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耶陵（Rudolf von Jhering 1818~1892）是奧地利人，在德國教書，專長是羅馬帝國法律，寫 兩本與人權有關的書籍：《權利競爭論》（1872 年）與《權利為達到目標的手段》（1877~1883 年）。前一本由日本學者加藤弘之 Kato Hiroyuki 的《人權新說》 （日文版 1882 年；中文版 1903 年）介紹，1900 年起由梁啟超翻成中文45。由於拉定文 ius 可讀為「法律」或「權利」，每次伊耶 陵談「法」也可以翻譯「權利」。按照伊耶陵的看法，權利是強者所奪出來的。《權利競爭論》
強調權利是由戰鬥而來的。
伊耶陵，《權利競爭論》分六章：
1. 法律/權利的來源 2. 法律生活是鬥爭
3. 為自己權利鬥爭是一個權利受害的人對自己應施行的義務 4. 肯定自己的權利是對社會的義務
5. 國家生活中，法律鬥爭之重要性 6. 今日羅馬法律與為法律鬥爭
由此可見，他認為法律與奮鬥有密切的關係。
第一章討論法律的來源：
法律的目標是和平。達到此目標的方法是戰爭。因為法律必須天天準備抵抗邪惡的攻擊
—且到末日不能不這樣作—它不可以放棄用戰爭。法律的生命是競爭—國家之間的競爭、國 內主權的競爭、階級及個人的競爭。全世界的法律是藉奮鬥所得的。所有存在的法律原則必 須先用力奪取；任何法律上的權利—無論全國或個人的權利—要求我們準備來肯定和保護它。
梁啟超的翻譯如下：
45 梁啟超，「論權利思想」，朱榮貴編，前輩談人權（一）， 頁 137-146。
權利的目在和平，而達此目的之方法，則不離戰鬥。有相侵者，則必相拒；侵者無已時，
故拒者亦無盡期。質而言之，則權利之生涯競爭而已。46 此鬥爭必須永久繼續：
權利者，不斷之勤勞也。勤勞一弛，而權利即歸於滅亡。
伊耶陵說，「法律」有雙方意義：按照客觀的定義，法等於國家所實踐的法律原則；按照主 觀定義，法律是抽象法則，實踐於人的具體法律權利。兩方面法律遇到障礙，因此必須奮鬥，在 前者國家要確定法律，與國內非法狀況奮鬥。他問自己：新法是否慢慢發展？也回答：否，新法 必須與傳統奮鬥。
法律的一切偉大貢獻—如廢除奴隸制度、廢除農奴制度、確定土地財產自由、工業自由 、 信仰自由等—皆必須首先藉暴力競爭才能得到，而且這些競爭常需要幾百年才成 功…法律的 誕生，如人之誕生，永遠有暴力的產痛陪伴。
第二章，法律生活是鬥爭，討論為具體法律的奮鬥：
人的法律權利受害時，他面對的問題，是要奮鬥或投降；前者捨平安取法律，後者捨法 律取平安，因此問題是：哪個犧牲比較好？
伊耶陵認為大家有義務反對不義、抗爭惡。
第三章，為自己權利鬥爭是一個權利受害的人對自己應施行的義務，強調：要為自己的權利 奮鬥，不是因為自己要得到更多，更重要是為權利本身奮鬥，如英國人被旅館騙時，寧願多等幾 天，甚至賠錢，不要損害其權利。伊耶陵批評他的同鄉說，奧地利人則寧願多付錢。
在《權利為達到目標的手段》伊耶陵給法律一個定義：「 法律是一切社會條件的總數，由國 家的權力所獲得的經過外在壓力的措施。」47
梁啟超解釋伊耶陵
梁啟超於 1902 年寫了一篇「論權利思想」的文章介紹伊耶陵的思想：權利為人形而上的最重 要的，且使人與禽獸不同。「權利何自生？曰：生於強。」「權利思想之強弱，實為其人品格之 所關。」他提出日本與中國面對西方的兩種行為，讚美前者，希望中國可以學日本。梁氏也用中 國思想解釋伊耶陵，把仁與義作對比：「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
義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許人之害我，是所重者常在我也。此二德果孰為至乎？…若在今 日，則義也者。」他贊成楊朱的做法。「權利競爭之不已，而確立之保障之者，厥恃法律。故有 權利思想者，必以爭立法權為第一要義。」「國家，譬猶樹也。權利思想，譬猶跟也。」
梁氏認為法律只是與個人的自由有關，文明社會的法律就是那社會對個人自由所限定的規範 。
46梁啟超，「論權利思想」， 頁 138。
47 Jhering, Law as a Means to an End, p. 380.
雖然他說有兩種法律，即公法與私法，但是實際上，後者非真正法律，只是統治者的命令而已。
此點比較像一般傳統中國哲學家批評皇帝專用公事為己有。
支那子
除了伊耶陵的作品，中國知識分子亦有機會讀其他的法理書，如「支那子」（「支那」即 China）的文章所證明48。按照本篇德國有五種法理學派：權利者，法律所創定之物（康德與 A. F.
J. Thibaut 1772~1840 為代表）；權利者，人民之意思（黑格爾 1770~1831 與 Bernhard Windscheid 1817~1892 為代表）；權利者，法律所保護之利益（伊歐靈克【伊耶陵】為代表) ；權利者，實力
（H. Dernberg 為代表）；權利者，一人格對國家或個人而有之利益，為法律所許可者也。後者則 是 他 自 己 所 接 受 的 思 想 。 他 特 別 反 對 支 持 自 然 法 的 學 者 ﹕ 齋 伊 竇 爾 （ Seydel ） 、 藹 巴 忒
（Gerber）（1823~1891）和倭德．邁愛爾（Otto Mayer）（1846~1924）。
不過，我們應該指出，「支那子」住日本，大概讀由德文翻日文的文章，因此他可能沒有 親自讀這三位「自然法」學者的作品，而且他們實際上不以自然法為基礎。齋伊竇爾屬於法律實 證派；藹巴忒願意建立一個系統法理學；邁愛爾自己定自己為黑格爾派的思想家。
支那子從此提出自由權八條：住居及移動之自由、身體保全之自由、住所安全之自由、書信 秘密之自由、集會結社之自由、思想發表之自由、所有之自由、信教之自由。
結論
伊耶陵的錯誤是把「人民歷史上如何實現權利」與「思想上權利的來源」混合。也許有的權 利需要人奮鬥才能得到官方的注意、才能入法。但是，人所做的法不能創造權利，權利是人人皆 有的，法律只能「承認」他。其實，伊耶陵所反對的是一個「自然人權」論理，他誤會法國大革 命的思想家等，認為他們覺得「自然權」就會自然而然出現，不需要人的努力。日本人把此種錯 誤理解翻譯「天賦人權」，認為人權自動從天降下來。發現事實不如此，就反而拒絕人權思想，
強調人造的法律。實際上，「天賦」的期待是不合理的，也不是「自然人權」的意思，所以當然 失敗。
為人權奮鬥的理論也使很多人對人權理論有反感，覺得人權只是革命、大亂、遊行等。其實 ， 推動人權者常必須學習與政府合作、共同提出意見、一起研究。民間團體能引起大家的主意力，
但只有國會或政府能實踐。在今日的台灣廢除死刑運動就是其中一個很好的例子：民間團體辦活 動、研討會、演講等，但每次法務部派人學習、甚至提供贊助，聆聽民間，希望政府廢簇死刑時 ， 民間團體能幫助說服民眾。
48 支那子，「法律上人民之自由權」，朱榮貴編，前輩談人權 （三），頁 5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