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有辭」與《春秋》大義
張高評
* （收稿日期：100 年 9 月 30 日；接受刊登日期：100 年 12 月 16 日）提要
春秋一代，諸侯專縱，陪臣竊命，王綱解紐，四夷交侵，於是孔子作《春秋》，假筆 削以行權，藉史事以明義，大義微言多隱寓其中。諸侯爭盟，列國交兵，既無時而不有， 大夫詞令或談言微中，妙在折衝尊俎；行人應答亦溫潤婉麗，貴能化干戈為玉帛。外交折 衝之「貴有辭」，遂成《春秋》大義之一。或以有辭見褒，或以失辭見譏，楊樹達《春秋 大義述‧貴有辭》曾舉《公羊》《穀梁》以發凡示例。徵諸《左傳》，尤為春秋詞令之大宗， 書中再三標榜「有辭」於行人專對之成效：或以退敵軍，或以釋人質，或以破要脅，或以 還侵地，飾辭專對往往逆轉形勢，而有利於家國之生存發展。《左傳》大書「詹父有辭」、 「我有辭也」、「其辭順」、「子產有辭」云云，其要歸於德、禮、信、義諸倫常因果。與《公 羊傳》屬辭所謂異同、遠近、進退、詳略之書法殊異。《左傳》敘次辭命，既揭示「何以 書」之資鑑，更呈現「如何書」之言辭；不但以「無經之傳」解說《春秋》，且以之發明 《春秋》之勸懲與大義。 關鍵詞：《春秋》大義、外交辭令、貴有辭、何以書、如何書、資鑑勸懲 *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一、前言
《孟子‧離婁下》稱《春秋》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 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是《春秋》有事、有文、有義，而《春秋》之「義」為孔子所裁斷。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謂孔子編次《春秋》，「約其文辭，去其煩重」；〈孔子世家〉 述孔子為《春秋》：「筆者筆，削者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於是筆削褒貶之中有微言 大義存焉。蓋去取筆削，間有褒貶抑損之言辭，不可以書見也。此即《史記‧太史公自序》 所云：「《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這種「略外別內，掩 惡揚善」；「微婉其說，志晦其文」之《春秋》旨趣，即世所謂微言大義。 《三傳》所得不同，皆有所見。《左氏》以歷史敘事傳《春秋》，《公羊》、《穀梁》以 歷史哲學解《春秋》。前者重事，體現「如何書」；後者重義，往往提示「何以書」。故論 闡發《春秋》之微言大義，歷來多推崇《公羊傳》；《左傳》以詳經所不及者說《春秋》， 文士多賞愛其敘事藝術、史傳文學。自董仲舒、何休以下，至晚清公羊學家，皆先後發揚 《春秋》重義之傳統。1民國以還，研究《公羊傳》者，因其重義，或論其哲學，如陳柱 《公羊家哲學》；2或述其大義，如楊樹達《春秋大義述》；3要之，側重雖有殊異，然於發 明《春秋》之大義，則殊途而同歸。 最近閱讀楊樹達《春秋大義述》，鉤稽《公羊》、《穀梁》之《春秋》大義二十有九， 多憂時資鑑之作。4曾運乾序言所謂「上契聖心，近符國策」；「撥亂反正之道，通經致用 之方」，略備於是。其書卷二所示大義，如貴正己、貴誠信、貴讓、貴豫、貴變改、貴有 辭、譏慢諸什，多有關修己安人之方，係乎外交縱橫之學，誠可作為春秋國際公法之左 1 陳其泰：《清代公羊學》（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 年），第一章、一、〈《公羊傳》對《春 秋經》「微言大義」的闡釋〉，頁 8-18。 2 陳柱：《公羊家哲學》（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0 年 11 月）。 3 楊樹達：《春秋大義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4 月）。 4 同前註，《春秋大義述》分五卷，卷一列榮復讎、攘夷、貴死義、誅叛盜、貴仁義；卷二列 貴正己、貴誠信、貴讓、貴豫、貴變改、貴有辭、譏慢；卷三列明權、謹始、重意、重民、 惡戰伐、重守備、貴得眾；卷四列尊尊、大受命、錄正諫、親親、重妃匹；卷五列尚別、 正繼嗣、諱辭、錄內、言序。得《春秋》「何以書」之大凡。並未提示《春秋》「如何書」 之手法。頁 1-286。券。5其中〈貴有辭第十一〉，強調折衝尊俎之重要，推崇外交辭令之說服專對，舉《公羊》、 《穀梁》二傳為例，《左傳》詞命則付之闕如。夷考其實，《左傳》詞命為宋真德秀《文章 正宗》所推重，更為明王鏊《春秋詞命》所標榜，尤為明清評點家所賞愛，論「貴有辭」， 不可捨棄《左傳》而不談。今思拾遺補闕，乃草撰本文以恢廓之。
二、文辭之作用與《春秋》書法
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故飾辭專對，古之所重。唐劉知幾《史通‧言語》稱述《左傳》 言語之美，所謂「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如臧孫諫君 納鼎（桓公 2 年）、呂相絕秦（成公 13 年）、魏絳對戮楊干（襄公 3 年）、子產獻捷（襄公 25年）諸什，6皆可作為春秋崇尚辭令之見證。 言語文辭，為心志之表現。或表情達意，或辨名正物，或排難解紛，或說服信從，其 功效或可大可久，其結局繫乎人我家國之否泰榮辱。無論自我表白，或與人交際，言語文 辭之得體與美妙，自有其策略與方法。或問答，或傾聽；或讚美，或批評；或拒絕，或說 服；或演說，或論辯，皆各有其藝術與要領。7就《左傳》敘事所見，燭武說秦，二患以 紓（僖公 30 年）；聲子諷楚，伍舉復歸（襄公 26 年）；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襄公 31 年）； 晏子一言，景公省刑（昭公 3 年），出言陳辭，關係自身之得失，家國之安危，因此，「辭 不可不修，說不可不善」。文辭之作用，不可謂不宏大，其影響不可謂不深遠。楊樹達闡 述《春秋》大義，標舉「貴有辭」，自是有所見而云然。（一）春秋時代之言語交際
春秋之朝聘會盟頻繁，飾辭專對實居關鍵地位，往往攸關典禮之成敗利鈍；其於折衝 尊俎，亦往往影響外交之否泰成敗，家國之安危榮辱。《論語‧子路》載魯定公問孔子： 所謂「一言而可以興邦」，「一言而喪邦」，見微知著，由小觀大，言語交際之關係存亡禍 5 洪鈞培編著：《春秋國際公法》（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1 年 2 月）。 6 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臺北：里仁書局，1980 年 9 月），內篇卷 6 〈言語第二十〉，頁 149。 7 李樹新主編：《語言與交際》（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1-423。福，可以想見。《左傳》以史傳經，還歷史真相，讓歷史自我演述，敘記春秋時代之朝聘 盟會，往往以敘事為主，記言為輔，言事相兼，頗凸顯文辭之作用，如：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 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8 《左傳》〈鄭子產獻捷於晉〉一篇外交辭令，就先王、天子、王命提撕再三，示鄭輔霸主， 無愧於先王，義正辭婉，故孔子稱賞其辭令之美。所謂「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消極方 面留心慎辭，積極方面盡心於詞命，可以有功。《左傳》載介之推不言祿，將隱，其母曰： 「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僖公 24 年）言詞有修飾自身之功 用，可以彰顯自我之優長，所謂「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出辭氣，斯遠鄙倍」。9誠 然，「言，身之文也。」 君子，是春秋文化標志之一；表現在禮儀涵養，與立言詞命之人文風華方面，尤其具 體。北宮文子論威儀，所謂「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性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 語有章」，10堪作代表。「言語有章」，即指立言有功，修辭有成而言。趙文子（武）欲弭 兵，謂「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11亦將禮儀與文辭相提並論。 晏嬰，長於以言詞勸諫齊景公，如以踊貴屨賤諷刺繁刑，景公因此而省刑罰，於是《左傳》 載「君子曰」表揚其事功： 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己。」 其是之謂乎！12 齊景公濫用刑罰，遭刑者繁多，踊之需求殷切，故價格較鞋子昂貴。晏嬰因君王問近 市貴賤，乃因勢利導，指桑罵槐，影射諷諭，所謂主文而譎諫。由此可見，仁人之言 8 周‧左丘明著，楊伯峻注：《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襄公二十五年「仲 尼曰」，頁 1106。 9 過常寶：《原史文化與文獻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 3 月），第五章，二、〈君 子文化與「立言」傳統〉，頁 192-214。 10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頁 1195。 11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頁 1103。 12 《左傳》昭公三年「君子曰」，頁 1238。
利益廣大無窮。《左傳》以史傳經，有經闕傳存者，如子產與晏嬰之政績，多藉立言 與詞命表現之。藉言敘事，固敘事之變體，然經由對話以傳達史事，委婉多姿，生動 真實，此之謂「言事相兼，繁省得體」。立言可以傳世不朽，《左傳》敘魯叔孫豹論 三不朽，最稱經典： 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 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13 立言於春秋時代雖為三不朽之末，就君子而言，飾辭專對，言語有章，折衝尊俎，文辭傳 世，實與立德立功等倫，其於不朽則一。清姜炳璋《讀左補義》以為：叔孫豹提出「三不 朽」，蓋攸關世道之升降：「自此以前，霸者猶以功見，而德不可問；自此以後，名卿或 以言著，而功無足錄」；14 誠然，《左傳》襄公二十年以降，應對之文，詞命之善，可稱 道者多，《春秋》大義貴有辭，或可作為知人論世之權衡。 賦詩引詩，為春秋時代行人辭令之佐助。故《論語‧季氏》孔子曰：「不學詩，無以 言。」《論語‧子路》：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蓋歌詩之致 用功能非一，或裨情意之曲達，或資典禮之祝頌，或以觀政俗之興衰，或以見詩史之相表 裏。語言交際之成敗，影響家國之安危，關繫個人之禍福，《左傳》以史傳經，於此頗多 示例。由此看來，詩歌體現興觀群怨之語用，有助於行人辭令之發揮。外交賦詩固表現行 人專對之儒雅風流，君子文化之「言語有章」，亦由此可見一斑。 外交賦詩，為春秋盟會重要之語言交際；若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則有辱行人之使命。 故有一言不酬，一拜不中，而兩國為之暴骨者；又有賦詩不知，又不答，終有必亡之禍者。 15 見於《左傳》徵存者，如齊高厚歌詩不類，晉荀偃使諸大夫討不庭（襄公 16 年）；齊慶 封聘魯，為賦〈相鼠〉〈茅鶚〉，皆茫然不知，後遂奔亡（襄公 27、28 年）。宋華定來聘， 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斷其必亡（昭公 12 年）。晉荀鑠如周，籍談為介，數 典忘祖，應對失宜，周王斷其無後（昭公 15 年）。晉楚邲之戰，楚少宰如晉師，以「不能 13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頁 1088。 14 清‧姜炳璋：《讀左補義》（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 年），卷 29，襄公二十四年〈穆叔如 晉〉尾評，頁 1347。 15 張高評：《左傳之文學價值》（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 年 10 月），第五章〈為歌詩致用 之珠澤〉，頁 89-103。
文」自謙；秦穆享重耳，子犯以「吾不如衰之文」自白舉薦，皆可見外交詞令尚文之實際。 外交辭令往往展現我方之誠意或態度，如士會不擬與楚交戰，故言辭謙退；彘子主戰，遂 以為「行人失辭」，從而更改詞令（宣公 12 年）。鄭伯享趙孟，命七子賦詩，「以觀七子之 志」；伯有賦〈鶉之賁賁〉，志誣其上，趙孟斷言「伯有將為戮矣！」蓋「詩以言志」（襄 公 27 年），由此知之。 要之，文辭之得失良莠，關系外交之成敗，自身之榮辱，甚至家國之安危，此春秋時 代君子文化氛圍下之語言交際情況。孔子稱：「不學詩，無以言」，此就飾辭專對之外交辭 令言之也。楊樹達《春秋大義述》卷四，有〈錄正諫〉一篇，16專錄《公羊傳》所敘「人 臣正諫，人君不納以致敗」之史事，如宋襄公不從目夷之諫而執於楚、秦穆公不從百里、 蹇叔之諫而敗於晉諸事凡七例。夷考其實，正諫所以無功，蓋緣於人臣未能「度君權時， 調其緩急，而處其宜」（《說苑．正諫》）。此可作《春秋》大義「貴有辭」之反面教材，而 語言交際只限於君臣之間，與本文視角設定為國際外交不能相提並論，故略而不談。
（二）文章修辭與《春秋》書法
錢鍾書《管錐編》打通文史，頗有特識。曾提出「《春秋》之書法，實即文章之修辭」； 「《春秋》書法，正即修辭學之朔」諸論點，17 將文章之修辭與《春秋》之書法，類比同 觀，揭示《春秋》「如何書」之課題，堪稱具體明白。錢鍾書又稱：「《公羊》《穀梁》兩傳， 闡明《春秋》美刺『微詞』，實吾國修辭學之發凡起例」；18 楬櫫《春秋》書法，即文章修 辭之說。筆者以為，以文章修辭說解《春秋》書法，此真錢先生之特識與慧眼。 《公羊傳》《穀梁傳》所倡大義微言，《左傳》所示凡例義例，皆崇尚「何以書」之書 法內容。以文章修辭詮釋《春秋》書法，側重「如何書」之修辭技巧。「如何書」與「何 以書」搭配，猶文與質、情與采之於文章，固「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實應並行不 悖，不可偏廢。19 錢氏以「如何書」之文章修辭，解讀《春秋》書法，與歷代《春秋》學 16 同註 3，《春秋大義述》卷 4，有〈錄正諫第二十二〉，頁 198-206。 17 錢鍾書：《管錐編》（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90 年 8 月），第三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 六朝文》三一，《全後漢文》卷 1，頁 967。第五冊，《左傳正義》一二，「閔公二年」增訂 三，頁 20。 18 同前註，第三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三一，《全後漢文》卷 1，頁 967-968。 19 張高評：〈《春秋》書法之修辭觀〉，汪榮祖主編：《錢鍾書詩文叢說——錢鍾書教授百歲紀 念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壢：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2011 年 7 月），頁 331-380。偏重「何以書」，可以相得益彰。蓋《春秋》書法之指涉，最初見於《左傳》、《史記》者， 顧名思義，大多指文章之修辭，章句之安排，如： 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 非聖人，誰能脩之？」（《春秋左傳注》成公十四年，頁 870） 「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是所謂「《春秋》五例」。前 四例，示載筆之體；其五示載筆之用。錢鍾書稱：其中，「微之與顯，志之與晦，婉之與 成章，（盡之與不汙），均相反以相成，不同而能和」；20總而言之，前四句所示，即指 八種修辭方法之綜合運用。或相反，或相成，精心排列，審慎組合，即形成「如何書」之 各種修辭樣式。學者研究指出：「《春秋》五例」與春秋辭令關係極為密切：其一，《春 秋》筆法之微婉顯晦，與春秋辭令之「微言相感」、「稱詩喻志」相通；其二，《春秋》 「盡而不汙」之筆法，與春秋諫說詞令之直言不諱特徵近似；其三，《春秋》「懲惡而勸 善」之書法，與春秋辭令之價值取向相同。21由此觀之，《春秋》書法「如何書」之修辭 技巧，確實與春秋行人詞令之如何表達美妙，兩者之間，堪稱「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 《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君子曰」，揭示《春秋》之稱，所謂「微而顯，婉而辯」，與 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文字詳略稍有不同。然於揭示《春秋》書法並無二致，亦具備微言、 顯言、婉言、辯言四種修辭手法。《春秋》書法「如何書」之大凡，於此有較重大之概括， 如： 君子曰……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辯。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 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春秋左傳注》昭公三十一年，頁 1513） 《春秋》五例有關載筆之體者四，就表現方式而言，隱筆、暗筆，指委曲婉約，蘊藉 含蓄諸法；又有顯筆、明筆，指彰明昭著，條暢通達諸方。微、晦、婉、不汙，為隱 微之暗筆表現法；顯、志、盡、辯、成章，則是明筆彰顯之表現法。兩者相反相成， 20 同註 16，第一冊，《左傳正義》，一、〈杜預序〉，頁 162-163。 21 陳彥輝：《春秋辭令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12 月），第四章〈春秋筆法與春秋辭 令〉，頁 146-161。
相得益彰，蔚為周代文藝思想之主軸。22 《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君子曰」之評論， 強調為惡求名，宜不書其名；為求食而不求名者，則務書其名。因此，險危大人，作 為不義之齊豹，書曰「盜」；竊邑叛君、貪冒求食之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春 秋》則書三叛人之名，所以懲肆去貪，數惡無禮。由此觀之，「善人勸焉，淫人懼焉」， 堪稱《春秋》書法之功用價值。《春秋》但去官去族以示貶懲，並未直斥其罪惡，可 謂委婉含蓄；然以去官去族之書法，彰明其罪惡於後世，善惡之分辨又莫大於是。故 修辭之委婉隱約與彰顯鮮明並存不悖，形成書法表現之特色。《春秋》所以「貴有辭」， 由此可見一斑。 司馬遷私淑孔子，《史記》典範《春秋》，《史記．太史公自序》載上大夫壺遂問：「孔 子何為而作《春秋》哉」云云（詳後），史筆文心，已昭然若揭。《史記》中發明《春秋》 書法者亦不少，多與文章之修辭，字句之安排有關，頗可印證錢鍾書以文章修辭看待《春 秋》書法之觀點。如： 太史公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 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23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以至隱，《易》本隱以之顯。」24 「章」與「微」之消長，「見」與「隱」之辯證，是《春秋》書法中「如何書」之修 辭課題。隱微與彰明，暗筆與明筆之交相運用、相得益彰，猶《詩經》學中「比興」 與「賦」法之相反相成。春秋魯定公、哀公二朝，對於孔子所處時代為近代、現代、 當代，時代貼近，觸忌犯諱之人與事必多，故敘述敏感問題，政治事件，動輒涉及忌 諱之辭，不得已，只好以隱微婉約之筆表現，此之謂「推見以至隱」。以諱言諱書為 例，多采替代修辭法因應之，或以實代虛，或以輕代重，或以正代反；甚至不稱不書， 以替代所稱所書。25 「罔褒」和「忌諱」，是「何以書」書法形成之內容；諱言諱書 22 李炳海：《周代文藝思想概觀》（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 年 6 月），第六、第七 章〈隱與顯〉，頁 91-126。 23 漢‧司馬遷著，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日本‧瀧川 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3 年），卷 110〈匈奴列傳〉， 頁 1201。 24 同前註，卷 117〈司馬相如列傳〉，頁 1264。 25 同註 21，第六章〈隱與顯〉（上），二、諱言諱書，頁 93-97。
諸替代法，講究「如何書」，則是修辭技巧、表達方式。兩者相得益彰，方成所謂《春 秋》書法。《史記．太史公自序》載上大夫壺遂問：「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 司馬遷答問，於此頗有發明，如：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 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 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26 孔子稱「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云云，又見《春秋繁露．俞序》：「吾因其行事，而 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空陳古 聖明王之道，不如因事而著其是非得失，知所勸戒。」27蓋空言只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能 見其用。孔子斟酌空言與行事之閱讀效益，即是權衡「如何書」之表達方式。假魯史以寓 王法，藉筆削以行褒貶，皆是「如何書」之《春秋》修纂學課題。至於「上明三王之道」 以下十大「明、辨、定、別」要項，所謂「王道之大者」，方是「何以書」之「義」。「如 何書」之「法」，搭配「何以書」之「義」，義法渾融合一，方是筆者所謂之《春秋》書 法。 學界論述《春秋》書法，有融合「何以書」之內容，與「如何書」之修辭而一之者， 如劉異〈孟子春秋說微〉標例十目：一曰同文見義；二曰異文見義；三曰詳文見義；四曰 略文見義；五曰諱文見義；六曰錯文見義；七曰重文見義；八曰微文見義；九曰去文見義； 十曰闕文見義。28 要之，皆關注「文」與「義」之互動，考察「如何書」與「何以書」之 巧妙搭配。此所謂同文、異文、詳文、略文、諱文、錯文、重文、微文、去文、闕文云云， 多就文字之安排措置言之，與宋代以後詩話之說字法句法，《歷代文話》及桐城義法之談 字句之修辭，並無不同。從文字異同、詳略、輕重、取捨之安排，可以表現書法內容，「如 何書」之不容偏廢，治《春秋》書法者不可不知。總之，研究《春秋》書法，不容忽視文 辭之表達作用。 26 同註 22，卷 130〈太史公自序〉，頁 1370-1371。 27 漢‧董仲舒著，清‧蘇輿注：《春秋繁露義證》（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 10 月）， 卷 6〈俞序第十七〉，頁 111。 28 劉異：〈孟子春秋說微〉，武漢大學《文哲季刊》4 卷 3 期（1935 年 6 月），頁 509-547。參 考阮芝生：《從公羊學論春秋的性質》（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69 年 8 月），三、〈春 秋之義（一）〉，頁 110-118。
三、「貴有辭」與《公羊》、《穀梁》之解經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為《尚書》，事為《春秋》，言與事二分，此古學者之常言。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書教》以為：「古人事見於言，言以為事，未嘗分事與言為二物也。」 於是舉《左傳》羽翼《春秋》經為例：「《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而宰孔之命齊侯， 王子虎之命晉侯，皆訓誥之文也。……夫子不與〈文侯之命〉同著於編，則《書》入《春 秋》之明證。」29所謂《書》入《春秋》，意指記言與敘事之和合化成，章學誠所謂「《書》 與《春秋》不得不合而為一」。30 葵丘之會，周王使宰孔命齊桓公，訓誥之文，載入《左傳》僖公九年；周王命王子虎 等策命晉文公為侯伯，策命之文，徵存於《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書》之入《春秋》，言 與事已和合無二，《左傳》以史傳經有具體而微之體現。唐劉知幾《史通‧載言》稱：「《左 氏》為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 倦，覽諷忘疲。」31所謂「言事相兼，煩省合理」，即章學誠所謂「《書》與《春秋》合一」， 《左傳》以史傳經之敘事藝術，記言往往可以發明敘事，何況是談言解紛，折衝尊俎之外 交辭令？楊樹達《春秋大義述》拈出「貴有辭」，良有以也。 《公羊傳》、《穀梁傳》釋經，注重「何以書」，多以大義微言說《春秋》書法；如董 仲舒、何休，以及晚清公羊學派，要皆如此。錢鍾書撰《管錐編》，以文章修辭解讀《春 秋》書法，曾探討《公羊》、《穀梁》之「美刺微詞」，以為是中國修辭學之發凡起例。又 考察《公羊》、《穀梁》之「內辭」、「未畢辭」，以為一切諱書，「皆文家筆法」。32若此， 29 清‧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內篇卷 1〈書教 上〉，頁 31-32。 30 余英時院士曾推崇章學誠「史學中言與事之合一」說，以為與柯靈烏（R. G. Collingwood）《歷史的觀念》（The Idea of History）一書，所謂「一切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All history is the history of thought）論點相近，可以相互發明。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香港： 龍門書店，1976 年），外篇，〈章實齋與柯靈烏的歷史思想──中西歷史哲學的一點比較〉， 頁 208-215。
31 同註 6，卷 2〈載言〉，頁 34。
32 張高評：《春秋書法與左傳史筆》（臺北：里仁書局，2011 年 3 月），三、〈微辭、內辭之諱
則是「如何書」之課題。錢鍾書探究「何以書」之微言大義，以為多具「文家筆法」，將 「如何書」與「何以書」結合闡釋，如此解讀《春秋》書法，堪稱體用合一。 歷代《公羊》學家，闡揚《春秋》之「微言大義」不遺餘力，對《春秋》「何以書」 提出許多哲學詮釋。相形之下，對於「如何書」之「文家筆法」、文章修辭，普遍較少關 注。楊樹達著《春秋大義述》，全書五卷二十九篇，絕大部分所謂「大義」，要皆《春秋》 「何以書」之書法內容，「貴有辭第十一」，表揚《公羊傳》、《穀梁傳》外交詞令之美妙。 所舉五例中有四則，雖亦屬「何以書」之範疇；然詞令之美妙有法，牽涉到「如何」述說 之技法；詞令說服，足以斡旋乾坤，轉變態勢，形成《春秋》「何以書」之要件，如： 文公十四年《春秋》經：「晉人納接菑於邾婁，弗克納。」 《公羊傳》曰：「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於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 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 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貜且也長。』郤缺曰： 『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漢 何休注，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十四，文公十四年，頁 179） 《穀梁傳》曰：「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貜 且，齊出也。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清鍾文烝《春秋穀梁傳補注》第十 四，文公十四年，頁 405-406）33 接菑、貜且二人皆有為王之條件，邾婁人較量二公子之優劣，論勝算與年歲，貜且皆 略勝一籌。邾婁人說之以是非道義，於是折服郤缺，引師而去。《穀梁傳》說以正與 不正，與《公羊傳》近似。《左傳》敘事，則易郤缺為趙盾，邾人辭言簡意賅，宣子 認同邾婁人「立適以長」，符合宗法制度之規範：稱許其「辭順」，令人信任悅服， 即是就表達技巧來說的。楊樹達曰：「邾婁人有辭，則服郤缺」，就《公羊傳》之說 而言之也。又如： 成公二年《春秋》經：「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於袁婁。」 《公羊傳》曰：「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為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 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為質，則吾 33 同註 3，頁 106。
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 則是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 壹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 子為質？』揖而去之。郤克 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 婁而與之盟。」（漢何休注，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十七，成公二年，頁 216） 《穀梁傳》曰：「爰婁在師之外。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以 蕭同侄子之母為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 以紀侯之甗來，則諾。以蕭同侄子之母為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 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請壹戰， 壹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 授。』於是而與之盟。」（清鍾文烝《春秋穀梁傳補注》第十七，成公二年，頁 473-475）34 晉齊鞌之戰，晉勝齊敗，齊國佐（賓媚人）臨危受命，與晉談和。《公羊》、《穀梁》、 《左傳》均載記此一外交詞令，《左傳》敘記最詳，《公羊》較傳神。漢何休《公羊解詁》 云：「《傳》極道此者，本禍所由生。因錄國佐受命不受辭，義可拒則拒，可許則許。一 言使四國，大夫汲汲與之盟。」此闡發《公羊傳》「何以書」之緣由。清姜炳璋《讀左補 義》亦稱美此一詞命，以為「國佐傳命，義極正大」。筆者以為，《左傳》所敘詞令，義 正詞婉；《穀梁傳》所載，請戰至五，則亦義正而詞嚴矣。《春秋繁露‧王道篇》曰：「齊 國佐不辱君命而尊齊侯，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故楊樹達《春秋大義述》美之曰： 「齊國佐有辭，則服郤克。」義正詞嚴，救文以質云云，亦「何以書」之示例。又如： 昭公二十五年《春秋》經：「齊侯唁公于野井。」 《公羊傳》曰：「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 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 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 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 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 34 同前註，頁 106-107。
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 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 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 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 宗廟之在魯地，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 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 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噭然而 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菑，以幦為席，以鞍為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 『其禮與其辭足觀矣。』」（漢何休注，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二十四， 昭公二十五年，頁 302-303）35 魯昭公因季氏之亂，流亡蒙塵在外，故曰孫于齊；齊景公唁公于野井，《左傳》以為「禮」。 齊魯君臣相接相善之詞，《左傳》未詳，卻獨見於《公羊傳》之備載賓主詞命，以迴環往 復，重複再三，見坦誠真情：景公三請，昭公再辭，然後二君以遇禮相見。《公羊傳》篇 末引孔子言作論斷，此與《左傳》引「君子曰」及仲尼、時賢之說，有異曲同工之妙。孔 子稱美齊魯之君臣有禮有辭，以為有「足觀」者。「動作有文，言語有章」，固是君子文 化之表現。《公羊傳》載存齊侯、昭公之言，所謂「貴有辭」。 《左傳》以歷史敘事傳《春秋》，《公羊》、《穀梁》以歷史哲學解《春秋》；前者主事， 後者尚義，此說《春秋》者之常言。然《左傳》或以凡例義例釋經，《公羊》、《穀梁》亦 不乏以事解經者。本節所敘「貴有辭」，即在討論《公》、《穀》之記言敘事，言事相兼。 翻檢楊樹達《春秋大義述》，論「貴有辭」，亦有單舉《穀梁》，而缺略《公羊》者，如： 僖公四年《春秋》經：「楚屈完來盟于師，盟於召陵。」 《穀梁傳》曰：「來者何？內桓師也。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 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為僅矣。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 『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諾。 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清鍾文烝《春秋穀梁傳補注》第九，僖公四年， 頁 262-264）36 35 同前註，頁 108。 36 同前註，頁 108-109。
齊楚召陵之盟，楚大夫屈完有辭，齊桓公遂不得志於楚。齊桓公侵蔡伐楚，興師問罪，主 賓二問二答，屈完不卑不亢，堪稱專對不辱。《左傳》備載詞令，遠較《穀梁》精彩。楚 成王南海北海、風馬牛不相及之問，管仲責以苞茅不貢、昭王不復。管仲說得正大，楚王 答得活脫，屈完應對閒冷，三人詞令，各有其妙，此《左傳》之載言，千載之下猶能想見 其聲情。《穀梁傳》所載，則屈完認小諉大，堅持不服罪，故退而有召陵之盟。37齊桓與 屈完共乘觀師，屈完對以綏靖諸侯當以德不以力，蓋以王霸之分為說項。齊桓公召陵之盟， 堂堂正正，純以德禮相招，所以楚人感之而心服。唐陸淳稱美屈完「能受命不受辭，得奉 使之宜」；「得為臣之道，故聖人特書族以褒之。」38清王源《左傳評》稱：「召陵之盟， 以義勝干戈，而不失為玉帛，故作者但敘幾段詞命，雍容不迫，當年情景如生。」39《左 傳》與《穀梁》同敘召陵之盟，凸顯「貴有辭」亦同；惟《左傳》重在齊綏諸侯之辭，《穀 梁》重在楚不服罪之言，說雖不同，其於「貴有辭」，一也。 身為行人，負責國際外交事務，一旦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則嚴重有辱使命。《三傳》 於大夫行人詞令往往載之，尤其特敘其失辭見譏。《穀梁傳》敘記外交詞令，有「出會失 辭」，而以「內辭」譏之貶之者，如： 文公十六年《春秋》經：「春，季孫行父會齊侯於陽穀，齊侯弗及盟。」 《穀梁傳》曰：「弗及者，內辭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內辭也。」范注云：「行父 出會失辭，義無可納。故齊侯以正道拒而弗受，不盟由齊，故得內辭。」（清鍾文 烝《春秋穀梁傳補注》第十四，文公十六年，頁 412） 《公羊傳》曰：「其言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漢何休注，唐徐彥疏《春秋公 羊傳注疏》卷十四，文公十六年，頁 181） 季孫行父會齊侯事，《左傳》以史傳經，以為公使請盟，齊侯不肯，則此盟之所以「弗及」， 以此；而《公羊傳》但言「何以書」之故，只為「不見與盟」而已。唯《穀梁傳》釋經言 37 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四部叢刊》初編（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 年），〈辭命二〉；「荊楚僭王，罪之大者也；包茅不入，罪之小者也；昭王之不復，則非其 罪矣。管仲舍其所當責，而責其不必責也。……我以大惡責之，彼必斥吾之惡以對。…… 故舍其所當責者，而及其不必責者。庶幾楚人之為辭也易，不盡力以抗我；我之服楚也易， 不勞師而有功。嗚呼！此其所以為霸王之師歟？」，頁 22。 38 唐‧陸淳：《春秋微旨》（臺北：大通書局，1970 年），《經苑》本第五冊，卷中，頁 2519。 39 清‧王源：《左傳評》（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 年 8 月），卷 2〈盟于召陵〉評語，頁 8。
「行父失命矣！」畫龍點睛，凸顯褒譏。案：《穀梁傳》所謂「內辭」有五，皆諱惡之大 者，40此為其中之一。《經》言「弗及盟」，《穀梁》釋經之修辭，以為「內辭」，是諱 大惡。魯文公有疾，不克與會，乃派遣季文子代表前往。齊懿公以為與大夫盟為失體，不 可，是「以正道拒而弗受」。齊魯不與盟，由於齊侯不肯，故以行父出會失辭為諱，所謂 內辭也。 行人失辭不能專對者，書之皆所以譏斥。以賦詩而言，《左傳》敘衛甯武子來聘，為 賦〈湛露〉、〈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不為失禮。（文公 4 年）晉悼公享叔孫豹，金奏〈肆 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歌〈鹿鳴〉之三，有拜有不拜，皆合禮數（襄公 4 年）。《左 傳》書此，皆所以提供行人專對之資鑑。
四、「貴有辭」與《左傳》以史傳經
春秋一代，諸侯專縱，陪臣竊命，王綱解紐，四夷交侵，於是孔子作《春秋》，假筆 削以行權，藉史事以明義，大義微言多隱寓其中。諸侯爭盟，列國交兵，既無時而不有， 大夫詞令或談言微中，妙在排難解紛；行人應答亦溫潤婉麗，貴能化干戈為玉帛。外交折 衝之「貴有辭」，遂成《春秋》大義之一。或以有辭見褒，或以失辭見譏，楊樹達《春秋 大義述‧貴有辭》曾舉《公》《穀》以發凡示例。徵諸《左傳》，其事例尤夥，亦再三標 榜「有辭」於外交折衝之成效：或以退干戈，或以結友好，或以釋人質，或以破要脅，或 以還侵地，往往逆轉形勢，而有利於家國之生存與發展。 《左傳》為編年體之史書，褒貶勸懲與經世資鑑，向為史書之通例。《左傳》編年以 敘事為主，記言為輔，舉凡事涉經世資鑑者，每津津樂道之，如敘列戰爭，則述兵法謀略； 敘朝聘盟會，則述外交詞令，其大焉者。以外交詞令言之，對於國家之生存發展，影響深 遠，故有識之士，莫不盡心致力焉。如春秋中期，鄭國外交詞令之無往不利，可作典範， 公孫僑（子產）堪稱關鍵人物。《論語》與《左傳》曾記載鄭國詞令製作之過程，如： 40 《春秋》重華夷之防，內外之辨。《公羊傳》隱公十年：「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 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漢‧何休注，唐‧徐 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55 年），〈隱公十年〉， 頁 41。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程樹德《論語集釋》卷二十八，〈憲問上〉，頁 959）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 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 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 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 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襄公三 十一年，頁 1191） 鄭國於春秋中期，國勢不強，又介於晉楚二大國之間，處境艱困。然於國際外交方面，節 節勝利，「鮮有敗事」，進而贏得諸侯各國之友誼與信賴者，外交辭令之講究與用心，乃 其成功之道。鄭國每一外交辭令製作之過程，有一套嚴謹之程序，大抵不離草創、討論、 修飾、潤色四道步驟，於是「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詳言之，鄭國一切朝聘盟會， 攸關折衝尊俎之辭，談言解紛之說，大抵經過起造草稿、尋究講議、增損修飾、文采潤色 等四道關卡；參與人員，除子產外，尚有子羽，裨諶、馮簡子、子太叔四人交相討論請教， 可見子產之能集思廣益，未師心以自用。思深而慮遠，面面而俱到，故辭令無入而不自得。 《中庸》云：「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謀定而後動」，此之謂也。子產製作外交辭 令，博採通人，審慎週到如此，當然無不如意，鮮有敗事。 《左傳》為編年體之史書，自具歷史資鑑之典範意義。子產為鄭國，外交辭令之出， 既經「草創、討論、修飾、潤色」，以之應對賓客，因此無不如意。此一成功之事案，頗 具歷史借鏡意義。《左傳》所敘子產「有辭」如此，證明用心於詞命，弱國仍可以在外交 戰中有所轉圜與致勝，取得會盟談判之優勢，而有生存發展之空間。以褊小之鄭國，注重 辭令尚且能自我振救，何況其他國家。《左傳》敘子產外交辭令，鉅細靡遺如此，不但以 之為辭令典範，且作為「無經之傳」之歷史敘事，亦《左傳》解說《春秋》經六大方式之 一。41章太炎《春秋左傳讀敘錄》言：《左傳》「詳經所不及者，或窮其源委，或言有可采， 41 《左傳》解說《春秋》的方式，除說明書法、補充事實、訂正錯誤外，「無經之傳」，補缺 《春秋》欠缺之史料，最具特色。桓譚《新論》稱：「《左氏傳》干經，猶衣之表裏，相待 而成」，就是指「經闕傳存」這類歷史敘事來說的。參考楊伯峻：《楊伯峻治學叢稿》(長沙： 岳麓書社，1992 年 7 月)，〈淺讀《左傳》〉，頁 57-58。張高評：《左傳導讀》（臺北：文史 哲出版社，1987 年 8 月），第五章第二節〈三、經闕傳存〉，頁 107-109。
事有可觀，無非為經義之旁證。」42《左傳》載子產之外交辭令，及其他可供資鑑之詞令， 要皆「言有可采，事有可觀」，可作《左傳》「何以書」之左券，如許多行人詞令之事證。 宋真德秀《文章正宗》，突出「辭令」一目，持與議論、敘事、詩賦同列，欲學者識 其源流之正。其於辭令一目，只選《春秋》內外傳所載「周天子諭告諸侯之辭，列國往來 應對之辭」。43真西山為理學家，其說文章，歸於載道經世，選文而稱正宗，猶孔子稱「徒 託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辭命二〉，選《左傳》《國語》辭命三十七篇，其中 有關鄭子產之辭命，凡八篇，秀傑挺出，義正辭婉，不同凡響。 明王鏊讀《左傳》，「愛其文，而尤愛其詞命」，因輯得《春秋詞命》三卷，可藉 以窺見春秋人物之善於言詞。44 其書卷中，摘錄《左傳》有關子產之辭命，凡六篇， 如〈鄭公孫僑對晉徵朝〉、〈鄭子產告韓宣子〉、〈子產對晉門入陳〉、〈子產辭賞〉、〈子 產請印堇父於秦〉、〈子產對士文伯壞垣〉等；卷下徵存〈子產為施豐歸州田於韓宣子〉、 〈子產再歸州田〉、〈子產爭承〉、〈子產答富子〉、〈子產拒韓宣子請環〉、〈子產對晉問〉 等亦六篇，45 或三言兩語，或長篇滔滔，多可見子產之長於辭令，所以能治理鄭國。 如子產辭令第一篇〈子產對晉徵朝〉，《左傳》敘其始末云： 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 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 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 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 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 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 以受齊盟，遂帥群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溴 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 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 42 章太炎：《春秋左傳讀敘錄》（臺北：學海出版社，1984 年 4 月），駁劉逢祿：《左氏春秋考 證》：「《經》所不及者，獨詳志之，又何說也？經本不待事而著。」云云，頁 825-826。 43 同註 36，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綱目》，頁 1。 44 明‧王鏊：《春秋詞命》，《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1997 年），集部二九二 〈春秋詞命引〉，頁 607。 45 如〈鄭公孫僑對晉徵朝〉、〈子產與范宣子論重幣〉、〈子產對晉人問獻捷〉、〈子產對晉讓壞 館垣〉、〈鄭子產爭承〉、〈子產答韓宣子買環〉、〈子產對晉邊吏讓登陴〉、〈子產對晉人問立 駟乞〉，多長篇偉論，辭令移人。同註 43，卷中，頁 625-629；卷下，頁 632-636。
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 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敝邑是懼， 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襄公二十二 年，頁 1065-1067）。 晉悼公去世後，晉霸業中衰，乃有徵朝於鄭之事件。雖藉口「徵朝」，原其動機，實則「徵 幣」，變相為索賄斂財，所謂「以為口實」者。鄭人派少正公孫僑應對，此子產外交辭令 之初試啼聲。《左傳》載錄其辭令專對，千載猶能彷彿其聲氣。此篇辭令之妙，「全在示 人以可進可退，而非屈以相從相處」，嚴厲中而不失婉轉。妙在「通篇並不提起貨賄等字， 語語抗其徵朝，卻語語斥其黷貨。明目張膽中，仍自隱躍，使之自會。」46晉杜預《春秋 經傳解集》稱：「《傳》言子產有詞，所以免大國之討也。」47外交辭令之可貴，能化險 為夷，轉危為安，有如此者。清魏禧《左傳經世鈔》評此篇，稱「此子產辭令最初一篇， 不亢不卑，自然不辱矣。」48鄭子產、齊晏嬰，為春秋中晚期鄭、齊兩國知名政治家，《春 秋》經敘事漏失二人之姓名與事跡，幸有《左傳》無經之傳，以史傳經，將子產、晏嬰之 嫻於辭令，如實披露展示，乃歷史人物才德之實錄。文獻徵存如是，後世方有據依。經闕 而傳存，《左傳》之「何以書」與「如何書」，二合一呈現，不惟有功於《春秋》，亦有 功於春秋之信史與資鑑。 孔子曾云：「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左傳》襄公 25 年）行人辭令之所以能折衝尊 俎，化干戈為玉帛，主要在於言而有文，言語有章。趙衰有文，故晉公子重耳得秦穆公資 助而返晉國（僖公 22 年）；弭兵之會，若道之以文辭，趙文子以為兵可以弭（襄公 25 年）。 鄭人伐陳，入之。是時，晉國主盟中原，於是鄭子產獻捷於晉。若非子產言而有文，鄭必 坐晉討伐之罪，如：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 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之陳， 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 46 同註 38，卷 6〈晉人徵朝于鄭〉總評，頁 15-16；同註 14，卷 28，僖公二十二年〈夏晉人 徵朝於鄭〉，頁 1314-1315。 47 晉‧杜預注，日本‧竹添光鴻：《左傳會箋》（臺北：廣文書局，1961 年），卷 16，頁 52。 48 清‧魏禧撰，彭家屏參訂：《左傳經世鈔》，《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春秋類》（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95 年），卷 13〈子產對晉徵朝〉尾評，頁 538。
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 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 楚眾，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 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啟敝邑之心。陳知其罪， 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 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 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 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 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 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 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也。」（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襄公二十五年，頁 1104-1106）。 晉為霸主，而鄭師入陳，既侵其權，又掠其功；戎服將事，更觸其怒。因此，鄭子產 獻捷於晉，晉人一問陳之罪？二問何故侵小？三問何故戎服？子產理嚴辭婉以對，仲 尼所謂「非文辭不為功」也。清馮李驊《左繡》稱賞此篇，謂：「一首分辨文字，隨 難隨解，字字機鋒四出，卻字字入情入理，趙文子所謂順也。」49 趙武謂子產：「其 辭順，犯順不祥」，蓋子產辭令，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條理分明，措詞婉切， 故孔子賞其辭令之美。真德秀《文章正宗》以為「春秋辭令，子產為最」，實非溢美 之言。仲尼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言文則行遠，說已見前，茲不贅述。 子產外交辭令之妙品，當數〈壞晉館垣〉一篇。清王源《左傳評》稱賞此篇，以為「子 產應對諸侯露丰采之第一事也。……子產有辭，不過認禮真，說理透。非如戰國辯士，變 易是非，顛倒白黑也。」50〈子產壞晉館垣〉事件之始末，《左傳》敘之云：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 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 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 49 清‧馮李驊：《左繡》（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年），卷 17，襄公二十五年，〈鄭子產獻捷 于晉〉眉批，頁 1251。 50 同註 38，卷 7，〈鄭伯如晉〉總評，頁 19。
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 其何以共命？寡君使丐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 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之不間，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 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 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 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 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 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 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 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厲不 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以命 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 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 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 「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 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楊伯峻《春秋左傳注》， 襄公三十一年，頁 1186-1189）。 客壞主人之牆垣，無禮已極，士文伯之問罪，堂堂正正，理所當然，幾於無可狡辯。然鄭 國每一外交辭令之出，多經「草創、討論、修飾、潤色」， 故論折衝應對，「子產之辭， 已定於未毀之先，非辯於既毀之後」，51深思熟慮、沙盤推演既已周詳，於是詞命一出， 遂無不如意。蓋主人言完館高閎，寇盜充斥，則客垣理不該毀；子產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 對以門不容車，無所藏幣，而寇盜充斥，勢在不能不毀。52接著話鋒一轉，述說晉文公之 為盟主時，如何崇大客館，以時接見，賓客如歸，不畏寇盜；再對比今日晉平公之為盟主， 門不容車、盜賊公行，夭厲不戒，賓見無時。妙用對比，自然成諷，機鋒犀利，令人不覺。 強硬中含和婉，和婉中又極強硬。不卑不亢，有剛有柔，誠然為辭令之妙品。文末援引「叔 向曰」，與《左傳》他篇引「仲尼曰」同風，亦「君子曰」之流亞。歷史評論徵引時賢， 乃訴諸權威之修辭方式。子產壞垣，卻贏得晉國改築諸侯賓館之利，故云：「子產有辭， 51 同前註，頁 20。 52 林紓：《左傳擷華》（高雄：復文書局，1981 年 10 月），〈子產毀垣〉，頁 162。
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於是再引《詩》作結，以詩人知辭之有益，高度讚揚《左 傳》之「貴有辭」。《左傳》載敘列國名卿之應對詞令，未有詳如子產者。敘子產之詞令 與人品，示其人乃「終春秋第一人，亦左氏心折之第一人」，53本文論列《左傳》之詞命， 亦選取以為典範之代表。 《左傳》詞命，就體而言有四：一曰政令之辭，如周惠王賜齊桓命胙（僖公 9 年）、 王子朝告諸侯（昭公 26 年）。二曰禮聘之辭，如吳季札聘魯品樂論人（襄公 29 年）、郯子 來朝言古命官（昭公 17 年）。三曰使命之辭，如展喜犒師（僖公 26 年）、燭武退師（僖公 30年）、王孫滿對問鼎（宣公 3 年）、解揚致命（宣公 15 年）、賓媚人說晉（成公 2 年）、 呂相絕秦（成公 13 年）。四曰相接相示之辭，如公子忽辭昏（桓公 6 年）、鮑叔薦用管仲 （莊公 9 年）、蹇叔諫秦穆（僖公 30 年）、子產告范宣子輕幣（襄公 24 年）、聲子說楚（襄 公 26 年）、醫和論疾（昭公元年）、叔向詒子產書（昭公 6 年）、晏嬰論和同（昭公 20 年） 等等，要皆精彩可取，堪作說話藝術之借鏡。 漢劉向《戰國策》書錄曾言，時至春秋，人臣輔政，列國相與，如鄭之子產、晉之叔 向、齊之晏嬰，「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 救」；54影響所及，名卿才子咸尚考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史通．言語》篇指稱春秋詞 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枚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 絳對戮楊干，作為春秋宗尚辭令之論證。上述所列，只就詞令之絕妙好辭言之，實則春秋 詞令之見於《左傳》者，可謂隨處而有。《左傳》徵存這些飾辭專對之文獻，足以印證春 秋時期之注重詞令，《左傳》之「貴有辭」，明王鏊為《春秋左傳詳節》作序，曾有較概括 之論述，如： 《左傳》載二百四十二年列國諸侯征伐會盟，朝聘宴饗，名卿大夫，往來辭命，其 文蓋爛然矣。於時若臧僖伯、哀伯、晏子、子產、叔向、叔孫豹之流，尤所謂能言 而可法者。 下是，雖疆埸之人，亦善言焉：有若展喜、瑕飴甥、賓媚人、解揚、奮揚、蹶繇是 已。方伎之賤，亦善言焉：有若史蘇、梓慎、裨竈、蔡墨、醫和緩、祝鮀、師曠是 已。夷裔之遠，亦善言焉：有若郯子、駒支、季札、聲子、沈尹戌、薳啟疆是已。 閨門之懿，亦善言焉：有若鄧曼、穆姜、定姜、僖負羈之妻、叔向之母是已。於戲！ 53 同註 38，卷 6〈晉人徵朝於晉〉總評，頁 16。 54 西漢‧劉向集錄：《戰國策》（臺北：里仁書局，1982 年 1 月），附錄、〈劉向書錄〉，頁 1195-1196。
其猶有先王之風乎！ 55 王鏊編輯《左傳》文詞，成《春秋詞命》三卷，特別留心諸侯大夫「朝聘宴饗，征伐會盟」 時，「以微言相感觸」、相往來之詞命，以為「皆婉而切，簡而莊，巽而直」；「雖或發 于感憤，然猶壯而不激，屈而不撓」云云，凸顯春秋時代諸侯大夫之善於詞令。56王鏊《春 秋左傳詳節‧序》，標榜春秋名卿大夫「能言而可法者」六人，即臧僖伯、臧哀伯、晏嬰、 公孫僑、叔向、叔孫豹等。其他如疆埸之人、方伎之賤、夷裔之遠、閨門之懿，亦皆能言 善言，工於飾辭專對。詞令為春秋時代盟會征伐、諸侯朝聘往來極重要之語言交際，由此 可見一斑。 《左傳》所載詞令，依其發用言之，類別繁多。有婉言、激言、憤言、悲言；有冷言、 名言、雋言、莊言；又有喜言、哭言、怒言、厲言、躁言、謔言、詼言、失言、泄言、隱 語之倫；更有哀怨語、悽惻語、痛切語、悲鬱語、澆薄語等等，57洵《舌華》之總龜，58詞 令之大觀。由此觀之，《左傳》敘記名卿大夫、疆埸大吏、方伎祝史、夷狄邊裔、閨門婦 女之飾辭專對，要皆溫潤婉麗，從容不迫，而語詞浩博者，多或千言，文逐聲而遂諧，語 應節而遽協。劉知幾《史通．言語》以為：「非但筆削所致，良由體質素美。」「則知時人 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梗概者也。」59據此《左傳》之記載詞令言語， 大抵可謂春秋之實錄。《左傳》為編年史書，揭示勸善資鑑，樹之風聲，故多徵存春秋之 詞命。其中經驗教訓，可供後代行人折衝尊俎，世人排難解紛之參考與借鏡。 戰國荀卿著書，曾拈出「聖人之辭」，作為談說之最高境界。而以士君子之辯次之， 小人之辯最下。荀子所言，殊堪作為辭令專對之借鏡。如： 談說之術：矜莊以蒞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欣 55 明‧王鏊序：《春秋左傳詳節》，《四部要籍序跋大全‧經部丁集》（臺北：華國出板社，1952 年）。又，清‧韓菼：《重訂（批註）春秋左傳句解‧原序》（臺北：台北書局，1956 年 4 月），魏邦達題〈重訂春秋左傳句解原序〉，頁 1-2。 56 同註 43，〈春秋詞命引〉，《四庫存目叢書》集部二九二冊，頁 607。 57 同註 15，第十章〈為說話藝術之指南〉，頁 185-187。 58 明‧曹臣撰，陸林校點：《舌華錄》（合肥：黃山書社，1999 年 1 月）。《舌華錄》分九卷十 八目，專記清言俊語，如慧語、名語、豪語、狂語、傲語、冷語、諧語、謔語、清語、韻 語、俊語、諷語、譏語、憤語、辯語、穎語、澆語、淒語等等。 59 同註 6，卷 6〈言語〉，頁 150。
驩芬薌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60 《左傳》詞命之引人入勝，令人悅服者，大抵多能如《荀子‧非相》所言，飾辭專對「貴 之神之」，「欣驩芬薌以送之」，「居錯遷徙，應變不窮」。與所謂「聖人之辯」不同者， 則在辭令專對較注重「先慮」與「早謀」。《左傳》詞命與談說美妙如此，主要在提供歷 史之資鑑與經世而已。《左傳》以歷史敘事解說《春秋》經，讓歷史人物自己說話，還原 歷史之真相，其貢獻遠大於解經本身。61而備列春秋詞令，徵存名卿大夫，乃至方伎、夷 裔、閨門諸能言善言之談說語料，以敘寫「無經之傳」，解說《春秋》所不及；以備載辭 令談說發揮「貴有辭」之「《春秋》大義」，與《公羊傳》、《穀梁傳》所言，可以相得 益彰。 「有辭」一語，見諸《左傳》載言，意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如虢仲進讒，詹父有 辭（桓公 10 年）；齊魯郎之戰，「我有辭也！」（桓公 10 年）有辭，或作辭順，如邾國王 位之爭，邾人以立長為說，趙盾服其辭順（文公 14 年）；鄭子產獻捷於晉（襄公 25 年）， 晉趙文子以為「其辭順，犯順不祥！」「仲尼曰」總結春秋諸侯言語交際，稱「晉為伯， 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也！」有辭、辭順、慎辭有其準則，春秋之外交辭令蓋以德、 禮、義、信為依歸，所謂「出辭氣，斯遠鄙倍」。若二言以蔽之，則以德為邦交思想，以 敬為邦交藝術。62此可別撰一文，篇幅所限，不述。 司馬遷著《史記》，在「網羅天下放失舊聞」之餘，既已「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 於是「稽其成敗興廢之紀」，63遂成為最重要的歷史使命。因此，有關史料之取捨，假如 「非天下所以存亡」，司馬遷將不著錄。64以《史記》著書旨趣在「稽其成敗興廢之紀」， 以及繫「天下所以存亡」，類比《左傳》之書不書，稱不稱，言不言諸「何以書」，其則既 不遠，其書法亦當相近與相通。要之，在經世資鑑而已矣。 60 戰國‧荀況著，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 1 月七刷），卷 3〈非相篇第五〉，頁 86。 61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三》（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 年 9 月），〈原史──由宗教通 向人文的史學的成立〉，十、左氏「以史傳經」的重大意義與成就，頁 270-275。 62 徐令杰：《春秋邦交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第三章〈春秋邦交思 想與邦交藝術〉，頁 114-136、157-161。 63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梁‧蕭統編：《昭明文選》（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91 年 10 月）， 卷 41，頁 1044。 64 同註 22，卷 55〈留侯世家〉：「（留侯）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興亡，故不 著。」，頁 810。
五、結語
《左氏》以歷史敘事傳《春秋》，《公羊》、《穀梁》以歷史哲學解《春秋》。前者重事， 體現「如何書」；後者尚義，往往提示「何以書」。故論闡發《春秋》之微言大義，歷來多 推崇《公羊傳》；《左傳》以詳經所不及者說《春秋》，文士多賞愛其敘事藝術與史傳文學。 楊樹達《春秋大義述》，鉤稽《公羊》、《穀梁》之《春秋》大義二十有九，多憂時資 鑑之作。卷二所示大義，或有關修己安人之方，外交縱橫之學；其中〈貴有辭第十一〉， 推崇外交辭令之說服專對，舉《公羊》、《穀梁》二傳為例，《左傳》為春秋詞命之大宗， 則付之闕如。《左傳》詞命為宋真德秀《文章正宗》所尊崇，更為明王鏊《春秋詞命》所 標榜，尤為明清評點家所推重，論「貴有辭」，不可捨《左傳》不談。 飾辭專對，於春秋之朝聘會盟實居關鍵地位，往往攸關典禮之成敗得失；其於折衝尊 俎，亦往往影響國際外交之否泰榮辱，家國之安危存亡。所謂「一言而可以興邦」、「一言 而喪邦」，言語交際之關係存亡禍福，可以想見。《左傳》引仲尼曰：「言之無文，行而不 遠」；稱美「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君子曰則推崇：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子產有辭， 諸侯賴之。魯叔孫豹論三不朽，稱立言可以傳世不朽。飾辭專對，言語有章，折衝尊俎， 文辭傳世，實與立德立功等倫。清姜炳璋《讀左補義》以為：叔孫豹提出「三不朽」，蓋 攸關世道之升降：「自此以前，霸者猶以功見，而德不可問；自此以後，名卿或以言著， 而功無足錄」；考諸《左傳》詞令，信而有徵。《左傳》襄公二十年以降，應對之文，詞命 之善，可稱道者頗多，貴有辭之為《春秋》大義，或可作為知人論世之資材。 錢鍾書《管錐編》，以文章修辭說解《春秋》書法。《公羊傳》《穀梁傳》所倡大義微 言，《左傳》所示凡例義例，側重「何以書」之書法內容；以文章修辭詮釋《春秋》書法， 則側重「如何書」之修辭技巧。「如何書」與「何以書」搭配，猶文與質、情與采之於文 章。《春秋》書法指涉見於《左傳》、《史記》者，大多指文章之修辭，章句之安排，如《左 傳》所謂「《春秋》五例」。前四句所示，即指八種修辭方法之綜合運用。或相反，或相成， 稍加排列組合，即形成「如何書」之各種修辭樣式。《春秋》五例與春秋辭令關係極為密 切：其一，《春秋》筆法之微婉顯晦，與春秋辭令之「微言相感」、「稱詩喻志」相通；其 二，《春秋》「盡而不汙」之筆法，與春秋諫說詞令之直言不諱特徵近似；其三，《春秋》 「懲惡而勸善」之書法，與春秋辭令之價值取向相同。 楊樹達著《春秋大義述》，全書五卷二十九篇，絕大部分所謂「大義」，要皆《春秋》「何以書」之書法內容。「貴有辭第十一」，表揚《公羊傳》、《穀梁傳》外交詞令之美妙， 五例中有四則，雖亦屬「何以書」之範疇。然敘記詞令之美妙，牽涉到「如何」述說之表 達技法；詞令說服，足以斡旋乾坤，轉變態勢，形成《春秋》「何以書」之要件。楊樹達 《春秋大義述》，援引《公羊傳》《穀梁傳》作示例，其中四例既述「何以書」之緣故，又 徵存「如何書」之文辭，情采兼得，相得益彰。所謂「貴有辭」之《春秋》大義，由此可 以呼之欲出。 春秋一代，諸侯爭盟，列國交兵，既無時而不有，大夫詞令或談言微中，貴能排難解 紛；行人應答亦溫潤婉麗，貴能化干戈為玉帛。外交折衝之「貴有辭」，遂成《春秋》大 義之一。或以有辭見褒，或以失辭見譏，楊樹達《春秋大義述‧貴有辭》曾舉《公》《穀》 以發凡示例。徵諸《左傳》，左氏為勸懲資鑑，亦再三標榜「有辭」、「辭順」、「慎辭」於 外交折衝之成效：或以退干戈，或以結友好，或以釋人質，或以破要脅，或以還侵地，或 以安邦國，往往能逆轉形勢，而有利於家國之生存與發展。春秋大夫詞命之於語言交際、 邦交藝術，堪稱舉足輕重。 《左傳》為編年體之史書，自具歷史資鑑之典範意義。子產治理鄭國，外交辭令之表 述，皆經「草創、討論、修飾、潤色」，以之應對賓客，因此鮮有敗事。《左傳》所敘子產 「有辭」如此，證明用心於詞命，弱國仍可以在外交戰中有所轉圜與致勝，以取得會盟談 判之優勢。「子產有辭」之成功事案，頗具歷史借鏡意義。以褊小之鄭國，注重辭令尚且 能自我振救，何況其他國家。《左傳》敘子產外交辭令，鉅細靡遺如此，不但以之為辭令 典範，且作為「無經之傳」之歷史敘事，亦《左傳》解說《春秋》經六大方式之一。章太 炎《春秋左傳讀敘錄》論《左傳》傳《春秋》，所謂「詳經所不及者，無非為經義之旁證。」 《左傳》載子產之外交辭令，及其他可供資鑑之談說，要皆「言有可采，事有可觀」，可 作《左傳》「何以書」之事證。文中舉〈子產對晉徵朝〉、〈子產獻捷於晉〉、〈子產壞晉館 垣〉三篇外交辭令，印證上述之論點，讀者不妨隅反。 《左傳》以歷史敘事解說《春秋》經，讓歷史人物自己說話，還原歷史之真相，其貢 獻遠大於解經本身。備列春秋詞令，徵存名卿大夫，乃至方伎、夷裔、閨門諸能言善言之 談說語料，以敘寫「無經之傳」，解說《春秋》所不及。且以備載辭令與談說，發揮「貴 有辭」之「《春秋》大義」，與《公羊傳》、《穀梁傳》所言，可以相得益彰。《史記》著書 旨趣在「稽其成敗興廢之紀」，以及留心「天下所以存亡」；若類比《左傳》之書不書，稱 不稱，言不言諸「何以書」，其則既不遠，其書法亦當相近相通。 出言陳辭，關係身之得失，國之安危，因此，「辭不可不修，說不可不善」。《春秋》 大義「貴有辭」，良有以也。春秋列國大夫行人多嫻於辭令，其中，鄭公孫僑子產之「有
辭」，最為典範可法。鄭國外交詞令之製作，蓋經過草創、討論、修飾、潤色，「以應對賓 客，是以鮮有敗事」。舉凡不辱君命，成功可取之外交辭令，多貴在「先慮」與「早謀」。 子產辭令如此，燭之武退秦師，陰飴甥說秦伯等辭令，雖不必然都經過草創、討論、修飾、 潤色，然進退取捨之「先慮」，成敗得失之「早謀」，必不可少。談判之藝術，遊說之要領， 此中有之，值得借鏡參考。 《春秋》三傳，於諸侯之朝聘會盟，國際之語言交際，皆強調「貴有辭」。《公羊傳》、 《穀梁傳》從「何以書」之微言大義處，凸顯「貴有辭」，以伸張《春秋》大義。所謂內 辭、未畢辭、美刺微詞、辭順、失辭云云，可以窺知。換言之，《公》、《穀》蓋以異同、 遠近、進退、詳略之屬辭書法見義。《左傳》以史傳經，備載行人詞令本末，顯示「如何 書」之範例，提供外交折衝之經世資鑑。所謂「言之不文，行而不遠」；「辭之不可以已也 如是夫」；所謂辭順、辭達；慎辭、有辭；能言、善言，可見春秋行人大夫飾辭專對，不 辱使命之難能可貴。《左傳》詞令之從容溫雅、練達美妙，雖談論滔滔，要皆歸本於德禮 信義之風教；與《戰國策》之縱橫詭譎，會當有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