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梳理並解釋中國經濟改革文獻的不同論述，與微觀模型，將有 助於回答本文的核心問題，即：既有政治經濟學典範，與「中國經驗」
的回應和相關研究成果，是否存在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
以及未來「中國經驗」是否有機會引導政治經濟學既有典範發生任 何變遷與轉移？本研究目前認為，中國具體經改的實踐與中文領域 現有相關文獻，尚不足以構成政治經濟學典範轉移。
就歷史時序而論，當代中國知識界對於經改的論述，與之對照 政治經濟學典範的沿革，發現中國經改文獻的論述有「錯序」現象。
依照西方政治經濟學典範發展史來看，依序為市場典範、國家典 範，再到鑲嵌典範。理論上，當代中國知識界關於解釋中國經改的 文獻，理當為自由派，新左派、再到新權威主義才是。
換句話說，反映中國具體經改的文獻，並非如政治經濟學典範 的演變。就吾人所悉知，知識界的論述反映的是當時中國經改的面 貌，且正因中國政體以一黨專政為主，使中國在經濟發展上，是從 國家走向市場。而知識界論述的出現依序為新權威主義、自由派，
再到新左派。總言之，在抽象的政經典範與中國文獻呈現的次序之 間，出現錯序的現象。若借用庫恩的說法，即具有不可共量性的特 徵，如本文圖二所示。
不過從中國經改微觀實踐的成果來看，將其研究成果的文獻逐 一抽出與政治經濟學典範對應，便發現具體經改實踐的特色，有些 可追本溯源至抽象典範，兩者雖不盡相同，但中國化的微觀經改實 踐，卻有幾分神似於政治經濟學典範，應可視為兩者的共量之處。
首先，就中國知識界之間對中國經改的共量性，如表二所示。
其次，則是整理政治經濟學典範分別與當代中國知識界，及中國「重 點」突破的微觀政經模型、研究途徑及經改路線的不完全共量性之 處，如表三、表四所示。
綜觀圖二的線性分析框架，發現政治經濟學典範與解釋中國經 改文獻的比較，存有「錯序」現象。然微觀的探究圖六，即為官方 經改定調與中國知識界論述的交疊，正如表二凸顯的弦外之音，為 中國內部經改實踐，仍有相當程度的聚焦於「中國特色的社會主
義」。換言之，中國尚未因經改而推翻，或者動搖其政體。綜合表 三與表四，則是圖二中兩條線性主軸的探討。
表二：文獻與中國經改微觀模型共量性關係表 當代中國
知識界 中國「重點」突破的微觀模型、研究途徑及經改路線 昆山模式 蘇南模式 地區研究途徑
與經改路線 國企改革 新權威主義 企業家型國家 農村集體鄉鎮企業
自由派 服務型國家 私有化 市場化
國家資本主義 私營化
新左派 發展型國家 地方統合主義 國企改革
助長國家能力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自本文。
上述文獻的耙梳顯示，中國具體經改的實踐與中文領域現有相 關文獻，還不足以構成政治經濟學典範轉移。原因在於，政治經濟 學典範發展的沿革，對照當代中國知識界對經改的脈絡所導致的
「錯序」現象，可歸因於中國政體所導致的結果。「不可共量性」
的發生，也還停留在這一部份。但反觀中國知識界及其微觀政經模 型的細部論述，與既有政治經濟學典範雖存有不盡相似之處，但這 種「不完全」來自中國經驗／中國化的實踐；而「相似」之處，則 是論點上能部份相互解釋。簡而言之，中國具體經改的實踐，尚不 足以改寫既有三大政治經濟學典範，最多僅能以庫恩言之的「危 機」，甚至應該說是「局部危機」，說明兩者之間的關係。
本文大膽開題，主要是希望從宏觀面的政治經濟典範架構出 發，考察不同典範之間的關係，並初步驗證於中國經改案例與其修 正後模型和有關論述。從巨觀延伸到微觀的研究途徑，無疑的會遺 漏許多細節，不過卻可能可以提供一種研究政治經濟典範與個案 時，可供酌參的初步操作方式。
表三：政治經濟學典範與中國經改文獻不完全共量性分類表
起的新右派關於中國經改的討論，顯然是本文未來應納入考慮的重 要議題。同時，中國的地區經濟發展模型目前文獻也越來越多，它 們產生的各種案例與啟示，未來相關的研究也應當積極予以處理。
最後，本文也期許未來能將中文文獻的觀點與當代西方學界已有豐 富成果的中國經改分析成果相比較。本文相信，西方文獻也將越來 越關注且受到中文成果和辯論的影響，則開啟「典範轉移」的契機，
在不遠的未來仍有可能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