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治贓吏至有決杖者」，方勺雖本著身分立場，堅持士人不應受杖，但又作出「贓吏貪 黷，何足恤哉」的例外陳述，幾近矛盾的心情，透露官人貪贓仍是宋代統治階級有待克 服的難題。宋仁宗慶曆 3 年，范仲淹奏上〈天章閣奏對十事〉，其中描述宋代官僚困境 的一段文字，更有助於認識唐宋士人處境的連續性：
物價既高，得官者眾，候選日久，必須舉債。得闕到任，職田不足以給養。
至者召法受贓，賒舉度日；或不恥負販，與民爭利。既為負罪之人，不守名節。
吏有奸贓而不敢發，民有豪猾而不敢制。姦吏豪民得以侵暴。貧弱百姓理不得直，
冤不得訴。徭役不均，刑罰不正。比屋受弊，無可奈何。122
范仲淹提到的待選、舉債、貪贓、與民爭利等行為，與唐人趙匡、沈既濟所論如出 一轍，顯示宋代士大夫仍處在與唐代類似的制度情境之中，唐宋士人處境的連續性是理 解宋代士人課題時宜多關注的面向。隋代制度變動塑造的政治結構，不僅影響唐代，同 時也塑造了宋代士大夫的處境。123
五、關於朝堂性質的討論
渡邊信一郎分別提出貴族制的克服、庶民階級的崛起，解釋北朝中期、唐宋間朝堂 性質的變化。筆者認為其間仍有待分辨處，以下略作說明。
(一)關於「貴族制」概念的一點思考
日本學者習從貴族制的角度理解朝堂之演變，渡邊信一郎就是以皇帝制與貴族制之 糾葛為主軸，剖析漢唐間朝堂性質的演變。筆者以為這種觀點或有未盡之處，擬稍作評 析如下。
貴族制這個概念的主旨，指涉的是特定時期的官僚之「人的構成」，即九品官人法 實施後造成官僚群體組成上的變化。正因為貴族制概念偏屬在人的構成上，其運用也存 在若干限制，忽略這一點，即可能模糊我們的歷史認識。自內藤湖南提出貴族制概念，
122(宋)范仲淹，《范文正公政府奏議》，卷上〈天章閣奏對十事〉，頁 3438。
123宋史學者關注士人課題，但多未將視野往上延伸至唐代，同時也未兼顧政治體系的變化對士 人群體的深刻影響，有時也表現出割裂唐宋歷史連續性的傾向。例如，柳立言最近檢討唐宋變 革概念，提到「南宋精英的地方化」，認為宋代士人復歸鄉里的行為，與漢末相仿(柳立言，
〈所謂「唐宋變革」〉，《中華文史論叢》，2006:3(上海，2006)，頁 154-6。)柳氏注意到士 人與鄉里的現實關係，卻忽略士人與鄉里的關係固不止於現實層面，還包括原本內化於國制之 中的「鄉里」機制之消失，後者更是唐人普遍關注的焦點。表面上，南宋精英一如漢代，表現 出向鄉里社會的復歸，但以唐宋間國家型態來說，宋代地方精英的復歸侷限在現實層次，未觸 及制度層次。反觀漢末士人與地域社會的聯繫，確立了士人的法制地位，漢宋間士人之動向與 結果誠不可同日而語。又身處變局的唐人去古未遠，多從制度層次理解士風變化，反觀宋人鮮 見從這個層次的發言；直到明末清初，顧炎武始又在制度層次提出他那著名的「寓封建於郡縣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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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貴族制概念詮釋中國史的代表作，首推宮崎巿定《九品官人法研究》，此書宏觀博雅 與細緻深刻兼具，不僅描繪了官僚群體的日漸貴族化，更勾勒出九品官制的貴族官制化 進程，雖已問世歷五十年，迄今仍讓讀者感受到活泉般的喜悅。其後，谷川道雄建構「豪 族共同體」論，以此為基礎擴充為「貴族制國家」論。對照宮崎、谷川二氏論說的歧異，
我們將得以認識貴族制概念運用上的變化。如所周知，谷川道雄「豪族共同體」論著重 闡明士人與鄉里的關係，將「士人—鄉里」的聯結，視為獨立於皇帝體制的社會自主性 之表徵。在建構豪族共同體的論述後，以此為基點，「由社會而國家」地建立其「貴族 制國家」論。在士人與鄉里關係上，谷川氏無疑作出卓越的貢獻，但深入檢視其論證過 程，他在建構「士人—鄉里」關係時，國家似乎是不存在的，「國家」缺席背景下的「士 人—鄉里」關係這項論證，是否合理？如所周知，宮崎巿定自詡發現「鄉品—官品」的 關聯為其重大成就，若取此說與谷川氏所論對照，我們將能瞭解二者論述態度上的差 異。推衍宮崎氏「鄉品—官品」的論點，鄉品、官品雖是兩種不同的秩序，但宮崎氏是 在「同時存在、二者相關」的立場上處理二者的關係；相形之下，谷川氏的論述卻有不 同，他是以「先鄉里，後國家」的姿態建構其論點。再者，在宮崎氏的論點下，鄉品本 身不是自我完足的秩序，鄉品評定雖來自鄉里社會，但鄉品作為一種秩序而成立的前提 是士人作為鄉里人才(鄉品)呈貢王廷(官品)，也就是說鄉品秩序的成立是包攝在古代帝 國「朝廷—鄉里」的架構之內。以此檢視谷川氏的論點，鄉品構築的秩序固然對鄉里社 會內部發揮了規範的作用，但其成立伊始，即寓有與「外部權力(朝廷)」聯結這個制度 前提；如果抺煞「外」(「朝廷—鄉里」關係)的存在，如何可能合理評估「內」(「鄉里—
士人」關係)的意涵。谷川氏的論點模糊了「朝廷—鄉里」這個前提，這一點卻是宮崎氏
《九品官人法研究》一書的起點。124
宏觀地看，古代帝國「朝廷—鄉里—士人」的關係可區分為三個層次：(1)以「朝 廷—鄉里」為主軸的國家空間權力型態，以及依循著此權力型態建構的政府組織或制 度；(2)官僚制之「人的構成」，如單士、貴(士)族之類；(3)官僚之「人的構成」對官 制的影響，如宮崎巿定有關九品官制之貴族化的獨到見解。運用貴族制概念在探究與「人 之構成」有關的(2)、(3)時，較可能發揮解釋效力，但若是運用在(1)國家型態和制度形 式時，就有可能逾越概念自身的侷限，或模糊了表象和本質的差異。茲舉一例，宮崎巿 定重視北朝末的變化，其中一項是成士過程發生「由他薦到自薦」的變化。125宮崎氏從
「貴族之心情」說明這項轉變，貴族身分非由自薦，有待他者公評而得。以北朝末至隋 唐之際的政局觀之，當時官界仍以貴族為主體，宮崎氏這項觀察其實並沒有錯。但是，
宮崎氏這麼說，卻可能讓讀者產生「他薦=貴族制(南北朝)」的聯想，以致造成不充分 的認識。若將我們的注意力轉移到「他薦之主體」上，中正評品制下的鄉品來自鄉里評
124有關「朝廷—鄉里」脈絡下的貴族制課題，詳見筆者另文〈士人、鄉里與國家〉(未刊稿)的討 論。
125宮崎巿定，《九品官人法研究》，頁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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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此時「他薦之主體」是鄉里社會；再往前追溯，漢代察舉制下的秀才、孝廉，同樣 也是通過鄉里評論形式，始獲入仕朝廷的資格，以成士過程而言，也屬於以鄉里為主體 的他薦。因此，成士過程裡的「他薦」，並不是南北朝貴族制社會的專有物，「由他薦 到自薦」也不只是貴族的主觀心情所能充分解釋，在宮崎氏描述的貴族心情背後，還隱 藏著漢以來「朝廷—鄉里」國家型態這道伏流，這才是理解「由他薦到自薦」變化的關 鍵。換言之，宮崎族以貴族制概念解釋由他薦到自薦的演變，可能模糊了貴族制背後國 家型態的連續性，這是運用貴族制概念時不宜忽略的侷限。換言之，貴族制或許不是一 個錯誤的解釋，但在古代中國帝國課題的討論上，卻可能因為不恰當的運用，導致不充 分的解釋。
筆者上述批評並非無據，南北朝後期制度演變的新趨勢，適足以說明這個問題。魏 晉初行九品官制之際，「官」與「士」之間已呈現不一致的狀態，西晉太康滅吳後制定 的戶調式，規定蔭族、蔭客之制：「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
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士人子孫亦如之。」126既云「品之高卑」，又言「士人子孫」，
顯示有官品者與士人分屬不同身分。唐長孺深入分析此條後，指出「官與士」不一致的 現象。127截至南北朝後期以前，官僚未必具有士人身分，「官」與「士」的關係呈現二 軌狀態，形成「官而不士」、「士而不官」、「官即士」等三種可能組合。「官—士」
二軌現象至南北朝後期始見改觀，隨著擁有門地二品資格的士人任官範圍的擴大，官制 受此人事格局影響，逐漸走向宮崎市定所謂「貴族化」的進展。蕭梁十八班制、北魏太 和中、後令將過去的六品以上官職獨立出來，細分為九品，原本七品以下官職劃入流外。
128宮崎氏敏銳地揭出官制貴族化的影響，認為：蕭梁天監官制改革的意義是「將士庶之 別原原本本地反映在官制之上。從此以後，確定了品官都是士人。」明確指出由早先的
「官—士」二軌狀態改變為「官—士」一致。簡言之，南北朝後期官制的貴族化，塑造 了「官=士」的政治結構。值得玩味的是南北朝後期官制貴族化之際，出現了以將軍號 繫階的制度，但官崎氏並未說明這個變化與將軍號繫階制的內在聯繫。
以將軍號繫官人本階，意味著由國家定義的官序逐漸取代由鄉里評定的鄉品，發揮 了維繫官人等級的作用，這是魏晉以來「官庶之別」的重大進展。表面上看，南北朝後 期同時出現的將軍號階官化與官制貴族化這兩項變化，似無相干之處，但深入思考，其 實這是一組看似相反卻相互關聯的趨勢。官制趨於貴族化，可視為國家在政治(權力)場 域對士人(貴族)階級的「讓步」，官制的貴族化使原先不一致的「官—士」關係漸趨一 致，品官與士人之界線既泯，也就掃除了從早期「士庶之別」橫移到「官庶之別」的障 礙。基於此，將軍號遂順勢取代了鄉品，逐漸成為維繫士(官)人身分等級的基準。若區 別南、北朝而論，北朝中期以後將軍號的階官化現象更為明顯，成為朝向隋唐「官=士」
126《晉書》，卷 26〈食貨志〉。
127唐長孺，〈士人蔭族特權和士族隊伍的擴大〉，收入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頁
127唐長孺，〈士人蔭族特權和士族隊伍的擴大〉，收入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