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高等教育受到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政府與大學之間的關係從傳統的 管制關係朝向契約關係，但在權力下放的過程中，因為「資訊不對稱」以及「誘 因結構失衡」遲未有效解決，最後陷入代理人理論中所描述的代理兩難問題。於 此同時，受到外部環境影響，政府在調整高等教育績效責任內涵的同時，卻鮮少 細究政府投資公共高等教育的核心目的。近年的經費分配模式忽略了因馬太效應 加劇優勢資源集中與階級再複製的問題，更加弱化了臺灣高等教育系統促進社會 階級流動的功能。
當政府一方面企圖透過授權下放以及市場機制增加大學運行的彈性與效能時，
政府本身對於高等教育的治理能力與技術也需要與時俱進。傳統上以事前管制為 基礎的行政手段顯然已經無法適應大學發展的多樣性，以資源投入以及過程性指 標作為辦學資訊公開的訊息，也難以滿足社會大眾期望透過簡單易懂的指標來協 助其在校系選擇上的判斷。美國高等教育作為一個典型市場機制運行的系統，很 早就認識到資訊的可靠性與可近性在跨系統協調運作的重要，近年來美國聯邦政 府教育統計中心持續升級數據系統，使其欄位更加的細膩，涵蓋性更大，並能快 速的與其他部會串接資料。這些政府行政單位藉由升級數據系統並增設專責數據
分析單位的作為，即是著眼於強化以數據為決策基礎的監管能力。
近年來，臺灣教育主管部門意識到系統性建立大學運行數據有助於提升大學 治理的品質，因此要求並鼓勵各校成立校務研究辦公室以及招生專業化辦公室，
以強化大學內部對於學校基礎數據的橫向串接與有效掌握。然而，從整體大學財 政籌措與資源分配的角度，政府尚未意識到大學運行數據將可如何應用在提升全 國高等教育品質與解決資源分配的難題。即使會令大學行政管理人員窮於應付，
增加不必要的行政成本，當前政府各項專案性計畫補助仍是以計畫管考的思維向 學校端收集各項片段破碎的關鍵表現指標數據。數據時代社會對於政府治理技術 與能力有更高的要求，政府是否能夠高效的應用數據正考驗著政府內部是否已經 形成以數據為基礎的決策文化？以及公務人員是否已經具備數據資料整合與應用 的能力？有鑑於我國政府對大學發展的影響力，在提倡證據本位的大學治理文化 之際，更需要政府在全國資源配置上展現以證據為本位的具體作為。
近年來以大學內部行政數據與政府部門串接應用的模式已逐漸成形，例如 沈暉智與林明仁（2019）串接大學學生學籍資料與財政部財稅資料，李浩仲等人
（2016）串接大學學生戶籍地址與內政部釋出的鄉鎮報稅所得資料等，均能為了 解各大學學生家庭社經條件的組成提供一個客觀且清晰的輪廓。而在畢業生表現 方面，國內各大學藉由電訪或問卷調查收集畢業生流向資料業已行之有年，但結 果可靠性一直受到質疑。部分大學改變傳統的作法，直接與政府部門建立資料串 接的機制，並能掌握該校畢業生進入勞動力市場之後的長期發展情形（黃春長與 郭經華，2019）。總的來說，從國內現有累積的實證研究成果顯示我國的科研人 員完全具有串接內政、教育、財稅以及勞動資料的經驗與能力。此一合作模式若 能提升至整體高等教育系統的位階，而非僅是零星個案，相信能提供給政府與社 會大眾在了解各大學績效責任的表現時一個清晰的面貌。於此同時，基於這種跨 部門的數據結構所獲得的教育研究結果，也能連帶提升高等教育的政策品質，為 當前的決策困境帶來突破。
本研究以代理兩難突出當前存在於政府與大學之間的治理問題，借鑑英美兩 國計算各大學促進社會階層流動率的概念，檢視我國現行大學財政籌措與資源分 配方式，併同考量學生原生家庭經濟條件、大學促進社會階層流動的程度以及政 府的公益角色，為我國高等教育經費分配的改進策略提出可供參考的方向。當政 府能在可靠的行政數據基礎上，考察大學對受教學生帶來的實際影響，大學勢必
將會更有需求與意願持續提升本身運用與掌握校務基礎運作資料的能力，更好的 履行在人才培育方面所被賦予的社會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