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史學家 Peter Novick，在檢討當代美國集體認同意識的建構過程中，
為何 Holocaust 會成為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時，對於「歷史性」、「集體記憶」、
「族群認同」之間的對比和複雜關係，提出一些相當深刻的觀察和分析。
Novick 尖銳地指出，當一項事物(例如納粹屠殺猶太人之歷史)一旦被建構成 某一個族群的重要的集體記憶時，它往往成為定義該群體的重要本質和集體 認同的重要因素。然而也正因為如此，這種集體記憶所牽涉到的事物，其「歷 史性」也往往被視而不見了；易言之，集體記憶化的結果，抹去它原先的複 雜性，和其產生背景的特殊性。82
晚清的中國思想文化界，可說是充滿各類國族集體記憶和認同論述交戰 的激烈戰場。面對西方列強所主導之新的世界秩序，無論是維新派人士，或
82 Novick的原文如下：“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by its nature, focuses on the historicity of events-that they took place then and not now, that they grew out of circumstances different from those that now obtain. Memory, by contrast, has no sense of the passage of time; it denies the “pastness” of its objects and insists on their continuing presence. Typically a collective memory, at least a significant collective memory, is understood to express some eternal or essential truth about the group-usually tragic. A memory, once established, comes to define that eternal truth, and along with it, and eternal identity, for the members of the group.” Peter Novick, The Holocaust in American Life(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0), p. 4.
是革命派人士，均企圖藉由打造新的集體認同意識，來建構新共同體想像，
以動員群眾達到其訴求的目標。職是之故，所謂共同始祖(黃帝)的新記憶於 焉誕生，各類所謂的民族英雄論述也應運而生。83本研究探討的主題──源 自西方的黃禍論述，正是在此思想文化氛圍中，經由日本文化界的媒介，進 入中國思維世界。在近代中國思想界之「優勝劣敗」、「黃白種戰」盛行的思 維架構下，黃禍在近代中國的「再現」，尤其是本文所指出之「英雄化」黃 禍意象的誕生(無論他是廣義的黃種英雄，或是漢種英雄，或是中國人種英 雄)，可說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自我東方化」的過程中，如何挪用西方 的東方想像符號，操弄或化約其意涵，進而將其轉化為打造新集體認同和集 體記憶的重要因素之特殊現象。在高漲的「黃種」意識，連同方興未艾的「黃 帝」共同始祖說的推波助瀾下，「黃禍」成為近代中國以「黃色」為基底的 一系列的國族認同符號的成員之一(「黃河」則是日後興起的另一成員)。84
黃禍論作為一歷史現象，儘管在西方或日本的思想文化脈絡當中，關於
「黃禍」論有各種複雜的討論和爭辯，其產生的背景更是和西方的歷史文化 價值，和現實的國際外交宣傳戰等種種複雜因素有關。然而，誠如上述 Novick 的分析所言，對於汲汲營營打造共同記憶和集體認同者而言，理解複雜的歷 史並非其關懷所在。無論是梁啟超或是鄒容，他們所看到的黃禍，主要是一 種由白人所「認證」的威嚇力量(Yellow Peril=Yellow Power)，而這樣能令西 方人生畏的力量，正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夢寐以求之物；對於他們長期以來 所抱持之「黃白對抗」的思維，甚至於可謂是有亡國滅種「焦慮」的心境。
83 參閱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集刊》，33(臺北，2000.06)，頁77-158。
84 坂元ひろ子在《中国民族主義の神話》一書中，對於黃種意識和黃帝崇拜之間的關連性有相當 篇幅的討論，然而對於晚清思想界對於「黃禍」的反應，她的分析集中於日俄戰爭的結果，鼓 舞了部分清中國知識份子的黃種意識的現象，對於本文所提到的以「黃禍」英雄化形象建構中 國國族的現象，她的討論則並未涉及。可參閱：坂元ひろ子，《中国民族主義の神話》，頁59-68；
飯倉章則認為因為黃色在傳統中國文化有神聖力量的象徵意涵(黃帝、黃龍、黃袍等)，使得「黃 禍」對近代中國民族尊嚴反而有強烈刺激作用，見《イエロー．ペリルの神話：帝国日本と「黃 禍」の逆說》，頁116-117。
這樣的「黃禍」形象，不啻是強化自我集體意識的「強心劑」。職是之故，
西方來的黃禍，在近代中國的思想文化界的特殊因素滋養下，轉而為另一種
「民族英雄」，而且還是由西方認可的「英雄」。
然而，這種對於英雄化「黃禍」意象的迷戀，並非只是 20 世紀初期的 現象，黃禍作為一種象徵中國人集體力量的代表符號，在當代顯然依舊有其 持續的影響力。當 80 年代，《河殤》的作者，以充滿感性的語調反省傳統文 化的缺失時，那種所謂「曾使西方感到恐懼」的黃禍意象，仍然是作者的共 同體想像中，視為理所當然的共同記憶。事實上，在這本以「黃河」為主題 的文化反省著作，當作者訴諸於「黃禍」符號的文化意義，以挑動讀者的集 體記憶時，很諷刺地，對《河殤》作者而言，他完全沒有意識到魯迅所言「現 在的所謂「黃禍」，我們自己是在指黃河決口了」的歷史記憶。易言之，在 當代中國思維意識裡，不管是「黃禍」原先在西方歷史的複雜意涵，或是 30 年代中，當時中國人因為現實生活中所面對的具體災難(黃河決口)，而對於
「黃禍」符號所產生的「本土意涵」，都被 20 世紀初期由國族認同所主導(但 是也高度化約)的黃禍意象所排除在外了。
黃禍的形象，從西方到近代中國思想文化上的曲折轉變，可以說是近代 中國國族想像論述，對於異文化思想傳播產生重大影響的一項例證，其中充 斥著許多情緒性的因素和政治動員的考慮。或許對於國族的集體認同的訴求 目的而言，這樣的「自我東方化」策略發揮了相當程度的效用；然而也正如 魯迅的批評所指出，其智性上的代價，恐怕正是一種沾沾自喜，無法以理性 分析面對現實的阿 Q 精神的強化。此外，若從比較文化的角度分析來看，當 梁啟超等人在 1902 和 1903 年間，醉心於將「黃禍」轉化為中國人的英雄符 號時，也正是日本著名知識份子森鷗外發表了日後極為知名的〈黃禍論梗槪〉
的同時。森鷗外本身有留學德國的背景，對於歐洲人的種族觀有相當程度的 接觸和理解。在〈黃禍論梗槪〉一文中，他大力評擊某些歐洲論調過度誇大 中國且貶抑日本；他認為歐洲的黃禍論者真正害怕的對象是新興的日本，而 非他們經常掛在嘴邊的中國；他更進一步地批評，西方以「禍」來形容東方
新起的勢力的說法，是相當不恰當的論述模式。85在另一個歷史場景，此時 也正是日本政府在苦心籌謀，如何因應極為可能爆發的日俄衝突之關鍵時 刻。1903 年 12 月 30 日，也就是日俄戰爭的前夕，日本政府舉行一場高層內 閣會議，密切討論應採取何種外交戰略，以因應即將爆發的日俄衝突。會中 主要的討論決議，特別針對了「黃禍」論的議題並作出決議：日本政府認為，
儘管當時白種人並未關注所謂「黃禍」的議題(日文原文以「恐黃熱」形容)，
但為了使戰爭單純化為日俄兩國之間的衝突，不要有任何藉口(例如中日兩國 結盟對抗俄國的局面)讓其他列強有理由干預。因此，日本政府將強力要求中 國，一旦日俄兩國開戰的時候，請保持中立的立場。86或許是歷史的巧合，
在這場攸關日本近代命運走向的日本外交政策會議上，黃禍居然也成為要角 之一。只不過在此歷史場景中，它不是一位英雄人物，也不是黃白大戰的先 兆，而是被放置於複雜的國際宣傳戰中的場景中，所必須提防且處理的問 題；易言之，它是在慎思熟慮的國際外交決策中，成為當下所必需面對且理 性分析的課題。
從歷史研究的「後見之明」觀之，「黃禍」在 20 世紀初期中日兩國的不 同情境中，扮演著如此不同角色的現象，或許也正標示著中日兩國邁入近代 世界的不同步伐：對於晚清的思想界而言，如何援引挪用各種思想文化資源 (例如源自傳統的黃帝符號，或是來自西方的黃禍形象)，賦予這些符碼新意 涵，用以建構一個新的國族意識，乃是當時許多知識份子的關懷所在；而對
85 森鷗外在日俄戰爭時的詩作〈黃禍〉有「勝則被稱為黃禍，敗則被稱為野蠻」的詩句，以嘲諷 白色人種所抱持的西方中心的文明觀，無法持平地看待新興日本挑戰西方的局面。全文見〈黃 禍〉，收入於《鷗外全集》(東京：岩波書店，1973)，卷19，頁161-162。有關森鷗外對於黃禍 和黃白種族的看法，可參閱飯倉章，《イエロー．ペリルの神話：帝国日本と「黃禍」の逆說》，
頁 104-111 ； Richard John Bowring, Mori Ogai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Japanese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10-121.
86 參見內閣決議文，收錄於《日本外交文書》(東京：巖南堂書店，1992)第1冊，卷36，頁41-45。
當 代英 國史 學家 Ian Nish，在 分析 此決 議文 時讚 揚其 “which is thoughtful and shows how international Meiji Japan was in her thinking”，參見Ian Nish, The Origin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London: Longman, 1996), p. 201.
於已經在東亞稱雄，且日益擴張勢力的日本而言，當務之急則是如何挑戰歐 洲文明長久以來所建立的霸權地位，包括對歐洲國際政治勢力和文化思維(例 如人種觀)的挑戰。從另一個角度而言，處於東方兩個不同文明的智識菁英，
以不同的方式回應了來自西方「對東方的想像」的歷史事實，也可謂証明了 Said 的論點：如果一味以「東方主義」主控下的一元、單調且化約的「東方 意象」，來定位以及理解西方的他者──東方(實際上是相當複雜的不同歷史 文化叢結)，那麼所謂的「東方」，終究不脫為貧乏的化約和本質主義認知模 式的產物。
圖1 德皇威廉二世之「黃禍圖」。
圖3 “The Marching 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