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而言之，主日學的教材原先版本分歧，有白話字課本與《主日神糧》兩種。
語言識字教育與聖經宗教教育路線的矛盾引起時人強烈質疑，並指出主日學許多陳 痾。因此，1937年改由公報社統籌發行《主日神糧》、《教員課本》，其教學目標 明確，步驟甚為詳盡。中日戰爭爆發後，主日學部會停購中國教材，改向美、日採 購，課本的白話字名稱照舊，但加上日文漢字《日曜の糧》。此一時期，日本國內 的教材開始輸入，總督府的國語政策亦大力展開，主日學課程內容受到影響，先是 在語言的部分增加日語的經文，繼之教師手冊也更名《日曜學校教員課本》，惟內 容仍屬於聖經中心的宗教教育。1940-1942年《主日神糧》的聖經經文與各式祈禱 文大量使用日語，大體上仍未偏離聖經的教義，但部分內容可明顯看到戰時體制的 影響，呈現服從長上、昂揚戰意的教導。此外，教會重視紀念日的宗教意涵，訂有
「臺灣主日學紀念日」、「世界主日學紀念日」及「兒童和平日」呼籲關心兒童的 主體性、宗教教育重要性以及和平的可貴。尤其主日學教材致力於文化間的和衷共 濟，殊堪肯定。
伍、結論
主日學是每週日教會所推行的信仰教育課程，目的為教導兒童認識基督教義
理，它是教會的基礎亦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價值之一。臺灣自1889年已設有規模完 善的主日學，日治時期的教學更具系統。整體而言，主日學深受母會宣教師影響，
且呼應世界宣教潮流。1937年之前，主日學人數呈現增加的趨勢，在信徒的生命歷 程中留下深刻印象，不只塑造其人格的發展，堅定其信仰的意志，甚至確立往後生 涯的方向。
1937年進入戰爭時期，長老教會被納入宗教統合組織，愈接近戰爭末期，統 制層級與涵蓋面愈擴大。然而南、北聯合議事的臺灣大會僅在主日學經營理念上取 得共識，未能在實務上發揮功效，對南、北教會合一運動的助益不大。臺灣大會及 其附屬部會除了討論主日學名稱、鼓勵用日語及收集數據的報告外，未有顯著的作 為。南部主日學部會從1926年設立以來，舉凡中會性質的研習活動或教材的編制，
幾乎都是獨立運作。由此一時期的數據觀之，臺灣有百餘間教會設立主日學，教員 千餘人，學生萬餘人，尚具一定水準。1942年，戰時資源匱乏且總督府政策干預，
臺灣教會公報社被迫歇業，無法繼續供應教材，教會失去支援，僅能摸索前進。
1944年，規模涵蓋全臺的「日本基督教臺灣教團」成立，當中卻未設立主日學相關 部門。教會受限於戰爭體制，社會教化、遺族撫慰或青年團組織逐漸取代兒童宗教 教育。
日治末期的主日學授課內容仍以聖經義理為主，未受日本神道信仰干涉，宗 教教育保有相當的自主性。1937年，臺灣大會主張維持「主日學」名稱，但翌年即 引進日本國內的《日曜學校課本教案》與本土教材並用，兩者均依據世界通用課程 編定，因而產生競合現象。顯然的，「主日學」更名「日曜學校」的過程係受到日 本國內教材輸入的影響。其後，陸續訂定「臺灣日曜學校紀念日」等節日。1940 年，臺灣大會正式將「主日學」改稱「日曜學校」，積極鼓勵使用日語教學。因此 1940-1942年的教科書《主日神糧》受到日語教材和「國語」政策的雙重影響，大 量編入日語經文、祈禱文，內容雖以基督教教義為主，某些課目卻流露出「忠君愛 國」的氣息，以此作為「傳道報國」之一環。至於推行紀念日方面，則是教會、日 本、傳統文化三者並列，可理解為節期對照、兼容並蓄之策。
日治末期，主日學教育出現語言文字的衝突。長老教會的聖經和講道語文一 向是臺語；書寫則常用白話字（臺語羅馬拼音），習之方能讀經，因此主日學教育 常在聖經宗教教育、初等識字教育與日語普及教育三者之間擺盪，導致會內人士強 烈批評。當國語政策與日語教材影響力擴大時，教會究竟要採用何種語文？信徒該 讀何種版本聖經？一時頗難以解決。不過，據史料所載，南部主日學從1938年起已
開始鼓勵使用日語教學。論者亦讚美主日學兒童的愛國心與高額國防獻金，報導抱 病送迎皇軍與奉祝日高喊「萬歲」的景象，強調「熱心宗教教育的兒童，自然有豐 富的愛國精神」。89至1942年臺灣大會更決議「通牒」各教會使用日語教材。顯然 的，上述舉措對於官方政策有相當之呼應，無論是被迫或半自願，長老教會本身並 非完全沒有責任。戰後，教會回顧日治時期的歷史，往往抨擊當年的殖民政權，批 判宗教政策和語言禁令。然而，教會實應進一步檢討該時期的主日學事務，檢視課 程是否符合兒童身心靈的發展，省察教導內容切合信仰或政治的標準。面對此一歷 史處境，臺灣基督徒實有自我反思的空間。
89 林照，〈主日學生徒：余氏月娥〉，《臺灣教會公報》641（1938.8），頁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