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的典範轉移？
以解釋中國經濟改革的文獻為例
“Paradigm Shift” of the Study of Political
Economy?
A Critical Review of Chinese Literature on
China’s Economic Reform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碩士 李宛錚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張登及
Lee, Wan-Cheng
(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Studie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Chang, Teng-Ch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aradigm Shift” of the Study of Political
Economy? A Critical Review of Chinese
Literature on China’s Economic Reform
Lee, Wan-Cheng
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Studie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Chang, Teng-Ch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State” and “Market” are viewed two driving factors propelle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various countries and regimes. Based on a preliminary categorization over the “state vs. society” dimension, literature can be featured as “pro-state”, “pro-market” and those stress “embededness”. In a sense, the three different branches constitute three “paradigms”, which have basically informed most studies 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and post-communism reform. This research examines the latest Chinese literature by mainland China’s academics regarding the causes of China’s impressive economic reform since early 1980s. It then compares the Chinese perspectives with the established three paradigms i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economy. It finds out that the establish literature evolved along the path from “pro-market” to “pro-state”, as “embededness” emerged lately. However, the Chinese literature tells an opposite story: from “pro-state” to “pro-market”. This paradox seems implying a “crisis” in the mainstream political economy though. Nevertheless a “paradigm shift” in the field is still too immature to be confirmed.
Keywords: Political Economy, Paradigm,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ness, State and
政治經濟學的典範轉移？
以解釋中國經濟改革的文獻為例
李 宛 錚 國 立 中 正 大 學 戰 略 暨 國 際 事 務 研 究 所 碩 士 張 登 及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政 治 學 系 助 理 教 授摘 要
影響政治經濟發展的因素，往往游移在「市場」與「國家」這 道光譜上。依循文獻的歷史脈絡，本文將其大略分為市場典範、國 家典範、以及鑲嵌典範三大類型。中國的經濟改革濫觴於鄧小平的 改革開放路線，迄今已取得不小的成就。惟中外知識界對於中國經 改的核心動力究竟是國家帶動還是市場主導，爭辯仍是方興未艾。 基於中國政治體制的特殊性，即便是邁向市場化的過程中，也還繼 續引發出「左」、「右」路線的辯論。在此辯論中，中國的國家機器 所將扮演的角色為何，各界不僅莫衷一是，也牽動著中國下一波的 政經體制改革。 本文以中國改革實踐為個案，初步整理分類中國知識界對經改 方向的解釋爭論，並與既有的政治經濟學典範相比較。換言之，本 文旨在檢視源自西方的既存政治經濟學典範，對於現實的中國經 改，是否仍保有其解釋力？作者們初步發現，政治經濟學典範的發 展是從市場步向國家，但中國實踐卻是「錯序」而行。因此，中國 的政經實踐似乎導致既存典範的「局部危機」，但還不足以斷定為 政治經濟學的典範轉移。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典範、國家與市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改革開放壹、導論
一、政治經濟分析的三個「典範」
庫恩（Thomas S. Kuhn）對「典範」（paradigm）一詞的定義是 從歷史觀切入，分析一個科學傳統的生命過程，並認為典範必將經 歷常態科學、危機與革命三階段。這樣的過程有助於科學知識的成 長。然而當受到異例挑戰且無法解謎（puzzle-solving）時，典範則 有必要重新精煉、補強，以釐清不明之處，此時便進入「危機」。 危機可能因為典範的改進，又回到常態科學；也有可能面臨大量的 挑戰與證偽，使典範逐漸被捨棄，進而完成「革命」，甚至是「典 範轉移」（paradigm shift）。1 綜觀當今已開發國家的發展經驗及相關文獻，至少從18世紀以 降，發展上的大方向是從市場主導邁向國家角色的強化。倘若將庫 恩對典範的概念移植到上述歷史經驗，本文認為有關西方政治經濟 學典範的核心學說按時序發展大致分為：市場典範、國家典範以及 鑲嵌典範（embeddedness）。在這三個原始政治經濟典範中，每一個 典範的確立，是由諸多具備相似的基本假設、命題的理論與學派的 共鳴，進而發展出來。2有趣的是，這些不同政治經濟學典範應用到 不同的現實案例時，不僅會出現類似「危機」、和「典範轉移」，同 時可能有「典範並存」的現象。3
1. 請見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nd, 1970), pp. 35~42; 66~76. 2. 借用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話語來說，這些典範作為一種論述，彼此也像 是在從事一種理論的「陣地戰」（war of position）。市場典範、國家典範與鑲嵌自 主典範之間的競逐，總是希望能主導歷史與實踐。不過，在這三個典範的爭鳴， 既有先來後到，同時也是共存的。參閱James Joll著，石智青校閱，葛蘭西（台北： 桂冠，1992），頁104~110。 3. 例如國內資深政經學者蕭全政教授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範疇，就是大同小異的參 考架構會產生大同小異的理論，而這些理論也就構成庫恩言之的「典範」。甚者， 政治經濟學的內涵本身是模糊的，故而會造成理論之間的分歧，主要是因為理論 不僅涉及新舊典範之間的轉移，甚至更有可能出現「典範並存」的現象。參閱蕭
現實中典範可能並存，因此又有典範之間的「共量性」與「不 可共量性」的問題出現。庫恩認為：「不可共量性」為典範觀察世 界與從事科學活動的方式不同。4然而，典範之間在觀察世界與從事 科學活動的方式若是相同，則意味著典範之間確實也可能存在「共 量性」。5因此，庫恩對於「不可共量性」的論證，可理解為是一種 企圖從相似的理論方法，發展出一個不同的理論假說。6同理，本文 將解釋中國經濟改革的文獻，視為可能挑戰既有政治經濟學典範的 異例來源。藉由考察解釋中國經改文獻對於中國政經發展的論述， 並且比較解釋中國經改文獻與既有政治經濟學典範之間的共量性 及不可共量性，以了解這些文獻目前的理論意涵，及其未來對既有 典範的可能影響—促進典範鞏固，或造成典範轉移。 例如在「市場典範」方面，亞當斯密（Adam Smith）為主的古 典經濟理論是核心論證的代表人物。在論述國家與市場的關係上， 應為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s）的市場力量大於國家權力的支 配，意即追求自由市場的效率與最小限度國家的組合。7然而，根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全政，政治與經濟的整合（台北：桂冠，1994），頁11~13。 4.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pp. 3~4.
5. 本文所羅列三種政治經濟學典範－市場典範、國家典範與鑲嵌典範－，它們各自 的貢獻對於不同國家政經發展的案例，有不同的觀察和解釋方式。例如在韓國、 臺灣等的東亞發展型國家的經驗來說，其政經發展的模式，可稱為魏絲 （Linda Weiss）所定義的「管理性互賴」（governed interdependence）。管理性互賴，筆者 認為其位置大約在國家典範與鑲嵌自主典範之間。另回顧西方政經文獻的歷史脈 絡，也不難發現它們同時存在相互承襲的跡證，這種相互滲透的現象有助於新典 範的萌芽。參閱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8; Linda Weiss, “Governed Interdependence: Rethinking the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in 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Vol. 8, No. 4 (1995), pp. 589~616.
6. 傅大為，「導言：科學的哲學發展中的孔恩」，Thomas S. Kuhn著，程樹德等譯， 科學革命的結構（台北：遠流，1989），頁22。
7. 亞當斯密主要是強調解放個人，重視人的本質為追求自身利益之下，進而誘發國 家經濟的發展。Adam Smith, in Edwin Cannan ed.,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Vol. 1, pp. 447~524.
各國政治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顯示，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現 象相當普遍，市場典範卻無法為其進行解謎，這使得市場理論的典 範面臨危機與挑戰。為了應對挑戰，理論家們重新檢視「國家」的 角色，促進政經理論的進步。 繼之而起的「國家典範」，可以史考區波（Theda Skocpol）強 調國家自主性（autonomy）與能力（capacity）的國家中心論（state- centric）之研究途徑為代表。8但即使「將國家找回」，同樣也會出 現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的現象，致使國家典範也無法充 分自圓其說。直到當代東亞國家與拉丁美洲國家經濟發展的成功， 由伊凡斯（Peter B. Evans）所歸納國家自主性角色的多元化，並與 之鑲嵌於市場的模式，這種「混合模式」（mixed model）又受到廣 泛的關注和應用，不妨稱為「鑲嵌（embeddedness）典範」。9經由 上述初步梳理構成的政治經濟學三種典範的發展、嬗遞與並立，誠 為當代政治經濟學典範並存與轉移，賦予豐富的意義。10 二、研究目的與研究設計 概括梳理抽象的政治經濟學典範之後，本文進而將帶進具體實 踐的個案進行對話。11本文以解釋中國經濟改革的文獻為個案的研 究主體，其中涵括三大部分：中共官方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降的歷
8. 請見Theda Skocpol,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 in Peter B. Evans ed.,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3~37.本文認為，儘管核心論證不若「市場典範」簡潔， 但因為它造就理論焦點上的重要轉折，賦予「國家中心說」某種典範性的地位， 故仍有其價值。
9. 請見Peter B.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3.
10. 參閱蕭全政，政治與經濟的整合，頁11~13。 11. 政治經濟學典範與本文擇中國經濟改革文獻為個案，兩者之間的對話，有可能驗 證學者曾怡仁所言：新事實的出現有時候仍然可以用舊有的理論加以詮釋，有時 候則可能挑戰舊有理論的解釋效力，而要求理論做適當的修正，甚至是創新。例 見曾怡仁，「理解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一種思路：史珮蘿、吉爾平、史翠菊與 培藍觀點之比較」，全球政治評論，第14期（2006年4月），頁66。
次黨大會之政治報告，作為官方的「中國政經發展經驗」論述代表； 中國知識界對於中國經改過程之研究與批評；以及中國地方各異的 微觀經改模型和路線。如同前述，政治經濟學典範的發展方向，宏 觀面是從市場轉移至國家；但反觀中國在經改實踐過程中，卻非如 此規律。準此，本文假定中國經改實踐，可能與既存的政治經濟學 典範有重要的差異，甚且有機會導引出未來政治經濟學典範的新轉 移。 按此邏輯，本文嘗試回答：中國經改實踐經驗，是否具有改寫 既存的政治經濟學典範的潛力，進而為下一波政治經濟學典範轉移 提供新的概念和動力？最後，不論典範轉移的有無，筆者仍將為政 治經濟學典範與解釋中國經改文獻之間的關係，提供初步的研究發 現。 首先，本文主要著眼於市場典範、國家典範和鑲嵌典範的論點 整理。同時，亦將揀選具代表性的中國經濟改革相關文獻，其中包 括「十二大」至「十七大」的政治報告關於經改的定調／方針、中 國知識界對於經改的批判、以及經改理論落實到地方的具體研究成 果的微觀政經模型，梳理三者於「一綱多本」的中國經改過程之關 係。最後，本文檢視成熟的三個政治經濟學典範，對當前中國經改 實踐解釋力為何。 誠然，中國經濟改革過程已歷而立，箇中交織著共性與特殊 性。12然若只用簡單的歷史說明帶過，則會失去中國經濟改革過程 原有的意義。13因此，本文綜合個案研究法、歷史研究法與比較研 究法，從而進行本文之組織，如圖一所示。 12. 馬國川，風雨兼程：中國著名經濟學家訪談錄 （北京：三聯書店，2008），頁286。 13. John S. Odell, “Case Study Method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圖示說明：圖像中的歷史研究法，涵蓋了共時性（synchronic）與貫時性（diachronic）的分析， 以「 」表示之。本文首要處理的是抽象的政治經濟學典範，以「 」示之。另外， 本文的個案研究主體為中國經濟改革文獻，由於其內容均是具體的實踐過程，故以 「 」呈現之。最後，透過比較研究法來分析檢驗，中國經改文獻是否有別於政治 經濟學典範的傳統，因而另立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模型？因此，比較研究法是結合抽 象的典範與具體的實踐案例，以「 」呈現。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繪製。 圖一：本文研究方法之圖像 本文視中國經改過程為一個個案。然而在個案研究法的分類中， 以「理論證實」（the least-likely “theory confirming” case study）14
較為符合本文研究屬性。因此，本文大致依照「理論證實」之原則， 檢視中國經改過程的相關文獻之論述與政治經濟學典範之間的異 同。然若差異頗大，則是「理論證實」的對立面，即暗示「典範轉 移」的可能性增加。 在歷史研究法上，由於歷史事實是客觀存在的。15當代中國經 改過程，是在實踐中不斷積累不同的微觀模型，這些或許是可追溯
14. Robert K. Yin著，尚容安譯，個案研究（台北：弘志文化，2001），頁39；Arend Lijphart,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Comparative Metho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5, No. 3 (1971), pp. 682~693.
15. 何兆武，歷史與歷史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頁187。 理論 抽象 事實 具體 歷 史 軸 貫時性分析 共時性分析 個案 典範
到政治經濟學典範中的其一理論；又或許為中國走出具中國特色的 經濟現代化之路。不管如何，一切歷史的本質全在於其當代性，16唯 有掌握不同的歷史情境（milieu）脈絡下，中共官方針對重點地區， 提出具體的經改方針，有助於本文理解中國經改的歷史背景。換言 之，中國經改過程的時間與空間向度，同時存在並兼具靜態的共時 性（synchronic），及動態之貫時性（diachronic）的連續體。17 此外，「一黨專政」是中國政治治理模式的特色。因此，黨的 政治報告對於「中國經驗」的陳述，勢必對其政策實踐具有相當程 度的約束性和權威性。且基於歷史的一次性，發現自十一屆三中全 會以來的歷屆黨大會，其內容舉凡有關中國現代化發展和經改政策 的官方定調，為走向市場化道路，標示著難以轉向回到過去的計劃 經濟。也因此，「十二大」揭櫫「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 新局面」後，18中國政治經濟的實踐，恰與政治經濟典範形成有趣 對話，並醞釀著可能帶有中國經驗和特色的政治經濟解釋模型。 綜言之，就考察與梳理解釋中國經改文獻的方式，主要結合歷 史 研 究 法 ， 成 為 「 歷 史 ／ 比 較 分 析 法 」（historical comparative analysis），19如此可以更為客觀。基於此，筆者必須兼顧官方理論、 當代中國知識界的看法以及地區微觀的經改模型，檢視前三類文獻 之間如何定位中國經改的經驗與過程。最後，再次回到中國經改， 探討它貼近既存的政治經濟學典範與命題的程度，以利掌握造成典 範變革的潛能。 16. 何兆武，歷史與歷史學，頁174~177。 17. Marc Bloch著，周婉窈譯，史家的技藝（台北：遠流，1989），頁1~12；黃宗昊， 「政治經濟學分析架構的三項發展」，全球政治評論，第25期（2009年1月），頁 183~185。簡言之，共時性的意思為：實證傾向的社會科學，具決定論色彩；而 貫時性的解釋則為：歷史傾向的人文科學。因此，本文採歷史研究法必須兼具兩 者，才不會對歷史有所偏頗。 18. 參閱「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新華網，2009年11月17日。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6971.htm> 19. Earl Babbie著，李美華等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台北：時英，2004），頁522~530。
最後，本文的屬性也是一個批判性的文獻分類回顧。架構全文 的兩條主軸，即為抽象的政治經濟學典範，以及具體實踐的中國經 改重要文獻。這些文獻包含中共官方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國知識 界關於經改的論述以及微觀政治經濟模型研究。這兩條主軸的探 討，本文假定都可在「國家」與「市場」的軸線上定位，如圖二所 示。不過，對照中國與西方的政治經濟學演變，發現兩者的發展歷 程具有顯著的不對稱性（本文在中國經改的時序上僅以「十二大」 至「十七大」，即1982年至2007年；反觀，本文列舉西方政治經濟 學的三大典範，時間上則從18世紀延續至20世紀。）但很有意思的 是，西方典範與中國實踐的階段，卻能各自對應至共鳴的奇趣。 圖示說明：圖形上方為抽象的政治經濟典範，其發展重點是從市場邁向國家，再到國家與市場之 混合型的鑲嵌；但在具體實踐下的中國經改過程（本文僅探討中共十二大至十七大之 經改期程），如下方所示，卻是從混合模式的新權威主義之論述邁向市場化的自由派 論述，再至強調新國家主義的新左派論述。換言之，中西的政經模式發展，似乎有了 「錯序」之對照。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繪製。 圖二：線性對應文獻架構圖
貳、
「國家—市場」關係的三個政治經濟學典範
庫恩強調「典範」對於科學的重要性，主要是在於唯有典範的 輔助，科學的真相或一門學科的道理，將使之越辯越明。20然將庫 20. 關於「典範」的定義，是指在某一段時間內公認的科學成就。典範對於科學社群 （scientific community）而言，是研究工作所要解決的問題與進行解謎的範例。 市場典範 國家典範 鑲嵌典範 新權威 自由派 新左派恩的典範概念移植到政治經濟學，以類型學（typology）的方式， 按其在國家與市場光譜上的發展，依序為：市場典範（pro-market paradigm）、國家典範（pro-state paradigm），以及鑲嵌典範（paradigm of embededness），作為本文中國經濟改革的文獻個案之理論框架。 一、市場典範的核心論點
強調市場力量比國家權力干涉更為強大，同時能促進經濟生產 與公共福祉，這是歸納後得出市場典範的核心論點，亦是自由主義 學派經濟理論的最大公約數。廣義而言，市場典範的學派與理論， 大多承襲自亞當斯密在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一書中奠定 的理論基礎。該書探究國家累積財富之道，在於個人享有最大限度 的自由下，進行交換、買賣、分工，以追求極大化的效率，便是一 般市場典範構築的自由市場型態。21 （一）自由：國家富強在於自由市場、自由放任等的「自由」原則， 其精神乃承襲經濟自由主義而來。22不過在亞當斯密所強調 的自由當中，並非國家完全排除在外。換言之，亞當斯密對 自由市場的理念型，為國家存在於市場，只是扮演守門員的 角色，僅起制定市場規則的作用。 （二）效率：亞當斯密一再強調個人為理性行為者。市場的自由， 是源自個人利己下的自由競爭，進而提升了資源分配的效 率。而人的本性，追求的是個人極大化之利益。因此，重商 主義（mercantilism）強調國家主導，反而未必有利於資源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pp. 10; 35~42.亦可參閱張 登及，「中國外交政策的典範轉移？從『大國外交』到『和諧世界』」，發表於中 國政治學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嘉義：中正大學政治系，2008），頁2。
21. Adam Smith, in Edwin Cannan ed.,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pp. 447~524.
最適配置與生產效率的極大化。23 （三）小「國家」與大市場：不可否認亞當斯密仍重視國家的存在， 為確保市場遊戲規則的制定，好讓市場自由發揮。因此，形 塑的大市場框架下，小國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才能圓滿達 成極大化個人利益同時，也遞增國家的財富。換言之，小「國 家」僅只盡到保護人民安全的責任，以及基本的租稅平衡。24 二、國家典範的主要論點 1970年代，政治社會學界開始重視「把國家帶回來」的命題， 強調國家中心論的研究途徑之重要性。25尤以史考區波在「把國家 帶回來：當前研究的策略分析」（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一文中，主張國家機器（the state） 是一重要行為者（actor），或是一個機制 （mechanism），26足以展 現於一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國家是扮演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必 要推手。 （一）國家自主性：史考區波賦予國家有強弱的自主性，並且會隨 歷史的動態發展而消長。換言之，國家自主性有消亡的可 能。牽動著這歷史動態的因素，可能是來自國家內部結構的 種種限制，也可能是來自外部環境，諸如：國際社會的壓力 23. 宋鎮照，發展政治經濟學：理論與實踐，頁25。 24. 宋鎮照，發展政治經濟學：理論與實踐，頁25~26。 25. 實際上，「把國家帶回來」的思潮，可上溯至1960年代初，美國經濟史學家格申 克龍 （Alexander Gerschenkron）探討後發工業國家的發展成功經驗，文中以蘇 聯、德國等為例，列舉這些後發國家成功發展的基礎，除了外部環境，諸如先進 國家的技術、成功經驗發展的仿效、失敗經驗的記取與學習等之外，同時國內內 部因素的意識形態之統一性，如當時蘇聯奉行的社會主義；國內既存的要素稟 賦；更重要的是，由國家政府干預決策的作用等所匯聚而成，致使國內經濟發展 得以在短期之內，達到最適且有效的資源配置。請見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1~30.
26. 宋鎮照，發展政治經濟學：理論與實踐，頁70；請見Peter B. Evans ed.,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pp. 3~37.
等。27 （二）國家能力：主要表現在一國對其財政支出與收入的靈活度。 此與國家自主性有重大的關聯性。通常一個國家的獨立自主 性程度越高，也就代表國家能力有一定的實力。像有學者歸 結出，國家自主性是國家能力的必要條件，但國家能力未必 能決定國家自主性的高低。28 三、鑲嵌典範的論述 不同於上述的市場典範與國家典範的極端屬性，鑲嵌典範為國 家與市場之間零和交集的混合模式，也是國家與市場之間的彈性互 動－「鑲嵌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鑲嵌」是近代興起的 觀點，它可以因國家政經發展案例的不同，進而歸納出國家機關角 色的不同型態，如：伊凡斯提出既對立且富辯證的概念－「鑲嵌自 主性」（embedded autonomy）。29此外，魏絲（Linda Weiss）提出「管 理性互賴」（governed interdependence）的主張，所探討的是以東亞 國家的政企關係，某種程度上與伊凡斯的鑲嵌自主有異曲同工之 調。30不論是依凡斯的「鑲嵌自主」或是魏絲的「管理性互賴」，兩 者的共通點皆是以一種「國家為主，市場為輔」的協作下，依據案 例或觀察的主體不同，進而有不同模式的鑲嵌典範之詮釋。
27. Peter B. Evans ed.,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pp. 9~20；蕭全政，政治與經濟的整 合，頁93。
28. 請見Peter B. Evans ed.,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pp. 9~20；宋鎮照，政治與經濟 的整合，頁76~77。
29. 王信賢，爭辯中的中國社會組織研究：「國家-社會」關係的視角（台北：韋伯， 2006 ）， 頁 160 ； Peter B.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p. 1~20; 227~250.
30. 如魏絲提及管理性互賴應是國家有紀律的支援（disciplined support）國內的幼稚 產業，此與伊凡斯在鑲嵌自主學說下的「助產者」（midwifery）論點，存在共性。 請見Peter B.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 13; Linda Weiss, “Governed Interdependence: Rethinking the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in 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Vol. 8, No. 4 （1995）, pp. 589~616.
固然伊凡斯的論點某種程度上，是延續史考區波的國家自主性 之觀點。但不同的是，伊凡斯主張國家自主性必須與市場保持一種 「適當」（right amount）程度的連結（connecting）。31此種連結程度， 即伊凡斯指稱的「鑲嵌」（embeddedness）。因此，國家作用對經濟 發展轉型的影響，32可分成四種不同的國家角色：監督者（custodian）、 提供者（demiurge）、助產者（midwifery）、當家主政者（husbandry）。33 綜言之，鑲嵌典範賦予國家機器的能力與自主，在市場的經濟發展 運作下，「國家」有更多的變形或說是更細緻的解釋方法，作為補 充說明市場典範與國家典範所未及之處。
四、小結
從權力流散（the diffusion of power）的觀點，論政治經濟學典 範的轉移與共存現象，則是指國家與市場彼此的權力消長，是轉移 同時又為共存。34在市場典範中，最佳的狀態為市場權力凌駕於國 家權力之上，並以國家提供基本最低限度的市場規則，讓市場竭盡 其力的將自由與效率結合；在國家典範中，市場是由國家自主性與 31. 張世賢，「國家機關鑲嵌自主性理論之探討：國家機關與中小企業鑲嵌關係之分 析」，行政暨政策學報，第2期（2000年10月），頁148。 32. 此指的「國家作用」，不僅是現實主義學派關乎的國家生存（survival），和對內 秩序的穩定；或是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工具論之外，最重要的是「經濟」作用。故 而，在伊凡斯的認定下，國家對於經濟的作用，儼然成為標誌著國家能力的有無， 也因此國家對其國內經濟轉型，必須肩負起重責大任。請見Peter B.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p. 5~6; 228~234. 33. 監督者，即國家扮演監督的角色，制定市場的遊戲規則，並且強制執行；提供者，
為國家扮演提供建立市場的角色，換言之，國家是市場的生產者，其提供合理的 外部環境、公共財，讓市場在國家基本的配套下運行；助產者，主要是強調市場 的活力，以及市場具有的可塑性，而非國家既定的；當家主政者，則是國家猶如 一家之長，必須承擔市場機制運行的成敗，並且要負責維護市場秩序。請見Peter B.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 13. 34. 此處「權力流散」的觀點，援引自Susan Strange探討國家權力流散至市場。請見
Susan Strange,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不過本文將Strange權力流散的觀點 稍做調整，即國家與市場各自的權力，皆會流散至彼此的場域。
能力的單向式形塑，意即國家的權力為垂直式的干預市場型態發 展；在鑲嵌典範方面，國家與市場的互動轉為分立的兩套系統，權 力是彼此互為水平式擴散的影響國家經濟發展。總之，政治經濟學 既有典範，主要是由市場典範、國家典範與鑲嵌典範組成，他們都 在國家與市場的光譜上，兩造權力（power）互動關係的輕重，如 圖三、圖四、圖五所示。 圖示說明：「 」表示因果關係，即市場典範所強調的自由市場的力量，引導著國家。而國家僅 是提供最低限度的市場遊戲規則。簡單理解的方式，即外圈制約（conditioned）內圈。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繪製。 圖三：市場典範的國家與市場之互動關係 圖示說明：「 」表示因果關係，即國家自主性與能力決定市場發展的模式。此種國家與市場的 因果模式，為標準的強國家與弱市場的呈現。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繪製。 圖四：國家典範的國家與市場之互動關係 市場 國家 社會 社會 國家 市場
圖示說明：「 」表示因果關係，即國家與市場之間的互動，為各自分屬於兩套系統和制度，而 國家與市場為彼此鑲嵌；也即Peter B. Evans所分類出四種國家角色的類型。不過，最 經典的「鑲嵌」現象，以助產者和當家主政者為最佳模式。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繪製。 圖五：鑲嵌典範之國家與市場的互動關係
參、中國化與修正後的微觀政治經濟模型及論述
此部份聚焦於中國經濟改革的若干文獻，主要包括三部份： 一、中共黨代表大會政治報告的經改定調，可藉以提供中國經改的 歷史脈絡並掌握官方話語；二、中國知識界對經改路線之爭辯；以 及三、學者在對經改過程的重點突破中，發展出的微觀政治經濟模 型。然本文所言「中國知識界」的範圍，包括對中國政經體制深入 分析或批判的文獻（故不限於狹義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對於後者， 本研究現階段主要聚焦於中文文獻的成果。 一、中共黨代表大會政治報告對中國經改經驗的定位 歷屆中共領導人的黨大會報告，其內容具有政策變遷的象徵 性、總結性及指導性。35因此，「改革開放」的確立，最早溯自1978 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定調，其內容先是批判過去權力過度集中，強 調權力在國家計劃指導下，應下放至地方與工農企業，使其有更多 35. 張登及，建構中國：不確定世界中的大國定位與大國外交（台北：揚智，2003）， 頁73~74。 國家 市場 社會經營管理的自主權，進而充分調動生產的積極性。36由此可知，十 一屆三中全會清楚揭示經改的定位，在於強調「效率」，並由「點、 線、面」的漸進方式逐一攻關。37此後從「十二大」到「十七大」 的經改方針，皆沿循之。 （一）「十二大」至「十三大」 1982年「十二大」，胡耀邦在報告中指出，經改的定調為「計 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以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 同時設定「翻兩番」為未來五年經濟發展之願景。38此一揭示了中 國在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雖然國家機器依舊勝於市場力量，但是 國家機器在權力方面，則是出現鬆動的跡象。 1987年「十三大」，趙紫陽於報告中直指，中國正處於「社會 主義初級階段」。其意謂著，中國在經濟發展上仍處於貧窮落後階 段。因此，中國欲脫貧，則必須要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 路」前進，集中力量進行現代化建設；堅持全面改革；堅持對外開 放；以及以公有制為主體，大力發展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另外，在 經濟總體發展的目標上，從「翻兩番」躍升為「三步走」39 36. 例見「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新華網，2010年3 月11日。<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05/content_2550304.htm> 37. 筆者整理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降的黨大會報告中，中國在改革開放的操作模式， 為「點、線、面」逐步實踐。點，在於中央放權地方；線，以農村改革為基點， 並串聯城市改革；面，則是在1982年十二大所揭示的全面建設現代化。 38. 十二大的經濟發展方針「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意謂著國家與市場關 係的相互調節。官方認識到國家計劃與市場經濟，兩者為不同情況，故而要用不 同的管理方法：一、仍按國家指令性計劃進行生產；二、按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 劃許可的範圍內生產；三、大部分按國家計劃生產，小部份由企業自行組織生產； 四、大部分由企業按照市場變化組織生產，小部份按照國家計劃組織生產。由此 顯而易見，國家部份授權給市場，國家放權的跡象由此得知。同時也表明了深化 自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路線，朝市場的方向再往前一步了。參閱「全面開創社 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新華網，2010年2月23日。<http://news.xinhuanet. 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6971.htm>；李鐵映主編，彭森、陳立等著，中 國經濟體制改革重大事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頁102。 39. 例見「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新華網，2010年2月27日。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7061.htm>
（二）「十四大」至「十五大」 1992年「十四大」，江澤民於報告中明白點出，經改定位為建 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強調緊抓有利時機，加快發展，有 條件能搞快一些的就快一些，只要是品質好、效益好、適應國內外 市場需求變化的，就應當鼓勵。40顯然，官方在經濟發展上，往市 場化的道路上，又再前進一步。 1997年「十五大」，江澤民於報告上，除了肯定自十一屆三中 全會以來的經改路線正確之外，在具體經改的實踐上，則點名公有 制、所有制、國有企業改革等。另外，為解決沿海與內陸經濟發展 的差距，與遏制經濟增長疲乏，特地明訂「西部大開發」戰略與「擴 大內需」之號召。41值得一提的是，自「十三大」以來，中國經濟 突飛猛進，到「十四大」時出現經濟泡沫化與城鄉差距甚大的危機。 基於經濟發展出現過熱現象時，「十五大」在報告的尾端，便強調 「宏觀調控」為往後經改過程中的主要任務，必須抑制通膨，以求 經濟穩定增長。 （三）「十六大」至「十七大」 2002年「十六大」，江澤民於報告上點出中國經改已取得三項 巨大成就，42且還必須持續深化經改內容，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 目標。在思想指導方針上，除延續鄧小平主義，還加上江澤民的「三 個代表」，顯示從「建立」到「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跨 40. 參閱「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 利」，新華網，2010年3月5日。<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 697148.htm> 41. 參閱「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 世紀」，新華網，2010年3月21日。<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 content_697189.htm> 42. 三項巨大成就為：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改革開放取得豐碩成果；及人民 生活總體達到小康水準。例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 新局面」，新華網，2010年3月26日。<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11/17/ content_693542.htm>
越。43 2007年「十七大」，胡錦濤揭櫫「以人為本」為前提，要求繼 續深化改革開放，與落實科學發展觀。意即在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旗幟下，強調發展「效率」，以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同時為 配合「十五大」的「宏觀調控」方針，「十七大」則是搭配科學發 展觀，列出未來五年的經濟發展任務：建設自主創新的「新型國 家」；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統籌城鄉發展；完善現代市場體系； 深化財稅、金融等體制改革；及拓展對外開放，提高開放型經濟水 準。44 （四）小結 綜合官方對經改路線定調的分析，可參閱表一。十一屆三中全 會的「改革開放」，揭示中國出現市場的新生，即便處於初始階段， 尚還殘存計劃經濟的遺緒，不過卻是中國經改邁向市場路線的重要 指標。隨後「十二大」至「十四大」的經改路線，皆是深化三中全 會的市場取向，如：堅持對外開放、發展商品經濟與抓緊時機加快 發展，再再證明官方對市場路線的決心。 但是，「十五大」的「宏觀調控」，意謂國家應介入市場，以平 衡市場發展的缺陷。筆者認為此有市場路線折返舊制計劃經濟的國 家路線之跡象，甚至在「十七大」的「統籌」城鄉發展，明顯為「十 五大」強調國家主導能力的實踐。至於「十六大」的「三個代表」， 主要是以資本家入黨為跨越傳統社會主義思維，不過就「中國特色」 43. 「三個代表」，即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始終代表中國先進 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參閱江澤民，「始終做 到『三個代表』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江澤民文選，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1~33；李鐵映主編，彭森、陳立等著，中國 經濟體制改革重大事件，頁741。 44. 參閱「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 鬥」，新華網，2011年3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4/ content_6938568.htm>
的解釋，應可理解為中共官方既重視市場，同時又顧及國家機器的 重要性。 表一：歷屆政治報告的中國經改理論 政治報告 官方定調中國經改理論 國家邁向市場 市場折返國家 「十二大」 「計畫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翻兩番 ○ 「十三大」 「三步走」、價格改革 ○ 「十四大」 建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 「十五大」 「宏觀調控」 ○ 「十六大」 「三個代表」 ○ 「十七大」 「統籌」城鄉發展 ○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二、中國知識界對經改路線之爭辯 （一）新權威主義與自由派、「新左派」之爭 當代中國知識界介入國家政經發展方向的看法，主要可分為三 派，按改革開放的歷史脈絡依序為：新權威主義、自由派和「新左 派」。45三派對於中國經改的路線、結果，各有立場和表述。首先， 新權威主義對經改的核心論述，強調強人政治和自由經濟的兼容並 蓄，以及中國應走出具「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途徑。但也可以把經 濟市場化視為手段，最終以利於國家通往政治民主化；46也有人從 歷史觀切入，指出中國應當走向傳統中國儒家文化為基礎的民主主 義。且主張市場經濟的發展，不過是為有利於過渡到民主政體的催 45. 介入當代中國政經發展的知識界組成，當然不僅指新權威主義、自由派和新左 派。早期以鄧力群為主的老左派，以及最近興起以張維迎為首的新右派。例見蔡 文軒，「中國該往何處去？知識社群的思考」，政治科學論叢，第29期（2006年9 月），頁123~158；Mark Leonard著，林雨蒨譯，中國怎麼想？（台北：行人文化 實驗室，2008），頁31~32；36~37。 46. 其實新權威主義又分為南、北兩派。北派主要以吳稼祥和張炳九為首，其把經改 視為「先經濟、後政治」的兩個過程階段。張炳九，「北京出現『新權威主義』 論」，轉引自齊墨編，新權威主義：對中國大陸未來命運的論爭（台北：唐山， 1991），頁247。
化劑。47 綜合言之，新權威主義所強調的「市場」，雖然意指個人自由， 不過其來自國家提供的政治權威的保護。48而當市場經濟運作正 常，民主化政治便水到渠成。顯而易見，新權威主義在強化市場自 由化競爭的同時，集權政治是必要的條件，特別是強人政治，也無 怪乎獲官方高層的青睞。49 其次，自由派取得話語權，主要是自改革開放路線定調以來， 中國經濟體制轉換得過程中，追求效率等的自由理念備受重視，同 時總體經濟發展氣勢如虹。50自由派對經改之論述，主要針對中國 國情，提出「現代化」、「公正」、「平等」與「效率」的探討。 在現代化方面，反省中國政經發展的知識界自由派論者認為， 中國經改實踐迄今，尚未形成正常的市場經濟，故而中國還沒進入 現代化社會，也因此強調中國對於經改應再深化，並致力於經濟體 制轉型。51另在「公正」方面，主張國家機器是控制競爭結果的最 後一道防線，而在此之前，國家必須維護正常市場經濟中的競爭。52 對於「平等」，則是強調個人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利，應當建立在完 全自由的基礎，意即機會的平等，而非結果的平等。53最後在「效 47. 新權威主義在論及現代化觀點，主要是南派為主的蕭功秦。參閱蕭功秦，「論當 代中國浪漫主義改革觀：對『制度決定論』的批評」，齊墨編，新權威主義：對 中國大陸未來命運的論爭（台北：唐山，1991），頁240~241；參閱蕭功秦，歷史 拒絕浪漫：新保守主義與中國現代化（台北：致良，1998），頁24~25。 48. 吳稼祥，「新權威主義研究提綱」，齊墨編，新權威主義：對中國大陸未來命運的 論爭（台北：唐山，1991），頁252。 49. 吳稼祥，「新權威主義述評」，齊墨編，新權威主義：對中國大陸未來命運的論爭 （台北：唐山，1991），頁7~8。 50. 鄭永年，「自由主義的中國化及其在中國的前途」，聯合早報，2012年1月30日。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7/forum_zp090811.shtml> 51. 徐友漁，「二評90年代『新左派』：中國的現代性與批判」，公羊編，思潮：中國 「新左派」及其影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271~277。 52. 秦暉，「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與當代中國問題」，公羊編，思潮：中國「新左 派」及其影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398。 53. 劉軍寧，「自由主義與公正：對若干詰難的回答」，右派網，2011年4月14日。 <http://www.youpai.org/big5/read.php?id=1244>
率」方面，主要是承自西方自由主義，強調不應受政體的干擾。不 過在中國經改的實踐下，效率卻導致貧富、城鄉發展的嚴重對立。 這方面自由派的看法則認為，是中國處於非典型市場經濟所招致的 後果。54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為新左派對經改的論述。新左派的訴求， 主要有感於經改結果導致貧富差距等問題。他們除了承襲老左派的 「公正」與「平等」觀點，同時也力圖破除市場神化的迷思，以強 調「國家能力」之干預，為促進市場經濟轉型與發展的重要性。55此 外，其也主張「效率」，認為透過「經濟民主」在具體實踐上的「制 度創新」，可追求被創造性之效率，如：「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團隊 合作形式。56 （二）小結 總的來說，中國知識界的各種政經「主義」思潮，各有支持。 而不論是哪一思潮的出現，皆為反映社會現實與矛盾。57而每一派 論述皆有其理想的主張，並且有些基本概念的重疊，但因角度與立 場不同，將得出不一樣的論點，不過，最終仍以官方對經改定調的 方針為主，如圖六所示。 54. 劉軍寧，「自由主義與公正：對若干詰難的回答」，右派網，2011年4月14日。 <http://www.youpai.org/big5/read.php?id=1244> 55. 參閱董立文，「從《第三隻眼睛看中國》評估中共新『左』派」，東亞季刊，第27 卷第4期（1996年），頁61、73；崔之元，第二次思想解放與制度創新（香港：牛 津大學出版社，1997），頁13~19；王紹光、胡鞍鋼，「重新認識國家的作用」，胡 鞍鋼、王紹光編，政府與市場（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1999），頁7~19；王紹 光，「變化的政府作用」，胡鞍鋼、王紹光編，政府與市場（北京：中國計劃出版 社，1999），頁25~29。 56. 「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想法，是毛澤東提出的。「兩參」即幹部參加生產勞動、 工人參加企業管理；「一改」即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三結合」即工人群眾、 領導幹部與技術員結合。參閱崔之元，第二次思想解放與制度創新，頁143~144； 365。 57. 鄭永年，「中國意識型態的兩極化及其後果」，聯合早報，2012年2月11日。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7/forum_zp090317b.shtml>
圖示說明：中國官方經改路線，以中央實線箭頭表示；當代中國知識界以虛線箭頭表示。而中國 在經改實踐中，並沒有所謂的藍圖。顯然中國知識界皆針對經改過程的實際結果，分 別提出他們的解釋與理念，縱使他們在一些基本概念上的認知有共同之處。這些概念 上出入的折衷，即圖中構成的三角形，應為中國現實國情的經改路線所強調的不同價 值。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本文並自繪。 圖六：官方經改定調與當代中國知識界經改路線爭辯趨勢示意圖 三、地方實踐的各種微觀模型 中國經改從官方定調到地方落實，旨在「重點」突破，以邁向 市場化取向改革。唯中國內部各個「重點」本質不一，故而經實踐 的「改革開放」成果的微觀政經模型及研究途徑，因地制宜之特色 便為顯著。這些「重點」，包括：國有企業與農村的改革；以及地 區治理的經濟發展等。前者促成中國微觀經改的研究途徑，後者則 有不同在地化的政經模型及經改路線。 新權威主 義 （1980s） 自由派 （1980s） 新左派 （1990s） 改革開放 （1978年迄今） 效率 公正 國家 市場∞ （效率） 國家∞ （集體）
（一）經改研究途徑－國企改革VS.農村改革 在國企改革方面，以全球化為基點，大致有兩派論述。一派認 為國企改革，凸顯在地化與全球化的競合，且過程中國企逐步貫徹 西方資本主義，結果將使國企朝向私營化發展。58意謂國企將突破 過去低效的束縛，在全球化為國企有效提升效率與競爭力的契機， 同時也代表著中國國家機器指導國企的能力，逐步退出。反觀另一 種強調國家能力的說法，則是中國在經改過程中，一直在避開姓 「社」姓「資」的敏感議題，以防範姓「資」負面效應高漲，是故， 中國國家機器仍具強勢性的主導經濟發展。59 在農村改革方面，主要的推手為地方政府，以戴慕珍（Jean C. Oi）的「地方統合主義」（Local State Corporatism）為重要的微觀研 究途徑。地方政府除了有能力協調區域內的發展；60同時農村從集 體所有制轉為股份制的改變，凸顯地方與市場的聯結程度，端看地 方幹部的角色。61總之，不論國企或農村改革的實踐，其取向多強 調國家機器的扮演主導角色，而此「國家」角色包含中央和地方政 府。不過仍有少數研究認為，當前中國的發展是所謂「補課」：用 國家機器補資本主義的課。 （二）地區微觀治理模型－昆山模式vs.蘇南模式 在地區治理的經濟發展方面，地方政府角色多元轉型的昆山模 式；所有權從集體化到私有化轉移的蘇南模式，皆為在地化的微觀 政經模型。前者的發展，主要受中央分權於地方，及其因受制度與 58. 馬祥祐，「中國大陸國企改革模式分析：全球化與在地化改革觀點的對話與激 盪」，國立嘉義大學通識學報，第6期（2008年11月），頁321~365。 59. 王信賢，「經濟全球化與中國大陸角色分析」，東亞季刊，第30卷第4期（1999年）， 頁17~34。
60. Jean C. Oi,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Vol. 45, No. 1 (1992), pp. 99~126.
61. 徐斯儉，「大陸農村經濟發展與基層民主發展的關係：鄉鎮企業產權改革與農村 基層民主」，中國大陸研究，第44卷第5期（1991年5月），頁19~40。
誘因安排，進而調動整個地區發展的積極性。但弔詭的是，當地區 經濟發展的好，其自主性越高，但卻與獲得中央資金協助成反比。 以昆山經濟發展模式來看，不同時期的外在因素影響經濟發展，促 成其地方政府的轉型，從企業家型國家轉為服務型國家，再到發展 型國家。62另外，以吳江作為蘇南模式的縮影，發現其在1980年代 的集體化農村鄉鎮企業發展之榮景，到了1990年代卻失去競爭優 勢，導致發展停滯。當地政府為挽救頹勢，採漸進策略放棄集體經 濟，轉向企業私有化，為市場轉型論的最佳例證。63 綜合昆山模式與蘇南模式而言，兩者皆強化地方政府自主與應 變市場的能力。不過在東莞和蘇州的個案研究上，卻顯示兩地的發 展出現了程度不等的「市場化國家資本主義」，即為「市場化企業 型國家」混合著「發展型國家」的整合，形成特有的發展模式。64 總之，中國經改在「重點」突破，走出不一樣的發展路徑和模 型，說明了中國經驗之特色，形同一綱多本 （即一個宏觀路線的 「綱」，多個地方實踐的「本」）的共同體。不過，中國的改革開放 尚未走到終點，顯示這些模型與論證不足以為最終定論，而是隨時 受外部因素影響，呈現動態變形。 62. 陳德昇，「區域經濟發展政策：持續與變遷」，高長、陳德昇主編，中國大陸改革 開放三十年：評價與反思（台北：遠景基金會，2008），頁168；Shu Keng, “Developing into a Developmental State: Changing Roles of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Kunshan Miracle,” in Yun-Han Chu and Tse-Kang Leng eds., Dynamics of Local Governance in China during the Reform Era（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9）, pp. 225~271. 筆者認為，昆山地方政府的角色，從服務型國家轉移至發展型國家， 是一重要的轉捩點。這意謂著一開始需要外資發展的昆山，自親商政策奏效並獲 取利得後，地方政府的勢力順勢增長，凸顯地方國家主義抬頭。
63. 參閱劉雅靈，「強制完成的經濟私有化：蘇南吳江經濟興衰的歷史過程」，台灣社 會學刊，第26期（2001年12月），頁1~54；Victor Nee,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4, No. 5 (1989), pp. 666~667.
64. 徐斯儉、呂爾浩，「市場化國家資本主義1990-2005：中國兩個地級城市個案研 究」，中國大陸研究，第52卷第2期（2009年6月），頁97~136。
四、總結解釋中國經改文獻之關係 誠如上文，中國經改自十一屆三中全會定調「改革開放」路線， 亦即擺脫毛澤東時期的共產國家主義至上，同時漸進地調動國內市 場的生產力。因此，從「十二大」到「十七大」，官方對於經改的 方向並非堅定的走向自由市場。例如表一所彙整的「十五大」之「宏 觀調控」和「十七大」的「統籌發展」，有市場路線折返回國家的 跡象。這也正是引起中國知識界的辯論，有強調國家機器干預市場 經濟發展的必要性與重要性之新左派；亦有中國還未走向現代化， 市場仍要繼續深化開放自由的自由派論述；以及偏屬中間路線的新 權威主義，強調國家與市場力量的並重，然以國家輔助市場的開 化，當時的時空背景剛好是「十二大」至「十三大」改革開放初行 之際。 此外，中國經改路線由中央定調到地方實踐的過程中，肇因各 地區域的歷史背景、原有的發展定位、地緣區位因素等的差異，才 有「因地制宜」、「一綱多本」等的多元經改經驗與結果。然而，理 解中共政治報告的重要性，猶如大樹的主幹一般，其決定了中國未 來經濟發展是以市場走向國家，但是經過各地區域部門的具體實踐 後，有不同的結果，如同大樹的分枝，致使連帶的牽引中國知識界 對於經改結果有多面向的建議與看法。正因如此，本文藉以解釋中 國經改文獻中，其所呈現中國經改的多樣風貌，有助於釐清此一總 體案例發展，是否可溯及或溢出西方政治經濟學典範。
伍、比較與總結
綜合梳理並解釋中國經濟改革文獻的不同論述，與微觀模型，將有 助於回答本文的核心問題，即：既有政治經濟學典範，與「中國經驗」 的回應和相關研究成果，是否存在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以及未來「中國經驗」是否有機會引導政治經濟學既有典範發生任 何變遷與轉移？本研究目前認為，中國具體經改的實踐與中文領域 現有相關文獻，尚不足以構成政治經濟學典範轉移。 就歷史時序而論，當代中國知識界對於經改的論述，與之對照 政治經濟學典範的沿革，發現中國經改文獻的論述有「錯序」現象。 依照西方政治經濟學典範發展史來看，依序為市場典範、國家典 範，再到鑲嵌典範。理論上，當代中國知識界關於解釋中國經改的 文獻，理當為自由派，新左派、再到新權威主義才是。 換句話說，反映中國具體經改的文獻，並非如政治經濟學典範 的演變。就吾人所悉知，知識界的論述反映的是當時中國經改的面 貌，且正因中國政體以一黨專政為主，使中國在經濟發展上，是從 國家走向市場。而知識界論述的出現依序為新權威主義、自由派， 再到新左派。總言之，在抽象的政經典範與中國文獻呈現的次序之 間，出現錯序的現象。若借用庫恩的說法，即具有不可共量性的特 徵，如本文圖二所示。 不過從中國經改微觀實踐的成果來看，將其研究成果的文獻逐 一抽出與政治經濟學典範對應，便發現具體經改實踐的特色，有些 可追本溯源至抽象典範，兩者雖不盡相同，但中國化的微觀經改實 踐，卻有幾分神似於政治經濟學典範，應可視為兩者的共量之處。 首先，就中國知識界之間對中國經改的共量性，如表二所示。 其次，則是整理政治經濟學典範分別與當代中國知識界，及中國「重 點」突破的微觀政經模型、研究途徑及經改路線的不完全共量性之 處，如表三、表四所示。 綜觀圖二的線性分析框架，發現政治經濟學典範與解釋中國經 改文獻的比較，存有「錯序」現象。然微觀的探究圖六，即為官方 經改定調與中國知識界論述的交疊，正如表二凸顯的弦外之音，為 中國內部經改實踐，仍有相當程度的聚焦於「中國特色的社會主
義」。換言之，中國尚未因經改而推翻，或者動搖其政體。綜合表 三與表四，則是圖二中兩條線性主軸的探討。 表二：文獻與中國經改微觀模型共量性關係表 當代中國 知識界 中國「重點」突破的微觀模型、研究途徑及經改路線 昆山模式 蘇南模式 地區研究途徑 與經改路線 國企改革 新權威主義 企業家型國家 農村集體鄉鎮企業 自由派 服務型國家 私有化 市場化 國家資本主義 私營化 新左派 發展型國家 地方統合主義 國企改革 助長國家能力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自本文。 上述文獻的耙梳顯示，中國具體經改的實踐與中文領域現有相 關文獻，還不足以構成政治經濟學典範轉移。原因在於，政治經濟 學典範發展的沿革，對照當代中國知識界對經改的脈絡所導致的 「錯序」現象，可歸因於中國政體所導致的結果。「不可共量性」 的發生，也還停留在這一部份。但反觀中國知識界及其微觀政經模 型的細部論述，與既有政治經濟學典範雖存有不盡相似之處，但這 種「不完全」來自中國經驗／中國化的實踐；而「相似」之處，則 是論點上能部份相互解釋。簡而言之，中國具體經改的實踐，尚不 足以改寫既有三大政治經濟學典範，最多僅能以庫恩言之的「危 機」，甚至應該說是「局部危機」，說明兩者之間的關係。 本文大膽開題，主要是希望從宏觀面的政治經濟典範架構出 發，考察不同典範之間的關係，並初步驗證於中國經改案例與其修 正後模型和有關論述。從巨觀延伸到微觀的研究途徑，無疑的會遺 漏許多細節，不過卻可能可以提供一種研究政治經濟典範與個案 時，可供酌參的初步操作方式。
表三：政治經濟學典範與中國經改文獻不完全共量性分類表 政治經濟學典範 可對應但與既有典範共量性仍有差異之處 當代中國知識界 同：主張「效率」和「自由」 市場典範 異：礙於中國政體因素，「自由」與西方仍有差距 自由派 同：強調「國家能力」 國家典範 異：中國化的國家能力，是為破除市場神化迷思 新左派 同：國家與市場的適度「連結」 鑲嵌典範 異：借新權威話語，即是強人政治與自由經濟的結合 新權威主義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自本文。 表四：政治經濟學典範與中國經改微觀實踐的模型、研究途徑及路線的共量性分 類表 政治經濟 學典範 可對應但與既有典範共量性仍有差異之處 微觀實踐的模型與 研究途徑 市場典範 服務型國家、私有化、私營化與市場化國家資本主義， 是不同單位的偏市場典範取向。其共通點為國家扮演守 夜型的角色，以提振市場的效率和競爭力。 昆山模式的服務型 國家、蘇南模式私 有化、市場化國家 資本主義、國企私 營化 國家典範 原始的國家典範的主要行為者為中央國家機器，不過中 國微觀經改的實踐下，其主要行為者為地方政府/地方國 家機器。換言之，「變」的是國家層級從中央至地方；「不 變」的是，國家機器能力為掌控區域發展的必要條件。 地方統合主義、昆 山模式的發展型國 家、國企改革為集 中國家權力 鑲嵌典範 即便企業家型國家主要目的，為走向市場化；而農村集 體鄉鎮企業則仍在集體公有的階段。兩者的訴求，看似 背道而馳，不過仍可上溯自鑲嵌典範的不同國家角色的 定位，如：企業家型國家為助產者的角色；農村集體鄉 鎮企業的權力操之在地方政府，其角色較偏向提供者。 昆山模式的企業家 型國家、蘇南模式 的農村集體鄉鎮企 業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自本文。 但本文遺漏之處，包括在政治經濟學典範的分類上，主要多以 主流論點為探討，還缺乏如英國學派、葛蘭西學派等批判論的視 角，作為「政治經濟學典範」的必要環節。另外，在中國經濟改革 文獻上，本文現階段倚賴不少二手文獻，且就當代中國知識界對於 經改的發抒來看，不僅只有新權威主義、自由派和新左派三家，後
起的新右派關於中國經改的討論，顯然是本文未來應納入考慮的重 要議題。同時，中國的地區經濟發展模型目前文獻也越來越多，它 們產生的各種案例與啟示，未來相關的研究也應當積極予以處理。 最後，本文也期許未來能將中文文獻的觀點與當代西方學界已有豐 富成果的中國經改分析成果相比較。本文相信，西方文獻也將越來 越關注且受到中文成果和辯論的影響，則開啟「典範轉移」的契機， 在不遠的未來仍有可能出現。
參考文獻
一、中文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新華網，2010 年3月11日。<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05/content_2550304. htm> 「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 勝利」，新華網，2010年3月5日。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7148.htm>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新華網，2010 年3月26日。<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11/17/content_693542. htm> 「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新華網，2009年11月17日。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6971.htm> 「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新華網，2010年2月27日。<http:// 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7061.htm> 「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 鬥」，新華網， 2011年3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 2007-10/24/content_6938568.htm> 「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 一世紀」，新華網，2010年3月21日。<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 2003-01/20/content_697189.htm> Earl Babbie著，李美華等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台北：時英，2004）。 James Joll著，石智青校閱，葛蘭西（台北：桂冠，1992）。 Marc Bloch著，周婉窈譯，史家的技藝（台北：遠流，1989）。 Mark Leonard著，林雨蒨譯，中國怎麼想？（台北：行人文化實驗室，2008）。 Robert K. Yin著，尚容安譯，個案研究（台北：弘志文化，2001）。 公羊編，思潮：中國「新左派」及其影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 王信賢，「經濟全球化與中國大陸角色分析」，東亞季刊，第30卷第4期（1999 年），頁17~34。王信賢，爭辯中的中國社會組織研究：「國家-社會」關係的視角（台北： 韋伯，2006）。 江澤民，江澤民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何兆武，歷史與歷史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 宋鎮照，發展政治經濟學：理論與實踐（台北：五南，1995）。 李鐵映主編，彭森、陳立等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重大事件（北京：中國 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胡鞍鋼、王紹光編，政府與市場（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1999）。 徐斯儉，「大陸農村經濟發展與基層民主發展的關係：鄉鎮企業產權改 革與農村基層民主」，中國大陸研究，第44卷第5期 （1991年5月）， 頁19~40。 徐斯儉、呂爾浩，「市場化國家資本主義1990-2005：中國兩個地級城市個 案研究」，中國大陸研究，第52卷第2期（2009年6月），頁97~136。 馬國川，風雨兼程：中國著名經濟學家訪談錄（北京：三聯書店，2008）。 馬祥祐，「中國大陸國企改革模式分析：全球化與在地化改革觀點的對話與 激盪」，國立嘉義大學通識學報，第6期（2008年11月），頁321~365。 高長、陳德昇主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評價與反思（台北：遠景 基金會，2008）。 崔之元，第二次思想解放與制度創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張世賢，「國家機關鑲嵌自主性理論之探討：國家機關與中小企業鑲嵌關係 之分析」，行政暨政策學報，第2期（2000年10月），頁147~194。 張登及，建構中國：不確定世界中的大國定位與大國外交（台北：揚智， 2003）。 曾怡仁，「理解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一種思路：史珮蘿、吉爾平、史翠菊 與培藍觀點之比較」，全球政治評論，第14期（2006年4月），頁63~88。 黃宗昊，「政治經濟學分析架構的三項發展」，全球政治評論，第25期（2009 年1月），頁151~196。 董立文，「從《第三隻眼睛看中國》評估中共新『左』派」，東亞季刊，第 27卷第4期（1996年），頁61~74。 齊墨編，新權威主義：對中國大陸未來命運的論爭（台北：唐山，1991）。
劉軍寧，「自由主義與公正：對若干詰難的回答」，右派網，2011年4月14 日。<http://www.youpai.org/big5/read.php?id=1244> 劉雅靈，「強制完成的經濟私有化：蘇南吳江經濟興衰的歷史過程」，台灣 社會學刊，第26期（2001年12月），頁1~54。 蔡文軒，「中國該往何處去？知識社群的思考」，政治科學論叢，第29期（2006 年9月），頁123~158。 鄭永年，「中國意識型態的兩極化及其後果」，聯合早報，2012年2月11日。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7/forum_zp090317b.shtml> 鄭永年，「自由主義的中國化及其在中國的前途」，聯合早報，2012年1月30 日。<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7/forum_zp090811.shtml> 蕭功秦，歷史拒絕浪漫：新保守主義與中國現代化（台北：致良，1998）。 蕭全政，政治與經濟的整合（台北：桂冠，1994）。 二、英文
Chu, Yun-Han and Tse-Kang Leng eds., Dynamics of Local Governance in
China during the Reform Era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9).
Evans, Peter B. ed.,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Evans, Peter B.,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Gerschenkron, Alexander,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Kuhn, Thomas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nd, 1970).
Lijphart, Arend,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Comparative Metho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5, No. 3 (1971), pp. 682~693.
Nee, Victor,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4, No. 5 (1989), pp. 663~681.
Oi, Jean C.,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Vol. 45, No. 1 (1992), pp. 99~126.
Odell, John S., “Case Study Method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2, No. 2 (2001). <http://www.ciaonet.
org/isa/odj01/>
Smith, Adam, in Edwin Cannan ed.,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Strange, Susan,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Weiss, Linda, “Governed Interdependence: Rethinking the Government- Business Relationship in 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Vol. 8, No. 4 (1995), pp. 589~616. 聯絡作者：李宛錚、張登及 地址：臺南市南區永仁街30巷8號 E-amil：[email protected]、[email protected] 收稿日期：2011/8/24 審查通過：2012/1/10 責任編輯：張芷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