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由前文的梳理可以發現：蟲害是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產生出來的新 概念，它是被近代化農業科學、都市化、商品化農業以及近代國家國富 兵強之競爭等多重因素所建構出來的概念。並且透過殖民統治，由日本 擴散至殖民地臺灣。不同於瀨戶口明久對日本的觀察，「害蟲」概念雖 透過制度設計與實踐引入臺灣，但引入及實踐內容與日本之間有異有 同。以下僅先列出本文所觀察到的異同，以為初步的結論。
首先，蟲害的農學研究及防治方法在殖民地和母國之間，呈顯出相 互抄襲、相互競爭和相互制約的關係，也可見到殖民地某些「因地制宜」
或便宜行事的取捨。防蟲的制度設計是臺灣向日本抄襲，但植物檢查制 度卻是日本防治臺灣柑橘、瓜果中的蟲害而衍生出來的制度，惟殖民地 卻被動地承受日本國內的制約，要等日本國內實行植檢制度 7 年後，臺 灣才依襲相似的制度。植物檢查制度也看到相互制約與抗衡，蓋日本國 內對臺灣瓜果的植檢，傷害臺灣果農的利益，因而殖民地官僚曾為此向 日本請命放寬。100食糧部門的蟲害防治也顯示這種殖民地與母國市場之
100 根據朱耀沂的說法，由於植物檢查制度目的之一在保護日本農民，素木得一向農商務省 農務局局長石黑忠篤協商，以「直徑 20 公分以上西瓜表皮硬化，瓜實蠅無法插入產卵 管產卵」為由，得到日本政府同意，緩解植物檢疫對瓜農的衝擊。見朱耀沂，《臺灣昆 蟲學史話》，頁 374。
間的依存關係。本文分析素木得一於 1907 年派到臺灣來的主要任務，即 在致力研究螟蟲問題，用以降低其對當時日益暢旺之臺米輸日的損害，
即為明證。而素木對三化螟蟲的研究，卻顯示出母國與殖民地的差異，
蓋日本國內視二化螟蟲為大敵，但對臺灣威脅高的三化螟蟲的研究卻相 對少見。
其次，殖民地與日本母國也因環境不同而各有取捨。三輪勇四郎出 版《農業用殺蟲劑要覽》這本實用的農藥使用手冊之後，磯永吉（1886- 1972）受邀至臺北州農會主辦的「米作改善講習會」中演講。他針對已 推動數年的蓬萊米作遭遇的病蟲害，建議農民採取的驅除防治對策，與 30 年前素木得一等人提供的建議雷同，亦即以人力摘除枯心及缺株以對 付螟蟲，以鯨油或下等石油對付浮塵子（褐飛蝨）與鐵甲龜等老方法。101 這中間的差異，透露了一些值得追索的課題，在此我只能先提出幾點假 設性的看法，以為日後進一步研究的線索。
第一是農藥資訊的流通，日本國內使用的主要農藥，在三輪勇四郎 的《農業用殺蟲劑要覽》一書中均能快速反應，顯示農藥資訊在日本國 內與殖民地臺灣之間，並沒有人為造成的「阻斷」或顯著的「落後」。
其次，不同作物部門間對於使用化學農藥的態度明顯有別，水稻部門似 乎維持十分「傳統」的方法防治新生概念引發的「害蟲」，但經濟作物
（尤其是銷往日本的柑橘、西瓜）在美國及日本的壓力下，很「先進」
地採用了劇毒青酸瓦斯，表現出相當鮮明的殖民經濟特性。我還沒有比 較臺、日之間農藥市價與農民購買力是否不同，如果資訊流通均等，但 購買力不同，農民也許會選擇成本較低但勞力投入較多的傳統防蟲方 法。從結構上來說，這一點似乎可以成立，蓋日本在明治維新至 1945 年將近 100 年期間，總人口成長 2.3 倍，耕地成長 1.5 倍，農業人口卻減
101 〔日〕不著撰人，《水稻蓬萊種に対する改善の重點と其方策》（出版資料不詳）。本 書藏於國立臺灣圖書館，雖然作者及出版資訊不詳，不過是書首頁提及，書中內容乃臺 北州農會於昭和 14 年（1939）8 月 9-10 日舉辦「米作改善講習會」，邀請磯永吉演講 的講習資料。頁 52-57 即臚列水稻病蟲害防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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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將近 100 萬人，代表整體農事勞力成本及時間必須增加。同時都市化 也帶來更為深刻的農業市場化。這些因素都有可能誘使農民必須大量使 用化學肥料以增產，引進新品種以滿足都市多變的消費需求；採用農藥 以確保產量及品質，同時也降低檢查和殺蟲所需的勞力和時間成本。這 樣的背景至少在 1945 年以前的臺灣似乎還沒有出現，臺灣的都市化在戰 爭結束時只達人口的 20%左右，102農村中仍有大量勞動人口，利用這些 密集勞力投入食糧作物的防蟲工作，或許是最符合成本的方法。最後，
如果日本與臺灣的農藥資訊與市場並沒有存在明顯落差，水稻部門也沒 有鼓勵使用化學農藥，那麼三輪勇四郎在編寫並多次透過演講介紹這 92 種化學農藥的用意何在？在我看來，這中間存在著農藥與昆蟲學資訊和 臺灣農民之間，一個需要重新補白的縫隙，亦即日本結束統治臺灣之前，
農村社會或已流通了為數眾多、種類繁雜的農藥與「害蟲」知識，那些 進入帝國貿易體系的農作部門所能掌握的農藥與昆蟲知識較為細密，也 受到較多的研究、教育與管制，然而未進入帝國貿易體系的島內農作部 門，究竟可以受到多少較為仔細教育或管制的農藥知識？顯然還需要更 仔細的梳理。綜而言之，化學農藥在殖民時代的運用雖然尚未十分普遍，
卻也留下重要遺緒，即「害蟲」觀念的生成，為戰後美援時代化學農藥 大舉進入臺灣奠下「良好基礎」。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近代臺灣農藥史，1895-1970」（NSC 101-2410-H-002-218-MY2）的部分研究成果。謝謝侯嘉星、郭婷 玉、曾獻緯、李思儀、邱敬等同學於計畫期間協助收集整理各種 資料。本文撰稿期間亦以京都大學博物館外國人研究員身分，於 該館進行三個月的研究，感謝大野照文館長、本川雅治教授的協 助。本文最初構想曾以不同形式和題目分別於 2013 年 9 月 20 日
102 章英華，〈清末以來臺灣都市體系之變遷〉，收入瞿海源、章英華主編，《臺灣社會與 文化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6），頁 233-273。
在臺大文學院「知識．臺灣」邁頂計畫工作坊、同年 10 月 20 日 於日本京都大學博物館研究員會議、同年 11 月 28 日於東京御茶 水女子大學岸本美緒教授主持之「日本中國近世史研究會」、2014 年 5 月 2 日臺師大臺史所、2015 年 12 月 18 日臺大歷史系教師講 論會中報告，感謝歷次報告時專家學者們給予寶貴之建議，使得 本文的思考能更趨於完整。初稿完成後亦得臺大生命科學系于宏 燦教授和昆蟲系柯俊成教授之建議，唯文中錯誤仍由筆者自負。
兩位匿名審查人的修正意見亦極有助益，謹此申謝。
（責任編輯：石昇烜 校對：歐陽宣 林榮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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