其 二，《春秋》「盡而不汙」之筆法，與春秋諫說詞令之直言不諱特徵近似；其三，《春秋》
「懲惡而勸善」之書法，與春秋辭令之價值取向相同。
楊樹達著《春秋大義述》，全書五卷二十九篇，絕大部分所謂「大義」，要皆《春秋》
「何以書」之書法內容。「貴有辭第十一」，表揚《公羊傳》、《穀梁傳》外交詞令之美妙，
五例中有四則，雖亦屬「何以書」之範疇。然敘記詞令之美妙，牽涉到「如何」述說之表 達技法；詞令說服，足以斡旋乾坤，轉變態勢，形成《春秋》「何以書」之要件。楊樹達
《春秋大義述》，援引《公羊傳》《穀梁傳》作示例，其中四例既述「何以書」之緣故，又 徵存「如何書」之文辭，情采兼得，相得益彰。所謂「貴有辭」之《春秋》大義，由此可 以呼之欲出。
春秋一代，諸侯爭盟，列國交兵，既無時而不有，大夫詞令或談言微中，貴能排難解 紛；行人應答亦溫潤婉麗，貴能化干戈為玉帛。外交折衝之「貴有辭」，遂成《春秋》大 義之一。或以有辭見褒，或以失辭見譏，楊樹達《春秋大義述‧貴有辭》曾舉《公》《穀》
以發凡示例。徵諸《左傳》，左氏為勸懲資鑑，亦再三標榜「有辭」、「辭順」、「慎辭」於 外交折衝之成效：或以退干戈，或以結友好，或以釋人質，或以破要脅，或以還侵地，或 以安邦國，往往能逆轉形勢，而有利於家國之生存與發展。春秋大夫詞命之於語言交際、
邦交藝術，堪稱舉足輕重。
《左傳》為編年體之史書，自具歷史資鑑之典範意義。子產治理鄭國，外交辭令之表 述，皆經「草創、討論、修飾、潤色」，以之應對賓客，因此鮮有敗事。《左傳》所敘子產
「有辭」如此，證明用心於詞命，弱國仍可以在外交戰中有所轉圜與致勝，以取得會盟談 判之優勢。「子產有辭」之成功事案，頗具歷史借鏡意義。以褊小之鄭國，注重辭令尚且 能自我振救，何況其他國家。《左傳》敘子產外交辭令，鉅細靡遺如此，不但以之為辭令 典範，且作為「無經之傳」之歷史敘事，亦《左傳》解說《春秋》經六大方式之一。章太 炎《春秋左傳讀敘錄》論《左傳》傳《春秋》，所謂「詳經所不及者，無非為經義之旁證。」
《左傳》載子產之外交辭令，及其他可供資鑑之談說，要皆「言有可采，事有可觀」，可 作《左傳》「何以書」之事證。文中舉〈子產對晉徵朝〉、〈子產獻捷於晉〉、〈子產壞晉館 垣〉三篇外交辭令，印證上述之論點，讀者不妨隅反。
《左傳》以歷史敘事解說《春秋》經，讓歷史人物自己說話，還原歷史之真相，其貢 獻遠大於解經本身。備列春秋詞令，徵存名卿大夫，乃至方伎、夷裔、閨門諸能言善言之 談說語料，以敘寫「無經之傳」，解說《春秋》所不及。且以備載辭令與談說，發揮「貴 有辭」之「《春秋》大義」，與《公羊傳》、《穀梁傳》所言，可以相得益彰。《史記》著書 旨趣在「稽其成敗興廢之紀」，以及留心「天下所以存亡」；若類比《左傳》之書不書，稱 不稱，言不言諸「何以書」，其則既不遠，其書法亦當相近相通。
出言陳辭，關係身之得失，國之安危，因此，「辭不可不修，說不可不善」。《春秋》
大義「貴有辭」，良有以也。春秋列國大夫行人多嫻於辭令，其中，鄭公孫僑子產之「有
辭」，最為典範可法。鄭國外交詞令之製作，蓋經過草創、討論、修飾、潤色，「以應對賓 客，是以鮮有敗事」。舉凡不辱君命，成功可取之外交辭令，多貴在「先慮」與「早謀」。
子產辭令如此，燭之武退秦師，陰飴甥說秦伯等辭令，雖不必然都經過草創、討論、修飾、
潤色，然進退取捨之「先慮」，成敗得失之「早謀」，必不可少。談判之藝術，遊說之要領，
此中有之，值得借鏡參考。
《春秋》三傳，於諸侯之朝聘會盟，國際之語言交際，皆強調「貴有辭」。《公羊傳》、
《穀梁傳》從「何以書」之微言大義處，凸顯「貴有辭」，以伸張《春秋》大義。所謂內 辭、未畢辭、美刺微詞、辭順、失辭云云，可以窺知。換言之，《公》、《穀》蓋以異同、
遠近、進退、詳略之屬辭書法見義。《左傳》以史傳經，備載行人詞令本末，顯示「如何 書」之範例，提供外交折衝之經世資鑑。所謂「言之不文，行而不遠」；「辭之不可以已也 如是夫」；所謂辭順、辭達；慎辭、有辭；能言、善言，可見春秋行人大夫飾辭專對，不 辱使命之難能可貴。《左傳》詞令之從容溫雅、練達美妙，雖談論滔滔，要皆歸本於德禮 信義之風教；與《戰國策》之縱橫詭譎，會當有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