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奸」乃是一個持續建構的概念，常隨歷史情境而演變。至於所謂
「文化──漢奸」，表面看似漢奸這個集合裡的「子集合」。惟觀察相關文 獻，卻顯示一種矛盾：他們並非先限定「漢奸」的範圍，再從裡面挑出文 化界人士；而是打開「漢奸」的邊界，凡依附之、靠近之、牽涉之的文化 界人士皆可被納入。也就是說，導入「文化」這個特殊面向，使得「漢奸」
的指控更加率易而寬泛。這可能與文人受到更高的道德期待，或者文人之 善於責全求備有關。
就指控者的立場而言，他們乃是站在民族意識、愛國主義的一邊，追 究奸邪，維護正義。但以七○年代劉心皇們的說辭而言，卻也充滿了匿名 的、推測的、情緒化的色彩，更重要的是，他們與威權體制關係密切，在 那樣的年代提出證據並不充足的嚴厲指控，也未必就是道德的。再就被指 控者紀弦的理路看來，他所追求的乃是藝術自主性（autonomy of art）。依 照布爾格的講法：
藝術自主性是一個資產階級社會的範疇。得以將藝術超然於 實際生活網絡的情形描述為一種歷史的發展──即在那些 不必為生存掙扎（或偶爾無此壓力）的人當中，發展一種非 屬任何工具──目的關係的感覺。94
三○年代的現代派、新感覺派與第三種人，便是經由這種路數，擺落國族 主義與社會革命的約束，加速了文學的精緻化發展，但也陷入一個格局窄 隘的新圈套裡。抗戰爆發，相對於戴望舒、杜衡等人之轉向民族本位，紀 弦選擇了與敵偽親近，繼續發展他的「純粹」藝術，不受政治、社會、時 代變局的「干擾」。他可能因此獲得了一些詩藝發展上的利益，並對現代派 運動的持續推進有所貢獻，但也招致非議。
93 紀弦，《紀弦回憶錄1》，頁 152。
94 布爾格（Peter Bürger）著，蔡佩君、徐明松譯，《前衛藝術理論》（台北：時報出版 公司，1998），頁 58。
現有的討論，一致判定紀弦「大節有虧」。這個傳統觀念，預設了「節」
的大小，也就是排定倫理道德的階序。所謂「月滿則虧」，「忠」卻因獨大 於眾節，必須永保「滿月般的」完整性，稍有虧損，便成「失貞」。但為什 麼「忠孝」就優位於「仁愛」？有時我們看到，一個「強調大節」的史家 可以很「不拘小節」地把近百個文人派進罪惡的名單。這時或可反思，哪 一方更接近「殘酷」（cruelty）？「節」是被製造成來的名義，大節小節的 分判，並不能直接呈現出損害他人權益的實際程度。我的立場，並非站在 被指控者的一邊來「反控」指控者。這裡還想進一步指出，紀弦在回憶錄 裡的說法，經常模仿了「大節論述」，其意原在堅決否認自己於此有虧，卻 也間接承認了大節的權威性。這雙重迷思顯現他欠缺自我省察的能力，也 沒有表現出真誠的態度。
理查‧羅逖（Richard Rorty）認為：道德與明智具有相同的機制，良 知（conscience）與美感品味（aesthetic taste）的區分不足以解決問題。並 無一個永恆絕對的信念可以被拿來檢驗一切是非，歷史是充滿無數偶然性 的敘事，可以被分析或檢驗。他延續佛洛伊德的思路，將「自我創造的私 人倫理」和「相互協調的公共倫理」劃開，95進而區分出兩種書籍：一種 有助於我們變為自律，一種協助我們變得比較不殘酷。96依此，劉心皇的 書在表層目標上，應屬於避免殘酷的重來，以維護群體的自由；但在實際 操作中，正義行動卻隱藏著暴力的暗影，使其本身成為另一宗殘酷事件。
路易士在淪陷區的行動與文辭，則可以被視為建立自律，追求個人完善的 一種敘述；惟考索其實質，他並沒有守住個體的尊嚴，善用心靈的自由，
因而使這種敘述陷入一種困境。
老年紀弦無法為青年路易士提出較精準而有力的辯護，因為兩者之間 是分裂的。「他們」都有將「道德／美感」劃為兩塊的傾向，只是路易士專 重美感品味，認為那與「良知」無關，紀弦卻硬以社會現成的而非自行體 驗的價值觀，把路易士描述為藝術成功而且道德無缺。這種分裂起因於：
老年紀弦對於青年路易士欠缺清楚的理解，或者為了身後令譽，而修改了 路易士的形象。
95 理查‧羅逖（Richard Rorty）著、徐文瑞譯：《偶然、反諷與團結：一個實用主義者 的政治想像》（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998），頁 80。
96 理查‧羅逖著、徐文瑞譯：《偶然、反諷與團結：一個實用主義者的政治想像》，頁245。
像戰時那首〈散步的魚〉，原本清新有味，但在回憶錄裡居然被這樣 闡釋：
作為此詩之「詩眼」的「遠方」和「明日」，究竟意何所指？
那不就是「重慶」和「最後勝利」嗎？而「馥郁」本為「芬 芳」之同義辭，在此處，卻含有「心神嚮往的美好的事物」
之意。我雖然無法前往大後方，但我在淪陷區耐著性子等天 亮，和每個老百姓一樣的愛國，這不是假的：有詩為證。97
對照於〈炸吧，炸吧〉對重慶、盟軍與最後勝利的尖銳嘲弄，詩人老年的
「回憶」不免近乎自欺欺人。我們或應深思：到底是怎樣的群體壓力與心 靈變異，逼使一個我行我素的老人必得假裝愛國？當他著力頌揚愛國之 際，其實已嘲弄了愛國；當他刻意叛離少作，也已解構了自己所宣揚的對
「詩的大神」的信仰。
本文認為，詩人必須更精準地認識過去的自我，然後才有辯護、解 釋或批判的可能。綜合本文所呈現的許多文獻，我們可以把他描述為：
一、群體觀念淡薄、社會責任闕如，二、自我意識強烈，藝術追求執著。
這兩者本屬不同領域，既不具因果關係也不相互妨礙，我們不宜以前者 否定後者的合理性（如劉心皇所論），也不宜以後者為前者開脫（如胡蘭 成之說）。
無論路易士或紀弦，如果能在追求自我實踐的過程中，坦然承認：我 虛無而狂妄，我認為個體優先於國族，我不顧公共倫理但我自信於私人倫 理，那麼他的敘述就不會顯得那樣空洞而脆弱。因此，我的結論是：並無 所謂文化漢奸的問題，最多只有漢奸問題；再進一步看，並無本質性的漢 奸問題，只有特定群體利益的明智計算，或者個體生命意識的深刻省察。
遺憾的是，我們的現代派盟主不能算是明智或深刻。
【責任編校：林家儀】
97 紀弦，《紀弦回憶錄1》，頁 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