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律大臣沈家本於光緒三十四年，奏請編定《大清現行刑律》時，開宗明 義即稱：「編定現行刑律以立推行新律基礎」；摺尾又說：「他日推暨新律不 致有扞格之虞」，可以推想，《大清現行刑律》雖以《大清律例》為本，惟已 大加刪訂，主要是想作為未來施行新刑律的先導。事實上，《大清現行刑律》
的編修果也採取穩健、漸進的方式，對舊律例並未有突破牲的變革，從而原
《大清律例》所具有的基本精神也未受動搖。
就立法體裁言，《大清現行刑律》的總目，除維持〈名例〉外，罪條隨官 制的更改，將由來於六曹分職的總目予以廢止。但仍保留總目下的三十門為律
80 詳參同上註64，第十冊，頁579。
81 詳參同上註64，第十冊，頁641。
目，並將附例隨列律條之後，保持「律」與「例」的形式區分，尚未依近代刑 事立法體例，將各條等量齊觀；且律條下不以號碼標示，仍以文字表示，律文 依舊深入小注。衹不過例內引論、引案時，已更改其語氣，較前合於立法體 裁。
就內容來說，對於維護專制皇權、身分等級及綱常名教等實質內涵，大部 分也維持舊制，例如，該律仍保留原清律中八議、議請減贖及十惡等律條，且 將違犯禮教的行為列為十惡重罪處理。在其他相關罪名中，原清律的立嫡子違 法、妻妾失序、妻妾毆夫、毆祖父母、父母、干名犯義、子孫違犯教令，無夫 姦等項規定，也仍一一保留。
這也難怪，當年曾協助沈家本編纂《大清新刑律》的江庸(1878－1960)，
後來對《大清現行刑律》也道出貶多於褒的評論：
是書僅刪繁就簡，除削除六曹舊目而外，與《大清律》根本主義無甚出 入，與今之《新刑律》亦並未銜接，實不足備新舊律過渡之用，蓋與斯 役者，皆刑部秋審處及刑幕人員，其學問、思想不能出大清律範圍之外 也。82
可見，在改革派的心目中，《大清現行刑律》的立法理念，仍未脫《大清 律例》的舊制老調，仍受制於保守派的刑事立法政策，其與《大清律例》相 比，雖有若干體制上的更修，卻未見實質的變革。充其量，僅能視為清廷為應
82 參閱江庸，〈五十年來中國之法制〉，載《最近之五十年─申報五十年週年紀念》（1872-1922），上海，申報館發行，民國11年。又據董康說：「《大清現行刑律》為王世琪、許受 衡、羅維垣、吉同鈞、周紹昌及董康六人所修訂。…意在作新陳過渡之用，大致採長安薛允 升《讀例存疑》之說，回復唐律之處不少。」詳參董康，〈中國修訂法律之經過〉，收於氏 著，《中國法制史講演錄》，頁158，香港，波文書局，出版年月不詳。
付局勢，所作的過渡性措施而已。不過，保守派人士對於該律，則多持肯定見 解，如劉錦藻就說：
因新律尚難實行，舊律多不適用，另行修訂此篇，以備新舊過渡時代之 用，名曰《現行刑律》。舉舊例之不合時用及繁重複雜之處，刪繁就 簡，減重從輕，一本唐律之平恕，參用外國之新法，其刪除律文二十餘 條，例文四百餘條，酌古今而得中，合中外為一爐，洵善本也。83
平心而論，沈家本雖精研中外法學，開明豁達，但囿窘於保守勢力的牽 制；尤其，當奏請編定《大清現行刑律》之時，憲政籌備清單尚未具奏，新刑 律實行年限亦未經宣佈。他深知，要更改法制，要汰舊用新，並非易事；此 時，他實在無法，也不能放手有所作為，僅能依修律向章，大抵刪移歸併者為 多，於新刑律少所印證。但他念茲在茲的是，即將繼受歐陸法制《大清新刑 律》的嶄新立法，祇因一時無法折服守舊派的反對，在新法未出，舊律又未能 遽廢之時，乃不得不有《大清現行刑律》過渡性的立法，此種「明修棧道，暗 渡陳倉」的妙用，可以看出沈家本的智慧與無奈。
雖然如此，《大清現行刑律》在體制上，刪去按六部分職的總目規定。在 刑罰制度上，也作了重大釐正，廢除已奏請停用的凌遲、戮屍、梟首三項，刪 去緣坐、刺字諸法、停止刑訊等，洗刷二千年來深為人所詬病的惡制。刪去有 關買賣人口、奴婢等規定；有關戶役內承繼、分產、婚姻、典買、田宅、錢債 以及違約各條，應屬民事者，明定不再科刑84。又根據社會情勢的變遷，增加
83 惟劉氏對於根本主義，例如廢止緣坐之制，改笞杖為罰金；不分主賤，良賤相犯，均同凡 論；儒師、弟子相犯，從凡論，則仍持反對見解。詳參同註24，劉錦藻撰，前揭書，頁994 2。
84 沈家本原擬將刑事與民事分開，一掃千餘年來民刑不分的法律體系，故說：「現行律戶役 內，承繼、分產、婚姻、田宅、錢債各條，應屬民事者、毋庸再科。」而「憲政編查館」審
舊律所無者，如毀壞電杆、毀壞鐵路等罪名，以應時需，並刪併龐雜的例文。
細細考察，不難發現，《大清現行刑律》是《大清律例》的全盤性重新編 定，是新舊遞嬗之交的權宜措施。雖然對於當時的刑律改革未見徹底，亦未能 切實執行，但卻給向來習以用重的清廷刑曹一改舊觀，以為用輕典的預備，經 此階段，循序漸進，於法律之革新，阻力之排除等均有所推進；可以說，在中 國法制史上，它是比較進步的最後一部傳統法典8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該 法典的「民事有效部分」，在清帝國傾圮之後的民初的大理院時期竟仍被援 引，以作為民事裁判的主要法源，沈家本地下有知，或有「江山易主，現行律 竟存」的深深感嘆！
議結果，卻為觀念不清的折衷論，而云上述之區別，限於「係指純粹之屬於民事者言之」，
「若婚姻內之搶奪，姦占及背於禮教違律嫁娶，田宅內之盜賣、強占，錢債內之費用、受 寄，雖隸於戶役，揆諸新律，俱屬刑事範圍之內。凡此之類，均應照現行律科，不得諉為民 事案件」。參閱《大清光緒法令》，第十九冊，〈憲政編查館會奏呈進現行刑律黃冊定本 摺〉。另參林茂松，〈我國近代法制史上有關刑法及司法制度蛻變問題研究（上）〉，載
《政大法學評論》，第六期，民國61年6月。
85 楊鴻烈稱「這部大加改良後的《大清現行刑律》，又經過這一番的揚鍊，不能不說是中國 最後─而且是最進步的一部法典了」。詳參氏著，《中國法律發達史》，下冊，頁891，台灣 商務，民國7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