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如論者所言，民主制度運作的品質良窳主要不是受到科技發展的影 響，而是取決於政府的治理結構與公民的素養內涵，這是政治問題而非科技
問題（Barber, 2001; 陳敦源等，2015），因此，惟有改變治理模式，將強調
「由上而下」的政策制定轉型為「由下而上」，並提升公民德性，使其由對政 治漠不關心到積極參與，才能有效提高民主政治的品質。本研究針對公民意 識和廣義之公民參與間的關係進行實證分析後，獲致幾項發現。
首先，就公民參與行為來看，參與程度高低依序為政策參與、捐款給非 營利組織或購買其產品及參與社團活動。政策參與意願較高反映了公民最期 望能藉由參與會議的過程，表達自己的意見，同時希望政府的政策貼近民 意，以提高政策品質；至於慈善行為的表現居次，則說明了有不少民眾基於 利他精神，相信捐款或購買非營利組織的產品，可以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 人；而民間社團活動參與偏低，顯示公民的社會資本仍有提升的空間，尤其 是隨著近年來民間社團數量的持續增加，公民理應有更多的參與機會，其參 與比例並不高的原因確實值得深入探究。
其次，在公民意識的認知方面，以「公開表達和政治人物不同的意見」
及「對公眾事務應該主動發表自己的意見」較高，此一結果和莊文忠（2010）
的研究發現一致，顯示公民對表達不同的意見最為重視，不會漠然接受政治 人物的意見，希望可以發揮積極監督的作用。至於公民意識是否為公民參與 行為的有效解釋變數？本研究多元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公民意識對社團活 動參與、慈善行為、政策參與及整體公民參與均有正向的顯著影響。由此可 知，公民意識是民主政治及公民社會的核心基礎，有助於提升民眾的公共政 策參與或社會參與。
最後，除了公民意識外，控制變數對不同公民參與行為亦呈現不同的影 響力，如性別僅在慈善行為與政策參與呈現顯著影響，女性的慈善行為高於 男性，其可能原因為女性相較於男性更富有同情心、對他人的關愛程度更高，
故慈善捐款行為的頻率會更高（Mesch et al., 2011）；男性的政策參與高於女 性，或許是因女性的公民心性與能力（政治效能、政治興趣、溝通能力和政 治知識）仍低於男性，導致女性的政策參與低於男性（林國明，2016）。年 齡對整體公民參與、社團活動和慈善行為有正向顯著影響，可能是因為年齡 越大者已有穩定的工作，也開始關心退休後的生活，故有較高意願和較多時 間參與社會活動。政黨認同僅對整體公民參與及政策參與有解釋力，顯示具
有政黨認同的民眾，對公共事務的態度會較為主動積極，因此政策參與的意 願也會較高。
綜言之，國內學界對公民意識和廣義公民參與的關聯性的實證研究仍不 多見，原因之一可能是相關的調查研究很少同時將公民意識和公民參與納入 問卷題目。本文作為探索性的研究，發現兩者之間的關係呈顯著的正向效 果，若往後的調查能固定納入公民意識和公民參與題目，進行長期趨勢調查 或定群樣本追蹤調查，便能長期觀察公民意識和廣義公民參與的變化，據以 瞭解公民意識越高的民眾，是否會越主動參與政治或社會層次的公共事務，
如此一來，便有助於探討這些概念對民主價值之深化與公民社會發展之健全 的影響，甚至掌握在不同的政黨執政之下，民眾的公民意識和公民參與之間 的關係可能的變化方向。
在研究限制方面，由於公民意識和公民參與的概念與操作化定義，在政 治或社會層面均有不同的見解，本研究雖然將公民參與採取廣義的定義，強 調的是公共政策及社會參與行為，然囿於問卷調查題目之限制，僅將公民意 識定義為反權威意願，而以此較為狹隘的公民意識概念來解釋較為廣泛的公 民參與行為，可能忽略其他公民意識的構面，故本研究建議未來可以從多面 向的公民意識，如「對公共事務的態度」、「對社會關懷的態度」、「對社會責 任的態度」等社會層次的公民意識，瞭解其對狹義（投票選舉）和廣義（政 策或社會參與）的公民參與是否具有影響力。另本研究結果顯示，越具反權 威公民意識的民眾，越會進行社會參與（社團活動與捐款），是否因為公民 對政府不信任或有政治疏離感，而提高了其社會參與行為？未來的研究可以 採用深度訪問的方式，探討影響公民社會參與行為之原因。最後，由於本研 究的各個多元迴歸分析模型的整體解釋力偏低，顯見民眾的公民參與行為除 了受公民意識影響外，仍有其他潛在的影響因素值得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