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的日本在日美安保體制的「盾牌」保護下,不斷地在安全保 障領域中尋找可以主動出擊的「矛」。經過 30 年的發展,日本在 1980 年代確立了以經濟安全保障作為「進可攻、退可守」的政策之矛。所 謂的「進可攻」是指,日本可在自由貿易體制下,透過自國的經濟實 力增強國家競爭力,以強化日本在國際政治經濟領域的影響力。所謂 的「退可守」是指,以政策建構經濟安全保障環境,一方面確保日本 的經濟穩定成長,另一方面則提升日本國民的福祉。
然而,到了 1990 年代,國際政治經濟環境與國內政治經濟環境的 急遽變化,讓日本的經濟安全保障政策進入了新的轉換期。此一時 期,冷戰結束、全球化趨勢等國際政經局勢的變化,加速了國際經貿 的發展,直接促成了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的成立。但在東亞地區則因 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1997 Asian Finan-cial Crisis),而發展出雙邊與多邊關係的經貿互助結盟,即 FTA 與區 域經濟整合。也在此一時期,日本則是因為制度與結構的失衡、金融 體制的失調與總體經濟政策的錯置等諸多因素,面臨戰後以來最嚴重 的經濟停滯,進入了「失落的十年」。55
面對此一內外環境急速變遷的新時期,日本認為透過國際經貿組 織(如 WTO)的機制,可協助日本開拓新市場,擺脫長期的經濟停 滯,足以形成對日本經濟的安全保障。因此,對於快速興起的區域經 濟整合風潮,是抱持相對消極的態度。然而,隨著 WTO 第九次多邊貿 易交涉(杜哈回合)談判的觸礁,以及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率先推動「ASEAN 自由貿易區」
(ASEAN Free Trade Area, AFTA)後,日本開始調整其經濟安全保障
廳長官等。
岩田規久男,《日本経済 学 》(東京:筑摩書房,2005 年),頁 80。
思維,積極推動雙邊與多邊的 FTA。
若從當時的國際環境來看,美國貿易政策的轉變與日美關係的變 化,以及中、韓經濟實力的增強與區域經濟整合趨勢的興起等要素,
是促成日本 FTA/EPA 政策的外在拉力。56若從當時的國內環境層面來 看,在長期景氣低迷下,日本國內的工商團體壓力,57民間團體的改革 訴求,58以及執政者追求國家競爭力與國家定位的思維,59是影響日本 FTA/EPA 政策的內在推力。
因此,2000 年之後的日本在內外的推力與拉力的驅動下,開始思 考如何透過 FTA/EPA 政策,來建構日本的國家競爭力,並提升日本國 民的經濟與社會生活。在此政策思維脈絡下,以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來 尋求經濟安全保障盟友,成為此一時期日本經濟安全保障思維的主要 內涵。2002 年,日本與新加坡簽訂第一個 FTA 後,就陸續與東協諸國 展開 FTA 的磋商。2004 年,日本政府發表《關於今後經濟夥伴協定的 基本方針》(《今後経済連携協定 基本方針》),強調日 本對外簽署 EPA 或者 FTA,應以東亞為中心的經濟夥伴協定為目標,
並在政治外交戰略上創造對日本有利的國際環境。60
Ellis S. Krauss, “The US, Japan,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From Bilateral to Regional Multilateralism to Regionalism,”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6, No. 3, September 2003, pp. 307-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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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01-102。
菊池努,〈「競争国家」 論理 経済地域主義〉,藤原帰一編,《国際政 治講座》(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4 年),頁 199-236。
范凱云,〈日本對東亞經濟整合的見解與策略〉,江啟臣、洪財隆編,《東 亞經濟整合趨勢論叢》(臺北:臺灣經濟研究院,2009 年),頁 265-293。
自此之後,日本即開始與貿易夥伴,特別是亞太地區的國家洽談 經貿合作協議。至 2014 年 11 月底為止,日本共與新加坡、馬來西亞、
泰國、印尼、汶萊、菲律賓、越南、印度、墨西哥、智利、秘魯、瑞 士、ASEAN、澳洲等 14 個國家或區域組織簽訂了 EPA;正在進行談 判的對象,則有韓國(中斷)、蒙古、中日韓 FTA、「區域全面經濟 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
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EU)、加拿大、哥倫比亞、TPP 與土耳其 等 10 個(請見表 3)。由上述的 FTA/EPA 的簽署國、談判國名單中可 以發現,日本推動 FTA 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維繫日本企業的生產與 流通網絡,另一方面是為了確保生產資源與市場。因此,日本除了推 動貨品貿易自由化的 FTA,也強調服務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以 及保障智慧財產權的 EPA。61
表3 日本簽署暨談判洽簽 FTA/EPA 的現況(至 2014 年 11 月底止)
已簽署 談判中
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汶萊、菲 律賓、越南、印度、墨西哥、智利、秘魯、
瑞士、ASEAN、澳洲
韓國(中斷)、蒙古(大致完成)、中日韓 FTA、RCEP、GCC、EU、加拿大、哥倫 比亞、TPP、土耳其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經濟產業省,〈国別 地域別 経済連携協定 見 〉,《經濟產 業省》,2014 年 12 月 1 日(檢索),<http://www.meti.go.jp/policy/trade_
policy/epa/>。
就政策思維的角度來看,自 2002 年開始的日本 FTA/EPA 政策,
雖是屬於經濟安全保障的重要一環,但其政策形成的背景與過程,乃 是分由「外務省經濟局」、「經產省」的「貿易經濟協力局」、「農 林水產省」等相關局處負責,屬於鞏固既有經貿關係的零散對應策 李世暉,〈台日經貿策略聯盟之研究〉,《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8 卷第 3 期,2012 年 9 月,頁 174。
略,缺乏整體的戰略架構。到了 2010 年,日本重要的盟國美國,以及 重要的資源來源國澳洲,決定推動 TPP 的交涉談判後,TPP 就逐漸成 為統合日本 FTA/EPA 政策的核心戰略思維。
TPP 原本是 2006 年 5 月由新加坡、汶萊、智利、紐西蘭四國簽署 生效的多國間 EPA。與一般的 FTA 相比較,TPP 的涵蓋範圍除了貨物 貿易之外,還包括了服務貿易、貿易救濟、動植物檢驗檢疫、貿易技 術壁壘、智慧財產權、政府採購、競爭政策、海關合作、勞工政策與 環境政策等方面的條款,被視為一種全面的 FTA。62 2010 年,原加盟 國開始與美國、澳洲、越南、馬來西亞、秘魯等五國進行交涉,使得 此一本以環太平洋四小國為主的經濟戰略合作協定,一舉擴大成為亞 太地區重要的經貿整合協議,也成為 2010 年 APEC 領袖峰會宣言,即
《橫濱宣言》的目標。日本也在同年 10 月,由民主黨的菅直人首相,
提出了參與 TPP 的政策方針,並將 TPP 視為確立日本經濟安全保障環 境的重要戰略。63
2011 年 2 月,日本民主黨政府籌備「開國論壇」,計畫於日本各 縣市召開 TPP 的公開討論會,以為政府在 6 月的內閣會議上進行政策
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從 TPP 的特點與美國加入的動因看亞太政經 現勢〉,《APEC 通訊》,第 139 期,2011 年 4 月,頁 8-10。
在菅直人首相就任半年後(2011 年 1 月 14 日)的施政方針中,提出了「第 三次開國」的政策綱要,並強調其對日本未來的重要性。菅直人主張,過去 150 年來的日本,歷經了德川幕府末期的「明治開國」、太平洋戰爭之後的
「戰後開國」,而成就了和平與繁榮的現代日本。菅直人進一步認為,當前 的日本在不安定的國際環境,以及變動的國內政治、經濟與社會情勢中,日 本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必須要有「平成開國」的覺悟。而此平成開國的重 要內涵之一,即是積極完成 TPP 的參與交涉,讓日本擁抱環太平洋的市場。
請見菅直人,〈第 177 回国会 菅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
《首相官邸》,2011 年 1 月 24 日,<http://www.kantei.go.jp/jp/kan/state-ment/201101/24siseihousin.html>。
判斷之依據。然而,2011 年 3 月 11 日發生的東日本大震災,打亂了民 主黨政府的政策思考順位;在災後復興優先的考量下,民主黨並未將 TPP 政策排入其內閣會議的議程。即便如此,日本民主黨政權依舊繼續 在理論與政策思惟上,鼓吹 TPP 對日本經濟安全保障的重要性。例 如,接任菅直人的野田佳彥,在 2011 年 9 月 13 日的首相「所信表明演 說」(就職演說)中即表示,日本當前的經貿關鍵課題包括下列三 項:第一,是重新建構能源體制;第二,是日幣升值與產業空洞化對 策;第三,是經濟成長與財政健全政策。野田佳彥並強調,日本國內 的經濟發展情勢,必須要擺脫封閉式的思維考量,同時兼顧國際經濟 局勢的變動,進而以經濟成長、TPP 政策為未來日本經濟發展的左腳、
右腳,唯有在保持雙腳的平衡下,日本的經濟發展方能穩健地向前邁 進、成長;而日本國民的經濟生活與社會生活,也能獲得保障與提 升。64
在 2012 年 12 月的眾議院總選舉中,擊敗民主黨重新取得政權的 自民黨,也對關注到 TPP 在日本經濟安全保障上的戰略角色。2013 年 2 月 22 日,第 96 任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美國華盛頓的「戰略與國 際問題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發表題為「日本回來了」的演講,向世界宣示一個強大的日本 回來了。安倍晉三在演講中提及,在亞洲市場崛起的今日,日本有必 要也有能力擔負更多的責任,來促進這個市場共同的規則及價值。因 此,日本除了必須繼續作為規則的推廣者、國際公共財的守護者之 外,也是美國與其他民主國家的盟邦與夥伴。65同年 2 月 28 日,安倍
野田佳彥,〈第百七十八回国会 野田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
説〉,《首相官邸》,2011 年 9 月 13 日,<http://www.kantei.go.jp/jp/noda/
statement2/__icsFiles/afieldfile/2012/03/12/13syosin.pdf>。
安倍晉三,〈CSIS 政策 :日本 戻 〉,《首相
官邸》,2013 年 2 月 22 日,<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
晉三在國會發表施政報告,即以「強大的日本」為主題,論述當前日 本所遭遇的課題、解決方針及未來發展的願景。安倍晉三所擘劃的強 大日本,要透過「大膽的金融政策」、「機動的財政政策」與「喚起 民間投資的成長戰略」等「三支箭」的施政措施,讓日本擺脫經濟停 滯的困境,成為世界經濟成長的中心。66
在「三支箭」的施政措施中,「喚起民間投資的成長戰略」受到 日本國內外的重視。在此一成長戰略中,安倍政府宣示將以 TPP 作為
在「三支箭」的施政措施中,「喚起民間投資的成長戰略」受到 日本國內外的重視。在此一成長戰略中,安倍政府宣示將以 TPP 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