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國家權力組織 - 國家生命與社會生活

自 1905 年清廷開始籌備立憲後，梁啟超便撰寫許多憲政學說與憲政體制的文章，而這些國家理論的基礎，早已在居住日本期間已經形成，其國家權力組織的建構，便是建立在國家理論的基礎上。對於他的憲政體制的提出，不只是思想上探索的結果，而且是因應現實層面的因素，這是由於清廷派出憲法考察大臣來向梁啟超請教憲法如何制定，於是梁啟超便致力於憲政制度與國家權力組織的研究。⁷⁰

首先，梁啟超先釐清國家的概念，他認為國家是「在一定土地之上，以權力組織而成之人民團體也。」國家的要素包含：第一，國家須有一定之土地。第二，國家須有人民。第三，國家須有權力。第四，若要明白國家在法律上的性質，必須知道國家為組織而成之一團體。⁷¹

當國家作為一團體時，因團體的意思行為需要一機關來執行，國家的意思行為則需要國家機關來執行。梁啟超認為國家機關分為兩種，第一種是「直接機關」，「司機關之人，非受他機關所委任，乃直接從憲法所規定，緣法律事實之發生；或經法律行為之順序，而自然得其地位者也。」⁷² 司機關之人可包括君主、大統領或國會等等。第二是「間接機關」，「司機關之人，由他機關所委

68 梁啟超，〈憲政淺說〉，《全集》，第七卷，頁 2060-2061。

69 梁啟超，前引書，頁 2062。

70 李哲浩，《梁啟超與近代中國政治思想》，頁 300-303

71 梁啟超，〈憲政淺說〉，《全集》，第七卷，頁 2055。

72 梁啟超，前引書，頁 2056。

任，而受委任之人，更得舉其職權內之事務，轉委任於他機關。」⁷³ 司機關之人可包括內閣大臣以下一切大小官吏。而國家機關的特點是，不論直接或間接機關，在法律上都沒有人格而不為權利義務之主體。國家機關是供國家使用之一器具，是以國家的目的為目的。司機關的人與機關本身必須界線分明，不可混淆。國家機關的重要性在於它是區分國體與政體的標準。在國體中，可分為君主國體、貴族國體與民主國體。君主國者，無論有無國會，最高機關之權是掌握在君主手中。民主國者，其最高機關之權掌握在有選舉權之國民手中。另外，在政體中，政體之區別是以直接機關之單複為標準。只有一直接機關，而行使國權決無限制者，謂之專制政體。有兩直接機關，而行使國權互相限制者，謂之立憲體制。所以，在君主國中，若是有兩直接機關相互限制，可成為立憲政體。而在民主國中，無兩直接機關相互限制，可能會成為獨裁政體。⁷⁴

釐清國家的特性後，梁啟超站在「國家人格說」的立場，認為國家元首（即君主）只是國家機關之一，或是一種職務而已，因而不論在位者屬誰。君主立憲制形式上是「三權之體，接筦於君主， … 三權之用 … ，其在君憲國之君主，則分寄之於此三機關者，以一定之節制而行之。」⁷⁵ 所以梁啟超指出君主立憲的特色必須具備三個條件：民選議會、大臣副署、司法獨立。這三個條件規定在憲法之中，不許妄動。但是這三個特色並非各自分離、毫無關係，而是源自於君主本身的統治權，這一點君主立憲與君主專制都是相同的，所不同者，在於君主的統治權是分寄在這三個機關中，以一定之節制行之，雖然名之為君主統治權，實質上是統而不治。⁷⁶

總而言之，梁啟超將國家權力組織區分成四權，包括大權機關（君王權力）、行政權機關、立法權機關以及司法權機關，他常以王權、行政權與立法權之分立與調和為重點，司法權較少談論，這是因為他認為司法與政治是不同的系統。在立憲政體中包含的三個要件：民選議會、責任內閣、司法獨立。前兩種是屬於政治系統，彼此之間要互相分立與調和，才管理全國公共事務。後者是用來

73 梁啟超，前引書，頁 2055。

74 梁啟超，前引書，頁 2058。

75 梁啟超，前引書，頁 2058。

76 從這裡可以看到「君權有限」的概念，但是梁啟超認為「要之皆君主限制自己，而絕非受限於臣民」。

由此君主採行立憲而自限其權，是最有利於國家。參見孫廣德，《清末民初的民主思想論集》（台北：

桂冠圖書公司，1999），頁 40。

監督前兩者之作為。梁啟超對行政權和立法權的關係，認為是要由牽制轉向調和，所以他主張制憲要採調和主義，而這種調節的功能掌握在國家元首的手中。

77 以下分別就梁啟超的王權、立法權、行政權與司法權概念逐一討論。

（一）王權：君主無責任到大權機關

早在〈各國憲法異同論〉中，梁啟超研究各國君主立憲，認為王權內容應包括君王世襲、君王神聖、君王無責任、君王有宣戰媾和及他國訂立條約之權、君王有改正憲法及準駁法律之權、君王有召集國會及開院閉院停會延會並解散下議院等之權、君主有發布法律、敕令施行一切政務之權等等權力。⁷⁸ 對此梁啟超在

〈政治學學理庶言〉進一步說明「君主無責任」的概念，如同各個立憲君主國的憲法中規定「君主無責任，君主神聖不可侵犯。」這個規定的最大意義在於「防杜革命之第一要著」。君主無責任並非指君主可以恣意妄為，而是其責皆在大臣。「凡君主之制一法，布一令，非有大臣之副署（副於君主以屬名也）則不能實行。 … 故雖指斥其政而不為不敬，廢置其人而不為犯上，而彼副署者，亦不得不競競於十目十手之下，以自檢自營，而一國之政務乃完。」⁷⁹ 此時的梁啟超認為中國應當以英國的君主立憲制為學習模仿的對象。

在 1905 年，梁啟超大倡開明專制，主張以開明專制作為進入到君主立憲的過渡，這時他所認同的學習對象由英國的君主立憲制轉變成德國或日本的「大權政治」，擴張君王權力的內容。梁啟超藉由反駁穗積八束的見解而提出自己對君主權力的看法，首先是君主權力與立法權的關係，以日本憲法規定來看，議會純行動於天皇大權之下，但梁啟超認為除憲法條文規定以外的其他權，當然屬於議會。第二，立憲君主國其「法律裁可權」，無不在君主。第三，君王有「緊急敕令」之權，為當議會關閉時，遇有緊急，乃得發之。第四，君主有「獨立命令」之權，其性質有二，「曰保持安寧秩序，曰增進臣民幸福。前者若云警察行政，後者若云助長行政，悉納入此中（故獨立命令又稱行政命令），而得以獨立命令發布之。」⁸⁰梁啟超反駁穗積八束得任意限制人身之自由的觀點，而認為人民自

77 孫會文，《梁啟超的民權與君憲思想》，國立台灣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1965，頁 133。

78 梁啟超，〈各國憲法異同論〉，《全集》，第二卷，頁 321。

79 梁啟超，〈政治學學理庶言〉，《全集》，第四卷，頁 918。

80 梁啟超，〈開明專制論〉，《全集》，第五卷，頁 1468。

由權受法律之保障，此法律之範圍，即非獨立命令之範圍。獨立命令只能於法律不干涉之範圍，而自由活動，不聞可以蔑視法律者也。第五，輔弼元首之國務大臣，其進退任免，悉屬於大權之自由，此大權政治之綱領也。從這裡可以看出，梁啟超的君主無責任的觀點已經轉變成贊同君主有責任的開明專制。

另外在〈中國國會制度私議〉中，梁啟超也提到了獨立命令，他認為中國所當採者包括緊急命令以及獨立命令，其中獨立命令可依日本憲法第九條的規定，而這條規定是來自於德國學者格奈士德所主張，認為獨立命令與法律同時並存。而格奈士德的主張引起各方正反對立的辯論以及批評。梁啟超總結各家學說，指出從學理上看，「萬不容於普通立法權之外，更許獨立命令之存在」，因這會違反立憲精神。但從現實上看，「以我國之大，而各省社會狀態，樊然不齊，若是全國人民應遵守之條約，皆由國會議決而定之，若所規定太簡略，則無以為遵守；若所規定者太致密，則適於此者必不適於彼，而法將成為具文。」⁸¹ 而解決此問題的方式是君主以及國會共同行之，但因國土範圍過大，則「宜於國會之下，置省議會，而假之以稍廣之參與，舉日本所謂獨立命令權之範圍，悉以畀之。」⁸²

在 1911 年所發表的〈新中國建設問題〉中，梁啟超提出了虛君共和政體，這是因應辛亥革命所提之主張，以英國的政體為學習對象，避免因為革命產生對社會動蕩的影響。但要求民主共和的聲浪已無可逆轉，中國最終走向民主共和的體制。

（二）立法權機關：二院制

對於立法權的概念，梁啟超贊同孟德斯鳩的的三權分立說，凡立憲之國，必分立三大權，行政權責由政府大臣輔佐君主而掌之，立法權則君主與國會同掌之，司法權則法院承君主之命而掌之。而在〈各國憲法異同論〉中，他指出立法權的概念，首先是「自政府提出之改正憲法案件、法律案件、預算案件，皆歸其議定。」其次，「國會又有監督政府之權利，大臣有違法之事，可以告知於兩院。」⁸³

81 梁啟超，〈中國國會制度私議〉，《全集》，第七卷，頁 2178。

82 梁啟超，前引書，頁 2179。

83 梁啟超，〈各國憲法異同論〉，《全集》，第二卷，頁 320。

1902 年時，梁啟超發表〈論立法權〉一文，他的國家理論傾向「國家人格說」，「國家人格也。（有人之資格謂之人格）。凡人必有意志然後有行為，無意志而有行為者，必瘋疾之人，否則其夢囈時也。國家之行為何？行政是已。國家之意志何？立法是已。」⁸⁴ 所以立法者國家之意志，但何人是立法者？梁啟超認為「昔以國家為君主所私有，則君主之意志，即為國家之意志，其立法權專屬於國家固宜。」但是在「今日求國家意志之所在，捨國民奚屬哉！況以立法權畀

在文檔中國家生命與社會生活－梁啟超的國家理論 (頁 2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