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內團體理論的主張，對內團體的偏好與對外團體的排斥是有關聯的，
本研究從這個論點出發，探討台灣一般民眾對外來人口增加的態度。本文研究 顯示，族群政治的影響相當值得重視，特別是「族群」本身─而非政黨偏好或 政治立場（偏藍偏綠或統獨立場，亦參考附錄），是主要的因素，影響著是否 歡迎外來人口的態度。這個細微的區分具有重要的意義，亦即，統一或獨立立 場 涉 及 的，比 較 是 針 對 特 定 的 外 來 群 體，特 別 是 來 自 中 國 的 人 口（Tsai,
2011）。這種「中」、「台」（或是「本」（省）、「外」（省））的區隔，
應只是解釋模型的一種，其解釋對象也主要是適用於來自中國的婚姻移民。而 本研究的分析對象，為更廣泛多樣的「移入人口」或「外來人口」，並不是只 有牽涉到特定地區的中國移住民，因此，統獨與政黨偏好的作用不很明顯。
我們分析的三項與國家作為內團體相關的態度，亦非有全然一致的作用。
保護主義的想法的確不利於接受外來人口，但是國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作用不 明顯，這個差異亦顯示，民族國家，特別是國家主權的元素做為想像社群的元 素，儘管是非常重要的身分定位問題 ，但它與外來人口的接受與拒斥並沒有 直接的關聯。在台灣，國族態度與愛國主義的價值，即使是一個強大的價值體 系，但它們並未與排斥外來人口連接在一起。內團體的認同態度未必會與排外 產生關聯。此項結果不符合社會認同理論的說法，因為並不是每一種對內團體 的認同都會造成排外傾向。我們的發現與西方研究或跨國樣本研究的結果強調 的國族主義意識的排外效果顯然不同（Kunovich, 2009; O’Rourke and Sinnott, 2006）。我們認為原因是內團體認同的性質與種類有別，而各國所面對的外團 體亦迥然而異。西歐國家所面對的東歐與非洲裔移民，與台灣經驗的中國與東 南亞移民，產生不同的族群互動 （Pettigrew, 1998），限於研究旨趣，我們不進 一步分析這些情境的細節。這些不同的類型構造成的族群團體互動情境，致使 類似題目測量出來的國族意識，在排斥移民的態度上，會產生不同的反應。
值得注意的，反而是一種保護主義的想法，思慮外國進口的產品或文化有 不良的影響，延伸出不歡迎跨國移入人口的一致態度。在某些情況下，團體之 間所呈現出來的的確是競爭關係，本研究的證據指出，當民眾對台灣的經濟與 文化，發展出較強的保護主義態度時，對移入人口的排斥確實是顯而易見的。
在這個層面上，對外來事物的偏執想法，與不歡迎外來人口密切相關。同時，
跨國移入人口的增加與否作為一個公共的議題，也涉及到台灣人口密度與容量 的考量，一般人民的反應可以相當明確。而對跨國移入人口的負面影響，如本
10 值得注意的是 Sullivan and Lowe（2010）質疑「主權獨立」的倡議想法是否是民進黨最 主要的行動意識。他們以內容分析的方法，仔細地拆解陳水扁主政期間的論述，發現台 灣認同和民主成就在民進黨的政策想法中更常提及。在這個意義下，民進黨內圍的支持 者，或較外圍的聽眾，也許並不是那麼執著於一定要與中國切割。這個觀點多少亦有助 說明民族國家想像的預測力不如預期高的情況。
文所援引的依變項-犯罪增加或是失業率上升，估計的結果相對較不是那麼理 想，或許是反對跨國移入人口的民眾，容易在這些當下已經討論熱烈的社會問 題上，給予更偏執的歸因（這兩個問題的平均是較為偏高），因而產生較大誤 差，不利於以同樣模型（族群政治或原生傾向的預測因素）進行估計。
總的來說，本文所提的兩個解釋觀點，各有擅場。台籍閩南人明確地不歡 迎外來人口，一方面需要追溯較早的族群互動，亦即這個族群的民族主義在戰 後的發展，明顯地是針對當時由中國移入的人口（特別是戰後來自中國的國民 黨政權與移民）（Mendel, 1970; Meisner, 1963），這個歷史脈絡是重要的背景 因素。這個族群偏好的自主與自治，在身分認同、民主體制與權利想法上，是 與中國人（或中國制度）有所區別，認為這種「台」相對於「中」的差別的維 持，符合其族群利益，亦可能構成原生傾向的重要元素。本研究的調查資料顯 示這樣的傾向仍持續著，但並不表示在其他層面的行為（例如各層級的投票）
亦可以複製出這種二分類屬的想法與行為模式。進一步的經驗分析這個持續性 的過程，確定其範圍，有助於我們解釋對外團體的想法，不過這已超出本文的 研究範圍了。也許更應注意的是，保護主義作為一種「內」與「外」的想法，
是有更大的潛在影響。台灣民眾對跨國移入者不想說出「歡迎光臨」這樣的熱 情招呼，與之有更大的相關性。衡量本文所呈現的諸證據，原生傾向的論點在 理解外團體的接受度是可以參照的思考架構。
本研究的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關注的主要是民眾的內團體或原生傾向，
如何影響對「移入人口」的想法。在測量原生傾向概念時，無法完整涵蓋各個 概念中的所有面向，僅能以有限的題目分別量測保護主義態度、愛國主義態度 及國族主義態度，為本研究的缺失之一。 由於某些調查題目的語意不夠明確，
例如測量國族主義的其中一道題目為「請問您同不同意全世界的國家中，我最 想當的是我們這個國家的公民？」由於沒有明確指出「台灣」，所以每位受訪 者或許會對於題目中的「我們這個國家」有不同的解讀，進而影響作答。在這 個情況下，也許會誤判民眾真正的態度，對於本研究的品質也必然會有影響。
在測量「對移入人口態度」時，若是題目能夠細緻一些可能會更好，如詢問 受訪者對於東南亞籍人士、大陸籍人士、歐美籍人士的個別態度，因為民眾對 於不同地區的移入人口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如此一來，就可以相互比較，獲
得比較詳細的研究結果。 以往的研究提出很多影響「對移入人口態度」的因 素。除了原生傾向因素之外，本研究僅能就一般性的個人經濟條件與政治傾向 進行分析，相關因素尚可以更細緻的概念化與測量，例如所參與的生產部門的 比較利益的高低（Mayda and Rodrik, 2005; Scheve and Slaughter, 2001a）。 邊 緣性地位亦可包括屬於文化屬性的少數群體（語言使用與宗教），有別於經濟、
性別等方面為弱勢者。主觀的經濟自我利益不在本文的分析範圍，對移民帶來 經濟威脅的在乎程度，相對剝奪感強烈與否，也可加以探究，以便對照主客觀 因素的作用。 移民在居住鄰近區域的分布密集度、與移民接觸的經驗多寡，
也值得用較完善的研究設計來估量其效果（Fetzer, 2000b）。 最後，本文分析 資料的時間點，落在跨國婚姻移民來到台灣的最盛時期，急促的大量移入不利 於一般民眾以同理心的方式看待仲介媒合的跨國嫁娶，民眾的態度也就呈現頗 高的拒斥傾向。在經過十年後，這樣的表現是否仍然持續，是否接觸的機會增 加，接受跨國移入人口的態度也隨著提高（蔡明璋，2011），目前僅有一些初 步的證據，亦值得未來研究的關注。
附錄
族群政治可能透過國族主義等意識機制而影響對外來人口的接受度。這個 間接的關係可能存在，可以再加以檢視。附錄表 1 針對族群背景與政治立場的 可能作用，以 SUR 迴歸方法進行估計，因為這幾個因素彼此相關，我們也同時 控制人口與社經背景的共變效應。在背景因素與經濟地位的控制因素中，比較 值得注意的是，高教育者在國族主義與保護主義上，與最低教育群體的差異，
前者表現出較為自由的傾向，同時，也有較高的愛國主義的表現。教育與原生 傾向的相關，顯然是頗為複雜的，但這個議題已超出本文的討論範圍。我們較 關注的一項發現是，國族主義傾向較明顯的的是在閩南族群（相對於外省族 群），這項發現也許不是出人意表。同時，贊成台灣獨立者，或是主張維持現 況者，也表現了比較明顯的國族主義。愛國主義與政黨偏好的關係較強─泛綠 的支持者對作為台灣的國民，表達了較高的光榮感。但是，族群背景與統獨立 場的作用則不強。在保護主義方面，我們發現客家籍與支持台灣獨立者，有較
明顯的的傾向。初步的分析發現，政黨的因素並不是重要的解釋因素，因此不
國族主義 愛國主義 保護主義 族群政治
族群（大陸各省市 = 0）
閩南籍 .324* -.099
客家籍 .284 .616*
原住民 .568 .707
政黨傾向（泛藍 = 0）
泛綠 .060 .638*
中立 -.244* -.101
統獨立場（統一 = 0）
獨立 .331* .604*
維持現狀 .365* .284
常數 -.929 -2.869 -1.089
N 1703 1703 1703
Model 2 251.6 183.1 221.8
R2 .129 .097 .116
/ Breusch-Pagan test 2(df) .185/188.542(3)
* p < .05, ** p < .01, *** p < .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