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交流不僅有助於學人相互瞭解與情誼增進，更可理解對方政 治立場與思維方式，其對雙方誤解的消除與立場的掌握皆有助益。基 本上，臺灣的「大陸研究」學者對現行大陸政策的影響與決策空間有 限；另一方面，中共對「臺灣研究」學者的政治控制仍嚴，對臺敵意
與防衛心態仍未消除，加之中共主導之涉臺學術討論仍難脫主觀宣教 式之安排，因而難以發揮影響決策之效果。此外，由於兩岸關係與互 動在互信基礎脆弱，以及潛在敵意短期內難以化解，尤其是雙方政治 互動不足與領導人無法造訪的情勢下，亦難突破兩岸僵局。儘管如 此，中共涉臺系統與臺灣大陸研究學門之交流，對於雙方思想觀念的 溝通、體察對方政治發展與生態變遷，以及相互間政策底線之瞭解均 能產生實質「界面」（interface）作用。在本研究問卷調查、深度訪談 以及座談會的結果皆顯示，學術交流有助相互瞭解，也傾向擴大學術 交流規模，顯示此一「界面」作用能有效發揮，將有助於奠立未來兩 岸政治談判與互動之基礎；反之，兩岸之政治互動將面臨更嚴峻的挑 戰。
欠缺實質學術研究環境、過多的應酬、官僚體系運作僵化、僚氣 與流程繁瑣之制約，以及有限的交流資源分派扭曲，仍是當前兩岸學 術交流缺失。此外，對於兩岸政、經、社會各層面的深度研究仍顯不 足，無論研究主題探討或是學術訪談成效皆十分有限，而大陸訪臺之 學者政治忌諱較多，體察與分析臺灣人民心態與情勢之專業性不足，
官式安排亦流於形式接待與政策辯解，因而雙方學術交流功能仍有其 局限性。同時，研究中發現，除了政治、法令等實質交流障礙，交流 人員結構面上的特性，都發現人員重複與特定學群的色彩，如何打破 現有交流規模與範疇，擴及全方位、多領域的交流，值得吾人努力與 思考。
就政經體制的差異性而言，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處於相對落後的狀 態，並未歷經民主政治之發展，加之欠缺國際觀的歷練與對民主理念 的正確認識，以及「走馬看花」式的學術參訪而非長期蹲點研究，因 而難以體驗與理解臺灣多元化與民主化之現象。尤其是涉臺系統因主 題研究政治敏感，揮發空間有限，欠缺學術性，以及研究人員待遇與 福利相對偏低，因而難以吸引一流人才參與。加之語言能力不足（上 海與北京地區涉臺成員除少部分臺籍人士外，多不諳甚至不屑學習閩
南語）、研究資訊與專業素養不足（所撰文章附註來源多是臺灣報 紙）與政治觀點之限制性，因而涉臺研究人員之研究成果，未能引起 大陸學術界的重視，其影響力亦有其局限性。
近年來，大陸赴海外求學之學人已逐漸在西方社會嶄露頭角，並 在歐美高等院校與研究單位擔任教職。這些學人對中國大陸政經發展 與兩岸關係發展亦常提出建言，發揮一定之影響力。這些學人影響力 大於大陸學者主因在於：一方面，這些學人能在海外立足，不必依附 中共，較無政治顧慮，因而敢於對「臺灣問題」放言闊論；另一方 面，大陸海外學人學有專長，也經歷西方民主社會運作，因而對「臺 灣問題」提出較深刻且客觀之分析。此外，就大陸學人之影響力而 論，中共「臺灣研究」學人基本上可區隔為行政體系與高等院校之學 人。就影響力而論，前者的影響力顯然大於後者。此外，就地理區位 而論，臨近北京、上海，且單位負責人具影響力之對臺決策人士，則 其隸屬之「臺灣研究」學人影響力便較為明顯。例如，中國社科院臺 灣研究所的影響力便大於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此外，中國社科院臺 灣研究所與上海臺灣研究所、上海臺灣研究會，皆因其特殊的對臺政 治角色與決策成員，而凸顯其重要性。儘管如此，大陸高等院校亦不 乏優秀之臺灣研究人才，其個別對臺專業學術研究與觀點，亦能對決 策人士產生影響。
儘管兩岸學術交流雙方仍存有認知差距，但卻不必寄望對方改變 立場，亦不必過於嚴肅的辯爭政治議題。多增加交流情感之培養與臺 灣政經發展的感性理解與理性認知，即有助於交流功能之發揮。事實 上，存在認知差距的學術交流與互動，相較於中斷兩岸學術交流而 言，顯然是前者對雙方都有利，亦即「交流比不交流好」、「做比不 做好」。此外，儘管兩岸目前學術交流利弊互見，實質功能亦有其侷 限性，其對決策之影響力亦有限，但學術交流與對話，仍是推進兩岸 關係發展值得積極開展之工作。因此政府大陸事務部門如何寬籌經 費，更有效率與公平分派交流資源；提供便民措施與消除官僚作風，
規避泛政治化之干擾，以利學術交流工作之推動，始能在兩岸學術交 流互動的過程中奠立主動與優勢地位。
基本上，臺灣之「大陸研究學門」之專家，在大陸事務決策與運 作過程中並未受到應有之重視，也未做專業功能之整合，因而其對決 策參與和政策思考之空間便十分有限。未來臺灣之「大陸研究學門」
如何透過臺灣社會各領域之專業人才做整合性分工與研究，並強化與 大陸學術界之交流與互動，諒有助於大陸研究專業分析與研究成果之 提升。此外，政府大陸事務部門亦應積極強化專業性、策略性人才之 吸納，而非仰賴業務性官僚主導大陸事務與交流工作。執行兩岸學術 交流之審查與承辦部門亦應強化服務品質之提升與作業流程之再簡 化。如何篩選大陸具理性、專業素養與具決策影響力之專業人才來臺 交流，壓縮不具學術背景之官僚、政客，以及對臺不友善人士之交流 空間，亦有助於兩岸交流品質之提升與交流秩序之維護。
就兩岸學術交流比較而論，臺灣地區民間團體的自主性與豐沛活 力，無疑是我方推動兩岸學術交流值得重視與發揮的資源。換言之，
由於民間團體多為自發性的交流行為，且多無意識形態之限制，因此 此類學術交流有助於雙方溝通與資源互補，並彌補政府部門從事兩岸 交流之不足。然而，畢竟民間團體的資金與行政支持難以長期負荷。
政府部門如何篩選具學術交流貢獻與執行重點政策之團體給予經費與 行政支援，並規避不必要的政治干預與導向，則有助交流功能進一步 發揮。
兩岸學術交流與良性互動並非單方面的努力足以實現。事實上，
儘管一方有誠意促進雙方學術交流與合作之擴大，但是在另一方互信 不足與泛政治化運作下亦難以跨越學術交流之障礙。換言之，兩岸關 係互動與進展勢將對兩岸學術交流進程產生實質影響；兩岸學術交流 亦不可能排除政治因素而順利進行。因此，兩岸政治地位的釐清、統 獨爭議的消弭，將有助於擴展兩岸學術合作與交流的視野與格局。
2000 年總統大選陳水扁擔任國家領導人，使原已脆弱的兩岸互信
基礎更不易鞏固；即使一方積極釋放善意，亦終將因信任差距缺口偏 大而難以發揮實質功能。事實上，在當前兩岸政治格局下，建立雙方 互信，以及互信的鞏固應遠較善意釋放更為迫切與重要。換言之，也 唯有互信的積累與建構才可能揮發「善意」的政治效應。此外，新政 府亦不應將中共政策之底線與依賴美國保障安全做主觀的判斷，亦不 宜因「大陸研究」學門成員具大中國思想傾向而否定其研究專業。任 何中共容忍底線的誤判與觸動，皆可能導致民族悲劇。
由於新政府在兩岸關係互動中缺乏互信基礎，且犯錯的空間有 限。因此，如何避免兩岸誤判、增進相互了解溝通，實為重要課題。
無疑的，強化兩岸「智庫」與學術交流管道、提升學術交流的品質與 秩序，並整合「大陸研究學門」的專業能力，對當前敏感、嚴峻的兩 岸關係發展具有必要性與功能性。尤其是新政府如何在政黨理念與政 治現實中尋求大陸政策的平衡點；如何在兩岸談判管道中斷的背景 下，延續涉臺體系交流與對話的機制，以及發揮學術交流管道之「界 面」作用，應有助於紓緩兩岸緊張態勢。
（收件：2000 年 10 月 8 日，修正：2000 年 12 月 15 日，採用：2001 年 1 月 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