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報「轉型困境」的政治文化分析：以中央日報為中心

一般論文

黨報「轉型困境」的政治文化分析：

以中央日報為中心

唐海江

* 投稿日期：2008 年 1 月 17 日；通過日期：2008 年 4 月 26 日。 * 作者唐海江曾任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研究員，現為湖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 授。e-mail: [email protected]。

《摘要》

從中央日報的興衰，引申出黨報「轉型困境」命題：即以 革命為任務的傳統黨報，在民主轉型中遭遇挫折的一般性問 題。 本文跳脫從制度、權力、產業等面向，挖掘民主轉型中政 治文化的多種內涵，與中央日報轉型困境的關聯性。文中以黨 報組織與政黨、社會三者的互動為分析框架。 黨報組織與黨的互動上，以威權人格，和權力本位觀念為 核心的傳統政治文化，造成黨報組織的文化維持功能。在黨報 組織與社會的互動中，由族群動員帶動的激進民主文化導致黨 報與黨外勢力的「積累對抗」，形成政治化和激進化的心態。 在此機制下，中央日報的論述陷入看似奇怪而又「合理」的景 觀中：一方面是意識形態的僵化和虛偽，缺乏以一種更有意 義，和充盈的內容來填補，以適應民主社會的需要；另一方 面，論述的轉換，與原有意識形態的價值根基互為抵觸，形成 急劇的斷裂與翻轉，並以「民主」的工具性運用為代價。 文章最後，從中央日報轉型困境問題，延及臺灣主流媒體 黨同伐異的現象，並提出黨報在民主轉型中應該排除二元對立 的思維模式和心態，擴大內容的開放性、協商性和公共性，並 提出加強黨內民主建設等問題。 關鍵字：黨報、轉型困境、政治文化、中央日報

壹、前言

2006 年 6 月 1 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黯然 熄燈。聯繫《中央日報》在臺灣民主轉型中由盛而衰，及至最後停刊的 歷程，無不讓人對黨報 1 與民主轉型的關係產生想像。回顧上世紀中葉 以來黨報這一媒介生態在全球的遭遇，包括蘇共黨報（張丹，2001: 123-127）、北歐黨報（Hoyer, 2005: 75-94）、東歐諸國黨報，以及大陸 黨報的境遇（孟建，1997: 107-113；方曉紅，2004: 90-94），不難引申 出黨報「轉型困境」這一論題，即以革命為任務的傳統黨報，在民主轉 型中遭遇挫折的一般性問題。 如果斷語民主化與黨報是天生矛盾，或以個案（前蘇聯、東歐為 例）就此作結，也許只會徒增困擾。其因不僅在於民主的內涵頗具歧 義，3 同時，民主轉型附及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等變項達成的不同脈 絡，無不使此企圖落空。4 關於《中央日報》的衰落，至今尚無正面論述，少數論者只是從各 自視野旁涉其意：一是經濟學的，將中央日報作為一般性的產業，突出 市場競爭中的弱勢（如發行競爭、企業化經營、新聞和版面競爭）（許 甘霖，1997: 175-208；蘇蘅，2002: 90-102）；二是傳播政治經濟學， 將此間國民黨黨營事業在臺灣的歷史化約為權力與市場的交換過程，認 為隨著國民黨權力的消退，由權力所支撐的黨報，必然在市場上衰落。 第三種取向強調制度因素對於中央日報的影響，如解嚴、政黨輪替等因 素（張宏源，1999；黃東烈，2002）。 上述論述揭示了一些重要原因，但由於各自沿用框架的限制，對於 黨報轉型困境形成的認知，又難免存有偏頗。如，經濟學視角從經濟理

性主義出發，將《中央日報》作為一般商業性媒體處置，可能忽視黨報 極為特殊的政治性。政治經濟學路徑對黨報在民主轉型中的組織行為過 於淡漠，難以展現黨報在臺灣民主轉型中的複雜情節和細部行為。強調 外部制度力量對黨報的衝擊，則有可能忽略民主轉型中更為複雜而深層 的因素，如文化、觀念和思想上的多重性，這也是經濟學視角和政治經 濟學路徑所遺缺的。 本文之所以從政治文化面向切入該論題，主要基於兩點：一，制度 變遷一般是民主轉型的關注重心，在制度背後，也許更爲重要的政治文 化的複雜境遇，往往未及深究。對於本文而言，其意味著跳脫單純從制 度、權力、經濟等面向分析轉型困境之偏向，挖掘民主轉型背後政治文 化的多種結構，與黨報轉型困境的關聯性。二，由黨報的本質屬性所決 定。從對黨報的含義看，其本質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工具，一種政治文化 的功能實體（唐海江，2007: 14-15）。列寧在《從何著手？》中宣稱， 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鼓動員，也是集體的組織者（列寧，1901: 35），其意在黨報具有特定的政治文化的社會化功能。依照葛蘭西《獄 中劄記》之意，黨報是一種建立文化領導權的機制（盧曉嵐，2006: 75-76）。這種觀念也為蔣介石等國民黨權力核心所認同，在其看來，黨報 負著「革命的責任」，並強烈批判為賺錢而辦報的傾向（蔣介石， 1940）。 政治文化概念自阿爾蒙德‧鮑威爾等人於《公民文化》一書中，在 1950 年代提出來之後，學界有著不同的理解。本文將政治文化視為政 治心理，和政治思想和價值觀兩方面。前者是政治文化中直觀的、感情 的、潛在的部分，後者是政治文化中較具理性的層面，具有較明確的表 現方式和顯性的特點，二者交織於一體（唐海江，2007: 24）。 臺灣轉型中的政治文化問題，日漸為人注意。1980 年初，臺灣部

分學者已開始對島內政治文化進行實證研究，分析臺灣政治生活中的威 權性格和民主文化（胡佛，1998a: 5）。此論題在臺灣民主制度框架確 立後，對於民主鞏固問題的分析中逐步放大，牽引出民主轉型中的政治 文化發展和培育的問題（羅伯特‧達爾，1997: 97；黃秀瑞，1996: 64），逐步離析出政治文化結構中複雜的面向，如政黨的威權心態、民 粹心理、族群意識，以及傳統與後現代的政治文化分際等問題（彭懷 恩，1997: 206）。 因此，本文的問題是：在臺灣民主轉型中，政治文化與黨報轉型困 境，發生了何種聯繫？由此我們又能從這種聯繫中，為黨報的發展找到 何種含義？本文主要將中央日報轉型困境的分析，置於黨報組織、政黨 與社會的互動框架內進行，集中在三個面向：一，是黨報組織文化。此 面向分析黨報組織對於政黨的認同方式和合法性尋求，尋找其中的政治 文化關係。5 二，黨報組織與社會力量的政治文化互動的分析。即從社 會層面的政治文化，揭示黨報在民主轉型中如何與社會力量進行政治文 化互動。三，分析如此政治文化關係在《中央日報》論述中有何表現和 變遷。

貳、傳統政治文化與黨報組織的「文化維持」

傳統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徵是，家長本位意識和權力本位意識（馬慶 鈺，1998: 63）。在古中國，家長本位意識，已超出家庭走向社會，並 在帝王君主那裏獲得實現，形成社會的威權人格。其特徵包括：思考方 式上的刻板，反對內省；對於上層順從，毫不批判；缺乏容忍異己的精 神等（江炳倫，2002: 160）。 《中央日報》遷台後的近四十年，臺灣社會基本處於「卡裏斯馬型

式」統治的威權社會之中。蔣氏父子相承，建立以家族為核心的統治集 團，這種威權社會體制和管理方式成為傳統政治文化續生，並在民主轉 型中延續的潛在條件。 國民黨的黨報管理模式源於 1920 年代國共合作時期對「蘇聯宣傳 模式」。該模式將黨報置於中宣部管理之下，而歷任中宣部長非蔣介石 嫡系，蔣介石不久遂將《中央日報》劃出中宣部，直屬中常會，建立社 長負責制，社長由蔣直接委任，以保障蔣的直接控制（方漢奇，1996: 377）。1947 年，《中央日報》改制，建立董事會，設常駐監察人，董 事長和社長人選均須中常會通過，進一步強化權力核心對報社的控制。 中央日報在臺發行近六十年，該模式幾未被觸動。 直接、集中的管理模式決定了黨報組織的合法性主要來自上層權力 核心，這也成為理解《中央日報》組織文化的關鍵性維度（蔡銘澤， 1995: 78-80）。因此，對其內涵，可從中央日報高層人事變動中獲得大 致詮釋。國民黨來台後中央日報歷任董事長、正副社長與總編輯資料， 詳見文末附表一、二與三。 報社主政者大多在政治大學（前身）受教，國防研究院和革命實踐 研究院也是重要的受訓基地。政治大學前身為中央幹部學校，在 1929 年改名為中央政治學校，後改為今名。該校原為國民黨黨校，是革命時 期國民黨幹部人才的主要培養基地，蔣介石為第一任校長。在對中央政 治學校學生的一份勖勉詞中，蔣提出將「健全的人格」，「革命者的道 德」，「確定的思想和信仰」作為人才的目標（秦孝儀，1984: 433）。 威權時期，這種道德、思想和信仰的含義，由原先的三民主義轉為對反 共革命的忠誠。 《中央日報》的高層主管，大多在政治大學進行正規學習，或與政 治大學有密切關聯。在社長和董事長級別的，在報禁開放前，主政者有

馬星野、蕭自誠、吳俊才、潘煥昆、曹聖芬、姚朋、黃天才；報禁後才 逐步減少，只有少數人如石永貴、朱宗軻、邵玉銘、詹天性等出身政 大，但不少在國外已經拿到研究生學位。在副社長和總編輯層次的，威 權時代，基本上來自政治大學，如錢震、林家琦、趙廷俊、邵德潤、薛 心鎔、王端正、許志鼎等均屬此列。 革命實踐研究院和國防研究院均以「反共復國」為目的而成立。于 1949 年成立的革命實踐研究院以「革命必先革心，實踐就是力行，研 究在求發展」為宗旨，企圖塑造學員「革命精神」、「戰鬥意志」和 「雪恥復仇，殺身成仁之決心」（革命實踐研究院，1949: 1-28）。至 1953 年 5 月，該院推動 25 期教育訓練，重心置於確保台澎基地，貫徹 中國國民黨的改造。當時國民黨要員，包括《中央日報》主要領導成 員，均須在此受訓。如，楚崧秋在研究員培訓時，受到院長蔣介石任的 召見（章益新，1994 年 9 月 6 日）。國防研究院于 1958 年成立，其目 的是為國民黨政府培養反共復國的領導人才（國防研究院，1959: 1）。 第一期學員開學典禮上，蔣介石提出該院的宗旨是為反攻戰爭奠定一種 「勝敵而益強」的基業（秦孝儀，1984: 283）。 從政治社會化的層面看，教育是個人政治意識和信仰形成的常規機 制。在威權時代，與蔣介石的個人政治信仰有著密切關係的政治大學、 革命實踐研究院和國防研究員，便扮演著政治社會化的關鍵角色，成為 報社組織中高層人士認同威權人格的重要紐帶。這一意識不僅在威權時 代佔據主導地位，而且通過組織的力量得以慣性式的延續，成為理解 《中央日報》組織文化的切入點。 從起家背景看，在報禁開放前，《中央日報》的董事長和社長職位 人選都有深厚的政治背景，新聞從業經歷則相對輕視。即使有一定的新 聞從業經歷，但是要真正能夠在《中央日報》的主政位置上長期穩定，

往往要有政治上的憑藉。從董事長的職位變更看，這期間短暫執政《中 央日報》的人物，如國民黨元老陳立夫、以新聞從業為背景並有行政院 新聞局局長背景的董顯光、以及與董性質類似的胡健中，都只能算是過 渡性人物。從社長職位看，馬星野、蕭自誠、陳訓悆、阮毅成均具一定 政治基礎。後者對新聞業務並不熟悉，其奉調《中央日報》社長時，諸 多主筆紛紛離走（阮毅成，1980: 94-97）。他們大多擔任過被蔣介石極 為看重的部門——「國民黨中央第四組」的領導職務，但在《中央日 報》的歷史上尚屬短暫。這一點，雖馬星野也不例外。在發表了有關 「日報」和「中央」誰先誰後的言論後，馬星野被調離曾誓死忠誠的新 聞工作崗位而遠赴他鄉（馬星野，1981 年 1 月 31 日）。 報禁期間，在《中央日報》主政期較長的當屬陶希聖、曹聖芬和楚 崧秋。與前述人事的相同點是，三者均有著顯赫的政治背景。陶希聖在 任中央日報董事長前曾為國民黨「中宣部」部長，國民黨政府遷台後任 「國民黨中央設計委員會」主任和「國民黨中央第四組」主任等要職。 曹聖芬也曾擔任過「第四組」主任，楚崧秋則擔任「第四組」副主任。 更為重要的是，三者有區別于前述人士的共同點是，他們均與「兩蔣」 保持密切的私人關係。陶氏在南京曾任蔣介石侍從室第五組少將組長， 曹氏曾任軍委會委員長侍從室速記、秘書、國民政府秘書，楚氏在中央 政校研究部就讀時曾任該校教育長蔣經國的秘書，後在臺灣成為蔣介石 的侍從秘書。 這一對應關係似非簡單的偶合。如後兩位，曹聖芬在《中央日報》 工作 24 年，主政期間值從威權至民主轉型的啟動期。楚氏主政時值報 禁開放前，報業承受著外界的劇烈衝擊。在報社業績初顯下滑的背景 下，二者地位仍然堅固，這不能不讓人從這種個人忠誠中獲得想像空 間。以曹聖芬為例，在一篇描述其作為蔣的秘書首次拜會蔣介石時的回

憶錄中顯露此意。其中有一段稱： 會客廳面積不大，裏面擺放著兩組沙發，校長立在靠窗的 一組沙發面前，我行過禮後，校長示意叫我坐，我想應該立著 回話。校長含笑問了我的年齡籍貫，家庭情形，便教我幫助 （蕭）自誠兄努力工作。校長的目光是威嚴的，然而我這次感 到的不是威嚴而是慈祥，那澄澈的眸子中流露無限的溫暖，有 如冬日的陽光（曹志漣，2002: 31）。 楚崧秋則通過另一途徑述其心態。1977 年，因刊出許信良出書廣 告，社長楚崧秋「奉命」辭職。辭職當天，楚氏「徑往慈湖謁陵」，自 我感覺是，因其是蔣老先生親自指派的最後一任社長，「冥冥中應該有 所交代」。其潛意識裏，接受《中央日報》社長是受了蔣介石的託付， 未能完成任務，則有負上恩。在走出中央日報社，回顧其從業史，楚氏 仍引用宋朝鄭思肖的詩句「生得貞心鐵石堅，肯將識見與時遷」以表心 志（呂芳上，2001: 117）。 如果說威權時期《中央日報》高層人事的頻繁變動，表現的是威權 人格特有的個人隨意性和偶然性（這一特徵在大陸就已表現出來），6 那麼，這種個人忠誠則是此種隨意性和偶然性的調節機制。在此心態 下，辦報作為盡忠卡裏斯馬式人物的方式，已無可厚非。其回饋則是對 下屬的信任和合法性的給予。因此，「代表蔣先生說話，才是書生立言 之道」，成為黨報撰述者的信條和規則（彭歌，2002: 289），「《中央 日報》代表著蔣介石政府及個人」（馬之驌，1986: 388），如此作風顯 示出來的傳統政治文化特徵就清晰可見。 與威權人格相聯繫的是權力本位意識。權利本位的前提是政治的泛 化，即國家與社會、政治與經濟的一體化。在古中國小農經濟基礎和社 會等級制度下，國家和政治的功能得到極度膨脹，權力成為最有價值的

生產和生活工具，進而成為社會的思維定勢。威權時代的臺灣，國民黨 對於臺灣社會和經濟資源的分配權，以及國民黨的官僚體系，成為塑鑄 權力本位意識的基礎。 在《中央日報》的社長職位上，從曹聖芬到黃輝珍時期，期間除了 少數年齡到期或因特殊原因自動辭職外，一般是官階上升。在威權時 期，是由其他部門到《中央日報》任職成為升遷的象徵。在報禁解除 後，中央日報的地位降低，這個時候的升遷則變成由《中央日報》社長 升為中央社社長、中視總經理，或者是文工會主任。在威權時代，因權 力本位意識有著個人忠誠的遮蔽顯得並不突出。但是，也難掩其基本性 質。最富戲劇色彩的一幕發生在 1977 年代初，作為董事長的曹聖芬與 作為社長楚崧秋之間發生內鬥，最後以楚被「貶」出局告終（呂芳上， 2001: 115），此事件成為威權時代權力本位意識操控報社組織運行的生 動註腳。 解禁後，卡裏斯馬型人物消失，報社主政者的合法性來源被割裂， 黨報組織如何獲得新的合法性認同，以填補由此騰出來的「真空」就相 當重要。 1988 年李登輝上臺後，對以兩蔣勢力為依託的《中央日報》並不 像兩蔣那樣重視（江偉碩訪談資訊，見附表九），這無疑降低了《中央 日報》在國民黨權力體系中的位置，進而帶來廣告和市場資源逐步喪失 的多重效應。主政者在新環境下為獲得黨內核心的支持，不惜成為黨內 鬥爭的工具。「二月政爭」期間，《中央日報》主政者就力撐「主流 派」，通過「諤諤篇」與「政海微言」等專欄，炮口對內，集中火力攻 擊「非主流派」（李克強，1990-07-20: 4）。在唐盼盼主政時期，極力 配合李登輝施政，卻是「熱臉挨了個冷屁股」，遭李登輝的嚴厲批評 （游其昌、謝公秉，1996 年 8 月 22 日: 6），最後被迫提前退休。在黃

輝珍主政時期，《中央日報》緊隨權力核心，報份雖無明顯長進，主政 者則升任文工會主任。 如果將民主轉型前後，《中央日報》主政者對黨內權力核心人物的 認知和心態進行比較，其實很難發現有何區別。同樣是對核心人物的無 意識認同，同樣是權力本位思維發揮著作用。中央日報社編輯部的一位 資深人士對於解嚴後《中央日報》主政者的如此思維和心態評論道： 報禁開放後，隨著李登輝的「執政」，《中央日報》喪失 了與最高當政者的直接關係，因而導致後繼的諸多主政者極力 尋找權力上升的辦法。《中央日報》於是演變成少數主政者搏 取權力核心歡心的工具。他們眼睛朝上，討上級歡心，只面對 上級，以上面滿意不滿意為標準（馬西屏，2007，訪談資訊詳 見附表九）。 權力本位意識帶來的另一後果是派系意識。國民黨本身就是一個派 系思想極為嚴重的政黨。1950 年，蔣介石在總結大陸失敗的教訓特別 提到黨內派系問題，推動其在 50 年代初採取措施清除黨內派系的殘餘 勢力。但隨著島內政治生態的逐步成長，黨內衍生出了官邸派、政學 系、救國系等派系（陳明通，1995: 172-173）。在《中央日報》內部， 威權時代頻繁的人事更替，也不乏因派系問題這一潛在因素而遭排擠的 （石永貴，2007，訪談資訊詳見附表九）。後來經過調整才逐步變為以 官邸派為主導的組織主幹。但是，蔣經國過世後，報社組織所依賴的派 系面臨新的調整。新的血液灌入後，並不能馬上改變原有的派系色彩。 7 _{最終只能導致新增力量在外尋求更多的幫助，造成派系意識、權力本} 位思維以及威權人格間的聯動。 艾森斯塔德在《帝國的政治體系》一書中，以「文化維持」來描述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組織功能。依其理解，傳統政治文化的功用在於強

調「在傳統及與之聯繫著的那個特定集體的範圍之內特定文化傳統和秩 序的維持，以及這一傳統和集體對所有異己因素的吸收」（艾森斯塔德 ∕閻步克譯，1992: 230）。換言之，在傳統政治文化結構下，威權人 格、權力本位和派系意識的交錯，不僅使得報社組織缺乏應對外界市場 挑戰的適應能力和創新能力，也不利於組織自主性的生長。 固然，《中央日報》主政者內，有過堅持專業辦報的改革理念。他 們不少還在西方研習新聞學，受到西方新聞自由觀念和專業理念的影 響。馬星野曾在密蘇裏新聞學院就讀，歸國後在政大創辦新聞系，提倡 自由和專業等新聞理念，使一大批後來成為《中央日報》骨幹力量的學 子浸潤其中，並在《中央日報》24 周年社慶時，提出「三原則」勉勵 報社同仁（《中央日報》，1978 年 2 月 1 日）。又如曹聖芬，依照西 方對於專業的理解，提出服務、專門教育、對專業專心致志、高度的熱 忱、專業信條等新聞專業內涵（曹聖芬，1956: 3）。石永貴主政時期也 曾試圖走專業辦報道路，並提出仿照紐約時報的策略（石永貴，1990: 45、55），但其結果卻與原初意旨迥異。特別是涉及到重大原則性問題 時，就「自然而然」地按照核心人物的標準加以處理（薛心鎔，2003: 224-227；薛心鎔，2007，訪談資訊詳見附表九）。這種「自然而然」 的背後已昭示出業者已將傳統政治文化認同內化為自身思維的一部分， 難免抵耗甚或淹沒了專業自主的追求。

參、激進民主文化與黨報——社會間的互動

民主化的一個含義是社會的多元化、自主性。然「社會」一詞，邊 界模糊。西方學界晚近的理解主要在「市民社會」層面。如依據 Larry Diamond 的理解，市民社會是一個義務的、自動的、自足的、自治於政

府 之 外 ， 而 受 法 治 或 共 同 的 規 定 所 規 範 之 組 織 性 社 會 生 活 的 範 圍 （Diamond, 1994: 5），它是民眾向執政者捍衛公共利益的場所。胡佛 則用國家社會、政治社會與民間社會進行分別表述（胡佛，1998b: 14）。本文從黨報的功能入手，強調黨報的社會化功能，「社會」的含 義不僅涉及市民社會領域，也包括非本政黨統轄的政治社會領域。 對於轉型期臺灣社會的政治文化，彭懷恩用「後現代」一詞加以定 性，其特徵是：原有文化霸權成為反對的主要對象，全然喪失了合法 性；政治共識式微，社會呈現異質性、分裂性的心理取向（彭懷恩， 1997: 220-222 ）。這 種徹 底的反 威權性 格，與拉 米斯（ C. Douglas Lummis）的「激進民主」（Radical Democracy）有著類似含義（道格 拉斯‧拉米斯，2002: 14-18）。激進民主不僅強調對立與衝突是民主政 治的基本性格，甚至將衝突解釋成為民主政治的本體，認為民主化的動 力在於對抗任何形態的宰製性權力及其壓迫，具有徹底的批判性和不寬 容性（蔡英文，2005: 1）。 國民黨從大陸退居臺灣，要獲得臺灣本土社會的正當性的認同，製 造意識形態、尋求合法性成為主要任務。因此，統合主義成為當前處理 威 權 時期 政 治體 系 與社會 間 關係 的 中心 詞 彙（丁 仁 方，1996: 213-232）。此種「統合」中是否存有獨立的「社會」，尚屬疑問。1960 年 的雷震案中，時任「第四組主任的曾虛白就質疑雷震提出的「社會」對 於政黨的監督之說，認為臺灣無所謂「國家」與「社會」的「二分法」 （曾虛白，1957 年 8 月 26 日）。但 1960 年代末至 1970 年代，隨著臺 灣工業化和教育水準的提，社會階層日益多元化（若林正丈，1994∕洪 金珠、許佩賢等譯: 153-158），在 1970 年代初臺灣當局「退出」聯合 國的推動下，社會自主性受到較大激發就在所難免。 1970 年代初，《大學雜誌》被稱之為是繼《自由中國半月刊》、

《公論報》等之後的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南方朔，1979）。但它 並非國民黨統治的根本反對者，只是希望通過社會力量，推動政治的革 新。1972 年陳鼓應鼓勵學生運動的文章在此背景下出臺。與五、六十 年代的《文星》和《自由中國半月刊》相較，此時期的自由主義論述並 非直接挑戰國民黨的正當性，也無與現存體制針鋒相對的論述。但是， 《大學雜誌》的批評及其解體，卻為這種激進民主文化的型塑拉開了序 幕。 臺灣民主轉型中激進民主文化的形成，其根本在於轉型中建構出來 的族群意識和省籍意識。這種意識針對國民黨的「中國意識」，延展臺 灣獨立和「臺灣意識」的論述脈絡，構成 1970-1980 年代國民黨權力體 系最為尖銳的解構力量。其中，黨外雜誌成為主要的論述場所和組織者 （詳見附表四）。 1970 年代，《臺灣政論》和《美麗島雜誌》，不僅提供了「臺灣 意識」的論述，而且成為組黨的機關。兩刊皆由臺灣本土基層力量組 成。他們一面利用平面媒體作為宣傳工具，一面配合街頭選舉政見的發 表，將黨外勢力有系統地凝聚，推動各項改革。臺灣政論雜誌追求「危 險議題」，首度採用「臺灣」優先的命題。這種區隔與對立在 1979 年 創刊的美麗島雜誌中被推向高點。該雜誌網羅全台各地黨外人物，以 「臺灣意識」為主體訴求，形成美麗島政團（李筱峰，1987: 145）。在 1980 年代，黨外雜誌則以「遊擊」、「激進」的方式，此起彼伏，成 為反抗威權、推動「臺灣意識」的主要載體。 「中國意識」和「臺灣意識」的衝突，已成為理解臺灣民主轉型的 重要線索。該線索似已淹沒了民主轉型可能帶來的階級或階層衝突、分 配的不正義等現代性問題（瞿宛文，2007: 183-188），社會與體制之間 的緊張關係被族群問題所化約。這種論述無疑將牽引一般社會民眾的思

維模式，成為引爆社會心理的原點。 從互動的角度看，這種基於族群想像的激進民主特質，勢必導致體 制的強烈反彈，特別是當它關係到執政黨本身的生死存亡時。8 由此形 成以國民黨政權與黨外勢力為主角的「積累對抗」模式，在其間製造出 一種「敵對關係」（錢永祥，2004: 111-146）。如此情狀，《中央日 報》已處於鬥爭的「風口浪尖」地帶，在認知社會力量時難免形成政治 激進的心態。 1950 至 1960 年代，在解決國民黨權力體系與本土社會連接的問題 時，《中央日報》利用從大陸帶來的一套論述模式，如採取報紙雜誌化 的手段，刊設兒童、婦女、中副等專刊，對社會各個層面的群體進行意 義連接。同時，通過地圖週刊、國際新聞等欄目，將臺灣放置於國際形 勢下，促成本土社會人士的反共意識的生成。對於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以 及左派的知識份子，則表現出激烈的批判取向。如清洗左派人士及其刊 物，對雷震及《自由中國半月刊》進行批判，關於救國團設立的論爭， 拒登《自由中國半月刊》廣告等（林淇瀁，2005: 36），以整合社會意 識。 《中央日報》在 1970 年代對《大學雜誌》的批判，有著為蔣介石 連任鋪路的現實動機，但是也不能不說延續了前期批判自由主義的心理 取向。也正是如此，以激進批判方式出現的黨外人士通過訴求「臺灣意 識」以期對抗國民黨的「中國意識」論述時，其對抗性之激烈可想而 知。對此，我們可以分析1970 年代至 1996 年《中央日報》在話語權爭 奪中有關反台獨的社論（詳見附表五）。 臺灣民主轉型中的族群對抗意識的建構，不僅促成《中央日報》對 黨外運動和台獨論述的激烈批判，而且潛在地影響到其對於社會運動的 判斷和認知。

《中央日報》主政者向來強調報紙的社會責任。在 1950 年代，當 各民營報刊以社會新聞為競爭砝碼，造成新聞界犯罪、色情新聞氾濫 時，《中央日報》便提出報紙的社會責任問題。1955 年，曹聖芬發表 《自由而負責任的報紙》，表達該報對於社會新聞的立場，該文稱： 報紙原是一種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而報紙的功能，一方 面在表彰社會的光明，一方面在揭露社會的黑暗，表彰光明所 以能激勵大眾，導人為善；揭露黑暗，所以使一切罪惡無所遁 形，更無法藉掩蔽而滋生番長……是非既明，社會乃能因而進 步。報紙要發揮這一功能，因而需要報導的自由，不受任何人 的壓制；尤須報紙本身能基於負責的態度，其一切報導評論， 均必須以法律為準繩，事實為依歸（曹聖芬，1955 年 11 月 20 日）。 強調報紙的社會責任，有著西方知識上的聯繫。1950-1960 年代， 臺灣學界已開始傳播西方社會責任論（謝然之，1960: 2-6；胡傳厚， 1960: 8-12），《中央日報》主事者在運用這種觀念時卻進行了加工轉 化。社會責任論本是針對西方自由主義競爭時期黃色新聞氾濫而起，論 者企圖通過報業良心和自律對自由主義新聞理論進行修正。曹氏的文章 則主要強調報紙對於社會責任的發揮，必須遵循法律這一方面，這與社 會責任論本身有著較大差別。其後，在 1960 年代臺灣所開展的新聞自 律運動，也因有著強烈的政治背景而賦予了現實的、政治的含義（如 「國家安全說」、「避免惡性競爭說」）（林麗雲，2004: 96-102）。 這種認知模式被《中央日報》的後來者繼承。如楚崧秋強調「辨順逆、 明是非、別善惡」的辦報原則，則將報紙的社會影響置於政治上「順 逆」、「是非」、「善惡」等之間的二元對立的框架下進行論述，其間 缺乏共同性的把握和整合的動機。

1980 年代，臺灣社會運動進入高峰時期，據統計，從 1983 至 1988 年各年度，臺灣社會各種抗議行為急驟上升（吳介民，1990: 45）。對 於此類社會運動，《中央日報》沿用既有的思維進行判斷和報導，特別 是對於在 1980 年代中後期發生的農民運動、野百合學運等都給予激烈 的批判。這種思維方式並沒有因制度變革有明顯改觀。在 1989 年的一 篇社論中，《中央日報》抨擊臺灣部分媒體在社會運動報導中已成為 「造勢」和「作秀」的「急先鋒」（《中央日報》，1989 年 9 月 1 日）。1990 年，為紀念該報創刊六十二周年而刊發的一篇社論，則將 前期該報對於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報導的理念進行總結，其呈現出來 的認知方式與威權時期並無明顯差別，文章稱： 際茲政府致力於民主憲政之創進，民主自由的訴求日趨激 越，而國人之法治觀念猶未落實，倫理道德日漸式微，社群人 心，每多躁進；政治事件與社會事件，每於反法治反倫理的氣 氛中，弄得是非不分，法理不明，益以極少數野心分子的挑撥 煽動，騷亂之事乃層出不窮，導致社會人心惶惶不安，而部分 媒體輿論不察，或竟亦隨之；本報面對此一複雜情勢，當仁不 讓，秉春秋以責賢者之義，為振公理振人心發而為匡時振敝之 論，顧雖因此或略有不利於營運，然則本報何報？豈肯因此而 裝 聾 作 啞 ， 甚 或 自 甘 卑 下 而 降 格 以 求 （ 《 中 央 日 報 》 ， 1990.2.2）？ 因此，當我們體會《中央日報》在批判1980 至 1990 年代中期臺灣 社會運動的價值時，不能不將其對於社會責任的認知和判斷（報格）， 置於激進民主文化的環境之下進行分析。9在激進民主背景下，「社會 責任」已然墜入「二者擇一」的怪圈之中，責任意識已經定勢成為絕對 化的思維習性。這看似頗為吊詭，同時又是何其合理！

也正是如此，曾任《中央日報》副總編輯，主管採訪領域的馬西屏 直言：「轉型時期，一般民眾都喜歡聽反對的聲音，對於《中央日報》 維護舊有的權力和意識，他們非常反感」（馬西屏，2007，訪談資訊詳 見附表九）。「反感」的背後，不乏話語權爭奪中非理性互動之貽害。 如此境況下，一些違背民主自由精神的舉措就自然發生。如 1990 年代 部分反對黨所管轄縣市禁止訂購《中央日報》（秦富珍，1996-6-25: 2） 就成為該模式下的必然產物，而其本身完全違背自由民主社會之精神。 2000 年後，陳水扁政府拒絕為《中央日報》提供重要政治消息等等舉 措（黃東烈，2002: 124），均未能繞離此種「邏輯」。

肆、政治文化與黨報論述的轉換

作為一個社會化的過程，黨報組織的政治文化特徵，以及黨報與社 會之間的互動中所形成的政治文化，必將通過黨報的論述得以體現和表 達。民主轉型所帶來的黨報的任務，就是生產一套適合社會和政黨發展 的論述，實現意識形態的合理轉換，以為政黨獲取社會認同。然而，在 傳統政治文化和激進民主心理的雙重機制下，《中央日報》的論述和意 識形態轉換具有特殊的經歷。 1950 年 7 月，國民黨敗退至台後便開始黨的改造，將黨的屬性從 原先的「革命黨」改為「革命民主政黨」（梁欽堯，1990: 106-107）， 強化民主集中制。後在七全大會上提出「反共抗俄、反攻復國」的方 針，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具體化為「反共」，這也構成威權時期國民黨 內部的政治信仰。 在編輯政策上，《中央日報》積極配合反共意識形態的塑造，將反 共放在是非曲直的終極標準上。中央副刊，則被確定成為「戰鬥尖

兵」，提倡「戰鬥文藝」。1973 年設立的「大陸透視」專欄，專司揭 露大陸的黑暗與混惡，「使其成為反映大陸苦難同胞新生的喉舌，和向 自由地區軍民同胞反映匪區真相的一面鏡子」（《中央日報》，1973 年 1 月 1 日）。同時，該報還連載反共義士撰寫的文章，如《飛向自 由》、《立志東飛》、《我從地獄來》等。在 1970 年代，甚至不辨真 偽，刊登揭露大陸當局對越南的殘暴統治的文章《南海血書》，引起一 時轟動。直至 1980 年代，主政者提出辨順逆、明善惡、別是非等原 則，將反共作為價值核心加以認定。 為了建構反共復國的意識形態，各個重大事件均能與其建立意義上 的關係。這一點可以從 1950-1970 年代《中央日報》對有關重大事件的 社論獲得瞭解。在 1950 年代初臺灣發起的經濟建設活動，《中央日 報》的社論將其定義為「為著堅厚反攻大陸的基礎」；1954 年的文化 清潔運動及 1966 年發起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也將矛頭指向中共的文 化政策和文化性質，前者將「文化清潔」定義為文化鬥爭，後者則將中 共的文化政策定義為全盤的反傳統文化，表現出鮮明的鬥爭意識。對於 島內的政治事件，如劉自然事件、雷震事件和修訂出版法舉措，均能從 反共的價值面向上獲得實施的合法性。連自然災害（八七水災），都一 以貫之地從反共復國的訴求中獲得意義。甚至連日本佔領釣魚島事件， 都能將其根本原因歸結為「共匪叛亂」所致。（詳見附表六） 通過意義牽連，反共復國的邏輯已經延伸到威權時期臺灣軍事、政 治、文化、經濟、自然災害以及外交等活動的方方面面，而各種活動只 有從反共復國的論述中才能獲得合理性。原本屬於國民黨實現三民主義 手段的「反共復國」主張，在論述中卻成為崇高的價值目標，一種近乎 絕對的價值標準。 固然，反共復國意識形態的建構，能夠在特定時間段達到動員民

眾、為當局內政外交謀求合法性的目的，然一但將其絕對化，在環境變 化的情況下則可能完全喪失其合理性。1970 年代，隨著蔣介石當局 「退出」聯合國，其外部空間受到嚴重壓擠，繼任者蔣經國不得不採取 「臺灣化」策略，吸收臺灣本土才俊進入執政核心體系，集中精力開展 島內建設，以夯實內部合法性（若林正丈，1994∕洪金珠、許佩賢等 譯: 164）。但《中央日報》此間有關島內建設的訴求中，「反共復國」 依然是中心點。（詳見附表七） 外部情勢的變化與內部論述價值的停滯，無疑使黨報意識形態的內 容和形式之間形成巨大落差。1950-1960 年代原本能夠提供合法性的反 共復國訴求，在新的形勢面前變成虛偽的辭令。除了借此打壓台獨言論 外，黨報的諸等論述建構，與虛假的外敵進行長達十餘年之久「揪鬥」 和「防衛戰」，其結果只能是論述的僵化和形式化，脫離島內民眾的社 會生活實踐。 另一方面的問題是，隨著國民黨政黨性質的變化，即從反共復國轉 向認同臺灣，極易導致黨報論述的急劇反轉和價值認同的內部緊張。 從政黨認同的角度理解，國民黨遷台後，以復興中華民國為主要目 標，臺灣成為「復興基地」。1950 年代，蔣介石就以憲法為這一說法 尋找依據，這也給當時籠罩於頹廢和失敗中的國民黨人以希望。在此邏 輯 下 ，1970 年代的經濟建設就使得臺灣成為中華民國發展的「樣 板」。1988 年，李登輝上臺後，由於在黨內缺乏權力基礎，只能兼用 權謀和民粹手法，推動國民黨的臺灣化，並在 1996 年當選總統後提出 「認同臺灣」、「建設新中原」等理念，其內涵已經放棄了大陸。而 《中央日報》的論述則緊隨這一價值，使得原有的政治文化認同急轉， 幾近成為自身的反對物。對此，我們可以從1980 年代後期至 1990 年代 《中央日報》在反對台獨和認同臺灣的價值依據上尋找其變化。（詳見

附表八） 自 1970 年代以來，國民黨政權對臺灣獨立主張持極為鮮明的反對 態度，《中央日報》反台獨的社論成為一種常規性的機制。其反對台獨 的理由主要基於三方面的價值訴求：一、民主化，二、民族歷史文化傳 統，三、現實利益。但是在 1993 年，這些價值基點在論述中發生了變 化。1993 年，代表國民黨傳統勢力的郝柏村下臺，國民黨政黨屬性開 始向臺灣化轉向。1994 年，李登輝接受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採訪， 作了「生為臺灣人的悲哀」的表述，並指責「國民黨為外來政權」，逐 步明晰其認同臺灣的新意識形態。在這個時期，《中央日報》的社論在 有關「認同臺灣」、「生命共同體」、「新臺灣人」和「新臺灣主義」 的論述中，所依存的價值與原有的反台獨的論述中心有著根本性的差 異，乃至走向了背離。 這一轉變至少體現在兩方面：一，在認同臺灣的論述中，《中央日 報》已經拋棄了原本反台獨論述的民族歷史文化傳統這一價值基點，轉 而以現實需要、現實生活場所等事實依據作為訴求重心。在 1970-1980 年代，《中央日報》有關中國意識的論述，價值訴求集中在民族文化傳 統和歷史方面，強調臺灣是中國文化的一種延伸。1990 中後期，《中 央日報》論述則突出了臺灣認同方面意識形態的營造，在文化上所突出 的是臺灣的本土文化（新文化）的意義，臺灣與中國傳統歷史文化之間 的聯繫被淡化甚至被刻意磨損。 二，在關於民主化與臺灣的關係上，民主價值本是《中央日報》反 對台獨反對本土化的訴求依據，但在 1993 年後轉而成為認同臺灣的理 由。在 1990 年代末，民主化成為支持臺灣認同的核心。在意識形態的 轉換中，民主，這一原本在轉型中的最為重要的價值追求，幾成被操弄 的說辭，成為各種論述的工具。

也正是如此，在民主轉型期間，《中央日報》的論述陷入如此一種 奇怪的景觀之中。一方面是意識形態的僵化，缺乏以一種更有意義和充 盈的內容來填補，以適應社會的發展，遂使新（增量）的社會成員對其 難以產生政治認同；另一方面其意識形態的轉移，又是以與原有意識形 態的價值根基為抵觸為內涵出現的，造成與舊的社會成員（存量）的思 維模式之間急劇的張力。特別是其以最為基本的民主價值的工具性運用 為代價，不能不說是對臺灣「民主」轉型的一個反諷。

伍、思考和討論

本文的目的是希望分析出，這種非一致的、甚至與民主價值有著矛 盾的政治文化結構，是如何交織於《中央日報》運作中的。這裏呈現的 是一種，極為複雜的政治文化運作機制。其一是傳統政治文化因素，如 威權時期所遺留下來的心態，和權力本位思維，它對民主轉型初期舊意 識形態論述的維持，同時，在原有合法性基礎消失後，此種心態成為非 理性追尋新權力核心、塑造與舊意識形態近乎對立論述的保障。如此脈 絡不能不說耐人尋味。其次是民主激進文化的心理機制，則在無形中， 與傳統政治文化運作機制相呼應，強化黨報組織的威權心態，甚而激起 其論述的對抗性與衝突性，推動政黨——黨報——社會三者關係的惡性 循環。 目前臺灣學界的黨報研究，已經落入歷史的塵埃而未省其意。這一 情狀的出現，是否與本文開頭所指出的關於黨報與民主化，是天然對立 的觀念有關，尚不得而知。嚴格而言，黨報作為一種意見的代表或提 倡，是否必被排除在一個主張多元意見，和自由言論的民主社會之中 呢？這種思維和心態的出現，或許也難脫本文所指的二元對立的、激進

民主的政治文化的窠臼。 不過，《中央日報》並非如此政治文化結構的唯一面對者。看近十 餘年来臺灣主流媒體的言詞暴力和運作邏輯，「選邊站」、「黨」同伐 異，以及不寬容心態，在媒體論述中的大面積流行，無不讓人發現如此 政治文化操弄的痕跡，以致「當今臺灣主流報紙都是黨報」此類感歎頻 頻。10其情狀，除了讓那些呼籲「黨政軍退出媒體」的自由主義論者， 重新反省其政治心態之缺失外，也讓我們警醒於臺灣民主轉型中的政治 文化「悖論」。 《中央日報》轉型困境的發生，有其特殊性，也有其普遍的含義。 臺灣，作為一個政治名詞，其地位的未定性而造成的政黨意識形態的非 理性，和社會民眾心理的激進色彩，無疑在《中央日報》轉型困境中發 揮著基礎性的作用。族群意識、黨報論述的狹窄化、空洞化以及後來的 背離趨勢，無不與此有著關聯。當我們在這種模糊而有爭議的背景下， 探尋臺灣民主化中的黨報問題時，族群認同等形式合理性問題被置於中 心地帶，價值合理性問題，如民主、理性、公正、進步、平等卻在無形 中被邊緣化了。如此脈絡下，《中央日報》轉型困境本身所代表的意 義，並非如人所願。 但是，從政治文化面向反思，《中央日報》的轉型困境之發生，應 當能夠提供某些啟示。本文特提出以下兩點進行討論。 一是黨報在民主轉型中，如何塑造新的意識形態，以及塑造一種什 麼樣的新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的困境可以說是黨報轉型中的普遍性問題。在向民主和建 設的階段邁進時，原有的意識形態勢必面臨轉換。這種問題在臺灣以 「統獨」、「族群」問題表現出來，在其他地方可能以階層意識、種族 意識、宗教意識得以表現。問題是，這種意識形態建構，是否就要以鬥

爭和對立的方式才能建立呢？當代文化研究論者關於「轉向葛蘭西」的 呼籲，（陸揚、王毅，2001: 59-68）對於我們對此問題的理解，仍具提 示意義。葛蘭西在闡述其文化領導權理論時，特別強調意識形態的差異 性，即文化領導權的確立，是以包容異質為前提的。進而言之，民主化 進程中的社會，本是一個包含多種意識形態因素的場域，既是政黨集團 確立文化領導權的必經之地, 又是新意識形態的生長點，其關係非簡單 的「是」與「非」的二元對立。對於執政黨來說，該政黨的意識形態， 並非天然淩駕社會其他意識之上, 它必須適應社會文化思想的複雜多元 性, 採 取 更 為 寬 容 、 平 等 和 民 主 的 方 式 。 葛 蘭 西 提 出 的 「 協 商 （negotiation）」方式，就在於能夠以這種開放性和平等姿態，與其他 意識形態溝通，並在這種協商中，豐富和發展新意識形態的內涵，爭得 社會力量積極而直接「同意」，（安東尼奧‧葛蘭西，2000: 131-132） 進而獲取文化領導權。 對於傳統黨報的轉型而言，如何迅速突破原有意識形態的歷史包 袱，發揮黨報在意識形態建構和整合中的力量，就顯得非常緊迫和重 要。《中央日報》衰落最關鍵的時間段，在於報禁解除前的十餘年時 間，即社會力量和社會意見規模化呈現的時期。這要求黨報適時增加其 內容的開放性和公共含義，吸取和整合社會各界意見，並在此基礎上提 出新的意識形態，以此排除和化解來自各方面的衝突和對立。這在民主 化帶來的政治價值多元化，和社會理性化趨勢下實乃首要的步驟。 這也涉及到另一問題，即黨報與政黨權力體系的關係問題。《中央 日報》轉型困境之所以令人深思，基本點也在於政黨內部民主問題。國 民黨撤退到臺灣後，所確立的統治模式，是以「兩蔣」的個人威權為基 礎，《中央日報》的組織和內容總體上展示出這種性格。李登輝時代的 權力鬥爭，和政黨性質的隨之變化，與政黨內部權力鬥爭帶來的專斷性

和缺乏協商民主不無關係。在如此作風下，《中央日報》的組織創新能 力，和組織文化的活力難以生長、甚至成為黨內個別領袖意志的表達機 器，就不足為怪。黨內民主和協商機制的建立和常規化，也許是黨報克 服權力本位和專斷意識等因素拘束，建構政黨——黨報——社會三者良 性互動機制的基點。

註釋

1 本文所指黨報，包括三層含義：1、經濟上主要由政黨出資創辦和 支持；2、主要人事關係由政黨組織決定；3、目的在於進行政黨宣 傳，以獲取、擴大社會民眾的支持和認同。 2 對於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民主轉型，其理解模式有：一是政治發展 模式，其內涵頗為籠統；二是政治變遷概念，其抽象程度高，適用 範圍也被無限制地拉大。三是政治轉型，指涉一種特殊的政治變 遷，強調政權類型之間的轉換和改變，而民主化的核心過程主要就 涉及到政治轉型過程（吳文程，1995）。由於政權屬性不一（起 點），以及民主理論的差異（目標），民主轉型的論述和現實進程 也複雜多樣。對於民主轉型本身的時段理解也有差異。如有的以為 民主轉型應該就是兩個政權形態轉換的某一特定時間段；也有人主 張將民主鞏固期加入進去。本文對於民主轉型偏向於從長時段加以 理解，但論述集中在1988 年前後二十餘年的時段內。 3 論者在探尋民主化與媒體的關係時，集中於媒體對於民主化的作用 面向，如 Fox Elizabeth（1988）對於拉美民主化中媒體作用的探 討，Zhao Yuezhi（1998）對於中國民主化過程中媒介作用的探討， McChesney. Robert W.（1999）關於媒體商業化對美國民主的批判

性論述，Peter Gross（2002）關於東歐媒介對民主化的作用分析。 關於臺灣媒體與民主化的關係，也主要集中在此面向（包澹寧， 1995∕李連江譯；李金銓，2004: 135-164）。但關於民主轉型對於 媒體形態的作用，鮮有論述。 4 目前對媒體組織文化的分析取向包括：一是從組織制度框架出發， 探討組織內部成員的自主權和決策權利（內部新聞自由），如蘇正 平對於「自立事件」的分析，集中於組織內部的衝突（蘇正平， 1996: 21-33）；二是關注組織內部的權力關係運行。如張文強對於 報社組織內部的忠誠和新聞專業的忠誠的分析（張文強，2002: 29-61）。以上兩種取向均從微觀的層面探尋組織內部的關係，並沒有 涉及到組織與外界的互動。 5 以《中央日報》重慶時期為例，1940 年程滄波因提出離開《中央 日報》社長職位後，何浩若、陳博生、陶百川、胡健中等走馬而 過，長者不及兩年，短者不及月於，以致國民黨中央一時找不到合 適的社長人選（馬之驌，1986: 389）。 6 石永貴主政後，曾針對報社內派系叢生的狀況，提出「《中央日 報》沒有別的派系，只有《中央日報》派」的主張，試圖瓦解派系 的隔閡，但是其努力並不奏效（石永貴，2003: 381）。 7 王振寰在理解 1970 年代以來國民黨政權對於新興社會力量的態度 時，用「退縮正當化」加以概括，其意指權力體系不僅不承認新興 社會力量，而且去壓抑和反擊，並為了合理化其壓迫，進一步尋求 原來支持者的認可和支持（王振寰，1989: 98）。蕭新煌在理解 1990 年代以來臺灣的族群意識發展時認為，外省、本省的二分思 維在民間社會已逐步被社會文化差異概念所代替，但是政治圈內的 人物卻不能跟上這一步伐，並且這種對立已經演變成「國家認同」

層面而被政治圈所擴大，由此加劇了政治社會之間的衝突（蕭新 煌，2002: 23-24）。 8 朱雲漢分析指出，在統獨光譜左右兩端的政治勢力，彼此間已不存 在起碼的寬容、信任或尊重；對立情緒已經淩駕到對民主程序的基 本共識，所有的詆毀、醜化或打壓手段都可能被合理化。其結果 是，朝野政黨間的互動模式已經超脫民主體制下的理性競爭，而近 乎一場慘烈的政治鬥爭（朱雲漢，2004: 156-157）。 9 對此，1954 年，成舍我先生針對英美等國大報作為評論，指其雖 非黨報，但是均是站在某一政黨立場，決不放棄批評的機會，也絕 不掩飾他們對於某黨的擁護或反對。放眼臺灣，此言果是中的（成 舍我，2007: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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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一：中央日報臺灣時期歷屆董事長相關經歷與背景 姓 名 籍貫 教育背景 任職時間 職前新聞經歷 職前政治經歷 陳立夫 浙江 吳興 美國匹茲堡 大學採礦學 碩士、北洋 大學採礦系 1949.3-1950.9 「國民黨中央評議 委員」，「教育部 長」 董顯光 浙江 寧波 密蘇裏大學 新聞學院 1950.10-1953.3 創辦《庸報》，天津 《日日新聞報》主筆 ，英文《大陸報》總 經理兼總編輯 國民黨軍委副部長 ，「中宣部副部長 」，「行政院新聞 局局長」 胡健中 浙江 余杭 復旦大學新 聞系 1953.4-1956.4 東南日報、中央日報 社長 「立委」，「中央 常務委員」 陶希聖 湖北 黃岡 北京大學法 科畢業 1956.5-1972.8 中央日報總主筆 蔣介石侍從室少將 組長，「中宣部部 長」，「國民黨設 計委員會」主委， 「國民黨中央第四 組」主任 曹聖芬 湖南 益陽 中央政治學 校大學部新 聞系，美國 密蘇裏大學 新聞學院 1972.9-1985.6 中央日報副社長，中 華日報社長，中央社 董事長 軍委會委員長侍從 室速記、秘書，國 民政府秘書，「總 統府」秘書，「中 央第四組」主任 林征祁 福建 閩侯 中央軍官學 校15 期畢 業 1985.7-1987.7 中央社駐外特派員， 中央社副社長、社長 ，香港時報董事長 國民黨黨史會副主 委

姓 名 籍貫 教育背景 任職時間 職前新聞經歷 職前政治經歷 楚崧秋 湖南 湘潭 中央大學政 治系，中央 幹校研究部 ，革命實踐 研究院，國 防研究院畢 業 1987.8-1991.7 中央日報社長，中視 董事長 南京國防部秘書及 科長，「總統府」 秘書，「國民黨中 央第四組」副主任 莊懷義 台灣 台南 台灣師大教 育系，紐約 哥倫比亞大 學教育行政 碩士與博士 1991.7-1994.5 「國民黨中央海外 工作會」副主任， 「國民黨中央文工 會」副主任，「國 民黨中青年會主任 」 朱宗軻 浙江 吳興 政治大學新 聞系 1994.5-1995.12 中央日報總編輯 中視總經理 「行政院新聞局」 處長、「國民黨文 工會」副主任 徐抗宗 浙江 嘉興 美國印地安 那大學政治 學碩士，東 吳大學法律 系 1995.12-2001.2 「國民黨中央青年 工作會」副主任， 「國民黨中央工作 會」主任 邵玉銘 嫩江 蘭西 政大外交學 系學士，芝 加哥大學歷 史學博士 2001.2-2003.1 政治大學國關中心 主任，「行政院新 聞局長」，「國民 黨中央副秘書長」 詹天性 臺灣 屏東 政大政治所 碩士，中興 大學行政學 系 2003.1-2006.5 中華日報社社長、董 事長 「國民黨屏東縣黨 部主委」，「中央 黨部」總幹事，專 任委員

附表二：中央日報臺灣時期歷任社長相關經歷與背景 姓 名 籍貫 教育經歷 任職時間 職前新聞業經歷 職前政治經歷 離職去向 馬星野 浙江 平陽 廈門大學 ，中央政 治學校， 密蘇裏新 聞學院 1945.11-1952.8 開設政治大學新 聞系，任系主任 14 年 中宣部新聞事業 處處長，「中央 執委」，「中央 第四組」主任 任巴拿馬 「大使」 胡健中 浙江 余杭 復旦大學 新聞系 1952.12-1953.3 1956.5-1961.5 東南日報，中央 日報社長 「立委」，「中 常委」 升董事長 ；中影董 事長 蕭自誠 湖南 邵陽 東南大學 ，中央政 治學校 1952.8-1952.11 中央日報副社長 蔣介石侍從秘書 ，「中央改造委 員會設委會主任 」、「第四組」 主任 國民黨發 言人 陳訓悆 浙江 慈谿 上海同文 書院 1953.4-1954.2 香港國民日報， 重慶中央日報主 編，主持申報、 南京中央日報復 刊 上海市特別政府 秘書，中宣部南 京特派員 阮毅成 浙江 餘姚 法國巴黎 大學法學 碩士 1954.3-1956.4 中央政治學校創 設法律系，教授 兼系主任，浙江 省民政廳廳長 「國民黨 中央政策 會」副秘 書長 曹聖芬 湖南 益陽 中央政治 學校新聞 系，美國 密蘇裏大 學新聞學 院 1961.6-1972.8 1977.9-1978.2 中央社記者、副 社長，中華日報 社長 國民黨軍委侍從 室秘書、「國民 政府」秘書，「 總統府副局長」 ，「中央第四組 」主任 中央社董 事長

姓 名 籍貫 教育經歷 任職時間 職前新聞業經歷 職前政治經歷 離職去向 楚崧秋 湖南 湘潭 中央大學 政治系， 中央幹校 研究部第 1 期、革 命實踐研 究院、國 防研究院 1972.9-1977.8 中華日報社社長 南京國防部秘書 及科長，臺北「 國防部總政治部 設計委員」，「 總統府」秘書， 「中央第四組副 主任」 轉任「國 民黨文復 會」副秘 書長 吳俊才 湖南 沅江 中央政治 學校，印 度裏德大 學，倫敦 政治經濟 學院 1978.3-1979.1 中央日報駐重慶 、新德里、倫敦 特派員，香港航 空版主任 「國民黨中央文 工會」主任，「 駐薩爾瓦多大使 」 「國民黨 中央委員 會」副秘 書長 潘煥昆 廣東 興寧 政治大學 新聞系， 密蘇裏大 學新聞研 究院 1979.6-1981.5 中央日報記者， 中央通訊社編譯 部主任，主筆， 副總編輯，副社 長 「亞洲生產力組 織新聞處長」及 「中華民國副理 事」，「經濟部 」顧問 轉任中央 社社長 姚 朋 河北 宛平 政治大學 新聞系， 伊利諾伊 大學新聞 學碩士， 國防研究 院學員 1981.5-1986.12 臺灣新生報總編 輯、副社長，中 央日報副社長， 總主筆 「中國青年工作 會」委員 因中正機 場事件報 導去職 黃天才 廣西 陽朔 政治大學 畢業 1987.1-1988.4 民族晚報副總編 ，中央日報駐東 京特派員，中央 日報副社長 任中央社 社長

姓 名 籍貫 教育經歷 任職時間 職前新聞業經歷 職前政治經歷 離職去向 石永貴 遼寧 復縣 政大新聞 系，新聞 研究所碩 士，明尼 蘇達大學 傳播學碩 士 1988.4-1994.5 臺灣新生報總編 輯、副社長，臺 視總經理 「文工會」總幹 事 中視總經 理 唐盼盼 湖南 邵陽 政治作戰 學校新聞 系，南伊 立諾州立 大學新聞 學碩士 1994.5-1996.11 中央日報海外版 主編及副總編輯 ，中廣總經理， 中央社社長 「行政院新聞局 敵情研究室」主 任 提前退休 黃輝珍 台灣 彰化 政治大學 法律系 1996.11-1999.3 中國時報副總編 、副總主筆，中 央日報總主筆 財團法人「國家 政策研究中心」 執行長，「國民 黨再造委員會」 執委 「文工會 」主任 詹天性 台灣 屏東 中興大學 行政學系 ，政大政 治所碩士 1999.3-2001.1 中華日報社社長 、董事長 「國民黨屏東縣 黨部主委」，「 中央黨部」總幹 事、專任委員 中華日報 社董事長 邵玉銘 嫩江 蘭西 政大外交 學系學士 ，芝加哥 大學歷史 學博士 2001.1-2003.1 政治大學國關中 心主任，「行政 院新聞局長」， 「國民黨中央副 秘書長」 文化大學 教授

姓 名 籍貫 教育經歷 任職時間 職前新聞業經歷 職前政治經歷 離職去向 劉繼先 北平 世新大學 2003.1-2006.6 中華日報社通訊 組長、副總編輯 、總編輯、副社 長 附表三：中央日報臺灣時期歷屆副社長、總編輯相關經歷與背景 姓 名 籍貫 教育背景 職 務 任職時期 職前新聞業經歷 職前政治經歷 唐際清 湖南 武岡 南開大學歷 史系，革命 實踐研究院 副社長 1953-1961 天津益世報總編 錢震 江蘇 東海 政大新聞系 ，密蘇裏大 學新聞學院 總編輯 、副社 長 1952-1961, 1961-1962 南京中央日報副 總編輯 浙江縉雲縣長 ，天臺縣長， 黃岩縣長 林家琦 山東 政治大學 總編輯 1961- 中央日報副總編 輯 趙廷俊 甘肅 五都 政治大學新 聞系 總編輯 1961-1971 中央日報資料室 副主任、撰述委 員， 邵德潤 浙江 衢縣 政治大學， 美國斯坦福 大學研究， 國防研究院 總編輯 1961- 「行政院新聞 局」顧問 薛心鎔 山東 高密 政治大學新 聞系 總編輯 、副社 長 1972-1979 1981-1985 採訪組主任、資 料室主任、中央 日報副總編 中央日報總主 筆

姓 名 籍貫 教育背景 職 務 任職時期 職前新聞業經歷 職前政治經歷 王端正 臺灣 政治大學新 聞所碩士 總編輯 1985-1987 採訪組主任、副 總編 許志鼎 福建 政治大學新 聞系 總編輯 1987-1994 中央日報記者、 副總編 中央日報主筆 王曉寒 湖北 黃岡 政治作戰學 校 總編輯 、副社 長 1987-1994 中國郵報採訪部 主任，民族晚報 副總編，中華日 報總編，中廣公 司副總經理 顏伯勤 上海 東吳大學 副社長 1987-1989 經濟新聞主筆、 輔仁大學企管系 教授 魏 瀚 湖北 黃岡 世新大學 總編輯 1994-1996 中央日報副總編 輯 中央日報主筆 劉本炎 東吳大學 總編輯 1996 中央日報主筆 蔣 震 成功大學中 文系畢業 副社長 1994-1996 中華日報總編輯 ，中國時報美西 版總編，中央社 副社長 「文工會」總 幹事 江偉碩 臺灣 政大外交系 總編輯 副社長 1996-2006 中央日報專欄組 組長、採訪組主 任、副總編輯

附表四：1970-1980 年代中期的黨外雜誌 創刊時間 創辦者及刊名 1975 年 8 月 黃信介、康寧祥等創辦《臺灣政論》創刊 1976 年 2 月 28 日 蘇慶黎創辦《夏潮》 1977 年 1 月 1 日 《這一代》創刊 1979 年 4 月 27 日 陳婉真、吳哲朗發行地下報《潮流》 1979 年 6 月 康寧祥等人創辦《八十年代》月刊 1979 年 8 月 16 日 黃信介等人創辦《美麗島》雜誌 1980 年 2 月 《八十年代》系列之《亞洲人》創刊 1980 年 4 月 《八十年代》系列之《暖流》創刊 1980 年 11 月 《海潮》創刊 1981 年 6 月 許榮淑創辦《深耕》系列雜誌 1981 年 10 月 25 日 周清玉創辦《關懷》月刊 1983 年 1 月 黃天福創辦《鐘鼓鑼》月刊 1984 年 3 月 6 日 鄭南榕創辦《自由時代》 1983 年 3 月 14 日 林正傑創辦《前進》系列週刊 1984 年 3 月 29 日 雷渝齊的《雷聲》創刊 1984 年 6 月 11 日 邱義仁、吳乃仁、劉守成等黨外新生代創辦《新潮流》 1984 年 6 月 12 日 黃天福的《蓬萊島》系列雜誌創刊

附表五：《中央日報》反台獨論述 社 論 標 題 論 述 由 頭 時 間 台獨漢奸必歸消滅 蔣介石指責海外小撮台獨勢力與 中共有關 1970.5.25 台獨分子還不快快悔過回頭 臺灣建國聯合陣線發表宣言 1980.2.20 揭穿中共對台獨招手的陰謀 鄧穎超發表告「臺灣同胞書」 1980.3.21 嚴斥叛亂嫌犯變相台獨的謬誤 美麗島事件案犯接受開庭審理 1980.3.22 無可置疑的幾個基本事實 嚴 正辟斥「台獨」的讕言謬論 法院審理美麗島事件 1980.4.2 「台獨」是背棄民族大義的判 徒 美麗島事件宣判 1980.6.3 美國將「台獨」列為國際恐怖 分子 台獨聯盟在美被認定為暴力組織 1981.8.31 愛國愛鄉，粉碎「台獨」分化 企圖 行政院就台獨聯盟問題發表談話 1982.7.10 完成中興大業的兩項要務—粉 碎共匪統戰‧清除「台獨」意 識 行政院孫院長發表談話 1982.10.16 嚴防「台獨」破壞選舉的陰謀 台獨聯盟揚言破壞增額立委選舉 1983.11.18 應該與「台獨」劃清界線 《中央日報》出版《台獨想幹什 麼》一書 1983.11.27 美國應將「台獨」首惡驅逐出 境 台獨聯盟在《中央日報》和聯合 報製造爆炸案 1983.12.13 守法，反共，與「台獨」劃清 界線 任何政治團體都必須堅 守的立場 中常會通過「人民團體組織法」 等法案 1986.10.10 一定要與「台獨」劃清界線 海外台獨勢力猖獗 1986.12.5 鼓吹「台獨」是玩火自焚 俞國華在立法院答辭中強調反台 獨 1987.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