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朝基於統治的需要，而有國子監八旗官學的創設，無論 習清文或讀漢書，其目的都是希望八旗子弟能「兼通滿、漢，足 充任用」。這種依循漢族官學教育的形式，經過康熙朝的發展，出 現學生來源特定、設在特定區域、具有補充作用等三種新形態的 八旗學校。再由雍正皇帝大力推展，上自宗室下至兵丁，從北京
29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冊4，頁89上，咸豐四年四月 十五日，內閣奉上諭。
29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冊4，頁89下，咸豐四年四月 十五日，內閣奉上諭。
到盛京，不論貧富的八旗子弟都得到入學接受教育的機會；惟在 短短十餘年之間，各式旗學相繼成立，不免造成性質重疊、相互 排擠，以致資源浪費、成效不彰。京營旗學存在膨脹過快的隱 憂，駐防八旗子弟卻須面對教育資源匱乏的困難，乾隆皇帝一方 面對京營旗學進行整併，另一方面則隨著駐防政策變動與駐防體 系漸次完成，准許駐防地以八旗官學或義學的名義興辦學校，既 使教育資源獲得較為合理的分配，又是維繫清語、騎射民族特質 的手段。雖然旗學仿自漢制，但是不失為具有滿洲特色的官學教 育制度，而嘉慶朝以後各駐防行政長官在駐防城中引進漢族的書 院教育，則使當年康熙皇帝對旗人「留駐外省」的憂慮，成為無 法逆轉的現實。
國家為不同階層、各個駐地的旗人興辦旗學，使其普遍有接 受教育的機會，並施以定期與不定期的考課；對擔任教習者，從 揀選、任職到滿期，亦有諸多規範，期能確保子弟的學習品質。
雖然實施成效不盡理想，最終也流於形式，仍能看出皇帝對旗人 教育問題的關心。在旗學學習「清書」或「清漢書」的八旗子 弟，係以滿文繙譯的《四書》、《五經》為核心教材，另兼及其他 儒家典籍的譯本，其知識基礎與專習「漢書」者，並無二致，甚 至和漢族傳統的經、史教育相同。儒家學說長期在政治力的扶持 下，成為中國學術思想的主流與歷代帝王施政敷化的準則，漢族 更奉之為民族文化的精神象徵。順治皇帝揭示「崇儒重道」的基 本國策，康熙皇帝致力將自己塑造成符合儒家「內聖外王」的
「聖君」形象，都是用以爭取漢族士人對政權的支持與認同，298 其中固然有追求知識的動機，猶清楚地將儒家教條視為一種手段 或工具；299尊崇孔子超越前代的雍正皇帝也明白地表示，係著眼
298 參見黃進興，〈清初政權意識形態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統觀」〉，《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8.1（臺北，1987.3），頁105-121。另有關康熙皇帝結合
「治統」與「道統」的討論，參見高翔，《康雍乾三帝統治思想研究》（北京：中 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頁29-31。
299 參見宋德宣，《康熙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頁202-204 ； 高 翔 ， 〈 論 清 初 理 學 的 政 治 影 響 〉 ， 《 清 史 研 究 》 ， 1993:3 （ 北 京 ， 1993.8），頁66-73。
於 「 為 益 於 帝 王 」 的 一 面 。300雍 正 皇 帝 分 析 孔 子 之 教 在 「 明 倫 紀、辨名分、正人心、端風俗」，「綱維既立，而人無踰閒蕩檢之 事，在臣子固守其常，名義攸昭，而各懷尊君親上之心，在君父 尤受其益」，301將儒家忠孝倫理價值施展在駕馭人民方面，即可從 中獲取最大的統治利益。然而，諸帝在為八旗子弟選定教材的過 程中，係以培養子弟「兼通清、漢」的能力和保持民族特質為首 要考量，是否未能慮及教材內容的潛移默化作用，竟將「以漢治 漢」的策略錯置在旗人身上，抑或是刻意添加儒家的成分，深化 八旗子弟「各懷尊君親上之心」以鞏固國家根本，其中的因果關 係實不易釐清。但是從康熙九年（1670）康熙皇帝據漢人社會的 倫理規範，頒布「以教化為先」的「聖諭十六條」，302經雍正皇帝 演繹成《聖諭廣訓》，傳諭各地定期宣講，並推展至旗人社會來 看，303旗人無論入學與否，國家都能有效地建構其漢族式或儒家
300 清世宗御製，《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卷16，〈碑文．修建闕里聖廟碑文〉，頁 123下。關於雍正皇帝尊孔的措施，參見馮爾康，《雍正傳》，頁422-423。
30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起居注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1376 上-1376下，雍正五年七月十九日癸酉條。
302 《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卷34，頁461上-461下，康熙九年十月癸巳條。
「聖諭十六條」的內容為：「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爭 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 律以儆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為，息誣告以全良 善，誡窩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讐忿以重身命」。
303 例如：雍正三年（1725），八旗都統等議覆：「……頒賜八旗《聖諭廣訓》、《御 製朋黨論》諸書，誠厚風俗、正人心之極規也。但臣等宣示各該佐領，恐或不能周 遍，竊見外省將軍、總督、巡撫以下等官，每月會集講《聖諭廣訓》，曉諭村民，
八旗亦宜照依此例，將《聖諭廣訓》、《御製朋黨論》諸書，令各甲喇、各佐領 下，每月傳集官兵人等，明白講解，俾其曉悟等語。仰惟《聖諭廣訓》等書，原係 厚風俗、正人心、勸善懲惡之大經大法，理宜家喻戶曉，咸各講習。嗣後，凡所奉 訓諭，令八旗各佐領下，於每月初一日，傳集該管官兵，明白講解，再教場射箭之 期，亦令講解，曉諭於眾」，見允祿等奉敕編，《世宗憲皇帝諭行旗務奏議》，卷 3，頁6-7，奏入於雍正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奉旨，知道了。雍正七年（1729）設立 覺羅學時，議定：「至十八歲以上，未曾讀書者，不可竟無教訓，於每月朔、望傳 集該旗公署，宣講《聖諭廣訓》」，見允祿等奉敕編，《世宗憲皇帝上諭旗務議 覆 》 ， 卷7 ， 頁 25 ， 奏 入 於 雍 正 七 年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 奉 旨 ， 依 議 。 雍 正 八 年
（1730），戶部議覆旗莊事務時，另摺奏陳，曰：「各路所轄莊屯，有內務府及各 王公莊頭，並八旗廢員以及廢員之子弟、家人，其中賢愚固屬不等，……當仰體皇 仁教誨禁約，使之開導洗革，以化其澆凌之積習。……更於農隙之時，宣揚《聖諭 廣訓》，發其彝良，漸歸淳樸」，見允祿等奉敕編，《世宗憲皇帝上諭旗務議
式的忠順倫常觀念，結果可能會造成操著流利滿語、擁有傲人騎 射技能、對皇帝有著高度向心力的八旗子弟，內心世界卻是充斥 著漢族的或儒家的意識形態。
乾隆皇帝嘗謂：「國初惟以清語為本，繙譯為後所增飾」，304 說明為達到統治中國的目的，必須在民族傳統與現實需要之間尋 求協調；嘉慶皇帝宣稱：「滿洲國語本應不學而能」，實際上子弟 必須透過學校教育才可以習得「本能」，則道破滿洲入主中國並欲 久居之，又須面對保持民族特質的嚴酷考驗，八旗學校的設置與 繙譯教育的推動，便是因應此一需求下的產物。在學校培養繙譯 人才的過程中，統治者一方面希望藉由教育來維護民族傳統，進 而凝聚族群的向心力，並據以做為旗、民的區隔。另一方面，卻 有意或無意地將漢文化因素融入其努力經營的八旗教育系統中，
即使皇帝本人很清楚應如何把持或操作其中的界限，對無法體會 聖意的旗人而言，終將會造成認知上的混淆，而出現學習怠惰以 致偏離民族傳統或拋棄民族特質的結果。至於旗學能否造就堪用 的繙譯人才，雖然官書、檔案記載任職各部院衙門的旗人清文、
繙譯荒疏的情形所在多有，其中實涉及教育制度流於形式、選才 制度出現弊端等外在因素，以及子弟學習態度、旗人仕宦心態等 內在因素的交互作用；環境與風氣固然會造成影響，但是影響程 度當屬因人而異的個案問題，不應一概而論。
覆》，卷8，頁24-25，奏入於雍正八年八月初九日，奉旨，依議。
304 昭槤，《嘯亭雜錄》，卷1，〈繙譯〉，頁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