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在公元前 81 年的對於「法」的論點，收錄在《鹽鐵論》之中50。這本著作是個宦官後來 基於文學的角度所寫成的，與當時的討論不大相同，甚至是對立的。無論如何，透過本書，還是 反應了中國在當時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時政府的代表─士大夫（算是現代主義）認為，為了將中國改變成一個安全又強大的國家 ， 必須要有嚴格的法律。他們鼓勵人們不須讀書，而應去做買賣，以便幫助政府賺錢。至於政府該 如何賺錢？有兩種方式：其一是監控鹽和鐵的事業並課徵稅賦，以期控制所有的政府資金來源；
其二，政府再以鐵做東西給農民用，由政府全權主導和經營，因此所有農民皆能享有，共同發展 農業。當時政府此舉的目的，在於告訴人民政府了解國際情勢，人民只要好好工作，政府會負責 讓國家發展茁壯，並藉以趕走匈奴，使整個國家社會穩定。
與其相反的是儒者─文學家。他們主張回到古代的樣子，不要嚴格的法律，以德性培養人民，
不要過度發展商業，而是以發展農業為主，無需課徵太多稅賦，甚至於貨幣越少越好，人民可以 以物易物。
《鹽鐵論第七：非鞅篇》
士大夫主張：「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姦偽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
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飭、蓄積有餘。…」也就是說，商鞅那時候採取嚴格的法律。如 果有人做壞事，他絕不會有任何仁慈；如此，國家變得很富有，老百姓也很富強，國內擁有所有 的工具、武器，商鞅也就可以繼續打戰，幫助秦國更加強大。當時士大夫就是用這樣的主張，建 議採取同樣的方式，使國家強大。
另一方面，儒學家們則指出：「蓋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 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今商鞅之策任於內，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於路，居者匱於室，
老母號泣，怨女歎息。…」換言之，在漢文帝時期，沒有鹽鐵的賦稅，國家還是很富有；現在課 鹽鐵之稅，反使百姓困乏，實在完全看不出任何益處，只見害處而已。現今對內採用商鞅的政策，
50 桓寬，《鹽鐵論》，台北：中華，民 60 年。
對外則採用吳起的方法去打戰，結果在馬路上行走的人受到攻擊，居於家中的人很匱乏，老弱婦 孺都在哭泣歎息。總之，儒學之士認為當時的政策是不對的。
士大夫則說，秦國用商鞅的方式所以很強，其他的國家因為沒有用商鞅的方式 所以較弱。秦 始皇來自秦國而非其他國，由此可證。儒學家則回應，秦國縱然很強，秦始皇也的確來自秦國而 非他國，但問題在於秦國並無持久，基礎不夠，儒家的基礎反而很穩固 ，可以維持幾千年。士大 夫則反駁，儒學家只是說，並未做，所以我們應該去做。
《鹽鐵論第五十七：周秦篇》
儒學家說：「…為民父母，以養疾子（＝像照顧有病的孩子），長恩厚而已。…」也就是說，
政府對老百姓應該要像父母對待生病的孩子般，予以照顧呵護。
士大夫說：「立法制辟，若臨百仞之壑，握火蹈刃，則民畏忌，而無敢犯禁矣。慈母有敗子 ， 小不忍也。嚴家無悍虜，篤責急也。今不立嚴家之所以制下，而修慈母之所以敗子則惑矣 。」亦 即立法要像在走在山中懸崖上，或是拿火在手中一般，非常小心。執法要非常嚴格，使人民害怕，
如同行在山路中一不小心就會掉入懸崖，或是拿火在手中若不注意極可能被燒死一般，法律也應 如此使人不敢違背。仁慈的母親會使孩子過度受到寵愛而不聽話，嚴格的家庭所培養的孩子 便較 聽話。
儒學家則說：「…商鞅、吳起以秦、楚之法為輕而累（增多）之，上危其主，下沒其身（丟 掉自己生命）。或非特慈母乎。」商鞅在秦國或吳起在楚國，在上的仕官害怕自己的主人，在下 的百姓則擔心自己性命不保。這不能認為是仁慈的政策。
《鹽鐵論第五十八：紹聖篇》
士大夫說：「…夫少目之罔（洞太少）不可以得魚；三章之法不可以為治 。…」換言之，魚 網洞越密越好，這樣魚才不會跑掉；同理，法律也應如此。
儒學家則說：「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靜，濁則擾。擾則不安其居，靜則樂其業，
樂其業則富，富則仁生，贍則爭止。是以成（周成王）、康（周康王）之世（太平時代），賞無 所施，法無所加，非可刑而不可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也，民莫不仁也。若斯，則吏何 事而理？今之治民者，若拙御之御馬也，行則頓之，止則擊之。身創於箠（馬鞭），吻傷於銜，
求其無失，何可得乎？…罷（疲倦）馬不畏鞭箠，罷民不畏刑法。雖曾（增）而累之，其（大 概）亡益乎。」
人民對於法是像魚在水中，水越清澈，魚越高興；同理，如果法律寬鬆，百姓就能開心地做 自己的事，開心做自己的事就會賺錢，富有的人民就會有「仁」；反之，法律 若很嚴格，人民感 到害怕就會吵架。在周成王和周康王之時（太平盛世），人民自然就會很好，不用特別給予獎勵 或是懲罰，人自然就會做好事；但是在商鞅時期，因為人不會做好事，必須特別給予做好事的人 獎勵，予做壞事的人懲罰。而現在的政府治理這個國家，就像一個人騎著一匹馬，馬不動就予以 鞭打，馬的嘴巴都受傷了，就算馬的口中有錢，馬也感到疲累了，這時候你能要求馬做什麼呢？
對待人民亦是如此。
士大夫說：「嚴（巖）牆三刃（仞），樓季難之。山高千雲，牧豎（牧童）登之。故峻則樓 季難三刃；陵夷則牧豎易山巔。夫鑠金在鑪，莊蹻（有名的盜賊）不顧。錢刀在路，匹婦掇之。
非匹婦貪而莊蹻廉也，輕重之制異，而利害之分明也。故法令可仰而不可踰，可臨而不可入。
《詩》云：『不可暴（用手打：）虎，不敢馮（沒有船過：）河。』為其無益也。…禮讓不足禁 邪，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據法，故能長制群下，而久守其國也 。」當有八公尺高的牆，就連樓 季（很會攀登的戰國時代人）都會感到困難；但既使山很高，一個普通的小牧童都能爬上去。因 此可知，陡峭的牆就算是只有八公尺，樓季都感到困難；但平坦的山崚，連牧童都很容易登峰。
同樣的，法是嚴格的，人才不會違背。又比如說，如果有人把鏡子放在爐子裡面，就連莊蹻這樣 的名賊也無法拿到；而一枚古幣放在路上，就連老太太都能取得。不是因為老太太比較貪心，莊 蹻比較不貪心，而是因為容易與否的問題，我們對於法是「看」它而不是「過」它，可以接近它 ， 但不能進去。《詩經》說：不可以用手打老虎，沒有船就不能過河，現在用手（仁慈）打虎是不 行的，必須用武器去打它。因此，禮讓不足以阻止邪惡，刑法才能停止所有的壞事，聰明的君王 需要很嚴格的法，才能治理天下。
儒學家說：「古者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踰；不教而殺，是虐民也。與其刑不可踰，不若義 之不可踰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未聞刑罰行而孝悌興也。高牆 狭基，不可立也；嚴法峻刑，不 可久也。…」亦即：古時候說明仁義，乃為使他們能夠不踰矩，如果沒有教導他們怎麼做就判他 們死刑，這是虐民。然而，與其教他們因害怕刑罰而不踰矩，更好是教他們打從內心行仁義。畢 竟我們只聽聞說：行禮義制度的國家須要適度的刑罰，卻從未聽說，有完備的刑罰而能產生孝悌 的興旺（論語的標準）。高牆如果沒有基礎，就無法林立；過於嚴峻的法與刑，則無法長久。
《鹽鐵論第五十九：大論篇》
士大夫說：「夫治民者，若大匠之斲，斧斤而行之，中繩則止。杜大夫（漢代嚴格御史）、
王中尉（漢代嚴格法官）之等，繩之以法，斷之以刑，然後寇止、姦禁。故射者因【靶】，治者 因法。…今欲以敦朴之時，治抏弊之民，是猶遷延而拯溺、捐讓而救火也 。」法律如同垂下的繩 子，把不直的地方用斧頭切掉，是非常嚴格的。漢代有嚴格的法官，繩之以法，斷之以刑， 因而 所有的犯罪都停止。射箭的人要看箭靶，同樣的，治理國家的人要看法的概念，所以你用嚴格的 法對待頑劣的人民，一定可以打敗災難。
儒學家則說：「文王興而民好善；幽、厲興而民好暴。非性之殊，風俗使然也。故商、周之 所以昌；桀、紂之所以亡也，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蹠蹻（兩位盜賊）之民以亂 也，故治亂不在於民。孔子曰：『廳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者難，訟而廳之易。
夫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之所謂愚，今之所謂智。以箠（木棍）楚（ 荆杖）正亂，以刀筆正文，
古之所謂賊，今之所謂賢也。」
過去戰國時代的法稱為「則」，右邊是刀字，左邊的貝其實是「鼎」，是因為過去會把規定 用刀子刻在鼎的三隻腳上，而不是寫在竹子上。戰國時代「法」指「效法」的意思，因此這邊儒
家們所稱的「法」是效法，也就是說，老百姓會看君王的德行好壞，按著去做。既然不是人民百 姓的個性、而是按照領導者的個性去做，那麼治亂的根本不在於民。孔子認為：「如果打官司，
我要聽像別人一樣，但我寧願不去法庭」。雖然去法庭很容易，但更重要的是根本就沒有這樣的 法來罰人民。以前人說不治本（德行）而處理行為的結果是很愚笨的，但現在人卻覺得很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