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恢復北宋盛世文化，除了以拓片複製文物之外（無論是拓印自原器的原 拓本或是重新上石的翻刻本），南宋時期民間也出現了大量的仿製古銅器。這 些器物與宮廷製造的禮器有別，它們不屬於禮器類型，品質的差異也很大，有 粗劣低下的仿品，但也不乏一些製作精良、品質可與宮廷禮器相匹敵者。後者 經常幾可亂真，無論是在造型、紋飾、或銘文上都十分接近古代銅器，例子之 一是現藏於英國倫敦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V&A Museum）乾道四年（1173）
款的銅瓶（圖12）。這件銅瓶在下腹部有點狀針刻銘文：「早念字號，乾道肆 年三月初十日，鎮江府都稅務主事訖寄了。」Rose Kerr解釋這個銘文的意思大 概是說該瓶編號二十，在乾道四年時向鎮江府主管稅務的單位登記註冊，她認 為這是因為當時銅量供給不足，政府禁止民間用銅，這件器物因屬於廟宇所 有，而得以存在，但仍須向官方註冊納稅。124 Rose Kerr也仔細討論了該器物的
125 Rose Kerr, “Metalwork and Song Design,”p. 168.
126 宋徽宗敕編，《宣和博古圖》，至大重修本，卷13，頁3a。
127 宋徽宗敕編，《宣和博古圖》，至大重修本，卷19，頁58a。
128 宋徽宗敕編，《宣和博古圖》，至大重修本，卷25，頁14a。
129 這件器物尚未正式發表，我要感謝湖州博物館的閩泉館長，不僅讓我上手目驗銅器，
而且還提供器物的線描圖與基本資料。我也要感謝浙江省博物館的黎毓馨先生，熱心 地幫忙聯絡、安排參觀事宜。
130 宋徽宗敕編，《宣和博古圖》，至大重修本，卷1，頁7a-b。
紋飾，特別是指出腹部的波濤紋與當時流行紋飾的關係；但對於下腹部那一圈 帶有鳳鳥、猴子等像是吉祥動物的紋飾，她認為可能與道教有關（圖13）。125 實際上，這一圈紋飾來自《宣和博古圖》「漢山龍溫壺」（圖14），126 兩者同 樣都以細密的水波紋為地，以大波紋將裝飾帶分割成幾個局部，其間穿插著鳳 鳥、猴子、還有不知名的動物。無論是在構圖或是細節，都明顯仿自《宣和博 古圖》。
由於下腹部的紋飾來自《宣和博古圖》，我們可以推論其他部位的紋飾大 概也是拷貝自《宣和博古圖》，例如：頸部的交龍紋大概是來自《宣和博古 圖》的「螭首虬紋盉」（圖15），它的腹部便是以交龍紋作為主體花紋。127 而 交龍紋下方的獸面紋也許是來自《宣和博古圖》「周荇葉鐘」一類的獸面（圖 16），128 只是古代的莊嚴的單體獸面成為上下交替的連續構圖。
目前所見仿自《宣和博古圖》的最佳出土例證來自距杭州不遠的湖州，這 是在窖藏發現的一件銅鼎，出土時已經殘缺不全，129 從殘存的部份仍可判斷它 仿的是商晚期典型的鬲鼎，主體紋飾則為獸面紋（圖17）。令人驚訝的是，該 器腹部的銘文內容、行款、字體與《宣和博古圖》的「商父乙鼎」完全相同
（圖18、19），130 兩者文字的雷同程度令人懷疑工匠在製造該器物時，根本就 以圖錄為本，直接描摹銘文。再仔細一看，這件器物的造型和紋飾也與父乙鼎 一模一樣，就連雷紋地也模仿得惟妙惟肖。
無疑地，湖州的這件鼎是以《宣和博古圖》為範本而製作，而且，製作者 也許還看過真正的古代銅器，所以也能大體掌握商周銅器的精神，達到亂真的 效果。不過，湖州工匠也不是沒有敗筆，這出現在鼎足底部，如果我們將器物 翻轉過來，可以看到鼎足的芯土外露，周圍為一圈薄銅所包圍（圖20），這與
131 盧淑珍，〈東陽郭宅塘頭窖藏出土青銅器〉，《東方博物》，第37輯（2010.4），頁14-16。
132 宋徽宗敕編，《宣和博古圖》，至大重修本，卷21，頁15-16。
133 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83；王俅，《嘯堂集古 錄》，頁152。
134 呂大臨、趙九成，《考古圖、續考古圖、考古圖釋文》，頁7；宋徽宗敕編，《宣和博古圖》，
至大重修本，卷1，頁13a。
商周銅鼎不同，它們足部的芯土總是為銅液完全包覆，只有在現代的X光照射之 下才能顯現。現代研究者在觀察過數量龐大的商周銅器之後，得以察覺到湖州 鼎這個細微的敗筆，不過，這個特點南宋時人不一定察覺。
除了湖州鼎之外，最近發表的資料中還有一件浙江東陽出土的簋形銅器，
器底帶有銘文「齊侯乍樊姬寶盤，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圖21），131 該銘 與《宣和博古圖》卷21著錄的「周楚姬匜盤」相同，不過器物造型、紋飾並不 相同（圖22）。132 同一銘文的圖像也見於南宋紹興年間成書的《歷代鐘鼎彝器 款識法帖》（作「齊侯盤」）與《嘯堂集古錄》（作「周楚姬匜盤」），133 因 此這件器的銘文也可能來自後者。隨著南宋臨安城考古日漸受到重視，日後在 浙江地區可能會有更多這類的例證出土。
湖州窖藏還出土了好幾件品質相當精良的仿製古銅器，雖然不是直接抄襲 自《宣和博古圖》，但也可見《宣和博古圖》的影子，例如一件銅卣（圖23），
它的造型與紋飾都與《宣和博古圖》中的「商父辛卣」相似（圖24），同樣是 以獸面作為主體紋飾，上下滿布鳥紋、夔紋等帶狀花紋。宋人雖然不了解足孔 的用途，但也在這件器物上複製了商代銅器常見的十字足孔。此外，器蓋內與 外底還有銘文二字（圖25），第一字釋為「父」無疑，至於第二字 ，現代學 者視其為族徽符號，但宋代人經常將這個字與癸字（金文書為 ）混淆，釋其 為「癸」。134 所以這個宋人視之為「父癸」的銘文不會出現在商周古器上，對 現代的研究者而言也不通，只有對宋人是有意義的。
同一窖藏還出另一件帶有「宋式」銘文的仿古鬲鼎，這件器物也以獸面 紋作為器壁的主要裝飾（圖26）。值得注意的是，在器物外底上刻有三個 字，後二字為「作鼎」無疑（圖27）。至於第一個字，若現在的古文字學家釋 作「天」，銘文讀作「天作鼎」，似乎不太通。不過如果按照宋代金石圖錄讀
作「孫」，135 那就讀得通了，成為「孫作鼎」，是有意義的銘文。
從以上例證看來，這些製造精良的仿古銅器針對的對象應該是較高階的收 藏者，他們不僅對於銅器造型、花紋有研究，也具備青銅器銘文的基本知識，
所以銘文內容必須能通讀。當然，設計、製造這些仿古銅器的人本身也必然具 備相當涵養。
從目前資料來看，這些品質精良的仿古器主要出現在杭州及其附近，而且 多以《宣和博古圖》做為直接範本，可能與該書自北方復歸杭州，且於杭州付 梓開印有關。136 在紹興十三年左右失而復得的《宣和博古圖》不僅由國子監 刻板、印刷、流傳，而且再度成為製造器物的參考，產生了前面所述《紹興製 造禮器圖》與《紹熙州縣釋奠儀圖》，也成為民間設計仿古銅器、陶瓷的靈感 來源，尤其是在杭州一帶地區。
仿古銅器的出現並不稀奇，北宋中葉以後，當古銅器成為士大夫爭相收藏 的目標後，偽作品必然會應市場需求而出現，近來在浙江、江西、福建、四川 都出土了一些，品質參差不齊。不過大多數仿古器僅大略掌握器物的形體、紋 飾，完全仿自《宣和博古圖》的高品質複製品並不多。回到南宋時期的歷史背 景，我們可以推測這些以《宣和博古圖》為範本的高級仿製品可能是為了滿足 高階文人、士大夫對於古代文物的需求而出現。由於商周青銅器所來自的三代 都城已不再屬於趙宋王朝，加上戰爭的摧殘，三代古物不再唾手可得。但是在 歐陽修等士大夫的提倡、宋徽宗的親身實踐下，古銅器已成為一個值得收藏的 品類，它們的文化價值超過傳統的法書繪畫，因為這些器物曾經見證了聖賢之 所出的三代，有些銘文甚至直指商周歷史中的人物。三代，再也沒有比這些器 物更具體的了。正如呂大臨所說「觀其器，頌其言，形容髣髴以追三代之遺 風，如見其人矣。以意逆志，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補經傳之闕亡，正諸儒之謬 誤，天下後世之君子有意於古者，亦將有考焉。」137 歷經戰亂，商周古器物希 罕難得，其「替代品」應運而起，以滿足南宋士大夫的需要。這些仿《宣和博
135 呂大臨、趙九成，《考古圖、續考古圖、考古圖釋文》，頁23、54、82。
136 許雅惠，〈《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的版印特點與流傳〉，《古今論衡》，第18期（2008年 10月），頁76-96。
137 見呂大臨、趙九成，《考古圖、續考古圖、考古圖釋文》，頁2。
古圖》所製造的器物應當比其他仿製品更具吸引力，它們製造了曾經徽宗內府 收藏、著錄的假象，滿足了南宋士大夫收藏家恢復汴京文化盛世的企圖，甚至 讓收藏者想像他們的收藏還逃過了戰火的摧殘重現人間。拓片的風行、高品質 仿古銅器的興起雖有市場利益，但也有士大夫面對歷史的矛盾情結，我們無法 簡單地將現代的真偽之辨套用到南宋。
在南宋朝野意圖重現汴京文化盛世的思維之下，原來作為宮廷收藏記錄、
禮器製作範本的《宣和博古圖》另被賦予前所未有的文化角色—它既抽象地象 徵北宋文物之盛，又具體地羅列出那些淪落在異族之手、需要恢復的古文物清 單（畢竟恢復失物比恢復失土可行）。在南宋早期，許多曾經《宣和博古圖》
著錄的器物又重新進入南宋內府，在張掄（1167－1179）《紹興內府古器評》
記錄的二百件器物當中，至少有59件也著錄於徽宗的《宣和博古圖》，可能是 徽宗舊藏。138 不過，光憑文字記錄，我們無法判斷這些南宋宮廷重新獲得的古 代器物是否就是《宣和博古圖》所著錄的器物，或者是如湖州鼎一般精緻的仿 製品。
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懷疑紹興內府藏品中有一些可能是當時高品質的仿製 品，這除了歸因於當時特殊的收藏背景之外，戰爭的摧殘、古物的喪失也造
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懷疑紹興內府藏品中有一些可能是當時高品質的仿製 品，這除了歸因於當時特殊的收藏背景之外，戰爭的摧殘、古物的喪失也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