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帝國？抑是少年中國？晚清以來，有識之士對新中國的追求，原就 是不斷於老少新舊間瞻前顧後，依違掙扎。晚清少年論述的出現，為的正是 要藉此成就嶄新的國族想像。它取鑒日本，強調以新去舊，以少代老；其老 少抗爭的態勢，自迥異於傳統的以老化少，老少相繼。然而，無論是〈少年 中國說〉的理念鋪陳，抑是〈新中國未來記〉的小說想像，卻又循由迂曲縈 迴的徑路，在在質疑了自我原先的樂觀憧憬—這是「老大帝國」陰魂不 散？還是「少年中國」氣候未成？
正因「新中國」總也虛懸於可想像、可盼望，卻從來不知要如何去企及 的未來，由〈少年中國說〉所揭櫫的少年 啟蒙 國族論述，所召喚出的，
於是便不止於晚清一時一地的文學想像而已。當青少年的啟蒙被想像為國家 的啟蒙，青少年不同的自我追求，遂不免要為「國家」一詞，演述出多音複 義的不同義界。民國以後，各類以「少年」、「青年」為號召的社群及刊物非 但不絕如縷，甚且影響深遠。《新青年》之於五四新文化運動，固為犖犖大 者；其後，以《少年中國》與《少年臺灣》為名的刊物相繼問世，其於國族 想像與政治實踐方面的意義，尤其耐人尋味。
《少年中國》是由「少年中國學會」所發行的刊物，該學會由王光祈、李 大釗等人於1918 年在北京創辦，其規章開宗明義第一條即是「本科學的精 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為宗旨。」46從命名來看，當可說是
「少年中國」理想在民國初年的具體社會實踐。該會總會成立不久，南京、上 海、成都、巴黎等地皆如響斯應，紛紛成立分會，並先後發行《少年中國》、
《少年世界》、《少年社會》等期刊，讀者遍及全國，盛極一時，流風之廣 被，可見一斑。此學會成立之初，胡適曾以〈少年中國之精神〉為題發表演
46 見《少年中國》，第1卷第1期。
說，引述荷馬詩：「如今我們回來了，你們請看便不同了」，作為對「中國少 年」的期勉。47凡此，俱可視為晚清以後，「少年中國說」的再度發揚光 大。然而，儘管人人「心中自有一少年中國在」，不同個人的理念懷抱，卻也 將此一憧憬，投射為不同的國族想像。「少年中國學會」成立後不久，成員 間即因是否應信仰某種「主義」而屢有爭辯；在活動路線上，則先有政治活 動與社會活動之爭，後來又轉變為國家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終至分裂瓦 解，無以為繼。爾後，會中信奉社會主義的李大釗、惲代英、黃日葵等成為 共產黨中堅，毛澤東更是領袖一黨，主政中華人民共和國數十年。堅持國家 主義的曾琦、李璜、陳啟天、左舜生則另創中國青年黨，堅決反共。48現今 看來，該黨雖未能如大陸之共產黨般主導臺灣民國政壇，「少年中國學會」
也未必能被視為彼時「中國」的縮影，但由小及大，「少年中國」的文化政 治與社會實踐，竟自衍生出左翼與右翼、大陸與臺灣間無數的政爭烽火與長 久對峙，其滄桑始末，不唯令人感慨係之，更有待深究。
此外，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當《少年中國》行將停刊，「少年中國學會」
瀕臨解散之際，一批來自臺灣的北大青年學生，卻在北京組織了一個名為
「臺灣青年會」的社團，並將蔡元培、胡適之、梁啟超等人均列為「名譽會 員」。該會成立於1922 年，1926 年在張我軍、吳敦禮、陳清棟等人倡議下重 組，同年發行《少年臺灣》月刊，以為會報。〈創刊號〉中，張我軍即曾以 不同筆名，分別撰寫〈少年臺灣之使命〉、〈少年春秋〉等文章。49在此，
「中國」縱使易位為「臺灣」，「少年」卻依然與「臺灣」並置且負有重大
「使命」。姑不論「中國—臺灣」文學間是否有必然的傳承關係，但視「少年」
為家鄉國族的託喻，對「少年」寄予改造社會的厚望，二者實是如出一轍。
然而，21 世紀的今天呢？走過五四六四，走過抗戰文革，走過日本殖民 兩岸分治，一百年來，無數「中國 臺灣少年」，已在上下求索中漸次老去；
但猶未（或不願？或無法？）長成的「少年中國 臺灣」，將要何去何從？以 及，是否仍會是新一代青少年們念茲在茲、戮力以赴的關懷焦點？一世紀忽
47 原載《少年中國》，第1卷第1期，後收入《胡適選集》（臺北：文星，1966），頁15-20。 48 詳參郭正昭、林瑞明，《王光祈的一生與少年中國學會》（臺北：環宇，1974），頁19-147。 49 見秦賢次，〈張我軍及同時代的北京臺灣留學生〉，收入彭小妍編，《漂泊與鄉土—張我軍
逝世四十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文建會，1996），頁57-81。
焉已過，「新中國未來記」卻完而未完。回顧20世紀，在對新興國族的戮力 追求過程中，中國 臺灣的文學想像，亦曾藉由無數青 少年的成長啟蒙與 自我實踐，寓託了對新國家的期盼與幻滅，追求與失落。少年論述與現代 性、啟蒙論述及國族想像間的繁複互動，更在多樣化的關懷角度與書寫策略 中，一再被繪圖塑像，留下見證。其間的轉折遷變，在在值得深究。也因 此，無論是政治實踐抑是文化想像，作為少年論述與國族想像的起始點，梁 啟超「少年中國說」的後續影響及所開展出的研究面向，都堪稱無限寬廣。
而現代文學，也將因為此一少年 國族之想像源頭的追索，開顯出更形深廣 的意義─五四新文化與新文學運動並非開天闢地，前無古人；而是前有所 承，其來有自。明乎此，現代文學才得以在避免與古典文學斷裂的孤立研究 中，擁有更為客觀而且宏觀的觀照視野。
後記：這篇論文的完成，除了國科會補助外，還要特別感謝哈佛燕京學社所 提供的豐富學術資源及支援。燕京圖書館中許多珍貴而有趣的資料，
是構成這篇論文的重要基礎。論文撰寫期間，哈佛東亞系的韓南教 授、李歐梵教授，以及當時同在哈佛研究的多位學者，都曾就此提供 意見。其中日本東京大學村田雄二郎教授，及中研院史語所陳熙遠博 士，更多方協助我進行資料蒐尋與解讀。另外，《少年臺灣》期刊的 罕見影本，係由日本愛知大學黃英哲教授提供，在此也向他們謹致謝 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