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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少年，想像中國
—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性、
啟蒙論述與國族想像
**梅
家
玲
＊提 要
中華文明向來敬老尊賢，晚清的變局，卻使「少年」一舉而為新興國族 的希望所繫，並成為頡抗老大、新民強國的憑藉。此一轉折，不只深遠地影 響了爾後新文化與新文學運動，也成為諸多政治實踐的內在驅力。它所涉及 的現代性、啟蒙論述與國族想像間的複雜關係，更是近現代文化思想史上不 容忽視的重要課題。然而，此一少年 啟蒙論述的形成經過及內蘊的矛盾與 複雜性，卻向來乏人深究。本論文則以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為起點，進而 擴及〈新中國未來記〉和梁同一時期的其它相關論述，就此進行論析。全文 凡四節：一、「西」風一夜催人老：老大帝國？抑是少年中國？二、發現少 年：從啟蒙論述到國族想像；三、想像中國：〈新中國未來記〉與「少年— 啟蒙—新中國」；四、餘論：少年餘波—從少年中國到少年臺灣。文中首 先辨析「少年中國」與「老大帝國」間的牽纏糾葛，指出「發現少年」與 「想像中國」實為晚清新文化文學運動中的重要關目。進而詳勘晚清少年論 述、國族想像與日本青少年論述間的淵源，再以〈新中國未來記〉與〈少年 中國說〉互參，指出此一論述本身內蘊的矛盾與駁雜性格，及其後續的影 響。 * 作者係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本論文為民國88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少年中國：中國現代小說中青少年成長 啟蒙 論述與新國家論述初探（I）」成果報告。初稿曾於2000年8月宣讀於由哥倫比亞大學與北 京大學聯合主辦的「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關鍵詞：少年中國、梁啟超、現代性、啟蒙論述、國族想像 日本人之稱我中國也，一則曰老大帝國，再則曰老大帝國，是語也，蓋 襲譯歐西人之言也。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梁啟超曰：惡！是何言？ 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國在。 梁啟超〈少年中國說〉
一、前 言
「少年」的青春希望，「中國」的強盛進步，曾是晚清以降多少知識分子 思之念之的共同憧憬。如何以「少年」精神進行「中國」的改革再造，更催 動無數近現代熱血青年戮力以赴，生死以之。回顧過去，從維新到革命，從 政治到文學，從想像到實踐，各路少年取徑雖殊，其於新中國新未來的殷勤 打造，卻是不約而同。由是，「少年中國」所召喚出的，遂不僅是中西政治 文化交會下一時的少年激情，也是百餘年以來，新中國輾轉於救亡圖存之道 上的種種血淚滄桑。 正是如此，我們也才恍然發現：儘管千百年來，中華文明素有「重老輕 少」的傾向—「少年老成」、「老成持重」每每意味著讚許；「少不更 事」、「少年輕狂」則難掩貶抑；「敬老尊賢」、「長幼有序」，更是千百年教 化倫常中的基本共識—晚清的變局，卻驟然間促使老少易位，從此，老大 者成為衰朽落後的代稱，少年，則不僅被賦予了空前的重要性，甚且還要對 老者撻之伐之、取而代之，一躍而為新興國族的唯一希望所繫。 而令人好奇的是：這一「少年論述」究竟是如何醞釀成形的？如何與新 興的國族論述發生關聯？在生成過程中，它果真能斷然揮別老大，日新又 新？抑或是欲少還老，總也與老大者錯綜牽纏，藕斷絲連？特別是，在此 「少年」不僅實指現實人生中最富活潑朝氣的特定階段，更是涵涉一切青春希 望的修辭策略，所謂的「少年中國」，其實乃是一重新「自我命名」的召喚行 動。也因此，落實在文學實踐與國族 文化想像之中，它遂在現代性、啟蒙 思想與國族想像的交相錯綜下，體現出前所未有的駁雜性格：基本上，標舉 「少年」以頡抗傳統文化所意喻的「老大」，以「中國」取代數千年居之不疑的「天下」，原就是中國現代性追求過程之重點，標識著傳統與現代的斷裂。 它所涉及的，一方面是時間觀念與空間意識的重構；另方面，如何發現少年 與怎樣想像中國，又開展出啟蒙與國族論述的思辨論域。然而，單一線性式 時間觀與全球化空間想像的成形，是否足以完整解釋彼時「現代性」的各重 複雜面向？老少新舊對立的表象之下，是否，以及如何，偷渡著少年們對老 大者欲拒還迎的欲望與焦慮？浮游於老少新舊中西內外盤結交錯的繁複論域 之中，所謂的「少年」與「中國」，該如何定義自我的主體性？ 就晚清文化與文學研究而言，這些都是值得一再思辨的重要論題，經緯 萬端，彼此生發，對它們的研析，因此每有掛一漏萬之虞。然而，梁啟超 （1873-1929）關乎「少年中國」的論述，卻恰巧提供了一個具體而微的討論 起點。 1900年，流亡海外的梁啟超在《清議報》上公開發表〈少年中國說〉一 文，正式為「少年中國」相關論述張目。追本溯源，此說原未必肇始於梁啟 超，但在此之前，僅僅為時人朦朧的理念與憧憬，未嘗具體形諸文字；梁的 文章，則不唯從多方面辨析「老大帝國」與「少年中國」的關係，更藉由多 種鮮明的意象對比，熱情洋溢地標舉出其間的絕大差異，如：「老年人如夕 照，少年人如朝陽；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鴉片煙，少 年人如潑蘭地酒」，「老年人如秋後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 之瀦為澤，少年人如長江之初發源」，正是以「人之老少」喻擬「國之老 少」，高度肯定「少年」的進取前瞻意義。而「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 壯哉我少年中國，與國無疆」1的贊辭，亦正是時人的共同憧憬，以之為討論 起點，適可見其理念基礎。 再者，兩年後，鼓吹小說界革命的《新小說》1902年創刊於橫濱；創刊 號中，梁除以〈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倡言「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新一國 之小說」的小說理論外，另有自己創作的政治小說〈新中國未來記〉同時刊 出。前此不久，《新民叢報》更早已刊載過梁親自譯述的法國小說《十五小 豪傑》。而這些，其實都可視為先前「少年中國」論的不同表述方式。比合而 觀，其間「現代性」、「啟蒙論述」與「國族想像」的辯證，遂更因文學實踐 1 俱見梁啟超，〈少年中國說〉，《清議報》，第35冊（1900）。又見《飲冰室文集之五》（臺 北：中華，1960），頁7-12。以下引文皆從此。
與翻譯政治介入，共同彩繪出彼時文化場域中的繁複動畫，晚清文學與文化 研究，亦得以此開顯出較全面的觀照視景。因此，以下便以〈少年中國說〉與 梁為新民教民而作的〈新中國未來記〉為主，其它相關論述為輔，探勘「少年 啟蒙論述」形成的原委，以及其所內蘊的矛盾與複雜性。2 最後，並試圖就 「少年中國」之說所導引出的後續實踐，略作釐析，以見其啟發性與影響力。
二、「西」風一夜催人老：老大帝國？抑是少年中國？
閱讀〈少年中國說〉，首先面對的，當是「少年．中國」與「老大．帝國」 間既錯綜盤結，又頡抗對立的糾葛，以及「中國」在多重時空座標間的飄盪 游移。文前所摘錄的一段文字，是為〈少年中國說〉全文開篇之論，其曖昧 性已顯然可見：「老大帝國」，是「日本」與「歐西」對「我中國」的稱謂， 但「吾心目中」，卻自「有一少年中國在」。 在此，來自他者的命名，與「吾心目中」自我定位間的落差，本身即已形 成「中國」的不穩定結構。更何況，隨著梁啟超論述策略的一再翻轉，「吾心 目中」的 「少年中國」，也就因此不斷流動遷化，因「時」制宜。如：欲肯定 過去唐虞三代以迄康乾盛世的文治武功時，可以視其為「我國民少年時代良辰 美景賞心樂事之陳跡」（即「少年中國」為「過去」之陳跡，「而今頹然老矣」）； 為了要與昔本有之「老大」相區別，則必須強調「地球上昔未現此國，而今 漸發達，他日之前程方長也」（是「中國為『未來』之國」，「前此尚未出現於 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爾」）；而若要著眼於「現代國家」的形成次第，與已 為「壯年國」的「歐洲列邦」相對照，則中國便處於「未能完全成立而漸進於 完全成立」階段，為「少年之事也」（即「我中國在『今日』為少年國」）。3 2 梁啟超曾坦承，自己的思想觀念經常因時因地而多所轉折遷變，「少年中國」之論，或許不 足以綜貫其人一生所有的思想發展，但發表於1900年的〈少年中國說〉，與1902年《新民 叢報》、《新小說》所倡議的「新民」、「新小說」諸論之間，卻多有相通互證之處。故本文 取材，即以此一階段為主。而以〈少年中國說〉與〈新中國未來記〉相參互證，更可見其論 述理念與文學想像間的互動關係。 3 「少年中國」在時間座標上飄移不定的現象，劉人鵬〈「西方美人」慾望裡的「中國」與「二 萬萬女子」〉一文中曾有詳細論述，見劉著《近代中國女權論述—國族、翻譯與性別政治》 （臺北：臺灣學生，2000），頁129-197。游移於「過去」、「未來」、「今日」，構成的是時間座標的滑動；為求對 比於往昔中國之「老大」及今日歐洲之「壯年」，遂緣文化想像與實際地理認 知，分別自時間軸上分裂、延展出不同質性的空間座標重整。而伴隨「少年 中國」飄盪於多重時空座標之間的，正是「中國」不知何去何從的躁鬱與焦 慮。它潛隱著一連串圍繞「定義」而生的自我詰問：「少年」是什麼？「中 國」是什麼？以及為什麼需要不斷去思辨、改寫它們的定義？ 「西風一夜催人老，凋盡朱顏盡白頭」—〈少年中國說〉中，這曾是為 悼痛中國之老大而生的抒情式慨嘆；在此，卻不妨以雙關方式解讀：「老大 帝國」之名，不正是襲自於歐「西」麼？如是，則原來帝國之「老大」，並非 緣於生理自然之漸次衰頹，而是來自於歐日帝國對它的催迫；是在他者的凝 視命名下，一夕間朱顏盡凋，頹然老去了。4 從這一意義上看來，發現少年與想像中國，遂成為互為表裡，也互為因 果的論述體系。曾有論者早已指出：「中國」意識的出現，乃是源自傳統天 下觀的解體與現代國家觀的興起。5 當西潮衝擊下，「中國」意識到自己不再 只是唯我獨尊的「天朝」，當它必須被放置在世界性全球性的地理場景之中， 成為外人眼中的「震旦」或「支那」時，以「國家」自我命名與定位的意 識，遂油然而生。相應而起的，既有政治方面關乎「國民」意識的思辨，也 有學術方面對「中國歷史」、「中國文學」的重新觀照，以及圍繞於「革命」 議題的種種論辯產生。6其終極關懷，一皆不外乎於對「新中國」的殷切期 4 證諸當時一般時論，類似的論述所在多有。如1902年《外交報》〈審勢篇〉中即有這樣一段 文字：「吾聞泰西人詬吾國者，曰亞東病夫，曰老大帝國；又聞其所以待我者，曰瓜分，曰 開通，曰保全。嘗持此以叩吾國人，曰：是誠然，是誠然，吾固病，吾固老大。」轉引自張 蚪、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一卷上冊（香港：三聯，1962），頁103。 5 參見 Joseph R. Levenson,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2nd 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Hao Chang,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Xiaobing Tang, Global Space and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he Historical Thinking of Liang Qichao (Stan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6 有關當時「國民」意識之興起的相關討論，參見村田雄二郎，〈近代中國「國民」的誕
生〉，收入國分良成等編，《日中徹底對論—中日全球化の行方》（東京：新書館， 2000），頁172-198；Sung-chiao Shen（沈松僑）& Sechin Y.S. Chien（錢永祥）, “Delimiting
China: Discourse of ‘Guomin’ (國民)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ality in Late
25-待。落實於〈少年中國說〉，此一現代國家觀，正是「少年」啟蒙論述所以被 召喚的契機。如在辨析中國究竟是老大抑或少年時，梁啟超即如是說： 欲斷今日之中國為老大耶，為少年耶，則不可不先明「國」字之意義。夫國也者何 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於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 而自守之。有主權，有服從，人人皆主權者，人人皆服從者。…… 且我中國疇昔豈嘗有國家哉？不過有朝廷耳。我黃帝子孫，聚族而居，立於此地球 上者既數千年而問其國之為何名？則無有也。夫所謂唐虞夏商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 隋唐宋元明清者，則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產也；國也者，人民之公產也。 ……然則吾中國者，前此尚未出現於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爾。天地大矣，前途遼 矣，美哉我少年中國乎！7 準此，則「少年」的發現，實與「前此尚未出現於世界」的「中國」國 族意識相表裡；它無關乎實際的生理年齡，純粹視「國民」心力之消長而 定。所謂「我國民而自謂其國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國民而自知其國之 少年也，斯乃少年矣。西諺有之曰：有三歲之翁，有百歲之童，然則國之老 少，又無定形，而實隨國民之心力以為消長者也」，即此之謂。不僅於此，此 一「人民之公產」的現代「國家」，既與「一家之私產」的陳腐「朝廷」迥不 相侔，則追根究柢，造成國之老大的關鍵，遂落在帝國朝廷的老朽官僚與教 育制度之上。所謂「吾見乎瑪志尼之能令國少年也，吾又見乎我國之官吏士 民能令國老大也，吾為此懼。夫以如此壯麗濃郁翩翩絕世之少年中國，而使 歐西日本人謂我為老大者何也？則以握國權者皆老朽之人也」，這些老朽之 人，不僅自己「非哦幾十年八股，非寫幾十年白摺，非當幾十年差，非捱幾 十年俸，非遞幾十年手本，非唱幾十年諾，非磕幾十年頭，非請幾十年安則 必不能得一官，進一職，……待其腦髓已涸，血管已塞，氣息奄奄，與鬼為 鄰之時，然後將我二萬里山河，四萬萬人命，一舉而畀於其手。」8 以致造成
27, 1999, ISSP,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論國家意識與梁啟超史學文學觀念之形成 者，參見松尾洋二，〈梁啟超と史伝—東アジアにおける近代精神史の奔流〉，齋藤希 史，〈近代文學觀念形成期における梁啟超〉，俱收入狹間直樹編，《梁啟超：西洋近代思 想受容と明治日本》（東京：株式會社たみすず書房，1999），頁295-297、296-330。有關 「革命」的相關討論，參見陳建華，〈現代中國革命話語之源〉，《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 40期（1997.4），頁83-96。 7 同註1。 8 同註1，俱見〈少年中國說〉。
帝國之老大；更在以同樣方式教育下一代的同時，使「英穎之青年，化為八 十老翁。」9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樣的論述架構下，「少年中國」遂無可避免地要與 「老大帝國」產生既糾纏盤結，又頡抗對立的複雜關係—它的糾纏盤結，來 自於國民心力的一念之轉，這使得「少年—老大」之間無法壁壘分明，反而 可以相互流動游移；它的頡抗對立，緣於「老大—少年」不僅要被分置在時 間軸的不同定點，成就時序上的以少代老、以今代昔；更要在空間上作為與 老大者的共時性對立面，凸顯其有別於傳統的異質性格與頡抗姿態。所謂： 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國者，則中國老朽之冤業也，製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 年之責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與此世界作別之日不遠矣，而我少年乃新來而與 世界為緣。10 即指此而言。這一點，梁啟超在〈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一文中，有進一步 說明： 鳴呼！老朽不足道矣，今日以天下自任而為天下人所屬望者，實惟中國之少年。我 少年既以其所研究之新理新說公諸天下，將以一洗數千年之舊毒。……天下大矣， 前途遠矣，行百里者半九十，是在少年，是在吾黨。11 正是要「以其所研究之新理新說公諸天下，將以一洗數千年之舊毒」，「少年 中國」的「少年」，便頓時脫離於原先「老少相繼」的貫時性時間序列，轉而 成為與老大者處於同一時空的對抗性存在。也因此，即或在過去的文化文學 中，同樣不乏謳歌青春年少的〈少年行〉、〈少年遊〉等詩作，同樣有肯定少 年豪俠的《小五義》等章回小說，其中「少年」的所作所為，即使偶有與傳 統社會家國扞格處，其終極指向，仍是要回歸並效命於既有之政治文化體 9 這一點，早在1902年《新民叢報》第1號（光緒28年正月1日）〈軍國民篇〉論教育之文 中，即有所論述：「夫自孩提以至成人之間，此中十年之頃，為體魄與腦筋發達之時代，俗 師鄉儒，乃授以仁義禮智三綱五常之高義，強以龜行黿步之禮節，或讀以靡靡無謂之詞章， 不數年，遂使英穎之青年，化為八十老翁。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受病最深者，愈為世所推 崇。乃復將類我之技，遺毒來者，代代相承，無有已時。嗚呼！西人謂中國為老大帝國，夫 中國既無青年之人，烏復有青年之國家哉！歐美諸邦之教育在陶鑄青年之才力使之將來足備 一軍國民之資格；中國之教育，在摧殘青年之才力，使之將來足備一奴隸之資格，以腐壞不 堪之奴隸，戰彼勇悍不羈國民，烏見其不敗耶！烏見其不敗耶！」 10〈少年中國說〉，同註1。 11 原刊1901年《清議報》第82冊，收入《飲冰室文集之五》，頁51。
制，成為體制的承繼者。而「少年中國」之說，卻是在肯定少年原先即具有 的「青春」、「進取」、「希望」等意義的同時，更視其為體現「現代性」的 表徵，對他投射了大量「革新」、「進步」、「光明的開端」等關乎「新國家」 的憧憬想像。透過此一想像，少年作為過去傳統老舊中國的對立面，不僅理 直氣壯，順理成章，甚至於，還應當以初生新發之姿，捨老舊中國而另締新 猷，其絕決斷裂處，顯然可見。職是，「少年」的重新發現與意義重估，當 是晚清以降，新文化文學運動中最值得注意的關目之一。 然而，曖昧的是，如果說，「老大帝國」已是他者（歐西日本）及自我 （心目中的「少年中國」）眼中共同的資產負數；如果說，寄情於「少年」的 線性式時間觀與烏托邦式的前瞻憧憬，是「現代性」的重要表徵之一，那 麼，特別耐人尋味的是：為什麼梁啟超在頻頻痛心於「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國 者，則中國老朽之冤業也」的同時，仍不能忘情於唐虞三代等「我國民少年 時代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之陳跡」，仍然要對它「三薰三沐，仰天百拜」，興嘆 「吾愛我祖國，吾愛我同胞之國民」，「謝其生我於此至美之國，而為此偉大 國民之一分子」？12為什麼他要諄諄期勉「我青年同胞諸君」，以「恢復乃祖 乃宗所處最高尚最榮譽之位置，而更執牛耳於全世界之學術思想界」為努力 之鵠的？13 這些問題的複雜性，自難以一言蔽之。正是如此，相對於「老大帝國」 而生的「少年中國」，便成為一充滿尷尬矛盾的存在：它在全球化的空間想像 中同時認同並欲望現時的歐日強國，以致於將它挪移至時間軸的前端，作為 自己「未來」的行進目標；但另一方面，三代唐虞，漢唐康乾，又以其曾經 輝煌燦爛過的文治武功，在時間軸的「過去」形成另一魅惑，召喚它殷勤回 首，溯洄從之。甚至於儼然成為另一形式的「未來」。也因此，如何由「帝國」 而「中國」，由「老大」而「少年」，遂不能止於一往無回的單行進程，而是 不得不在一再瞻前顧後之中，盤旋迂迴，游移趑趄。 12 這是不久之後，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的文字，1920年《新民叢 報》，第3號（光緒28年2月1日），頁41-57。 13 同前註。
三、發現少年：從啟蒙論述到國族想像
「少年中國」於時空座標上的飄盪游移，不僅顯示了「中國」於現代性追 求之途上的步履躊躇，也在制式現代時間觀的線性軌跡之外，塗抹出既歧 出、又迂迴的紛亂圖譜；其始欲追步歐西，卻終究另有曲折。而老少間剪不 斷，理還亂的重重糾葛，正是箇中關鍵。前曾述及，「少年」的重新發現與 意義重估，是晚清以降，新文化文學運動中最值得注意的關目。然而，既然 中華文明嘗不免於「重老輕少」，那麼，少年是「如何」被發現的？發現之 後，又是如何被融匯至新民教民的文化實踐之中，成為「想像中國」時的源 頭活水？這一節，便試圖追索梁啟超少年中國之說的源頭，進而以相關於 「新小說」理論的種種啟蒙實踐為例，論析其想像中國時，老少新舊因多方頡 抗與相互糾結而產生的諸多問題。 事實上，〈少年中國說〉一文中，梁啟超已曾明言：「龔自珍氏之集有 詩一章，題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嘗愛讀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這 似乎意味了至少在梁之前，龔氏已先一步對少年精神做出肯定，並成為「少 年中國說」的想像源頭之一。此外，梁在其它論述中，還不時使用「少年德 意志」、「少年意大利」、「少年瑪志尼」等詞語。此一將「少年」冠於特定 國名或人名之上，藉以肯定少年精神及新興國族的作法，也顯示出它與西方 政治文化思想間的淵源。14 不過，不同的是，無論是定盦抑或歐西，其於肯 定少年精神、重視少年想像的同時，並不曾以此而敵視或否定自己過去的歷 史文化。但梁啟超的「少年中國」之說，卻是對過去充滿了愛恨交織的複雜 情感—雖說未曾忘情於三代康乾，卻也因「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國者，則中 國老朽之冤業也」，而欲「以其所研究之新理新說公諸天下，將以一洗數千年 之舊毒」。這樣一種對自我過去的反叛及敵視，顯然於前二者之外，另有來 歷；而梁啟超對日本青 少年論述的挪移，或許正是箇中關鍵。 梁啟超與日本學政界的密切往還，及對其維新之道的蹈襲挪用，早經方 14 梁啟超曾經由日文譯本，譯述《意大利建國三傑傳》，文中即多有「少年意大利」、「少年瑪 志尼」等語。家論及；15 但其「少年中國說」與日本少年論述間的淵源，卻尚鮮有學者能 詳其究竟。事實上，儘管自浪漫時期以來，西方即不乏各式的少年論述，其 後更有少年救國說之演義，但「少年」所以會被嫁接於中國國族論述之上， 關鍵實在於日本學者的轉介。1902年《新民叢報》第2號《棒喝集》，16曾刊 載日人志賀重昂的〈日本少年歌〉，其「少年」與「新日本」之國族想像間的 關係，便極為值得注意： 霹歷墜地忽一聲，桃源之人夢魂驚。瞢騰睡眼百磨擦，初認西方有光明。須臾光明 如霞電，燭天蔽空眼欲眩。驀也迸來東洋天，焚盡日本全局面。老人狼狽望影奔， 少年抵掌笑欣欣。天荒破得舊天地，鮮血染出新乾坤。新日本，新日本，滔滔大勢 如決堰。新日本來兮舊日本去，少年起兮老人遯。嗟吁少年風雲正逢遭，活天活地 屬吾曹。歌成昂然仰天望，富士山頭旭日高。 從霹歷墜地，桃源驚夢，到「初認西方有光明」，「鮮血染出新乾坤」， 明顯是日本維新變革前後的意象化喻示；「老人狼狽望影奔，少年抵掌笑欣 欣」、「新日本來兮舊日本去，少年起兮老人遯」，則不僅明白表示要以少代 老，以新去舊，成就新乾坤新天地，「少年」與「新日本」，在此也被賦予了 表裡因依的想像關係。「少年成長」與「國族想像」，遂由此接榫。志賀氏為 日本地理學大家兼政治家，曾以日本外務大臣大隈重信代表身分，與抵日之 初的梁啟超筆談；《清議報》並前後譯載其政論文多篇。17 梁甚且還曾坦 承：自己的〈亞洲地理大勢論〉、〈歐洲地理大勢論〉等作，皆是以志賀《地 理學講義》為藍本而「略加己意」。18 〈日本少年歌〉為志賀「少作」，《叢報》 之轉載，雖已在〈少年中國說〉成文之後，但梁對它的閱讀接受，卻極可能 15 相關研究可參見夏曉虹，《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上海：人民，1991）、《梁 啟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等論著。 16 據編者識云：《棒喝集》乃師法張茂先〈厲志詩〉、崔子玉〈座右銘〉，意在諷勸。故「譯錄 中外哲人愛國之歌，進德之篇，俾國民諷之如晨鐘暮鼓，發深省焉」。除志賀之作外，集中 同時收有德人格拿活〈日耳曼祖國歌〉、日人中村正直〈題進步圖〉、日人內田周平譯〈德國 男兒歌〉等。而「其所裒集者，或由重譯，或採語錄其詞句，或毗于拙樸焉」，因而詞句或 與原文有所出入。見1920年《新民叢報》，第2號（光緒28年正月15日），頁101-105。 17 梁與志賀筆談為1898年事，見〈志賀重昂與梁啟超的筆談〉，載於《光明日報》，1959年7 月9日。另外，《清議報》譯載之志賀政論文包括〈北清事變後處分議〉（55期）、〈論經營 閩浙〉（57-58期）等。 18 二文文末識語，分見1902年《新民叢報》，第4號（光緒28年2月15日），頁45-51；第10 號（光緒28年5月15日），頁55-63。
早在其抵日之初。將它刊載在意欲「新民」的《叢報》之上，遂在「為發揚 志氣之一助也」的表象下，同時透露中國之少年想像的淵源所自。19 不僅於此，梁啟超所最敬仰且深受其影響的日本文化界另一重要人物德 富蘇峰，更是早在1885（日本明治18）年，便以〈新日本之青年〉為題，於 大江義塾第二學期開學典禮時公開演說，隨後發表〈第十九世紀日本青年及 其教育〉等系列論文，大力強調「新青年」與「新日本」之關係。鼓吹新式 教育之餘，且諄諄期勉日本青年：「諸君今日之大敵為彼老人輩」，「老人為 過去世界之遺物，諸君為將來世界之主人。」20 （梁啟超不也說：「彼老朽者何 足道？彼與此世界作別之日不遠矣，而我少年乃新來而與世界為緣？」）1887 年，德富創辦《國民之友》，創刊號卷頭語即為「舊日本之老人漸去，新日本 之少年將來」，發刊詞〈嗟乎！《國民之友》誕生矣〉，進一步明文指出： 所謂破壞的時代漸去，建設的時代將來；東洋的現象漸去，泰西的現象將來；舊日 本之故老乘去日之車漸退出舞臺，新日本之青年駕來日之馬漸進入舞臺：是實可謂 明治二十年之今日，我社會於冥冥之中而一變。21 德富的文章情感洋溢且富於煽動性，他與民友社鼓倡青年運動，一時風 起雲湧，影響明治文化思想界甚鉅。梁與德富的淵源，學者早有定論，22 〈新 日本之青年〉等系列論述，自當對「少年中國」之說，具有一定啟發性。而 無論是志賀抑是德富，將老少二分，新舊對立，欲以泰西代東洋、以新日本 青年之來日，取代舊日本故老之去日的中心意識，始終是一以貫之。它所體 現的，一皆為彼時日本知識分子戮力於以新去舊的共同關懷。而青 少年， 便以其深具發展性、可塑性與開創性，被用以為新興國族想像的寓託，成為 19 《叢報》編者刊載此作的同時，曾如此簡介：「志賀氏為日本志理學大家，政客中之錚錚者 也。此篇殆其少作，不免有叫囂之語，然亦可為發揚志氣之一助也，故錄之」。今查核志賀 全集，未見收有此作，其成文年代亦不可考。然既謂之「少作」，則寫作時間，當至少在 〈少年中國說〉之前，並對中國的少年想像，具有一定影響。而若此作果如編者所言，是為 重譯之作，則刊載於《叢報》的此一版本，便極可能已經過編者（梁啟超？）的改寫，反映 了志賀與梁二人的共同理念。 20 見東京改造社編，《現代日本文學全集》第4編《德富蘇峰集》（東京：改造社，1930），頁 46。 21 同前註，頁540。 22 參見馮自由，〈日人德富蘇峰與梁啟超〉，《革命逸史》第4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夏曉虹，《覺世與傳世》（上海：上海人民，1991），第9章，頁237-270。
新日本的希望所繫。但另一方面，既然青 少年的意義，主要是被用以投射 國族想像，那麼，二者也就不必然要有實質年齡層的區別，而是可以在分享 一切「新」的意涵下，相通互用。梁倡言「少年中國說」的同時，亦頻頻為 文期勉「我青年同胞諸君」，即此之故。 據此，則晚清對「少年」的發現與意義重估，實有鑒於日本之藉「少年」 以想像「國族」，憧憬「未來」。經由挪移轉嫁，「中國」遂同樣對「少年」 充滿了憧憬渴盼。它具體成文於〈少年中國說〉，也落實於梁當下表示要更名 為「少年中國之少年」的許諾之中。23 自此之後，以「少年」自命，在中國 乃成一時風潮。如《清議報》隨即出現了不少以「同是少年」、「鐵血少 年」、「濠鏡少年」、「突飛少年」等為名的作者群，或抒發壯懷，或吟歌勵 志。24梁〈新民說〉「論進取冒險」一節，憂心國之老大病弱，因而以「君夢 如何？我憂孔多。撫弦慷慨，為〈少年進步之歌〉」作結。25 甚且連晚清四大 小說家之一的吳趼人，都一度以「中國老少年」為筆名，「少年」的魅力， 至此可見一斑。 然則，倘若「啟蒙」的意義，並不止於少年的自我發現（所謂「我國民 而自知其國之少年也」）。同時還要自覺覺人，己立立人，使一國之民皆能成 其為少年（如「瑪志尼之能令國少年也」），那麼，對亟欲由「老大」走向 「少年」的「中國」而言，如何新民教民，以謀國之少年，毋寧更為當務之 急。其實踐之道，便是既要藉各種方式，不斷提升「少年」意象及意義，又 要憑藉此一少年想像，去教育新中國的少年學子，以及年齡上雖非少年，心 態上卻可被啟蒙為少年的一般大眾，成就新興的少年中國。如此，「少年— 啟蒙—新中國」之間，遂得一氣相通，具有可以相互嫁接、彼此轉喻的密切 關聯。 而文學想像，自當是運作此一流轉歷程的首要憑藉。如《新民叢報》第2 23〈少年中國說〉文後作者附識云：「自今以往，棄『哀時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國之 少年』。」 24 如《清議報》44期刊有「鐵血少年」之〈壯志〉，89期有「突飛少年」之〈勵志歌十首〉。 39期刊有「同是少年」之〈寄少年中國之少年〉。餘以「少年」為名者，分見57、86、88等 期。 25 見1902年《新民叢報》，第5號（光緒28年3月1日），頁1-3。又，〈少年進步之歌〉為一 淺近英文歌詩，以梁當時英文程度，似乎未必有能力自作英詩，其歌詩來源，猶待考證。
號，除轉載志賀〈日本少年歌〉外，同期並開始連載梁啟超以「少年中國之少 年」為筆名重譯的法國小說《十五小豪傑》，第一回文後識語，即殊堪玩味： 此書為法國人焦士威爾奴所著，原名《兩年間學校暑假》。英人某譯為英文，日本大 文家森田思軒，又由英文譯為日本文，名曰《十五少年》。此編由日本文重譯者也。26 往往，書名的作用之一，乃是讓讀者得以顧「名」思「義」，掌握全書要 旨。該書旨在敘寫十五位少年童子的海上漂流及荒島歷險記，舊題《兩年間 學校暑假》，被日人易以為《十五少年》，本身已是對「少年」主題的刻意凸 顯。梁再據以更名為《十五小豪傑》，益發強調了少年冒險犯難的「豪傑」性 格。雖然此書的翻譯工作，梁本人未能克竟全功，27 但續譯者「披髮生」蕭 規曹隨，於全書結束前不忘藉題發揮，交代所以翻譯之始末，亦可視為當時 《叢報》之一貫立場： 各國的新聞記者，日日都來訊問那漂流始末，童子們不勝其擾，因訂明派人在那市 會議場演說一番，還怕各國新聞，沒還知道底蘊，因此索性把巴士他每日留心劄記 的日記刻了出來。初次刻了五千部，不上三兩日都賣完了，再刊了五千部，也是轉 眼就都賣得乾乾淨淨。因此棄了版權，任人隨意翻刻。自此各國莫不有了這本《十 五小豪傑》的譯本。只是東洋有一老大帝國，從來還沒有把他那本書譯出來。後來 到《新民叢報》發刊，社主見這本書可以開發本國學生的志趣智識，因此也就把他 從頭譯出，這就是《十五小豪傑》這部書流入中國的因果了。28 此即表明該小說的翻譯，是為了「可以開發本國學生的志趣智識」，這當 然也是梁啟超小說理念的重要實踐方式之一。1902 年，梁在日本橫濱創刊 《新小說》，之前便揭櫫其宗旨為「專在借小說家言，以發起國民政治思想， 激勵其愛國精神」，尤其希望「新世界之青年，亦在所不棄歟」。29 因而兼從 理論與實踐兩方面著手，標榜小說的啟蒙意義及其對國族建構的重要作用， 落實新民教民之道。以創刊號為例，除藉〈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闡述理 論，以創作〈新中國未來記〉親自演示小說政治外，另刊載南野浣白子據日 人櫻井鷗村譯本譯述的小說《二勇少年》，敘述歐西新舊教派及國族之爭中， 兩位少年的英勇事蹟與亦敵亦友的情誼。較諸《十五小豪傑》，它所呈現的， 26《新民叢報》，第2號，收入《飲冰室專集之九十四》，頁5。 27 全書凡18回，第10回起，由「披髮生」續譯。 28 1902年《新民叢報》，第24號（光緒28年12月15日）。 29 引自〈中國之唯一文學報《新小說》〉，1902年《新民叢報》，14號（光緒28年7月15日）。
當不僅止於少年冒險精神，而已是「少年」與政教國族關係的更進一步聯繫 了。其後，標榜為啟蒙青少年而或譯或作的小說紛紛問世，如《新新小說》 創刊號刊載冷血《俠客談》，〈敘言〉便明言：「非初通文理略解人事之十四 五歲少年，無閱我《俠客談》之價值」；「《俠客談》之作，為改良人心，社 會之腐敗也，……《俠客談》之作，為少年而作也。」30林紓譯《愛國二童 子傳》書竟，自謂要「焚香於几，盥滌再拜」，殷殷「敬告海內至寶至貴、親 如骨肉、尊若聖賢之青年有志學生」，為的即是希冀大家能效法愛國二童子， 「讀之以振動愛國之志氣」。因為，「此時非吾青年有用之學生，人人先自任 其實業，則萬萬無濟。」31 然而，仔細推敲，這些啟蒙小說的譯作者，本身是否具有「少年」心 態？其所以欲「啟蒙」少年，果真是為了革故鼎新，頡抗老大？抑是似少還 老，另有曲折？回到林紓的例子，林以典雅古文譯述西文，逕以己意予以轉 化改寫原文的做法，早為眾所周知。他的《巴黎茶花女遺事》、《迦茵小傳》 等譯作，從內容到文字，其實都不脫才子佳人、鴛鴦蝴蝶氣息。即或是意欲 振動青年愛國志氣而譯的《愛國二童子》，也不免是為了要藉青年以賡續老朽 之我未盡的志業而已。細看他的序言，所謂： 畏廬焉有業？果能如稱我之言，使海內摯愛之青年學生人人歸本於實業，則畏廬赤 心為國之志，微微得伸，此或可謂實業爾。謹稽首頓首，望海內青年之學生憐我老 朽，哀而聽之……32 由此看來，姑不論其少年觀國家觀如何，其雖看重青年，倡言愛國，但 無意於老少決裂、以少去老，反欲以少繼老，前承後續的心態，實則呼之欲 出。如此一來，原本挪移而來的、頡抗於傳統的少年 國族想像，遂又因與 傳統共處於「愛國」大纛之下，分享了「教化」、「啟蒙」的資源，再次糾結 難分。 以是，從新日本到新中國，從重老輕少到以少去老、以少年中國革新老 大帝國，再到「老大」對「少年」的召喚收編，「中國」對「少年」的發現 30《新新小說》，第1號（1904），轉引自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 第1卷（北京：北京大學，1997），頁143-144。 31 林紓，〈愛國二童子傳達旨〉，見林譯，《愛國二童子傳》，轉引自《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 資料》第1卷，頁288-291。 32 同前註。
歷程，原是如此迂迴周折。而「老大」與「少年」對教化啟蒙權的共享（或 爭奪？），正好提醒我們：老大帝國，從來也不乏風行草偃、以上化下、以長 化少的「啟蒙」實踐—且不說明清以來，無論是民間的善書寶卷，抑是如 康熙雍正以降，各種官方版本的《聖諭廣訓》，它們早就或以歌訣、或據圖 像、或援引故事傳說，向庶民廣為佈達勸善教化理念，以期端風正俗。33可 見以故事傳說闡示教化理念，啟蒙大眾的做法，實則源遠流長，其來有自。 再就晚清蒙學發展而言，《蒙學報》、《小孩月報》等純為幼學而設的報刊， 更是早在《新小說》之前，便以演義小說教育童蒙。如前者的《中朝歷史演 義》，即從「激民亂秦胡亥亡國，啟真人陳楚王起兵」開始，講述中朝歷史； 34 後者為向孩童宣示教統神蹟，根本就仿擬通俗的白話章回小說形式，將聖 教天主神蹟，改寫成《新編天道傳》。上帝與魔鬼之爭，寫來於是與明清小說 中的平妖伏魔情節，幾無二致。35 如此，則「啟童蒙之知識，引之以正道， 33 善書寶卷為民間宗教性勸善之作；《聖諭廣訓》則為清康熙帝頒佈的教化理念，原僅為十六 條大原則（如「敦孝悌以重人倫」、「黜異端以崇正學」等），為能向庶民廣為佈達，隨即由 朝臣敷衍出各種形式的詮解衍義，並在各地方定期宣講。如成於康熙20年的《聖論像解》， 即在每條聖諭之後，先繪示故事性之圖像，再援引傳說故事，以為說解。康熙42年李來章 撰《聖諭圖像衍義》，則分就圖像、演說、俗歌、事宜等不同形式，從不同方面闡述十六條 聖諭之理，見清．李來章，《禮山園文集》（清乾隆17年（1752）刊本，烏石文庫）。 34 該報係於光緒23年（1897），梁啟超友人葉浩吾、汪甘卿所辦，梁曾為其敘曰：「吾恆言他 日救天下者，其在今日十五歲以下之童子乎！西國教科之書最盛，而出以遊戲小說尤夥，日 本之變法，賴俚歌與小說之力，蓋以悅童子，以導愚氓，未有善於是者也。他國且然，況我 支那之民，不識字者，十人而六，其僅識字而未解文法者，又四人而三乎。故教小學教愚 民，實為今日救中國第一義。……友人葉君浩吾，汪君甘卿有《蒙學報》之舉，……聞之且 抃且舞，且喜不寐。……自今以往，而光方烏釣渡挽之凶焰，或可以少熄，中國之人，亦漸 可教矣。」見〈蒙學報演義報合敘〉，收入《飲冰室合集》之二，頁56-57。據撰者葉瀚敘例 所言，其撰著動機，乃有鑒於「日本二十年來，維新之道迥越尋常」，「我中國人士幼童， 尤宜知其種別新政之詳情也」，故依據黃公度《日本國志》之例，「均分章回，用白話演 說，令幼童易解為主」。見〈古今中外通史演義敘例〉，《蒙學報》第10冊（哈佛燕京圖書 館微捲）。 35 該報於光緒元年（1875）出版於上海，為范約翰（J.M.W. Farnham）所編輯，連史紙印，文 字極淺近易讀，有詩歌，故事，名人傳記，博物，科學等。其中刊於光緒9年癸未5月（1884） 的一期，有名為「墨樵葆真子」者所編撰的白話章回小說《新編天道傳》第16回，該回目 為「收門徒三教歸一主，普天下忠奸大報仇」。這當是在康梁等倡議以小說教育童蒙之前， 即已以具體作法進行之一例。見《小孩月報》，第9年第2卷（哈佛燕京圖書館微捲）。
俾其歡欣樂讀，莫小說若也」36 的操作實驗，實已為當時有識者普遍應用， 康梁的說法，只不過是當時的實況反映而已，未必具有新意。 也因此，梁啟超力圖以小說啟蒙少年中國，新國新民，其意義所以殊異 於過往，當並不只是因為改造了「文以載道」的傳統，將原先用以載道的經 史文章置換為小說而已；而是將所載之「道」的重點，由原先的義理倫常教 化，轉移為對新興國族的憧憬想像，使小說成為串接「少年—啟蒙—新中國」 之間的重要鏈鎖。正是在這一層面，梁大力引介歐日政治小說，並藉《新小 說》倡導小說界革命，才益發顯示出特別的意義。尤其，儘管「少年」的價 值已被重新肯定，但畢竟如同當時的「中國」一般，仍僅止於一個可被多方 想像，卻並未落實的空疏概念，猶需藉由不斷勾繪演示，才得以釐清並落實 它的意義。《新小說》旨在新民教民，所刊載的小說，自當具有一定的宣示 性質。在此情況下，由「少年—啟蒙—新中國」之角度切入，去解讀梁親自 創作的唯一政治小說〈新中國未來記〉，進而探勘其間「少年 啟蒙」與「中 國」主體性的相關問題，遂有其必要性。
四、想像中國：〈新中國未來記〉與
「少年—啟蒙—新中國」
〈新中國未來記〉自《新小說》創刊號開始，以連載方式發表，前後僅得 五回，實為一未盡之作。過去學者對它的討論，多集中於它與歐日小說的淵 源，其敘事手法、時間觀念的殊異性等層面上。37 但作為中國最早的一部政 治小說，又是梁啟超覃思五年，並「確信此類之書，於中國前途大有俾益」， 36 見康有為，《日本書目志》「識語」（上海：大同譯書局版《日本書目志》，1897），轉引自 《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1卷，頁29。此說或為梁啟超新小說理論之所本，參見 《覺世與傳世》第2章。 37〈新中國未來記〉的寫作，深受日本小說《雪中梅》、《花間鶯》及英國小說《回頭看》（又名 《百年一覺》）的影響，其敘事採多重觀點，並以「未來完成式」回顧既往，此均為迥異於傳 統說部之處。相關討論請分別參見夏曉虹《覺世與傳世》、王德威〈翻譯現代性〉，收入王德 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臺北：麥田，1998），頁43-76。清水賢一郎，〈傳播空間的 開創—梁啟超「新文體」的誕生與明治東京的傳媒文化〉，第44回國際東方學者會議「中 國作家的『帝都』東京體驗」學術研討會（東京，1999.6.5）。38 見〈新中國未來記．緒言〉，《新小說》，第1號（1902）。 欲藉以「發表區區政見，就正於愛國達識之君子」38 的有心之作，再加上以 「新．中國．未來」名篇，則它為「發現少年」與「想像中國」所擬想出的種 種具體情節，尤其值得探析。所關涉的問題，包括：「新中國」的未來，將 會與「少年中國」理想的實踐發生何種關係？其中的「新少年」，將要以怎樣 的形象及作為，為「新中國」重塑新貌？由他們所體現的，又會是什麼樣的 啟蒙實踐、國族想像，以及現代性追求？ 承前所述，「發現少年」與「想像中國」，原是「少年中國」論述的一體 兩面。顧名思義，〈新中國未來記〉乃是標示了對一新興國族未來的憧憬； 「新」及「未來」，亦是「少年」想像投射的主要標的。無獨有偶的是，正有 如先前〈少年中國說〉中，老少新舊過去現在未來之間，總也有剪不斷，理 還亂的糾葛；〈新中國未來記〉則無論是敘事策略，抑是思辨徑路，亦無不 披露出相同的關懷指向；其繁複糾結處，甚且尤有過之。何況，其間的「少 年」們，還每因「中西文明聯姻」的文化想像，呈現出一定的「雜種性」，由 之而生的國族主體，便也因此不斷於中外古今間混血雜交，曖昧不明。對它 的解讀，或可由孔弘道（覺民）講述「建國六十年史」一事所涉及的相關問 題開始。 「孔覺民演說近世史」，是〈新中國未來記〉開場的重頭戲。小說名為 「未來」，卻以「過去完成式」回溯既往，同時藉人物闡述一己政治理念，這 些敘事手法及其與歐日小說的淵源，已有學者論之甚詳，茲不贅。在此，本 文所要指出的是：若將觀照焦點轉向人物及事件本身，則不僅孔氏講史一 事，本身已有啟蒙論述與國族想像的豐富象徵意義；以之再聯繫到關乎現代 性問題的討論，至少還有以下兩方面的問題，值得注意：（一） 孔氏講史的 駁雜性格；（二）雜種少年．混血中國．多元頡抗的現代性。 （一）孔氏講史的駁雜性格 〈新中國未來記〉第一回「楔子」，是這樣開始的： 話表孔子降生後二千五百一十三年，即西曆二千零六十二年，歲次壬寅，正月初 一，正係我中國全國人民舉行維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其時正值萬太平會議新成， ……我國民決議在上海地方開設大博覽會，……處處有演說壇，日日開講論會，竟
把偌大一箇上海，連江北連吳淞口連崇明縣都變作博覽會場了。這也不能盡表。單 表內中一個團體，卻是我國京師大學校文學科內之史學部，因欲將我中國歷史的特 質發表出來，一則激勵本國人民的愛國心，一則令外國人都知道我黃帝子孫變遷發 達之跡，因此在博覽會場中央，占了一箇大大講座，公舉博士三十餘人分類講演。 而各類講演品目繁多，不能盡表，只能單表內中最重要的一科， 卻是現任全國教育會會長文學大博士孔老先生所講。這位孔老先生名弘道，字覺 民，山東曲阜縣人，乃孔夫子旁支裔孫，學者稱為曲阜先生，今年已經七十六歲。 從小自備資斧，游學日本美英德法諸國，當維新時代，曾與民間各志士奔走國事， 下獄兩次，新政府立，任國憲局起草委員，轉學部次官，後以病辭職，專盡力於民 間教育事業，因此公舉為教育會長。……言歸正傳，卻說這位老博士今回所講的什 麼史呢？非是他書，乃係我們所最喜歡聽的，叫做「中國近六十年史」。就從光緒二 十八年壬寅講起，講到今年壬寅，可不是剛足六十年嗎？這六十年中算是中國存亡 絕續的大關頭，龍拏虎擲的大活劇，其中可驚可惱可悲可喜之事，不知道多少，就 是官局私家各著述零零碎碎，也講得不少，卻未曾有一部真正詳細圓滿的好書出 來，這位孔老先生學問文章既已冠絕一時，況且又事事皆曾親歷，講來一定越發親 切有味。39 孔子是中華文明中的「至聖先師」，刪詩書，訂禮樂，述春秋，數千年 來，其於教化啟蒙方面的重要性，無與倫比。〈新中國未來記〉以孔子後裔 孔弘道登壇講史開篇，不僅是以一「啟蒙」的架勢，將（「新中國」原欲擺脫 的）過去傳統，持續延展到所欲走去的未來，更有進者，他以「回顧」的姿 態講史，本身已是對「現代性」前瞻動向的背離。但另一方面，這位孔「老」 先生雖名為「弘道」，擔負了「弘」揚傳承聖賢之「道」的重責大任，然而 「覺民」的字號，年少時曾游學日本美英德法諸國、參與新政立憲的經歷，卻 又在在使他具備自「覺」（或「覺」人）的新中國國「民」意識。也因此，孔 老先生其人，本身即是集中外老少新舊過去未來於一身的駁雜主體。於是， 當這位身為「教育會長」，在新中國從事教育事業的「曲阜先生」，「身穿國 家制定的大禮服，胸前懸掛國民所賜的勳章，與調查憲法時各國所贈勳章， 及教育會所呈勳章」，登壇講史時，我們不禁要問：他究竟是要「弘道」，還 是要「覺民」？是要再現以孔子為中心的「素王改制」？還是一切向「西」 看，以成就新國家新國民為己任？依違於弘道與覺民之間，他所講的「中國 近六十年史」，是否，以及如何，體現出「中國」徘徊於中外老少新舊、躊躇 39〈新中國未來記〉，《新小說》，第1號（1902）。
於過去未來之際的蹣跚行跡？ 不止於此，由於歷史乃是一遞時而進的活動歷程，以何種體系紀時紀 年，其實涉及了複雜的認同問題。〈新中國未來記〉開篇第一句話是：「話 表孔子降生後二千五百一十三年，即西曆二千零六十二年，歲次壬寅，正月 初一」，便在傳統干支紀時法之外，同時使用了孔子紀年與西曆紀年兩種不同 體系。事實上，「孔子紀年」乃康有為於甲午戰後所首倡的紀年體系，不唯 是其「孔教」思想的一以貫之，也與「素王改制」理念和保皇主張一氣相 通。它所意謂的，是特定道德文化秩序的穩定發展，並且由「夷狄入中國則 中國之」推衍出「文化國族主義」—即境內不同族裔者，皆可因對中華文 明的服膺與認同，成就共同的國族想像，不必相互排斥，非此即彼。相對 地，晚清革命黨人刻意以「黃帝子孫」號召群眾，倡導「黃帝紀年」，卻是由 「保種」理念出發，目的在強調漢族血緣正統性，以便「驅逐韃虜，恢復中 華。」40 而如果說，保皇派力主「孔子紀年」，其認同重點在強調「文化」而 非「血緣」；那麼，「西曆紀年」，便是進一步將中國投向世界性（或者說， 以「西」方為主）的空間場域之中，宣告了對西方（教會）文明的另一種認 同。至此，血緣性、地域性的國族畛界，似乎也將消泯於世界性的場域之 中，失去必然的堅持。 然而，曖昧的是，孔老先生「講史」活動之所以舉行，卻是在一極其 「中國」、極其「黃帝」的國族本位考慮下進行的—「我國京師大學校文學 科內之史學部，因欲將我中國歷史的特質發表出來，一則激勵本國人民的愛 國心，一則令外國人都知道我黃帝子孫變遷發達之跡，因此在博覽會場中 央，占了一箇大大講座，公舉博士三十餘人分類講演。」—在此，「我中 國歷史」、「我黃帝子孫」、「愛國心」等用語連續出現，在在標識著「中國」 國族想像的專利性。它不僅因為想要「令外國人知道」中國史，強調了中外 之別，也在「我黃帝子孫」的自命之中，再度揭示出血緣種族因素之於國族 建構的不可或缺。更何況，這六十年史的主角之一「黃克強」，其名即取「黃 40 黃帝紀年與孔子紀年的相關問題，詳見村田雄二郎，〈康有為與孔子紀年〉，收入王守常主 編，《學人》第2輯（南京：江蘇文藝，1992），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 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8期（1997.12），頁1-77。
帝子孫能自立自強」之意。41 如此，所謂的「新中國」，究竟是文化中國？抑 是種族中國？它應該堅持血緣血統的純正？還是必須（至少在文化上）與他 者認同，甚至彼此交媾再生，以圖日新又新？ 「孔氏講史」一事的駁雜性格，由此可見端倪。它再次提醒我們：不僅在 啟蒙實踐上，老少新舊原難以斷然二分；即或是國族想像，「中國」的主體 性，同樣因中西文化的交媾混血，而曖昧不明。更何況，若再細究「中國近 六十年史」，又會發現：在一切向新中國載欣載奔而去的同時，無論是其中的 人物互動，發展進程，抑是它的結構形式，竟然也同樣流露出不能自已的自 我質疑。 （二）雜種少年．混血中國．多元頡抗的現代性 〈新中國未來記〉以曲阜先生登壇講史開場，此後，內容即被框限於所講 的「中國近六十年史」之中。在76 歲的孔老先生而言，所述者既「事事皆曾 親歷」，這60 年歷史，自然也就是他，以及他的少年同輩同志們，自少及老 的成長歷程。這些「少年」相同而又不同，由他們所打造的「新中國」，是以 特堪玩味。 無疑地，在孔氏所述的六十年史中，少年黃克強與李去病數十番往還論 辯，是為開場不久後的一大高潮。其間關乎政治改良抑或革命的論爭，既是 時論重點，也是梁本人不同思想面向的反映，向來多為論者關注。42 二人以 憂國救國為己任，誠然是「新中國」之希望所繫。但除此之外，黃李二人日 後在旅次所見所遇的各路少年們，卻是以華洋混血，狎邪嬉鬧的姿態，成為 黃李兩位「黃帝子孫」的對立面，為新中國未來的論辯，釋放出另類喧嚷雜 音。 即以二人旅順所遇之「少年中國的美少年」陳仲滂為例，他以蒼涼渾雄 之音，「用英國話在那裡唱歌」，表達的正是拜倫詩篇的雄壯激憤之情。— 「這唱歌的到底是甚麼人呢？說是中國人，為何有這種學問，卻又長住在這 41 見梁啟超，〈鄙人對於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原載《庸言》，1：1（1912），收入《飲冰室 合集．文集》第11冊。 42 見馮自由，〈未入革命黨前之胡漢民〉，《革命逸史》初集，頁185-188；夏曉虹，《傳世與 覺世》第3章，頁40-77。
裡。說是外國人，他胸中卻又有什麼不平的事，好像要借這詩來發牢騷似的」 —黃君的疑惑好奇，恰恰說明了這位少年中外情質兼具的雜種性，它潛藏 的預設，似乎是：中外有別，且總也有外高中低的立足點不平等。以至於， 若是「中國人」，則不該「有這種學問」；若是「外國人」，胸中便不宜「有 什麼不平的事」。少年陳仲滂引拜倫英詩歌而詠之，已使黃李大為傾倒，後來 得知他最愛拜倫彌兒敦，是因為「彌兒敦贊助克林威爾，做英國革命的大事 業，拜倫入意大利祕密黨，為著希臘獨立，舍身幫它」，遂對陳「越發敬重起 來」。歐西文明政治對炎黃子孫的魅惑，於此宛然可見。而這位「少年中國的 美少年」兼具中外之美，莫不就是梁啟超理想中的，由中西文明聯姻而孕育 出的「寧馨兒」？—1902年3月，梁在《新民叢報》第3號上發表〈論學 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曾由優生學角度，倡議中西文明聯姻以孕育「（少年） 寧馨兒」，開展出兼具科學性與欲望性的（中國）文化 國族想像。首先，他 援引「生理學之公例」，指出： 凡兩異性相合者，其所得結果必加良：種植家常以梨接杏，以李接桃；牧畜家常以 亞美利加之牡馬，交歐亞之牝駒，皆利用此例也。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兩緯度不 同之男女相配，所生子必較聰慧，皆緣此理。此例殆推諸各種事物而皆同者也。 隨即，又以過去埃及與安息兩文明交媾而產出歐洲之璀燦文明、中華戰 國時因南北文明交媾而有全盛之學術思想等事實為例，強調不同文明聯姻的 重要性。而最後的結論居然是： 蓋大地今日只有兩文明，一泰西文明，歐美是也；二泰東文明，中華是也。二十世 紀則兩文明結婚之時代也，吾欲我同胞張燈置酒，迓輪俟門，三揖三讓，以行親迎 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為我家育甯馨兒，以亢我宗也。 以生理學公例言種族之加良，明顯是晚清天演進化之論的推而廣之；主張東 西「兩文明結婚」，期使「彼西方美人必能為我家育甯馨兒，以亢我宗」，則 是在認同於泰西強權的同時，將其女性化為可欲望的「美人」，以遂其父權意 識下的強種延嗣想望。在此，它一方面事涉「性別」，隱現著男 女、中 西、強 弱間的多重欲望流動與主體位移；43 另一方面，憑藉「西方美人」 以孕育「寧馨兒」的文化想像，實已在將生物交配公例挪移至文化生成的同 43 關於這方面的論述，請參見劉人鵬，〈「西方美人」欲望裡的「中國」與「二萬萬女子」〉， 同註3。
44 「名從主人」之說，語出梁啟超〈中國史敘論〉第3節「中國史之命名」（《清議報》第90 冊，1901）。所謂「吾人所最慚愧者，莫如我國無國名一事。尋常通稱或曰諸夏，或曰漢 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稱，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以夏漢 唐等名吾史，則戾尊重國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則失名從主人之公理。」宗明 自稱「支那」，實已在服膺於他者對中國的命名之中，喪失自我的主體性。 時，暗示了中西二元由對立而交媾後，雜種本質之不可或免。〈新中國未來 記〉中的陳仲滂，師法西人而戮力於新中國之再造，大概算得上是梁理想中 的、中西文明交媾成功的寧馨兒，但其它的少年們呢？華洋混血之下，他們 也會是新中國的棟樑之材嗎？ 先看「宗明」。黃李二人抵滬之初，此人即主動造訪。但看他「辮子是剪 去了，頭上披著四五寸長的頭髮，前面連額蓋住，兩邊差不多垂到肩膀。身 上穿的卻是件藍布長衫，腳下登的是一雙洋式半截的皮靴，洋紗黑襪」，遞出 的名片上自稱「字子革，支那帝國人」，「南京高等學堂退學生，民意公會招 待員」，開口閉口，總不離「支那」兩字。如此言行，已使李去病好生不悅 （「怎麼連名從主人的道理都不懂？」）44 偏偏此人又熱衷運動，高倡革命，激 進處，「連箇黑旋風性子的李爺爺也被他嚇著半晌，答應不出一個字來。」 再如茶樓所見「西裝打扮之少年」，二十來歲，丰姿瀟洒，與姐兒們打情罵 俏，頻頻宣稱「我們卻是從外國讀書回來的人，生成是看勿起那滿州政府的 功名」，實際上仍忙不迭地要趕回河南，參加鄉試。他可以巴結攀附（華洋雜 種所生的）買辦胡十一，也能在愛國拒俄會議上慷慨陳詞，「演得伶牙俐 齒，有條有理，除了鄭伯才之外，便算他會講。」這類少年，或猖狂激進， 或浮薄輕佻，言行不一，出現於〈新中國未來記〉中，實不啻為「少年中國」 的一大反諷。他們似中似西，卻又不中不西，其滑稽丑態，同樣質疑了中西 文明聯姻的一廂情願。 相對地，另一與黃李二人頗相投契的上海國民學堂「國學教習」鄭伯 才，年踰四十，早年「是箇講宋學的，方領矩步，不苟言笑」，在湖北武備學 堂當教習時，曾有學生「引那《時務報》上的〈民權論〉，他還加了一片子的 批語，著實辯斥了一番，因此滿堂的學生都叫他守舊鬼。」然而，「後來經 過戊戌之後，不知為什麼，忽然思想大變，往後便一天激烈一天」，近兩年更 把心血都傾到革命來，致使「真替革命主義盡忠的，也沒有幾箇能彀比得上
這位守舊鬼。」他的思想言行轉變，可謂印證了〈少年中國說〉所說的「國 之老少，又無定形，而實隨國民之心力以為消長者也。」然而，老者可以為 新民，為少年；少者則儘管向歐西看齊，與老大傳統脫軌，卻未必確保可以 為新中國擔當重任；欲藉少年成就「黃帝」本位的「新中國」，卻在為強種強 國而進行的中西聯姻下，喪失黃帝子孫的純正性，這真是老 少中國、中 外歷史辯證中的最大弔詭了。 更諷刺的是，前一天，少年們還在「張園」設壇開講，慷慨陳詞，侈言 革命；第二天則搖身一變，成為張園「品花會」的座上嘉賓，熱情洋溢，較 演講時尤有過之： 只見滿座裡客人，男男女女，已有好幾百，比昨天還要熱鬧得多。……有一大半像 是很面善的，原來昨日拒俄會議到場的人，今日差不多也都到了。昨日個個都是衝 冠怒髮，戰士軍前話死生；今日個個都是洒落歡腸，美人帳下評歌舞，真是提得起 放得下，安閒儒雅，沒有一毫臨事倉皇，大驚小怪的氣象。45 斯情斯景，它所引發的，當還不只是讓黃李二人「看了滿腹疑團，萬分詫異」 而已。更重要的是，在新中國的建構過程中，少年們所表現出的「昨是今 非」，其實已暗自調侃了一切向未來載欣載奔而去的合理性與必須性—未來 未必比過去更好，革命過後，怎見得就一定不會紙醉金迷？ 於是，這就又回到現代性及其時間觀的問題。先前曾討論過〈少年中國 說〉，儘管它熱情洋溢，對少年未來歌之頌之，但一言及唐虞康乾，仍不免要 頻頻回首，溯洄流連。老少新舊糾纏，過去未來拉鋸，現代的線性進化時 間，在此實已悄悄被錯亂扭曲。而當它意欲「恢復乃祖乃宗所處最高尚最榮 譽之位置」，將時間軸之「過去」挪移至「未來」時，更像是過去「循環式」 時間觀的復辟。〈新中國未來記〉由未來回顧過去，敘事法雖明顯受到歐日 小說影響，但「中國近六十年史」以干支紀時，「就從光緒二十八年壬寅講 起，講到今年壬寅，可不是剛足六十年嗎？」六十年一甲子，千百年來，反 覆輪迴，終點（壬寅）也是起點（壬寅），同樣有一循環而且封閉的時間意 識，暗蘊其中。然而，孔老開宗明義即表明：這部六十年史講義，共分為預 備、分治、統一、殖產、外競、雄飛六時代，又明顯延展出一往直前的進化 態勢。即或如此，全書僅得五回，從「雄飛」回顧「預備」，還未進入「分 45〈新中國未來記〉第五回，《新小說》第7號。
治」，便已戛然而止。這一來，無論時間是線性發展，抑是循環輪迴，都不得 不以斷裂的姿態，浮懸於想像的歷史時空之中，徒然投映出老少新舊既相互 糾結，又多元頡抗的雜遝餘影。
五、餘論：少年餘波—從少年中國到少年臺灣
老大帝國？抑是少年中國？晚清以來，有識之士對新中國的追求，原就 是不斷於老少新舊間瞻前顧後，依違掙扎。晚清少年論述的出現，為的正是 要藉此成就嶄新的國族想像。它取鑒日本，強調以新去舊，以少代老；其老 少抗爭的態勢，自迥異於傳統的以老化少，老少相繼。然而，無論是〈少年 中國說〉的理念鋪陳，抑是〈新中國未來記〉的小說想像，卻又循由迂曲縈 迴的徑路，在在質疑了自我原先的樂觀憧憬—這是「老大帝國」陰魂不 散？還是「少年中國」氣候未成？ 正因「新中國」總也虛懸於可想像、可盼望，卻從來不知要如何去企及 的未來，由〈少年中國說〉所揭櫫的少年 啟蒙 國族論述，所召喚出的， 於是便不止於晚清一時一地的文學想像而已。當青少年的啟蒙被想像為國家 的啟蒙，青少年不同的自我追求，遂不免要為「國家」一詞，演述出多音複 義的不同義界。民國以後，各類以「少年」、「青年」為號召的社群及刊物非 但不絕如縷，甚且影響深遠。《新青年》之於五四新文化運動，固為犖犖大 者；其後，以《少年中國》與《少年臺灣》為名的刊物相繼問世，其於國族 想像與政治實踐方面的意義，尤其耐人尋味。 《少年中國》是由「少年中國學會」所發行的刊物，該學會由王光祈、李 大釗等人於1918 年在北京創辦，其規章開宗明義第一條即是「本科學的精 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為宗旨。」46 從命名來看，當可說是 「少年中國」理想在民國初年的具體社會實踐。該會總會成立不久，南京、上 海、成都、巴黎等地皆如響斯應，紛紛成立分會，並先後發行《少年中國》、 《少年世界》、《少年社會》等期刊，讀者遍及全國，盛極一時，流風之廣 被，可見一斑。此學會成立之初，胡適曾以〈少年中國之精神〉為題發表演 46 見《少年中國》，第1卷第1期。說，引述荷馬詩：「如今我們回來了，你們請看便不同了」，作為對「中國少 年」的期勉。47 凡此，俱可視為晚清以後，「少年中國說」的再度發揚光 大。然而，儘管人人「心中自有一少年中國在」，不同個人的理念懷抱，卻也 將此一憧憬，投射為不同的國族想像。「少年中國學會」成立後不久，成員 間即因是否應信仰某種「主義」而屢有爭辯；在活動路線上，則先有政治活 動與社會活動之爭，後來又轉變為國家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終至分裂瓦 解，無以為繼。爾後，會中信奉社會主義的李大釗、惲代英、黃日葵等成為 共產黨中堅，毛澤東更是領袖一黨，主政中華人民共和國數十年。堅持國家 主義的曾琦、李璜、陳啟天、左舜生則另創中國青年黨，堅決反共。48現今 看來，該黨雖未能如大陸之共產黨般主導臺灣民國政壇，「少年中國學會」 也未必能被視為彼時「中國」的縮影，但由小及大，「少年中國」的文化政 治與社會實踐，竟自衍生出左翼與右翼、大陸與臺灣間無數的政爭烽火與長 久對峙，其滄桑始末，不唯令人感慨係之，更有待深究。 此外，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當《少年中國》行將停刊，「少年中國學會」 瀕臨解散之際，一批來自臺灣的北大青年學生，卻在北京組織了一個名為 「臺灣青年會」的社團，並將蔡元培、胡適之、梁啟超等人均列為「名譽會 員」。該會成立於1922 年，1926 年在張我軍、吳敦禮、陳清棟等人倡議下重 組，同年發行《少年臺灣》月刊，以為會報。〈創刊號〉中，張我軍即曾以 不同筆名，分別撰寫〈少年臺灣之使命〉、〈少年春秋〉等文章。49在此， 「中國」縱使易位為「臺灣」，「少年」卻依然與「臺灣」並置且負有重大 「使命」。姑不論「中國—臺灣」文學間是否有必然的傳承關係，但視「少年」 為家鄉國族的託喻，對「少年」寄予改造社會的厚望，二者實是如出一轍。 然而，21 世紀的今天呢？走過五四六四，走過抗戰文革，走過日本殖民 兩岸分治，一百年來，無數「中國 臺灣少年」，已在上下求索中漸次老去； 但猶未（或不願？或無法？）長成的「少年中國 臺灣」，將要何去何從？以 及，是否仍會是新一代青少年們念茲在茲、戮力以赴的關懷焦點？一世紀忽 47 原載《少年中國》，第1卷第1期，後收入《胡適選集》（臺北：文星，1966），頁15-20。 48 詳參郭正昭、林瑞明，《王光祈的一生與少年中國學會》（臺北：環宇，1974），頁19-147。 49 見秦賢次，〈張我軍及同時代的北京臺灣留學生〉，收入彭小妍編，《漂泊與鄉土—張我軍 逝世四十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文建會，1996），頁57-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