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括以上所述，官方成立的儒學，或官辦或私辦或官私合創的書院，
均認為教育子弟是提升文化的重要手段，從伊能嘉矩觀察臺灣的漢人社會 的讀書習慣，而撰寫的〈臺灣の讀書法〉中，伊能氏直陳臺灣儒學與書院 教育的目的，是為菁英訓練式的教育方式，有明顯的知識集中現象，漢人 讀書是具有目的性質的行為，儒學或書院的設立乃為求取功名的單一目 的。92而圖書典籍是文化積累的重要工具，但從歷次編修的各種方志記載 中，卻令人無法得知這些圖書典藏的實際內容，可惜的是沒有全面且確切 的數量紀錄或圖書目錄，僅得知四所儒學與一所書院的實際藏書書目，至 於圖書的保存與利用方式，更是缺乏紀錄，從歷次纂修的地方志中，僅得 到四所縣儒學與一所書院保存的藏書書目。因此這些清領時期的儒學或書 院藏書無法持續保存，甚至連斷簡殘篇都難以尋獲，不禁令人感嘆對於圖 書典藏不夠專業，也不重視文化的傳承。
考證清代纂修的方志，對於儒學的記載，除詳述沿革、稽明定額、搜 羅學官、錄其科考外，最為詳細的部分均為經費的使用與財產的座落和金 額，反而對於儒學的藏書目錄，僅有《重修臺灣縣志》、《續修臺灣縣 志》、《彰化縣志》、《淡水廳志》這四部方志，因此無法做完整的、全 面的、通盤的觀察與比較。
首先，本文從上述的藏書目錄資料中，了解種類最多的是擁有49部的
92 伊能嘉矩，〈臺灣の讀書法〉，《私立石坂文庫第七年報》，頁35-36。
淡水廳學，若以數量統計，最多的彰化縣學也只有759本。至於沒有紀錄的 其他10所儒學，本文更是無法得知其藏書情形，但不至於有特殊的大量藏 書情況產生。
其次，從這四所儒學的藏書目錄分析，了解早期的藏書是為科舉考試 為主，尤其是經部和史部為最主要的藏書對象，《十三經》和《十七史》
是儒學必備的圖書；到了道光12年（1832）出版的《彰化縣志》，很明顯 集部的書籍亦成為儒學典藏的範圍，這一趨勢到了同治9年（1870）出版的
《淡水廳志》的儒學藏書達到頂盛，49部藏書中，除了《十三經註疏》和
《史記》外，其他的47部藏書全部都是集部的類別圖書。
第三，讓後世無法查知的是，這些藏書的來源以及管理的模式，雖然 有書目可供稽查，除了《彰化縣志》可考書籍是由知縣頒給以外，其他儒 學的書籍如何採訪、如何典藏、如何借閱等管理模式，讓人充滿更多的疑 問。93
簡言之，在清領臺灣的18行政區域中，僅設13所儒學，5個州廳從未設 置外，其餘「新設各府縣學，亦多草率從事，如恆春縣，儒學不建署，僅 祀孔子神位，以代替學宮。淡水縣儒學，則權設於學海書院，即由書院院 長權兼教官。他如雲林縣儒學，亦僅備訓導一員而已。」94事實上，清朝統 治臺灣212年，人民溫飽無虞、社會已趨穩定、經濟蓬勃發達，各種社會經 濟條件產生重大變化，在這種教育需求孔亟的情形下，官辦儒學卻表現出 欲振乏力。95按理「各省、府、州、縣之設置儒學及書院概以附設書庫為常 例」，96但從上述的史料印證，不但沒有確實的冊數紀錄，更缺乏詳細的典
93 關於臺灣儒學的藏書如何運作管理，目前無直接記載，中國書院的藏書借書運作，參考《嶽麓書院詳議條 款》，針對圖書的採訪入庫、編目登錄、借閱保管制訂一套詳細的規章制度，例如借書部分，規定生徒借閱 書籍，每十天查收一次，若需繼續借閱，必須再次辦理續借手續；書籍若有遺失、損壞，則要責令應負責之 人賠償。詳見朱漢民，《嶽麓書院》（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172-173。
94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史》，頁301。
95 王啟宗，《臺灣的書院》，頁9。
96 林熊祥，李騰嶽監修；黎澤林纂修，《臺灣省通志稿．卷五教育志文化事業篇館》，（臺北：臺灣省文獻委 員會，1958年），頁172。
藏目錄，清領時期的儒學藏書可說並未充實。
至於清代臺灣書院，早在康熙23年（1683）施琅於臺南建西定坊書 院，後隨人口整體增加與土地開墾進展，由南部漸次北移與南移，全臺各 地都陸陸續續設置，當時書院利用所藏之書提供士子的研讀，對於振興移 墾街莊之文教與教育的普及與文化的提高，當有積極的貢獻。
然而，清代方志的紀錄中，關於臺灣書院的藏書目錄，唯一有記載的 只有位於臺灣東北部偏僻噶瑪蘭廳的仰山書院，最特別的是，《噶瑪蘭廳 志》將這批書目一一條列，共計40部、165冊，不但可以讓後人了解該書院 生徒的讀書內容，還對書籍的版本皆有說明，在清代臺灣其他的方志藏書 目錄所僅見。至於臺灣其他各地的書院藏書記錄，皆未如上述仰山書院的 詳細，僅以文字敘述形容，例如位於南部地區的海東書院，係官設書院，
為當時南臺灣之最，儲藏書籍多達萬卷。又如設在鹿港的文開書院，是目 前清代方志中所見，宣稱藏書最多的紀錄，該書院藏書多達二萬多部，共 三十餘萬冊，但因為無更多的相關資料可資佐證，只能對上述龐大的藏書 數目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