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前：憂鬱而虛無的青年
20 歲那年，路易士拿著自己的詩稿到書店尋求出版的機會，遭到拒 絕，乃自費印行一千本。64他的同窗王綠堡寫了簡單的序，提供了第一手 的觀察：「易士是個感情脆弱而個性又很強的人。因了前者，他是比誰都容 易感傷，因了後者，『恨』在他的心中又特別容易產生。」65神經質的性格 已流露於這批薄弱的習作中，青年詩人這樣描述自我：
揮著羅亭式的拳頭，／會寫幾首歪詩，／囚犯一般地畜滿了 頭長毛，／也大有個藝術家的模樣。／自命為為前進的一 員，／算是偉大的了！／穿起一件粗布的褂兒，／又耻對傭 人們的輕視，／這是你虛榮心的中傷啊！／不甘於平凡，／
但終於在平凡的旗下屈服了。／太遠的追不上去，／回過頭 來無人睬，／你只不過是個幼稚病的患者。66
他自比為屠格涅夫（Ivan S. Turgenev）筆下的羅亭，扮演著「語言的巨人，
行動的侏儒」。既以作為前進的藝術家而自傲，卻又被世俗視為閒廢之人而 感到屈辱。這是挫折後的牢騷，像每一個時代的文藝青年，自命不凡卻總 是出不了名，乃自嘲為「幼稚病的患者」──詩雖未佳，卻很誠實。
感傷、陰悒、憤世的情調，通過稍稍進步的文學技術，更多地瀰漫於 第二詩集《行過之生命》。在後記裡，詩人自述：
63 路易士，《紀弦回憶錄1》，頁 123。
64 紀弦，《紀弦回憶錄1》，頁 53-54。
65 王綠堡，〈綠堡的序〉，在路易士，《易士詩集》（上海：作者自印，1934），頁 5。
66 路易士，〈自剖〉，《易士詩集》，頁39。
我底婚姻是美滿的，同時，父親還丟了點遺產下來（雖則是 少得可憐的一點）。然而，我底詩將會告訴你以我是怎樣不 幸的。本來，二十世紀做人難：倘痛痛快快地讓一切毀滅了，
倒也算了；偏是活在這腥臭的糞坑裡，而我自己又不得不在 蛆群裡苟延殘喘。「倒底是什麼值得你生存了下去呢？」我 是時常地這樣地問著我自己的。67
詩人把他詩裡的「不幸」抽離個體、家庭，拉高到身為「二十世紀人」的 巨大向度。在紛亂的時代裡，他沒有找到任何值得認同的對象。世界被視 為「腥臭的糞坑」，人群也就成了「蛆群」。往後十數年，這組意象始終揮 之不去，儼然成為一種頑固隱喻。68
詩當然未必要擁抱世界、熱愛人群，但無論是贊美或咀咒，背後還應 有深刻的情思。就路易士個別的詩看來，似乎更多的是吶喊：
我啊虛無者虛無者虛無者／虛無者虛無者虛無者虛無者／
虛無者底心是一粒／往深海裡沉落的小小的砂／／一個世 紀兩個世紀三個世紀／十個世紀百個世紀千個世紀／無風 無浪的日子／虛無者底心沉落海底了／／啊，你聽我唱，你 聽我唱啊／你聽我唱虛無者之歌──／我啊虛無者虛無者 虛無者／虛無者虛無者虛無者虛無者69
依賴字眼的重覆來模擬情、事、物的「數量」，是他常用而不甚高明的技巧。
當時，杜衡曾指出：「詩人所歌詠的是『二十世紀的煩憂』」，「並不是虛無 的思想造成這醜惡的二十世紀，而是醜惡的二十世紀造成這虛無的思想 的。」70我認為，青年路易士確實頗具「大空間」與「大時間」的意識，
但就《行過之生命》一集而言，大多只是透過「宇宙」、「地球」、「太空」、
「世紀」、「千年」這類宏大的字眼形成一種「念天地之悠悠」的悲愴感，
還沒有能夠細膩地深入「現代的」事物、情境與體驗，使其達到「現代
67 路易士，《行過之生命》（上海：未名書屋，1935），〈後記〉，頁 2。
68 例如〈都市的魔術〉（1941）：「我收縮了起來。我渺小了起來。／而且作為蛆群中之 一蛆，／食著糞，飲著溺，蠕動在／／二十世紀的都市裡。」見《三十前集》，頁223。
又如〈大上海的末日〉（1948）：「無數的人！／無數的人！／歇斯底里的潮。／蛆一 般的蠕動。」見《飲者詩鈔》，頁255。
69 路易士，〈虛無者之歌〉（1935），《行過之生命》，頁 199-200。
70 杜衡，〈序〉，見路易士，《行過之生命》，序之頁3-5。
──詩學」的高度。因此，真正足以擔當杜衡之評論的，反而是進入淪陷 期以後的部分作品。
也就是說，戰前這些灰色的作品，流露出來的只是個人性格與情緒的 問題，那個「我」還很難說是「二十世紀人」的代表。當時的一位評論者 就指出：
詩人的思想在這個集子中所見的，完全是一種近於或者趨於 悲觀的厭世主義或者出世思想，他不特憎惡人類，而且厭棄 家庭；不特厭棄家庭，而且詛咒自己的生命之存在。71
「虛無」始終是人們討論路易士作品的核心議題，他本人則嚴辭否認，顯 現出人我認知的差距以及性格的複雜性。72其實，虛無、頹廢、厭棄云云，
不必然是道德評判，它們在現代性論述裡常是別具意義的。實際上，他的 詩裡經常充滿否定的訊息，包括家人：
你們啊──／我底夢的謀殺者／我──／你們底永恆的奴役 啊／我幾連哭泣亦無聲淚了／／我把一束盛開的／悲哀與 不幸的花朵拋向天空／在我生命的暗夜裡／我看不見一顆 星／或一個螢火蟲／吁嗟，你們──／我底夢的謀殺者73
「花朵」、「星」、「螢火蟲」這類美好意象或即指靈感或詩思，家人並非甜 蜜的負擔，因為他們謀殺了詩人之夢，從而使他感覺到「家室之累」。這種 對「人」的厭惡，延伸到他各個時期的創作，包含戰時，例如：
生活在／蒸熱，狹小，且污濁的／弄堂裡的孩子們／是該詛 咒的：／那麼眾多，／那麼醜惡，／不斷地囂騷著，／從早 到晚，／像蒼蠅一般／快速地繁殖著。74
71 宮草，〈讀《行過之生命》〉，《新詩》第4 期，1937 年 1 月，頁 498。
72 在下一本詩集的〈自序〉裡，路易士這樣替自己辯護：「那些罵我虛無，罵我頹廢的 人們，是尚未虔誠地讀過我的全部作品而就斷章取義地胡說八道了起來的。那些罵 我個人主義的人們，實際上是最最自私，最最唯利是圖的本質的小人，偽君子，不 可救藥的個人主義者，彼等之所以屢加漫罵（決非批評）於我者，那完全是由於一 種自卑心理之作崇。彼等一點也不團體主義。彼等無恥之尤。彼等全然不知詩為何 物。文學是什麼。」見《出發》（上海：太平書局，1944），序之頁 2-3。
73 路易士，〈家室之累〉（1935），《行過之生命》，頁 296。
74 路易士，〈弄堂裡〉（1942），《三十前集》，頁 230。
大概是弄堂裡孩子們招惹了詩人的清思，生活在那種「蒸熱，狹小，且污 濁」的生活條件下，常人或覺「可憐」，我們的詩人卻看到「可惡」。胡蘭 成說過：「他連孩子都不喜歡」，在此得到印證。下面這首題為〈進化論〉
之詩，更加激烈：
割斷！割斷！割斷！／把百分之九十九不優秀的生殖腺／
割斷！／／──這個可詛咒的蕞爾行星第３號／既有滿員 之患了。75
對照於他多數詩篇所展露的傾向，讀者很難不認為，這是「頌揚」而非「反 諷」。具有強烈暴力色彩的優生論，也與戰時趨於鼎盛的一種法西斯主義十 分契合。可能又是「醜惡的二十世紀」、「時代的變態」或者「社會不理會 他」，衍生出這種想法的吧。
（二）戰時：厭戰與悠遊的愛煙家
從回憶錄裡，我們其實不能真正看出紀弦在淪陷區的日常生活、心境 與想法，歷史現場的創作文本反而蘊藏著較豐富的訊息。例如〈戰時下的 愛煙家〉：
戰時下的愛煙家／坐在柚木的圈椅裡，／傾聽著飛機的轟音
／和大砲的巨響，／一面抽著淡的煙草，／無煙草味的煙 草，／非煙草味的煙草，／膺品的煙草，／樹葉製的煙草，
／草葉製的煙草，／而注視著雨的窗外，／灰色的海上──
／那些碇泊著的運輸艦／寂寞地冒著煙。76
淡淡地飄颺的煙草味與飛機大砲的轟音巨響形成抗衡的關係，喧囂之中遂能取 得一種寧謐、靜觀的美感。雖然這愛煙家已經犧牲了自己的品味，但也暫時滿 足於這聊勝於無的劣品。對他而言，這可能是戰爭所帶來的較嚴重的後果。
再如這首使路易士博得「魚詩人」名號的小詩：
拿手杖的魚。／喫板煙的魚。／／不可思議的大郵輪／駛向 何處去？／／那些霧，霧的海。／沒有天空，也沒有地平線。
／／馥郁的遠方和明日；／散步的魚，歌唱。77
75 路易士，〈進化論〉（1944），《夏天》，頁 14-15。
76 路易士，〈戰時下的愛煙家〉（1942），《三十前集》，頁 229。
77 路易士，〈散步的魚〉（1943），《出發》，頁 42。
張愛玲雖欣賞路易士的詩，卻稱這首詩「太做作了一點」。78其實，此詩頗 有可觀之處：詩人自比為陸地上的魚，乃在呈示「散步」之悠哉遊哉，「拿 手杖」而「喫板煙」正是他常見的自畫像。詩中還通過巨大的郵輪，表現 出對於未知（遠方和明日）的祈嚮，流露了欣然自得的情懷，雖然這是戰 事方酣的年代。
當然，一旦炸彈投在住家附近，他還是會感應到戰爭的存在，〈十一月 廿一日No.1〉（1944/10）罕見地直接寫到戰亂背景。我想順便藉由這首詩，
說明引用原版詩集的重要性，因為在滬與在台兩個版本，頗有些差異：
空襲下秋日的陽光，／呈一種異乎尋常的寧謐；／而且多明 麗啊，／宛如三春之丰姿。／／兵營裡梧桐樹的葉子搖著，
／ 似 已 讀 厭 了 這 個 戰 爭 之 ／ 永 無 結 局 的 ／ 長 篇 小 說 之 連 載。【台版刪除】／／我立在曬台上，／眺望十一月的青空：
／高射砲的殘煙，／如我口中噴出的雲霧。
後記：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廿一日，盟機大炸上海，日寇漢 奸為之喪膽。可是老百姓却萬分興奮，愈益堅定了最後勝利 的信心。是日，我也登高觀戰，一面抽著煙斗，遂成此章。
【台版新增】79
被刪除掉的「似已讀厭了這個戰爭之永無局」，與新增加的「愈益堅定了最 後勝利的信心」，根本上是衝突的。對照於我在前面對於〈炸吧，炸吧〉一 詩的相關引證，台版「後記」明顯竄改了事實與情緒。所謂「盟機大炸上 海，日寇漢奸為之喪膽」，在寫作原詩時，真正的心情應是「盟機亂炸上海，
本地軍民義憤填膺」。滬版寫作時，盟機是敵方；台版修改時，盟機變成我 方。原先的厭戰，是厭惡盟軍不應來擾亂悠遊美好的歲月，曬台上吞雲吐 霧，是慶幸轟炸終於結束，而非炸死「日寇漢奸」。
紀弦回憶錄提到：「日本軍閥，罪大惡極！戰爭毀滅文化，實在可恨之
紀弦回憶錄提到：「日本軍閥，罪大惡極！戰爭毀滅文化，實在可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