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所關注議題的轉向，當然不會只是議題本身的重要性，這同時也 是身分認同與生存領域的轉換。尤其朱舜水處在兵荒馬亂、風雨飄搖的明清 之際，再加上先前乞師海外，或日後流亡異邦，外在環境的更迭變換必然有 具體或無形的力量逼迫他要表白身分，要面對不同質疑，要做出不同的抉 擇。因此，朱舜水的一生其實很難僅用一種角度就呈現完整，同樣地，即使 只是一篇〈遊後樂園賦〉，也必須放回去曲折起伏的一生，才能看出深層的文 脈情境。
同樣身為明末知識分子，面對家國興亡，朱舜水從來也沒有迴避生與死 或者殉國與否的問題。而且他的問題還不只是中國境內的抗清或降清，甲申 難後（1644 年，崇禎帝死，清兵入關），舜水一方面因兩次徵召不就，而帶 罪逃亡；一方面奔走海外，來往安南、日本，尋求外援以復明抗清，這當中 至少有仕／不仕、死／不死兩大問題要面對，而且是每到一個異國就必須再 次面臨。關於仕進，為什麼不應南明徵召？既而可以不受安南王威脅利誘，
後來為什麼又接受日本宰相源光國的邀請？關於殉國，為什麼沒有像知友王 翊力盡而亡？為什麼留居長崎後，眼見明室已無可振復，卻未能與國共亡？
出處與生死是如此交纏錯雜的行路迷圖，對於明末知識分子而言，這種壓力 隨時出現在大大小小的歧路岔口：生命的樣態（如何）與終結（為什麼）都 需要一種說服自己也說服他人的解釋。
朱舜水留居日本後，安東守約曾經問他在明末為何「徵辟不就」，舜水表 白自己亦是功名之士，哪裡不知道這是入朝拜官的機會，但是奸相馬士英當 國，既不肯同流合污，又恐有背恩負義之譏，如此「見得天下事不可為，而 後辭之」，並不是「洗耳飲牛」、「閉門養高」，以徼清譽。88所謂「天下事不 可為」，朱舜水曾經這樣比喻：
但一木之微，支人既傾之廈，近則為他人認過，遠則使後之君子，執筆而譏笑之，
無為也。故忍死不為耳。89 88 參見〈答安東守約雜問〉，頁 182。
89 〈答小宅生順〉，《全集》，頁 59。
然顛廈非一木所支，大川豈一人攸濟。且救焚當預籌於曲突之先，枝柱必無補於棟 撓之後，不得不忍情辭遜，原非沽名養高。90
朱舜水早在「弱冠」之齡，就因「世道日壞，國是日非」而「絕志於上進」，91 並不是甲申或弘光年間的徵召下來，才故意顯示高蹈之志。因此前引資料 裡，朱舜水一再強調天下事所以不可為，是因為萬曆、崇禎以來江河日下的 時局，讓他看清獨力難挽頹勢，卻又不免代人認過受誣詆，末世亂局裡並無 法抱持知識分子傳統的用世之心，發揮不了作用的仕進是他前半生寧可違命 逃亡也不接受的出路。
換言之，認清情勢、判斷時機的可為或不可為，是比盲目仕進求用更形 重要。同樣的原則也表現在困於安南時期的生死抉擇。當時安南王檄取識字 中原人，舜水被迫面試作詩寫字，舜水既不作詩，後又因不下拜而觸怒國 王，面臨死亡的威脅，舜水曾經這樣考慮，死亡固然難以避免，但是「徒死 亦不足以明心」，92因此雖然自裁可以免受污辱，「又念愚人無知，謂是驚懼 而死」。93所以他一方面在安南朝廷之上，安南王之前，往復辯折，以明其心 跡；94另一方面則密草奏疏上魯王，「惟恐身名埋沒於外夷，而無達於天 朝」，95疏文中說到：
所恨者，臣之幡然去國，跡似潔身，今謀之十年，方喜得當。意欲恢弘祖業，以酬 君父，以佐勞臣。一旦迺為意外之事而死，不能上報太祖高皇帝，以及主上，臣死 有餘責耳。……臣拜疏後靜聽一死，別無他說，昔蘇武尚有一李陵為知己，臣之孤 苦，何可勝言。96
在這裡舜水說明的其實不只是受困安南的情況，而是崇禎帝死後所以不就徵 召，而遠走海外的緣由。深知在朝不可為，所以經營海外，乞師求援，顯然 他也並不認為清兵入關後只有消極殉死一途，反而是積極地投入復興事業。
但是，意外困於安南，眼見多年經營徒勞無功，又受辱夷廷，「靜聽一死」
終於無法避免。對於這個時期的朱舜水來說，沒有官職身分卻一樣表現對於
90〈答源英光國問先世緣繇履歷〉，《全集》，頁 171。
91 參見安積覺，〈舜水先生行實〉，《全集》附錄，頁 317。
92〈安南供役紀事〉自敘，《全集》，頁 303。
93〈安南供役紀事〉，《全集》，頁 303。
94 見前註 92、93。
95 引自〈舜水先生行實〉，《全集》附錄，頁 319。
96 引自〈安南供役紀事〉，《全集》，頁 315。
家國興亡的責任承擔，沒有蒙恩受祿卻一樣以中華之臣抗禮於夷廷；因此單 單問一個遺民最後有沒有殉死是不夠的，顯然還應該進一步從死亡構成的意 義與價值去論斷。97
朱舜水逃過安南這一劫難後二年（1659）隨鄭成功北伐失敗，又開始了 另一段流亡日本的旅途。亡國之民身居他鄉，為什麼沒有殉國以及可不可以 效力異邦的問題再次接踵而至。至江戶第一年，源光國曾因世子謂舜水為翰 林學士，而疑其為明朝顯宦，舜水答以自己「乃明室一書生耳」，並說到：
若使僕二十年身受皇恩，不能與國存亡，而轉展貴國以偷生旦夕，則與犬豕何異？
尚敢靦顏於上公之廷，而視息於人世？即使僕受明朝守令微官，食明朝儋石微祿數 日乎，亦不得至此矣。98
這段說辭辨明自己不但不是顯宦，即使只是微官小吏，只要曾受朝廷點滴之 恩，也絕對不會偷安苟活；換言之，是否曾在朝任職為殉國的基準，舜水兩 度不就徵召，從未領受明朝俸祿。這個標準顯然切合於舜水面對清兵入關並 未立即自盡，而逃遁至安南的抉擇。〈安南供役紀事〉中更清楚說到：
若夫天下無道，則卷而懷之，或耕或陶，或釣或築，無往不可。……近以中國喪 亂，天崩地裂，逆虜干常，率土腥穢，遠人義不當死，欲隱無所聞之丘。文莊公 云，安南朝鮮，知禮之國，是以逃遁至此。99
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所謂「遠人義不當死」，正與他答覆源光國若身 受皇恩則須與國共存亡的說法前後一致；其次，因為「義不當死」，所以隱逸 逃遁成為接下來可行的出路。這也可以解釋後來北伐失敗後，沒有如同知交 王翊力戰殉國，而東渡日本的緣由。
朱舜水在〈祭王侍郎文〉之二、之三，100盛讚王翊盡忠全節，並認為
97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7）談到明季士大夫總 要先抉擇生或死，之後才是殉國、起義、歸隱或仕敵的取向，而像是如果起義失敗又會再次 面臨生死抉擇。第 8 章〈結論〉則分別出兩種殉國類型：消極殉國是指為顧全個人名節的自 殺行為；積極殉國則是承擔復興重任而持續反抗至於失敗被殺。其中並且引用朱舜水〈答安 東守約〉（按：《全集》頁 75）評論文天祥不若張世傑「日夜裹創力戰」，說明明代士大夫對 於積極殉國的高標準連文天祥也無法企及。頁 216-217。
98〈答源光國雜問〉，《全集》，頁 167-168。梁啟超《年譜》繫於乙巳年（永曆十九年，
1665），頁 42。
99《全集》，頁 311。
100朱舜水〈祭王侍郎文〉共三篇，後兩篇作於受困安南（丁酉，1657）及北伐前一年（戊戌，
1658）。見《全集》，頁 244-246。
「臣之所以事君，忠為上而功為次」，王翊雖身死，然忠義之氣磅礡天地，昭 回古今，歷萬載而不朽。101而朱舜水既然因「義不當死」的書生身分而流亡 海外，顯然不是從「忠臣」這唯一角度—殉國（包括立即自盡或失敗被殺）
與否來省視自己。舜水於是在解釋自己為何沒有與明室俱亡之後，向源光國 這樣剖白心跡：
僕以上公為能尊德樂道，故不自揣而遠涉至此。上公儻能更治善俗，經邦弘化，謹 庠序之教，申孝弟之義，而為萬古之光，以僕之所聞於師者，庶或可以贊襄萬一，
如以其狀元學士也，則視僕為非人矣。102
很明顯朱舜水為自己的江戶之行，提出襄贊教化這個理想；而實踐這個理想 可以說是他在明末絕意仕進，在安南堅拒官位之後，感念源光國的知遇，相 信水戶侯的德操勤治，第一次願意應聘任事。對於這個決定，他毫不保留地 說是「人生之大願」：
孔子歷聘七十二君，求一日王道之行，而不可得。以僕之荒陋，而得行其志，豈非 人生之大願？103
從這個行王道於天下的願望來說，舜水自己執守的是一個有別於「忠臣」的
「志士」身分，近似孔子標舉的「士志於道」的君子典型。104當然，不用於中 國而行道海隅，令人油然記起孔子「道不行，乘桴浮於海」105的感嘆；國無 賢君，邦則無道，孔子浮海之歎原有何去何從的茫然失落，兩千多年後，在 朱舜水身上卻體現為亡國遺民的人生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