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 本文撰寫期間，惠蒙臺灣教育史研究會吳文星、翁麗芳、莊義芳、賴美鈴、林玫君等老師以及多位學友指 導；臺灣神學院鄭仰恩老師協助修正，投稿後復蒙二位匿名審查人惠賜諸多寶貴意見，謹此特申謝忱。若 尚有不當之處，均由筆者自負文責。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日曜學校與皇民化運動
─以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主日學教育為中心
（ 1937-1945） ＊
盧啟明 ＊＊
摘 要
「主日學」係教會在每週日教導兒童認識聖經義理的宗教教育課程，向為基督 徒所重視。日治中期以降主日學漸入軌道，使時人印象深刻，助其發展個人特質、
堅定信仰意志、確立生涯方向，不啻為基督徒塑造身分認同之一環。戰爭時期教會 併入教團，基督徒對主日學經營理念共識不足，實務成效不佳，對教會的合作助益 不大。復因官方干預與資源匱乏，教材供應中斷，教會頓失指導。主日學教育不受 教團重視，漸被社會教化、遺族撫慰或青年團所取代，惟授課仍以聖經義理為主，
宗教教育有一定自主性。然因日本國內教材輸入，臺、日教材並用且競合，日語教 學漸成主流，教材大量採用日文聖經和祈禱文，部分課目甚至有「忠君愛國」的氣 息，「主日學」也在1940年更名為「日曜學校」。主日學的教育內容在聖經、羅馬 字與日語之間擺盪，常遭批評。戰前教會鼓勵用日語教授主日學，戰後反而抨擊當 年官方的語言政策，少有檢討課程是否符合身心發展，以及內容是否切合信仰或政治 的標準。主日學教育中包含「傳道報國」的意涵，歷史處境頗值得臺灣基督徒反思。
關鍵詞：主日學、日曜學校、皇民化運動、長老教會、基督教教育
壹、前言
貳、日治前期主日學之發展 參、皇民化運動與「日曜學校」
肆、主日學之課程與教材 伍、結論
壹、 前言
清末，英國和加拿大長老教會陸續至臺灣傳教，其教育事務概分為宗教教育 和普通教育二種，前者主要針對教會內的信徒，包括每週的主日學、禮拜講道、教 會報刊和神學校等；後者則不限信徒子女，包括教會小學、中學、女學、訓瞽堂 等。1上述教育中，「主日學」係指每週日教會為使信徒認識基督教義理而開設的 宗教教育課程。顧名思義，它強調「主日」2的意涵，鼓勵兒童自幼學習聖經義理 和教會生活，使其信仰基礎穩固，漸漸成為堅定且熱心的基督徒。兒童心思單純，
容易接受福音，經由主日學教育得以傳承長輩的信仰，促進教會的進步，自不待 言。3
教會重視主日學係根據聖經，用以肯定兒童的純潔、遵行上帝的指示。〈箴 言〉記載：「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4〈馬太福 音〉當中記載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天國的，正 是這樣的人。」5顯然的，教會視兒童為獨立的個體，而非附屬於成人，乃希望培 養成信仰高尚的基督徒，6因此主日學誠然是攸關基督教信仰核心與教會發展的重
1 張妙娟，《開啟心眼：《臺灣府城教會報》與長老教會的基督徒教育》（臺南：人光出版社，2005），頁 182-272。
2 所謂「主日」（the Lord’s Day）是紀念耶穌復活的日子，為基督教與天主教所遵守的聖日，亦即每週第一 日；猶太教則是守「安息日」，係每週最後一日。
3 1915年以後，佛教宗派也有所謂「日曜學校」，同指週日或假日在寺院、佈教所集合兒童，施以教化活 動，屬社會事業之一。確知成立年代的日曜學校至少有50個，但因佈教使交換等因素，有些並未長期辦 理。本文所稱「日曜學校」專指基督教而言，佛教等其他宗教不列入討論。參閱松金公正，〈日據時期日 本佛教在臺灣推行之「社會事業」（1895-1937）〉，《宗教傳統與社會實踐中型研討會論文集》（臺北：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9），頁16-22。
4 〈箴言〉22章6節，《聖經》舊約和合本（香港：聖經公會，1961），頁785。
5 〈馬太福音〉19章14節，《聖經》新約和合本（香港：聖經公會，1961），頁27。
6 潘道榮，《主日學中心之問題》（臺南：新樓書房，1926），頁76。潘氏分嬰兒科1-3歲，幼稚科4-6歲、
要環節。
關於主日學的研究，長老教會在「宣教百週年」時曾出版一份年譜，惟內容簡 略，日治時期的資料也只統計到1933年。7早期研究者則整理1865-1953年的主日學 概況，分為創設、建設、分設、光復四個時期，8以1917年「主日學部會」成立、
1930年南部劃分四中會自治以及1945年終戰為分界點。此一劃分著眼於教會組織的 演變，較未考慮主日學本身的發展及時代變遷。
張妙娟的研究則聚焦日治前期臺灣南部長老教會的主日學教育，其以《臺灣教 會報》和相關刊物為主要素材，認為1926年是教會主日學的重要時點，並逐漸發展 出組織化、系統化的模式。張文翔實且細膩地考察教會主日學的教育理念、師資和 教學，內容十分深入，惟其斷限為1895-1926年，日治後期不在探討之內。9
林嘉瑛從宣教運動的背景綜述清季以降百餘年的主日學概況，認為早期主日 學、教會小學成員大多重疊，公學校的普及導致教會小學式微，北部尤其嚴重。不 過，主日學是否因此人數流失，有待商榷。蓋主日學的數量遠多於教會小學，且是 在週日進行，與正常上課時間實不衝突，是否受公學校影響有待考察。10
關於兒童文化及學前教育方面，臺南的兒童文化團體在1927年已分為學校和教 會兩個系統。1927-1935年間，民間教育團體加入日本童話協會的分會組織；1935 年後，基督教團體承接業務，策劃戲劇表演、童謠創作和童話講演，11教會主日學 積極投入兒童教育。林崎惠美則指出，日人基督徒於1896年設立臺灣最早的「臺北 幼稚園」，其中，臺北基督教會首任牧師河和龜輔貢獻最大，他是哥倫比亞大學博 士，專攻主日學教學法，扮演日治初期兒童宗教教育的推手。12
前人研究對於日治前期的主日學相關議題已多有涉及。然而，1937年以後臺灣 進入戰時體制，「主日學」因應政治環境和教材變遷而改稱「日曜學校」，主日學 的組織和運作如何受到時局的影響？其課程和教材如何變遷？白話字教育、聖經教
初等科7-10歲、中等科11-13歲、高等科14-16歲。另外為17-25歲者設師範科；而新生或年長不諳白話字者 則編入「特別科」。
7 鄭泉聲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基督教教育歷史年譜》（臺北：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育處，1965），
20頁。
8 尤正義，《臺灣主日學的歷史》（嘉義：臺灣宣道社，1967）。
9 張妙娟，〈日治前期臺灣南部長老教會的主日學教育（1895-1926）〉，《興大歷史學報》22（2010.2），
頁79-104。
10 林嘉瑛，〈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主日學校發展之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2006），
頁138-139。
11 游珮芸，《日治時期臺灣的兒童文化》（臺北：玉山社，2007），頁144-146。
12 林崎惠美，〈日治時期臺灣幼稚園之設立與發展〉，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5.10），
頁43-44。
育、日語教育之間呈現何種張力？凡此均是值得探究的課題。因此，本文使用教會 議事錄、《臺灣教會公報》及主日學教材為基礎史料，輔以時人著述及回憶文字，
探討日治末期主日學的特徵，進而指出其歷史意義。名詞方面，「主日學」及「日 曜學校」係按照出現的年代而作不同之表達。主日學老師概以「教員」稱之；教師 手冊、學生教科書則分別沿用《教員課本》和《主日神糧》之名稱。
貳、日治前期主日學之發展
世界主日學的起源可溯及17世紀。早期，北美清教徒移民習於週日由戶長進行 家庭宗教教育，至1669年始出現「Sunday School」之稱。1780年，英國報業家雷克 士（Robert Raikes, 1736-1811）開始設學從事基礎教育，教導貧童識字和算數，其 後普及到歐陸和北美，他因此被尊為「主日學之父」。1824年，全美國的主日學組 成聯盟並使用共同教材，至1889年第一次「國際主日學大會」於倫敦召開時，主日 學已漸成世界各地教會常見的教育設施。據1928年的統計，全球設有主日學的教會 近29萬所，教師近260萬人，學生逾2700萬人。13
清末，英國長老教會在南臺灣展開宣教工作，引進兒童宗教教育的理念和實 務。宣教的最初20年間，設立「教會小學」，採用新式教育法，招收一般兒童，施 以初等普通教育，授與算數、地理、漢文、聖經等科。教會小學在府城、岩前、鹽 埔、迦蠟埔等地都曾開設，惟其規模不大，且非各教會常置設立。
1885年，具有教育專業背景的英國宣教師余饒理（George Ede, 1855-1905）編 撰《三字經註解》、舉辦「庇哩亞會」14，在主日禮拜前唱詩、讀經、問答和講故 事。1889年，府城教會（今臺南太平境教會前身）正式建立規模完善、專人負責、
分班上課之主日學，15其他教會則尚未普及。16不可否認的，從世界宣教的角度來 看，臺灣的主日學其實深受宣教母國之影響，且繫於世界之潮流。
日治前期的主日學教育大抵延續晚清的基礎，逐漸發展組織化的運作模式。
據教會規定，兒童長大後要「識道理」方能接受正式的成人洗禮，因此需要加強白 話字讀寫、認識基督教信仰。神職人員重視主日學的功能，致力提升信徒子女的學
13 潘道榮，《主日學中心之問題》，頁71。
14 語出聖經《使徒行傳》17章，以庇哩亞人「甘心領受這道，天天考查聖經」的事蹟喻之。
15 鄭泉聲，《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基督教教育歷史年譜》，頁1。
16 張妙娟，《開啟心眼——《臺灣府城教會報》與長老教會的基督徒教育》，頁182-186。張妙娟，《開啟心 眼——《臺灣府城教會報》與長老教會的基督徒教育》，頁182-186。
習成果，促進教員的教學效率。首先，透過教會報刊印〈通信教授〉，齊一讀經進 度、提供註解。接著，1917年設立「主日學部會」，專責規劃南、北一致的主日學 課程，積極舉辦教員研習會提升教學品質。同時，派遣專人考察教會事務，輔導設 置主日學，將「主日學教授法」納入牧師晉升考試。171926年，為落實區域管理，
設南、北主日學部會分別管理，融入因地制宜的措施。其結果，主日學師生人數逐 漸呈現成長的趨勢。
圖1 主日學理念示意圖
資料來源：潘道榮，《主日學中心之問題》，扉頁。
1928年，牧師潘道榮出任全臺主日學主事（總幹事，下同），推動教會充實 教學內容、整修教室、研究教材、加強統計報告，並舉辦教員祈禱會和家庭訪問，
同時引進日本國內「日曜世界社」發行的出席表、學籍簿、教員錄。181930年，南 部劃分高雄、臺南、嘉義、臺中四個中會，正式進入分立建設的時期，開始設有主 日學巡迴演講和成人部門。191936年，全臺共有157間教會設有主日學，教員1,393 人、學生11,143人。南部主日學較興盛，110間教會中，96間設有主日學，奉獻金額 4516.4圓，其中至少有14間教會設置專用教室。平均每間教會有教員11人，學生86
17 吳學明，《從依賴到自立：終戰前臺灣南部基督長老教會研究》，頁322。
18 張妙娟，〈日治前期臺灣南部長老教會的主日學教育（1895-1926）〉，頁141-144。
19 《臺灣大會議事錄》16回29、30條（1932.3），頁9。
人，師生比達1：7.8，主日學教育可謂蓬勃發展。20
由上可知，1937年之前主日學呈現成長的趨勢，時人的回憶文字亦清楚指出此 一情形。初代臺人牧師黃俟命擔任長老教中學舍監兼宗教主任時，常以講道督責住 宿生，輔助其身心靈發展。在他領導下，校內主日學迅速進步，多名學生主動至各 教會擔任教員、培養經驗。是時，黃俟命、潘道榮、鄭溪泮合力研究教材教法、組 織主日學教員會、舉辦夏季學校，校長萬榮華（Edward Band, 1886-1971）形容自 己是學校的「頭」，黃氏則是學校的「心」。21
教會史學者、前哈佛燕京圖書館副館長賴永祥（1922-）22於1930年左右開始上 主日學，認為詩歌、故事、遊戲、讀經等內容有趣又有益。賴氏從小接觸聖經故 事，熟稔教會信仰義理，15歲時已能勝任白話字初級班助教。
政治受難者家屬、岡山教會長老林高雪貞（1926-2006）自述幼時的聖經基礎 始於主日學，尤其是懷孕女教員教唱「背嬰兒」詩歌模樣，既逗趣又辛苦。而「辛 苦」的還有和她同齡的牧師之子，不但要掃地，聽故事要坐第一排，聽完還要參加 大人禮拜。後來她赴日就讀青山學院，童年經驗成為人生重要的回憶。23
獻身中部醫療傳教的蘭大弼醫師（Dr. David Landsborough IV, 1914-2010）24自 述幼時愛吟聖歌，聆聽耶穌事蹟以及結交臺人友伴。他認為白話字比漢字簡單，便 於記憶臺語詞彙，對於後來在泉州的醫務推廣有相當助益。25其母連瑪玉（Marjorie Landsborough, 1884-1984）是彰化教會最資深的主日學教員，她帶領彰化醫館員工 教導詩歌、聖經故事，組織兒童合唱團，學生超過百人，反應十分熱烈。26
臺南太平境教會主日學創設於1889年，是全臺歷史最悠久者。1933年該會信徒 黃受惠留學東京，對幼稚教育留下深刻印象，返臺後邀集會友修繕主日學教室，6 年後成立「愛兒園」，擔任首任園長。在他苦心經營之下，園生增加，經濟好轉，
正式立案為私立太平境幼稚園，27形成「主日學」和「幼稚園」相輔相成的模範。
20 臺南長老大會，《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設教七十週年紀念寫真帖》（臺南：教會公報，1935），頁 1-221。
21 賴永祥，《教會史話（五）》（臺南：人光出版社，2000），頁145-148。
22 許雪姬等訪談，《坐擁書城——賴永祥先生訪問紀錄》（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頁 45-46。
23 林高雪貞口述，謝大立、廖惠如整理記錄，《莿帕中的百合花——林高雪貞女士口述實錄》（臺北：臺灣 神學院出版社，2008），頁44-46。
24 即蘭大衛醫師（D. Landsborough III）之子，又稱小蘭醫師。
25 劉翠溶等訪談，《蘭大弼醫生口述歷史》（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7），頁9
26 Marjorie Landsborough, In Beautiful Formosa (London: William Clowes and Sons, 1922), pp.110-111.
27 林崎惠美，〈日治時期臺灣幼稚園之設立與發展〉，頁51。
圖2 1935年臺南太平境教會禮拜堂（右）和主日學教室（左）
資料來源：臺南長老大會，《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設教七十週年紀念寫真帖》（臺南：教會公 報，1935），頁95。
前長老教會總幹事、太平境教會出身的高俊明（1929-），其母親注重教會事 務，數十年如一日為教會兒童授課，畢生重視教育和社會服務，曾任長老、婦女會 長、中會婦女部長、長榮女中校友會長和董事長。有趣的是，高家毗鄰教會，對高 俊明卻是「地利之不便」，他坦承幼時對教會缺乏興趣，常找藉口玩耍，是個「令 父母親煩惱擔憂的小孩」。此一成長背景卻是他投入社會關懷的信仰根基。28
前長老教會總幹事黃武東（1909-1994）則非常喜歡隨家人共赴教會。他7歲隨 父親入信、習白話字，其課本名曰《字母》，他自述年幼懵懂，學到11歲才記住。
1935年黃氏就任斗六教會，是時教會振興，會友增加，主日學教室無法容納學生，
必須借用禮拜堂、宿舍或空地。不久，該會獲得良機，設立通風、採光、設備均佳 的專用教室。顯然的，童年的基礎是黃氏日後致力於主日學的契機。29
主日學對基督教家族的形成有關鍵性的影響。透過信仰和教育的傳承，信徒子 女逐漸獲得上升流動的機會，並致力使家族門風不墜，如此代代相傳而形成龐大的 基督教家族。以南部「高雄舊城黃家」為例，其發展中心繫於基督教信仰，家族積 極參與教會活動，凝聚向心力。30各代成員中，至少有10位牧師、10位長老，並輪 流擔任主日學校長。其中，家族成員陳安靜貢獻尤多，她畢業於長榮高等女學校，
28 高俊明、高李麗珍口述，胡慧玲撰文，《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師回憶錄》（臺北：望春風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2001.4），頁54-57。
29 黃武東，《黃武東回憶錄：臺灣長老教會發展史》，頁34、37、41、131。
30 賴永祥，〈黃香的眼淚〉，《教會史話》二輯（臺南：人光出版社，1995），頁181-182。
賴永祥，〈教會史話176：舊城黃香之裔〉，《臺灣教會公報》2072（1991.11.17），3版。
長期擔任主日學教員、司琴以及教會長老。31黃氏家族成員認為，家族背景雖然平 凡，但主日學教育卻是影響個人生涯和教會發展的重要因素。
當時臺灣主日學的發展和歐美基督教國家略有不同。以美國為例，老少信徒均 參與主日學，教員從青年以上乃至各行各業，不乏受高等教育的有識之士。當時臺 灣基督徒的青年會尚未發展，宗教教育以主日學為主，學生年齡層和公學校相仿，
尚未成為信徒一體適用的宗教教育。32
圖3 1935年高雄舊城教會主日學教室（左）和禮拜堂（右）
資料來源：臺南長老大會，《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設教七十週年紀念寫真帖》，頁29。
綜上所述，日治時期的主日學教育乃是順應英、美宣教運動，與世界主日學潮 流同步發展。1930年代，教會普遍設有主日學，師生人數眾多，呈現蓬勃成長的趨 勢。教學內容以白話字和聖經義理為主，詩歌、圖畫及遊戲為輔，上課時間不長，
學生卻印象深刻。同時，教會組織校長會議和主日學大會，顯示規模漸趨完備。不 過，教會偏重白話字教育而招致批評，時人認為應將重點置於福音主義的宗教教 育。33亦有論者指出從體格、知識、社交及宗教四方面觀察兒童的性格，期待長輩
31 陳安靜，《恩寵的女兒—陳安靜女士見證集》（臺北：天恩出版社，2006），頁13。
〈黃文嬌訪談記錄〉，2008年7月06日，未刊稿。
〈陳安靜訪談記錄〉，2008年7月20日，未刊稿。
〈黃昭賢訪談記錄〉，2008年7月20日，未刊稿。
〈黃茂全訪談記錄〉，2008年7月27日，未刊稿。
〈黃主帥訪談記錄〉，2008年7月27日，未刊稿。
〈黃保諭訪談記錄〉，2008年7月27日，未刊稿。
〈李佳民訪談記錄〉，2008年7月06日，未刊稿。
32 劉振芳，〈雜錄I.在美的感想〉，《臺灣教會公報》610（1936.1），頁14-15。
33 主筆，〈新時代的教會〉，《臺灣教會公報》611（1936.2），頁3。
用「上帝的眼光」觀察兒童生命中豐富的希望，使上帝在兒童身上薰陶優美高尚的 人格，34強調主日學教員應忠於上帝，心性仁愛聖潔，每日三省吾身、關懷學生。35 要之，基督徒透過主日學教育，使學生的成長歷程受到深遠影響，助其塑造人格發 展、堅定信仰意志，進而確立生涯的方向。
參、皇民化運動與「日曜學校」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臺灣因輿論鼓動而展開「皇民化運動」。其中，影響教 會最大者有三，其一為振作國民精神，在殖民政府「舉國一致、盡忠報國、堅忍持 久」的口號下，基督徒認為應忍受苦難，在「非常時」奉仕教會、傳道報國。其二 為普及國語政策，基督徒開始在報刊文書、集會講道及教會學校漸漸使用日文。其 三為宗教風俗變革，由於寺廟整理、正廳改善等措施，臺人頓失信仰依靠，基督徒 則希望藉機協助和擴大傳教。
此時的臺灣教會持續推動主日學事務，潘道榮仍以牧師之職兼任主事，綜理全 臺主日學。潘氏和公報社共同編輯《主日學教員課本》，支領公報社薪津，負指導 顧問之責。此一時期，全臺主日學之校數計157所，教員數1,393人，學生數11,143 人。361937年，基督徒討論主日學的名稱是否更換為「日曜學校」，最後全體議員 均反對。37其原因可能尚無迫切需要，加以佛教系統也有所謂的「日曜學校」及研 究會，38為避免混淆而沒有成案。
實際執行方面，南部的主日學部會較北部擁有更多主導權，部長王守勇編寫 白話字教科書《主日學讀本》並積極推行，同時，舉行主日學聯合靈修會，鼓勵學 生背誦聖經，表彰資歷十年以上的教員，研議向中會徵收費用，以利教育事業之推 動。39
主日學上課時間、授課順序等實際運作狀況各教會略有不同。高雄中會推行兒 童讀經運動，增設日語班、成立圖書室，俾便教員進修。臺南中會分7個區域舉辦 教員修養會，內容以宗教教育、講道、讀經為主。嘉義中會較重視資料統計，印製
34 不著撰人，〈兒童教育〉，《臺灣教會公報》611（1936.2），頁7-8。
35 李水拖，〈70禧年3大恩典〉，《臺灣教會公報》611（1936.2），頁14。
36 《臺灣大會議事錄》18回10條（1937.3），頁3。
37 《臺灣大會議事錄》18回47條（1937.3），頁15。
38 林崎惠美，〈日治時期臺灣幼稚園之設立與發展〉，頁44。
39 不著撰人，〈特告：主日學教員課本〉，《臺灣教會公報》625（1937.4），頁20。
出席簿、主日記錄簿供各教會使用。臺中中會則側重講習會的課程研討。40
1937年8月，日本基督教聯盟要求臺人因應戰爭爆發，必須配合國策、不分民 族，結成戰時基督教統制團體「北支事變全臺基督教奉仕會」。41隨後各地分設支 部，替政府服務。同時，教會被要求以「慰問皇軍」的名義進行戰爭捐納，42甚至 不得舉行聖誕節慶祝儀式。43為求慎重，甚至刊登公報週知信徒。44蓋聖誕節是基 督教重要節日，自1908年臺南基督徒經宣教師同意而舉辦紀念活動後，各地普遍跟 進，早已形成教會重要慶典。45然而，12月25日又是大正天皇祭，教會若在皇民化 運動期間大肆慶祝實屬突兀，為避開敏感的時刻改為低調處理。因此，主日學部會 停辦慶祝活動，延後舉行校長會議。46
隨著皇民化運動勃興，總督府認為「說日語」是臺人徹底皇民化的要件，因此 普及、常用日語成為重要的施政方針，「國語普及運動」推向高峰。471937年2月總 督府斷然廢除公學校漢文課，繼之取消報紙漢文欄；指示各州廳動員各教化團體，
致力於家庭、部落及市街庄的「國語化」，以期開啟徹底常用日語的新局面。
南部教會相當配合政策，自1938年8月起獎勵使用「國語」的主日學，48依據 主日學部會會長黃仁壽之看法，由於教會重視兒童宗教教育，組織逐漸完備，教員 水準提升，49相較於1936年的統計數字，南部的校數由96所增為118所，教員數由 1,085人增為1,115人，學生數由8,252人增為9,514人，成長頗為迅速。
1940年，國際局勢緊張，日本外交政策日趨嚴峻，外籍宣教師紛紛移交財產離 去，臺灣基督徒必須自立擘劃，進行人事改組。同時，1940年正逢日本所謂「皇紀 二千六百年」，官方乃利用節日慶典遂行國民精神教化及國家統合動員。臺灣基督 徒參與一連串的「內地之旅」，進而肯定國家強盛及日本基督教的進步。
40 尤正義，《臺灣主日學的歷史》，頁28-30。
41 共9個宗教團體組成：在臺的日本基督教會、日本聖公會、日本組合教會、日本美以美會、聖教會、臺灣 基督長老教會南部大會、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北部大會、基督教婦女矯風會、臺灣基督教青年會，會長為日 本基督教會牧師上與二郎。
42 《南大常委議事錄》29回5條（1937.8.11），手稿本無頁碼。
43 《南大常委議事錄》30回8條（1937.10.1），手稿本無頁碼。
不著撰人，〈公告III.時局與聖誕〉，《臺灣教會公報》632（1937.11），頁3。
44 《南大常委議事錄》31回5條（1937.12.21），手稿本無頁碼。
45 謝禧明編，《更新與成長——主日學成立九十週年史》（臺北：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育委員會，
1979），頁19。
46 不著撰人，〈南大主日學部會〉，《臺灣教會公報》632（1937.11），頁14。
47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臺北：五南，2008），頁300。
48 黃俟命、林照〈III.南大主日學部會〉，《臺灣教會公報》641（1938.8），頁2。
49 黃仁壽，〈教會與日曜學校〉，《臺灣教會公報》655（1939.10），頁2。
為效法日本教會，該年的臺灣大會裡四分之三的議員贊成改「主日學部」為
「日曜學校部」，50由部長鄭溪泮帶領各中會選任的部員負責，51決議南、北教會 必須提交相關文書報告以利統計。日曜學校部透過中會校長會議，宣導聖誕節的 意義，鼓勵日語授課。高雄中會方面，鼓勵老幼共同參加紀念禮拜，培養兒童良好 習慣，擴大舉辦兒童讀經運動，增加聖經問答比賽、兒童作文比賽和短期聖經研究 會，並以巡迴文庫幫助偏遠教會。
臺南中會透過報刊鼓勵主日學教育，召開校長會議、聖經研究會、教員靈修會 共商方針，輔導各校發揮特色。嘉義中會舉辦教員靈修會，表彰資深教員，發放制 式點名簿，力行簿冊檢查，根據白話字程度區分預備科、字母科、白話字聖經科、
日語聖經科等。臺中中會則舉辦多次宗教教育講座，積極推動學生背誦全年聖經課 程。52
此一時期，主導日曜學校的教會人士認為，政治綱領既是「建設高度國防國 家、解決日中問題、樹立政治新體制」，則日曜學校身為「教會的生命線」宜呼應 配合，以四個要點因應新時代的需要：其一，確立本質，強調日曜學校直屬教會，
應培養忠實的基督徒和善良的國民。其二，編輯新課程，停用「萬國共通」的課 程，效法日本基督教會自編教材，引進優良書籍。其三，組織新級別，仿效日本基 督教會依據學校制度分級、加強日語和聖經取代白話字。其四，發揮特色，貫徹福 音本質，指導兒童涵養上帝意識，培育忍耐奉獻精神。教員方面，勉勵以信仰智識 引導兒童，透過測驗、演說及批判輔導之。教員從事實際的指導時，一方面要將教 育融入生活，關心兒童的信仰、人格和社會服務，使其能實際應用；一方面要召開 祈禱會、夕陽會訓練學生。53顯然的，時人認為日曜學校是「傳道報國」的重要一 環，必須加倍關心，強調「福音的使命」。54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總督府高舉「臣道實踐」、「犧牲奉獻」，成立
「皇民奉公會」，將國家、神道、天皇及日本精神緊密結合、神化，不僅壓迫傳統 宗教習俗，更擴大動員臺灣社會。臺人起初以「傳道報國」的態度順應體制，透過 全臺校長會議，討論如何推廣日語科別教案。高雄中會設計學生受洗入教的專用卡 片，表揚資深教員，增設教員訓練科，授與結業證書，晉升正式教員，藉以提高師
50 《臺灣大會議事錄》19回70條（1940.3），頁17。
楊士養、高端莊、陳金然，〈19回臺灣大會〉，《臺灣教會公報》662號，1940.5，頁13。
51 《臺灣大會議事錄》19回41條（1940.3），頁13。
52 尤正義，《臺灣主日學的歷史》，頁30-32。
53 潘道榮，〈新體制的日曜學校〉，《北部教會》184（1941.5），頁18-19。
54 潘道榮，〈傳道報國〉，《北部教會》187（1941.8），頁25。
資程度。臺南中會召開例行部會、校長大會及學生學藝會，表揚模範生。嘉義中會 注重簿冊檢查，獎勵優秀師生。臺中中會鼓勵學生讀經，舉辦六次教員靈修會，編 制教員一覽表，鼓勵閱讀宗教教育雜誌。55顯然的，太平洋戰爭初期，教會仍盡其 所能，勉力維持宗教教育。此一時期，全臺的「日曜學校」之校數計161所，教員 數1,287人，學生數11,473人。56
隨著戰事擴大，教會的「教員講習會」陸續因時局緊繃、財務困難而逐漸停 止，571942年臺灣大會決議通知各日曜學校使用「國語教材」，並改「主日學部 會」為「教育部」。58社會組織方面，日人主導成立「臺灣基督教奉公團」，驅使 基督徒協力國策、配合戰爭。宗教組織方面，臺人本欲加入「日本基督教團」，但 日人以「手續不完備」、「非獨立教區」為由駁回；後官方人士介入，透過宗教統 制法令成立「日本基督教臺灣教團」，文教局和教團得以影響教會行政與學校醫院 等機構。
由於官方干預與資源匱乏，教材供應中斷，教會頓失指導。主日學教育不受教 團重視，漸被社會教化、遺族撫慰或青年團所取代，臺灣基督教奉公團的規章明確 指出：「奉戴對美、英兩國之宣戰大詔之聖旨，發揮皇國民之本分，盡基督教報國 之責，以資練成皇民」之目的。關於實際業務，規章第11條指出：「開辦以提高會 員識見為目的之講習會、講演會、修養會等，昂揚國民之戰時意識，善導國民之戰 時生活，協助推行國語以使內臺一體化，舉行戰捷祈禱會等」。顯然的，宗教教育 不得不配合協力國策。
由於總督府大肆動員民眾，推行社會教化，基督徒陸續面臨「國民儀禮」、
「鍊成會」與「勤勞奉公」等困境，宗教生活倍受影響。基督徒遭懷疑、被監禁；
教堂被徵用，戰火熾烈時聚會幾近停擺。日曜學校的部會尚存，但受大環境影響，
教材停止發行，指導宗教教育的功能其實已喪失殆盡。
要而言之，1937年起，臺灣進入戰時體制，長老教會或半自願，或被迫納入 戰時宗教統制團體中，從事軍人慰問、戰爭捐納與社會教化。主日學某些活動如聖 誕慶祝會因時局而停辦，教會勉力進行宗教教育，如兒童讀經運動、教員研習會、
靈修會，教材教法等。1940年，臺灣大會受日本國內的組織與教材影響，改「主日
55 尤正義，《臺灣主日學的歷史》，頁32-33。
56 《臺灣大會議事錄》20回15條（1942.3），頁12-13。
57 劉子祥、林照，〈公告：III. 南大日曜學校部會〉，《臺灣教會公報》676（1941.7），頁3。
劉振芳、林照，〈公告：南大日曜學校部會〉，《臺灣教會公報》678（1941.9），頁2-3。
58 《臺灣大會議事錄》20回15條（1942.3），頁13。
學」為「日曜學校」，並配合「國語政策」，鼓勵日語教學。1942年，臺灣大會設 置「教育部」，決議全面使用日語教材，加強使用日語科別教案。1943年，總會下 設日曜學校校長一人，其後戰況漸烈、物資短缺，公報社歇業，無法支援各教會的 主日學。接近戰爭末期，主日學雖一息尚存，但在「基督教奉公團」等統制機構的 干預下，政府得以驅使全體教會協力戰爭。統制機構逐步將臺灣境內各個派別的教 會組織，結成層級更高、涵蓋面更廣的戰時協力團體。1937年起主日學的「教員講 習會」與「校長會議」因時局緊繃、經濟困難而間斷召開，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則 是「無限期延期」。1944年「日本基督教臺灣教團」成立時，規章中已不見「日曜 學校」的蹤影，社會教化取代兒童宗教教育成為教會的主要工作。
表1 1937年起南部大會、臺灣大會主日學負責人一覽表
南部大會 臺灣大會/總會
1937 王守勇/黃俟命
潘道榮（部長兼主事）
1938 黃俟命 1939 黃仁壽 1940 （不詳）
鄭溪泮（部長）、王守勇（主事）
1941 劉子祥/劉振芳 1942 （不詳）
1943 （不詳）
1944 （不詳） 郭和烈 1945 （不詳）
資料來源：《臺灣教會公報》624、632、641、654、676、678號 《臺灣大會議事錄》18回77條（1937.3），頁22。
《臺灣大會議事錄》19回41條（1940.3），頁13。
肆、主日學之課程與教材
主日學旨在培養兒童閱讀聖經、認識信仰。課程設計以《主日神糧》、《教 員課本》與「教案」（教學方案，下同）、掛圖等教學素材為中心，透過詩歌、閱 讀進行教學，為便於兒童理解與記憶，內容大多淺顯、活潑、富於變化。日治末期 的主日學教育大致延續前期的方式，多方鼓勵但不具強制性；自由發展而不拘於常 規。不同之處在於，教會對課程內容曾多所研議，甚至爭論「教導白話字或講解聖 經孰為優先？」然實際上兩者難以偏廢。日治末期的主日學教育即因不同教育理念
而產生教材與課程的改變。
一、1937-1940年的教材
1937年以前，主日學教材版本分歧，例如1926年採用《世界共通主日學 學課》，1930年採用《白話字教科書》，聖經課本或白話字教材版本並未固 定。591937年3月，擔任主事的王守勇牧師推出《主日學讀本》為白話字教科書，60 宗教教育的部分仍為《主日神糧》。然而，當時論者強烈批評教會當局過度重視白 話字教學和表面化的宗教教育，呼籲採行「徹底聖經主義的信仰教育」。61論者責 備教員缺乏奉獻心志、教學不力；家長只會批評卻忽略家庭教育；信徒領袖偏離主 日學旨趣；主日學部會混淆一般教育和宗教教育，任意教導白話字。62此類議論一 度引起軒然大波，足可見時人對教員、教材、教法的重視和憂慮。
1937年4月，南部大會決議由教會公報社統籌發行課本，《主日神糧》每年一 本，售價7錢；《教員課本》每季一本，售價17錢，篇幅約50頁。63以1937年第四季 的教材為例，主題是「基督教生活的研究」，64每週一課，含幼稚科共14課。每課 先提示單元名稱，再說明該課引用的聖經篇章、摘錄段落以及開、閉會的聖經與詩 歌。接著是聖經金句、目的（某些單元細分聖經科、預備科）、大意和註解。核心 部分的教學活動則分預備科及聖經科，前者設計準備、教話、整理三個步驟；後者 則依次為序言、本課、結論。課程題目與教學目的詳如下表：
59 許有成，《白話字實用教科書》（臺南：臺灣教會公報社，1930）。作者於1961年增補一篇〈拜託〉作為 序言及使用說明。該書2009年2月發行42刷，至今仍使用之。
60 王守勇，〈II.南大主日學〉，《臺灣教會公報》624（1937.3），頁9-10。
61 不著撰人，〈主日學的使命〉，《臺灣教會公報》631（1937.10），頁1-3。
62 黃俟命、林照，〈主日學聲〉，《臺灣教會公報》633（1937.12），頁8。
63 不著撰人，〈特告：主日學教員課本〉，《臺灣教會公報》625（1937.4），頁20。
64 潘道榮編，《主日學教員課本》（臺南：臺灣教會公報社，1937），頁1-52。
表2 1937年第四季《主日神糧》課表 1937年：冬季（10-12月）基督教生活的研究
課 月日 題目 面 目的
1 10/3 作［上帝的］
孩子的名分 1
聖經科：說明使其知對上帝的愛，我們信靠主 耶穌，獲得作孩子的名分，有如此的特權（金 句），也有很大的義務。（3章，18節）預備 科：使其能明白，接納耶穌就能稱作上帝的孩 子；要他們［學生］各人反省，他們自己有都 接納祂嗎？
2 10/10 上帝的報賞 4 講明於我們各人的生活裡，上帝不時在報賞我 們；他們［學生］應該有這種體驗存在。
3 10/17 講話與行為 7 要我們的學生能隨時謹慎於講話。
4 10/24 更新 10 從主耶穌的救贖，我們才有更新的生活。這要 我們的學生明白欣慕之。
5 10/31 節制學課 13 指導我們的學生向著節制的路來行：就是完全 順從聖神的指揮，來戰贏一切罪惡那樣的理想 生活。
6 11/7 品行與平和 17 確切勉勵我們的學生欣慕此種美的品性與基督 的和平。
7 11/14 基督教的教職 20 要我們的學生能夠尊重上帝的奴僕；且又各人 照上帝所交託的恩賜來盡本分。
8 11/21 基督教的工人 23 上帝有交託我們許多好的事業，我們要作一個 不厭倦的工人，那日就有大的報賞。這要我們 的學生明白之。
9 11/28 基督教的結實 26 結連於基督，才會結好又多的果子。這要我們 的學生記在心。
10 12/5 基督教的安慰 31 真的安慰，真的安息只有從基督能得到賞賜 人；這要我們的學生都明白之。
11 12/12 基督教的交流 35 基督徒從倚靠基督的救贖，現在能與父以及信 徒相交流，將來於天上有更加美又完全的交 流；這要我們的學生欣慕之。
12 12/19 耶穌的出世 40 幫助學生都會明白耶穌出世是真能歡喜的事。
且各人確信耶穌作他們的救主。
13 12/26 基督教的獻身 44 將所研究論基督徒的生活，從得救到獻身的一 站一站再使學生體會一遍。願他們能夠各人放 膽就像保羅先生講，因為論到我…（金句）。
-- -- 幼稚科 47- 52 --
1937年底，南部大會主日學部預備翌年教材，65由於七七事變爆發，決定停購 中國出版的掛圖，改向美、日採購。教科書預計發行2,000本，書名仍為《CHÚ-JÌT SÎN-LIÔNG》（主日神糧），漢字譯為《日曜の糧》，規定學生上課時必須和聖 詩和聖經一同攜帶。661938年，繼續使用公報社發行的教員課本，但鼓勵主日學盡 量用日語教學。主日學部認為日曜世界社《日曜學校科別教案》和臺灣本地教材相 仿，均係「世界共通的學課」而繼續推介，67並停用中國出版的大幅掛圖。68
1939年的《主日神糧》除了日文金句之外，又加上日文的「主ノ祈リ」（主禱 文），並改成片假名使學生容易閱讀，共發行5,000本。69由於受到日本國內教材的 影響，教師手冊更名為《日曜學校教員課本》。70該年第一季的主題是「彼得的生 涯與他的工作」，內容仍是以聖經為主的宗教教育。關於編輯大意、各課的題目與 教學要點如下：
（1）日曜學校之目的再檢討：日曜學校不是只培養、指導宗教心的宗教教 育的機關而已。其實是教會將所受託的福音，報給兒童知道的教會的 事業，就是傳道的機關。換言之，日曜學校就是「聖言的教育」，使 兒童知道泝信仰上帝的恩典沴期待上帝的約束…［中略］…若你感受 上帝愛的使命，當有分於此光榮的職務。無論採用國語的教案，或是 本部所發行的課本，請向此目標來前進。
（2）日曜學校的宿題：每週要教的課程與家庭禮拜的聖經節都有關連，所 以希望各日曜學校教師，勉勵兒童在6日間要去讀主日神糧的家庭禮拜 的聖經節。
（3）金句的活用：每週的金句應該使兒童背誦熟練。更加要緊的是讓他們 在一週之間能照金句的標準來實行。71
65 不著撰人，〈II.1938年度的主日學學課〉，《臺灣教會公報》631（1937.10），頁3。
66 黃俟命、林照，〈南大主日學部會〉，《臺灣教會公報》632（1937.11），頁14。
67 不著撰人，〈II.日曜學校課本教案〉，《臺灣教會公報》641（1938.8），頁2。
黃俟命、林照，〈III.南大主日學部會〉，《臺灣教會公報》641（1938.8），頁2。
68 《南部大會議事錄》5回10條16款（1939.3），手稿本頁156。
69 不著撰人，〈昭和14年度的主日神糧〉，《臺灣教會公報》644（1938.11），頁2。
70 此時部會的名稱仍稱「主日學」，詳見本文第三節。
71 潘道榮編，《日曜學校教員課本》（臺南：臺灣教會公報社，1938），扉頁。
表3 1939年第一季《主日神糧》課表 1939年：第一季（1-3月）彼得的生涯與他的工作
課 月日 題目 面 目的
1 1/1
彼得奉事的受召
1
將彼得當時受召的事實，來使我們的學生 想兩項：（1）獎勵他們歡喜聽基督選召 的聲，來做祂的學生。（2）使他們能明 白作基督的學生是何意義（金句）。
2 1/8 彼得受稱讚與譴責
5 彼得承認基督且受稱讚，我們要學他；但 是他不解基督要受苦的事，卻體貼人情，
導致被基督譴責；這應作我們的鑑誡。
3 1/15
彼得看見基督的榮光 9
彼得看見主的榮光，就更加認識榮光的基 督放棄一切要來開拯救的路；他的心大感 動，到那日仍在見證（彼後1：16-18）。
所以放棄祂的榮光來救他們，應該時時聽 祂，思念祂
4 1/22 彼得的不認主
13 將彼得不認主的事實，來勉勵我們的學生 知道，我們仍然也是軟弱，應不時謹慎。
5 1/29 彼得聲明他的愛 17 要我們的學生也會像彼得熟識基督的愛，
並一生決心愛主。
6 2/5
彼得在五旬節的講道 20
讓學生明白三件：（1）彼得受聖靈的大 教導，我們也應如此受聖靈來完成上帝交 託的使命。（2）得救與聖靈有大關係。
（3）在每日的生活應求聖靈引導。
7 2/12 彼得醫好跛腳者 23 使他們能知基督的能力，與用合宜的欠缺 人，是第一要緊。
8 2/19 節制學課 26 現代基督徒對社會義務，就是做一個節制 生活的模範者。
9 2/26 彼得在撒瑪利亞
29 福音眾人都有分：將撒瑪利亞城的人獲得 福音的歡喜，使學生欣慕之；並將西門用 錢想買聖靈卻遭譴責，來作學生鑑誡。
10 3/5
彼得對異邦人傳教 32
彼得放膽去傳福音於異邦；因為他信，上 帝是眾人類所要仰望的，只有從祂能得救
（金句）。上帝既然一樣愛世人；我們豈 能有人種的差別嗎？這要我們的學生明白 並實行之。
11 3/12
彼得救出監
36
使學生從彼得被救出監的事實，來明白兩 項：（1）確信上帝奇異的攝理，在保護 為道理而受苦的人。（2）要獲得上帝的 保護，同心祈禱的重要。
1939年：第一季（1-3月）彼得的生涯與他的工作
12 3/19 彼得鼓舞基督徒生活 41 照彼得鼓舞當時信者所應有的基督徒生活，來勉勵我們的學生去實行之。
13 3/26 彼得在說明基督的受
苦與死 44 對彼得所體驗基督的受苦與死，使我們的 學生也會明白，來體驗、來受感動。並能 放膽為主作見證。
二、1940-1942年的課程與教材
1940-1942年公報社持續發行《主日神糧》（日曜の糧），每年一本，篇幅約 30頁，售價12錢，運費3錢，封面圖樣為一本聖經配上白話字和日文對照的「祢的 話是我腳前的燈」，語出〈詩篇〉119篇105節。
圖4 1940年《主日神糧》封面 資料來源：長榮中學提供
由於1940年是日本政府所稱的「皇紀二千六百年」，政府為凝聚國民意識，
動員全民舉行「奉祝行事」與「奉祝記念事業」，強調圖書出版業皆須「共襄 盛舉」。72結果，教會在形式上配合政府的步調，將《主日神糧》鈐印「皇紀兩 千六百年」字樣。內容仍按照往常，每季一個主題，1940年第一季「天國：馬太的 研究」、第二季「先知奉命所傳的道理」、第三季「詩人所傳的道理」、第四季
「普遍上的福音：路加的研究」。各個主題以聖經教義為主，加入片假名的〈使徒
72 蔡錦堂，〈「紀元兩千六百年」的日本與臺灣〉，頁76。
信經〉以及奉獻、飯前、早晚禱、兄弟姊妹、禮拜日的禱告文。另編入每天家庭禮 拜的經文，每週日用一節白話字和日文對照的金句為中心。73
此一時期，《主日神糧》採用「萬國共通的學課」，與日本基督教會（簡稱日 基）的教材出現競合現象。日基的主日學課程仿照國民學校分四級：初等科三級、
高等科，外加青年科。臺灣基督徒認為該制度「內容充實，符合現代學生需要，並 以聖經為中心，長老教會的課程往往事倍功半，應該要以聖經取代白話字作為本位 且使用國語。至少也要採用日基日曜學校局所新編成的教材。因為就日本國內的 教會而言，它無論質或量都是最進步的。」74南部大會日曜學校部會一面介紹初等 科、幼年科的補充教材與教案，75一面引介日本國內教材，例如日曜世界社所發行
《日曜學校科別教案》及日基日曜學校局發行的雜誌《日曜學校の友》等，76使其 廣為使用。
1942年初，公報社發行的教材供應不及，乃將教材刊印公報代用。77該年冬季 的《日曜學校教案》是日治時期公報社發行最後一期的《教員課本》。內容講授基 督徒與上帝、家庭、世界的關係，以及職務、金錢等日常生活的標準。其中，較特 殊的是第5課〈基督徒與國法〉和第9課〈性命獻給主〉，前者強調「在家裡父母是 長輩；在學校裡老師是長輩，要聽從其教導。社會上也有長輩，就是警察、郡守、
州知事、總督、天皇，教導兒童要在上位掌權者的面前做好事做好人。」後者強調
「現在我們各項都為了國家，最要緊的就是獻身。所以有的當將官；有的當海軍、
空軍、陸軍；征戰來拓展堅固我們的國家。基督徒面對天國也是一樣的精神。」78 從內容觀之，明顯呈現戰時體制的氣息。
73 臺灣教會公報社，《主日神糧（1940年）》（臺南：該社，1939.12）。
臺灣教會公報社，《主日神糧（1941年）》（臺南：該社，1940.12）。
臺灣教會公報社，《主日神糧（1942年）》（臺南：該社，1941.12）。
74 潘道榮，〈新體制的日曜學校〉，《北部教會》184（1941.5），頁18-19。
75 劉振芳、林照，〈公告：南大主日學部會〉，《臺灣教會公報》678（1941.9），頁2-3。
76 黃受惠編，《主日學予科讀本》（臺南：臺灣教會公報社，1942），頁1-6。
77 不著撰人，〈日曜學校教案〉，《臺灣教會公報》682（1942），頁14。
78 臺灣教會公報社，《日曜學校教案：基督徒生活的標準》（臺南：該社，1942）頁25、50-51。
圖5 1942年冬季的《日曜學校教案》封面 資料來源：原件藏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三、紀念日
教會節日普遍受信徒重視，會內人士認為上帝創造日月星辰有「分晝夜、作記 號、定節令、日子、年歲」的功用；79聖經又載以色列人受埃及人壓迫，希望脫離 其統治，自由地「向耶和華守節」，成為「上帝選民」的歷史轉捩點。80節日對信 徒生活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每逢復活節、聖靈降臨節、聖誕節等日子，無不舉行特 別禮拜及相關紀念活動，以激發信徒的宗教意識。
主日學的專屬紀念日始於1934年，臺灣大會決議4月第三個週日為「臺灣主日 學紀念日」。81為與世界基督教同步，乃以10月的第三週日為「世界主日學紀念 日」。基督徒強調兒童受上帝疼愛，應在大人保護、教導下避免接觸罪惡，以承接 未來的期待與文化。，配合政府推動初等教育，培養新一代的國民，以兒童宗教教 育為教會的重心之一。82
79 〈創世記〉1章14節，《聖經》舊約和合本（香港：聖經公會，1961），頁1。
80 〈出埃及記〉5章1節，《聖經》舊約和合本，頁73。
81 《臺灣大會議事錄》17回70條（1934.3），頁16。
不著撰人，〈公告II.日曜學校紀念日〉《臺灣教會公報》649（1939.4），頁2。
今改為「教會學校紀念日」擴大對象到長老教會系統的中學、大學與神學院。
82 陳光輝，〈主日學紀念禮拜〉，《臺灣教會公報》622（1937.1），頁6-7。
另一方面，西歐國家為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訂定11月11日為「世界休戰 紀念日」。南部教會為配合紀念，訂定11月7日為「兒童和平日」，要求轄內教會 舉行「主日學和平禮拜」，呼籲關心世界基督徒與兒童的友誼，83並以禮拜儀式鼓 舞特別獻金，提供主日學之用。84
文宣方面，1940-1942年的《主日神糧》刊印多種的紀念日，如教會年中的行 事、全年禮拜日的表、祝祭日、十二生肖、陰曆干支記年與廿四節氣等。85「教會 年中的行事」登載世界基督教共通節日，如耶穌受難週、母親節、感恩節、聖經紀 念日以及臺灣特有的「初週祈禱會」、「南部設教紀念日」，這些節日加上主日禮 拜，是全年宗教活動的總綱。所謂「祝祭日」則是政府制訂的官定節日，具有改變 臺灣人傳統時序觀念的用意。每逢祝祭日時學校或休假，或舉行修學旅行、神社參 拜，並在前一天的朝會上誦讀「教育勅語」，講授節日的意義，86藉以培養臺灣人
「忠君愛國的志氣」。87
《主日神糧》將祝祭日印上課本週知主日學師生的作法，不全然是受到皇民化 運動的影響。直至戰後10年該書仍附有「國家重要行事」，只不過改成另一個政權 的節日而已。88因此，《主日神糧》納入教會、日本、傳統華人的年節元素，可視 為「信仰本土化」的努力，以調和三者的文化差距，使信徒能對照查閱。該書每年 發行一本，印上歲時紀年，一方面鼓勵學生惜時守節，一方面可作為簡易型的「教 會版」曆書。
83 不著撰人，〈囡仔的平和日〉，《臺灣教會公報》632（1937.11），頁3。
84 不著撰人，〈I.十月3禮拜：世界主日學紀念日〉，《臺灣教會公報》631（1937.10），頁3。
85 臺灣教會公報社，《主日神糧（1940年）》，扉頁、頁29-31。
86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遠流出版社，1998），頁70。
87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學務課，《祝祭日略義》（臺北：該課，1898），緒言。
88 教會公報社，《主日神糧》（臺南：該社，年份1955-1957）。原件藏臺灣神學院史料中心。
圖6 1941年《主日神糧》的節日對照
資料來源：左：教會年中行事與全年禮拜日的表；中：祝祭日；右：舊曆申巳年。原件藏臺灣神 學院
要而言之，主日學的教材原先版本分歧，有白話字課本與《主日神糧》兩種。
語言識字教育與聖經宗教教育路線的矛盾引起時人強烈質疑，並指出主日學許多陳 痾。因此，1937年改由公報社統籌發行《主日神糧》、《教員課本》，其教學目標 明確，步驟甚為詳盡。中日戰爭爆發後，主日學部會停購中國教材，改向美、日採 購，課本的白話字名稱照舊，但加上日文漢字《日曜の糧》。此一時期，日本國內 的教材開始輸入，總督府的國語政策亦大力展開，主日學課程內容受到影響，先是 在語言的部分增加日語的經文，繼之教師手冊也更名《日曜學校教員課本》，惟內 容仍屬於聖經中心的宗教教育。1940-1942年《主日神糧》的聖經經文與各式祈禱 文大量使用日語，大體上仍未偏離聖經的教義，但部分內容可明顯看到戰時體制的 影響，呈現服從長上、昂揚戰意的教導。此外，教會重視紀念日的宗教意涵，訂有
「臺灣主日學紀念日」、「世界主日學紀念日」及「兒童和平日」呼籲關心兒童的 主體性、宗教教育重要性以及和平的可貴。尤其主日學教材致力於文化間的和衷共 濟，殊堪肯定。
伍、結論
主日學是每週日教會所推行的信仰教育課程，目的為教導兒童認識基督教義
理，它是教會的基礎亦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價值之一。臺灣自1889年已設有規模完 善的主日學，日治時期的教學更具系統。整體而言，主日學深受母會宣教師影響，
且呼應世界宣教潮流。1937年之前，主日學人數呈現增加的趨勢，在信徒的生命歷 程中留下深刻印象，不只塑造其人格的發展，堅定其信仰的意志，甚至確立往後生 涯的方向。
1937年進入戰爭時期，長老教會被納入宗教統合組織，愈接近戰爭末期，統 制層級與涵蓋面愈擴大。然而南、北聯合議事的臺灣大會僅在主日學經營理念上取 得共識，未能在實務上發揮功效，對南、北教會合一運動的助益不大。臺灣大會及 其附屬部會除了討論主日學名稱、鼓勵用日語及收集數據的報告外，未有顯著的作 為。南部主日學部會從1926年設立以來，舉凡中會性質的研習活動或教材的編制，
幾乎都是獨立運作。由此一時期的數據觀之，臺灣有百餘間教會設立主日學，教員 千餘人，學生萬餘人，尚具一定水準。1942年，戰時資源匱乏且總督府政策干預，
臺灣教會公報社被迫歇業，無法繼續供應教材，教會失去支援，僅能摸索前進。
1944年，規模涵蓋全臺的「日本基督教臺灣教團」成立，當中卻未設立主日學相關 部門。教會受限於戰爭體制，社會教化、遺族撫慰或青年團組織逐漸取代兒童宗教 教育。
日治末期的主日學授課內容仍以聖經義理為主，未受日本神道信仰干涉，宗 教教育保有相當的自主性。1937年，臺灣大會主張維持「主日學」名稱，但翌年即 引進日本國內的《日曜學校課本教案》與本土教材並用，兩者均依據世界通用課程 編定，因而產生競合現象。顯然的，「主日學」更名「日曜學校」的過程係受到日 本國內教材輸入的影響。其後，陸續訂定「臺灣日曜學校紀念日」等節日。1940 年，臺灣大會正式將「主日學」改稱「日曜學校」，積極鼓勵使用日語教學。因此 1940-1942年的教科書《主日神糧》受到日語教材和「國語」政策的雙重影響，大 量編入日語經文、祈禱文，內容雖以基督教教義為主，某些課目卻流露出「忠君愛 國」的氣息，以此作為「傳道報國」之一環。至於推行紀念日方面，則是教會、日 本、傳統文化三者並列，可理解為節期對照、兼容並蓄之策。
日治末期，主日學教育出現語言文字的衝突。長老教會的聖經和講道語文一 向是臺語；書寫則常用白話字（臺語羅馬拼音），習之方能讀經，因此主日學教育 常在聖經宗教教育、初等識字教育與日語普及教育三者之間擺盪，導致會內人士強 烈批評。當國語政策與日語教材影響力擴大時，教會究竟要採用何種語文？信徒該 讀何種版本聖經？一時頗難以解決。不過，據史料所載，南部主日學從1938年起已
開始鼓勵使用日語教學。論者亦讚美主日學兒童的愛國心與高額國防獻金，報導抱 病送迎皇軍與奉祝日高喊「萬歲」的景象，強調「熱心宗教教育的兒童，自然有豐 富的愛國精神」。89至1942年臺灣大會更決議「通牒」各教會使用日語教材。顯然 的，上述舉措對於官方政策有相當之呼應，無論是被迫或半自願，長老教會本身並 非完全沒有責任。戰後，教會回顧日治時期的歷史，往往抨擊當年的殖民政權，批 判宗教政策和語言禁令。然而，教會實應進一步檢討該時期的主日學事務，檢視課 程是否符合兒童身心靈的發展，省察教導內容切合信仰或政治的標準。面對此一歷 史處境，臺灣基督徒實有自我反思的空間。
89 林照，〈主日學生徒：余氏月娥〉，《臺灣教會公報》641（1938.8），頁11-12。
Nichiyou Gakko and Kominka Movement: The Sunday School Educat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1937-1945)
Lu, Chi-Ming
Abstract
“Sunday School” has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faith formation and consequently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by the Taiwanese churches. After 1930s, the well-developed Sunday School education had greatly impressed people of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helped them to develop individual character, strengthen faith spirit, and discern the vocation of life. To a great extent, Sunday School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Christian identity. During the wartime,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was annexed to Japanese churches. There was no consensus among Christians regarding the goal of Sunday School and the educational endeavor was ineffective.
In addition, due to intervention from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and lack of resources, Taiwanese churches could not produce adequate textbooks. Meanwhile, Sunday School education was gradually replaced by social education, survivor-consolation or youth society (seinen dan). Fortunately, biblical knowledge was still the core of Sunday School teaching and the autonomy of religion education was retained. However, the import of Japanese textbook and the adoption of Japanese Bible and Prayer resulted in the Japanese becoming the major medium of teaching. The textbook even exhibited “royal patriotic spirit” in its contents. At last, Taiwanese churches renamed Sunday School as “Nichiyou Gakko” in 1940. Before the War, Christians were encouraged to use Japanese as the medium of teaching, yet many Christians were ready to criticize the policy of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after the war. Little were done to examine if the curriculum or content is adequate for the Christian beliefs.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Sunday School education is worth studying and reflecting upon by the Christians in Taiw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