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目的是希望分析出，這種非一致的、甚至與民主價值有著矛 盾的政治文化結構，是如何交織於《中央日報》運作中的。這裏呈現的 是一種，極為複雜的政治文化運作機制。其一是傳統政治文化因素，如 威權時期所遺留下來的心態，和權力本位思維，它對民主轉型初期舊意 識形態論述的維持，同時，在原有合法性基礎消失後，此種心態成為非 理性追尋新權力核心、塑造與舊意識形態近乎對立論述的保障。如此脈 絡不能不說耐人尋味。其次是民主激進文化的心理機制，則在無形中，
與傳統政治文化運作機制相呼應，強化黨報組織的威權心態，甚而激起 其論述的對抗性與衝突性，推動政黨——黨報——社會三者關係的惡性 循環。
目前臺灣學界的黨報研究，已經落入歷史的塵埃而未省其意。這一 情狀的出現，是否與本文開頭所指出的關於黨報與民主化，是天然對立 的觀念有關，尚不得而知。嚴格而言，黨報作為一種意見的代表或提 倡，是否必被排除在一個主張多元意見，和自由言論的民主社會之中 呢？這種思維和心態的出現，或許也難脫本文所指的二元對立的、激進
民主的政治文化的窠臼。
不過，《中央日報》並非如此政治文化結構的唯一面對者。看近十 餘年来臺灣主流媒體的言詞暴力和運作邏輯，「選邊站」、「黨」同伐 異，以及不寬容心態，在媒體論述中的大面積流行，無不讓人發現如此 政治文化操弄的痕跡，以致「當今臺灣主流報紙都是黨報」此類感歎頻 頻。10其情狀，除了讓那些呼籲「黨政軍退出媒體」的自由主義論者，
重新反省其政治心態之缺失外，也讓我們警醒於臺灣民主轉型中的政治 文化「悖論」。
《中央日報》轉型困境的發生，有其特殊性，也有其普遍的含義。
臺灣，作為一個政治名詞，其地位的未定性而造成的政黨意識形態的非 理性，和社會民眾心理的激進色彩，無疑在《中央日報》轉型困境中發 揮著基礎性的作用。族群意識、黨報論述的狹窄化、空洞化以及後來的 背離趨勢，無不與此有著關聯。當我們在這種模糊而有爭議的背景下，
探尋臺灣民主化中的黨報問題時，族群認同等形式合理性問題被置於中 心地帶，價值合理性問題，如民主、理性、公正、進步、平等卻在無形 中被邊緣化了。如此脈絡下，《中央日報》轉型困境本身所代表的意 義，並非如人所願。
但是，從政治文化面向反思，《中央日報》的轉型困境之發生，應 當能夠提供某些啟示。本文特提出以下兩點進行討論。
一是黨報在民主轉型中，如何塑造新的意識形態，以及塑造一種什 麼樣的新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的困境可以說是黨報轉型中的普遍性問題。在向民主和建 設的階段邁進時，原有的意識形態勢必面臨轉換。這種問題在臺灣以
「統獨」、「族群」問題表現出來，在其他地方可能以階層意識、種族 意識、宗教意識得以表現。問題是，這種意識形態建構，是否就要以鬥
爭和對立的方式才能建立呢？當代文化研究論者關於「轉向葛蘭西」的 呼籲，（陸揚、王毅，2001: 59-68）對於我們對此問題的理解，仍具提 示意義。葛蘭西在闡述其文化領導權理論時，特別強調意識形態的差異 性，即文化領導權的確立，是以包容異質為前提的。進而言之，民主化 進程中的社會，本是一個包含多種意識形態因素的場域，既是政黨集團 確立文化領導權的必經之地, 又是新意識形態的生長點，其關係非簡單 的「是」與「非」的二元對立。對於執政黨來說，該政黨的意識形態，
並非天然淩駕社會其他意識之上, 它必須適應社會文化思想的複雜多元 性, 採 取 更 為 寬 容 、 平 等 和 民 主 的 方 式 。 葛 蘭 西 提 出 的 「 協 商
（negotiation）」方式，就在於能夠以這種開放性和平等姿態，與其他 意識形態溝通，並在這種協商中，豐富和發展新意識形態的內涵，爭得 社會力量積極而直接「同意」，（安東尼奧‧葛蘭西，2000: 131-132）
進而獲取文化領導權。
對於傳統黨報的轉型而言，如何迅速突破原有意識形態的歷史包 袱，發揮黨報在意識形態建構和整合中的力量，就顯得非常緊迫和重 要。《中央日報》衰落最關鍵的時間段，在於報禁解除前的十餘年時 間，即社會力量和社會意見規模化呈現的時期。這要求黨報適時增加其 內容的開放性和公共含義，吸取和整合社會各界意見，並在此基礎上提 出新的意識形態，以此排除和化解來自各方面的衝突和對立。這在民主 化帶來的政治價值多元化，和社會理性化趨勢下實乃首要的步驟。
這也涉及到另一問題，即黨報與政黨權力體系的關係問題。《中央 日報》轉型困境之所以令人深思，基本點也在於政黨內部民主問題。國 民黨撤退到臺灣後，所確立的統治模式，是以「兩蔣」的個人威權為基 礎，《中央日報》的組織和內容總體上展示出這種性格。李登輝時代的 權力鬥爭，和政黨性質的隨之變化，與政黨內部權力鬥爭帶來的專斷性
和缺乏協商民主不無關係。在如此作風下，《中央日報》的組織創新能 力，和組織文化的活力難以生長、甚至成為黨內個別領袖意志的表達機 器，就不足為怪。黨內民主和協商機制的建立和常規化，也許是黨報克 服權力本位和專斷意識等因素拘束，建構政黨——黨報——社會三者良 性互動機制的基點。
註釋
1 本文所指黨報，包括三層含義：1、經濟上主要由政黨出資創辦和 支持；2、主要人事關係由政黨組織決定；3、目的在於進行政黨宣 傳，以獲取、擴大社會民眾的支持和認同。
2 對於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民主轉型，其理解模式有：一是政治發展 模式，其內涵頗為籠統；二是政治變遷概念，其抽象程度高，適用 範圍也被無限制地拉大。三是政治轉型，指涉一種特殊的政治變 遷，強調政權類型之間的轉換和改變，而民主化的核心過程主要就 涉及到政治轉型過程（吳文程，1995）。由於政權屬性不一（起 點），以及民主理論的差異（目標），民主轉型的論述和現實進程 也複雜多樣。對於民主轉型本身的時段理解也有差異。如有的以為 民主轉型應該就是兩個政權形態轉換的某一特定時間段；也有人主 張將民主鞏固期加入進去。本文對於民主轉型偏向於從長時段加以 理解，但論述集中在1988 年前後二十餘年的時段內。
3 論者在探尋民主化與媒體的關係時，集中於媒體對於民主化的作用 面向，如 Fox Elizabeth（1988）對於拉美民主化中媒體作用的探 討，Zhao Yuezhi（1998）對於中國民主化過程中媒介作用的探討，
McChesney. Robert W.（1999）關於媒體商業化對美國民主的批判
性論述，Peter Gross（2002）關於東歐媒介對民主化的作用分析。
關於臺灣媒體與民主化的關係，也主要集中在此面向（包澹寧，
1995∕李連江譯；李金銓，2004: 135-164）。但關於民主轉型對於 媒體形態的作用，鮮有論述。
4 目前對媒體組織文化的分析取向包括：一是從組織制度框架出發，
探討組織內部成員的自主權和決策權利（內部新聞自由），如蘇正 平對於「自立事件」的分析，集中於組織內部的衝突（蘇正平，
1996: 21-33）；二是關注組織內部的權力關係運行。如張文強對於 報社組織內部的忠誠和新聞專業的忠誠的分析（張文強，2002: 29-61）。以上兩種取向均從微觀的層面探尋組織內部的關係，並沒有 涉及到組織與外界的互動。
5 以《中央日報》重慶時期為例，1940 年程滄波因提出離開《中央 日報》社長職位後，何浩若、陳博生、陶百川、胡健中等走馬而 過，長者不及兩年，短者不及月於，以致國民黨中央一時找不到合 適的社長人選（馬之驌，1986: 389）。
6 石永貴主政後，曾針對報社內派系叢生的狀況，提出「《中央日 報》沒有別的派系，只有《中央日報》派」的主張，試圖瓦解派系 的隔閡，但是其努力並不奏效（石永貴，2003: 381）。
7 王振寰在理解 1970 年代以來國民黨政權對於新興社會力量的態度 時，用「退縮正當化」加以概括，其意指權力體系不僅不承認新興 社會力量，而且去壓抑和反擊，並為了合理化其壓迫，進一步尋求 原來支持者的認可和支持（王振寰，1989: 98）。蕭新煌在理解 1990 年代以來臺灣的族群意識發展時認為，外省、本省的二分思 維在民間社會已逐步被社會文化差異概念所代替，但是政治圈內的 人物卻不能跟上這一步伐，並且這種對立已經演變成「國家認同」
層面而被政治圈所擴大，由此加劇了政治社會之間的衝突（蕭新 煌，2002: 23-24）。
8 朱雲漢分析指出，在統獨光譜左右兩端的政治勢力，彼此間已不存 在起碼的寬容、信任或尊重；對立情緒已經淩駕到對民主程序的基 本共識，所有的詆毀、醜化或打壓手段都可能被合理化。其結果 是，朝野政黨間的互動模式已經超脫民主體制下的理性競爭，而近 乎一場慘烈的政治鬥爭（朱雲漢，2004: 156-157）。
9 對此，1954 年，成舍我先生針對英美等國大報作為評論，指其雖 非黨報，但是均是站在某一政黨立場，決不放棄批評的機會，也絕 不掩飾他們對於某黨的擁護或反對。放眼臺灣，此言果是中的（成 舍我，2007: 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