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媒介素養的學術研究與社會實踐所關心的終極問題是如何 使一種認知理念化為公衆行動，媒介參與行為只是其中一類，但卻是受 衆通過所謂「賦權」強化其自身社會行動能力的有效途徑。對媒介參與 的關注是我們最初的研究動力，在這個基礎上，本研究提出的三個研究 問題基本都得到回答。首先，公衆的媒介參與功效意識對媒介參與意向 產生直接正向的顯著影響。由於功效意識幾個因子所包含的問題主要集 中於個體對遇到「導火索」問題求助媒介所帶來的預期效果的估算，因 此這一點驗證了我們所提出的理論概念關係中至關重要的一點，那就 是，外在的媒介參與功效意識，也就是公衆對自己的媒介參與意願是否 能夠得到媒介呼應的預期和信心，直接決定他們是否會採取媒介參與行 動。從這個意義上看，媒介素養教育所關注的通過參與媒介最終達成參 與社會的目標，其重點就不能僅僅鎖定在公衆一方，上述變量關係告訴
我們，公衆是否信任媒介、是否相信媒介會對此類參與行為有所配合，
才更能誘發通過媒介達成某種個人或社會目標的參與意向。注意到這一 點對於當今中國大陸的媒介素養推廣和媒介與社會變革尤為重要。以往 有關中國媒介改革的研究顯示，一方面媒介組織在宣傳管理的複雜因素 制約下觸及社會問題的範圍和深度很不穩定；另一方面，當受衆將媒介 看成類似於政府信訪部門那樣尋求解決問題時，往往也不適合媒介的報 導需要（陸曄，2003）。這兩方面都會影響到公衆之於媒介參與結果的 預期和評估。
其次，人際溝通在我們的研究中佔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原因之一是 學者們對它在政治傳播和公民素養中扮演的角色頗有爭議。正方的意見 認為，溝通，特別是在人際溝通中接觸到的多元意見，是所有公衆參與 的基礎（McKuen, 1990; Scheufele et al., 2004）。而反方的意見則認為 多元化的人際溝通有制約政治參與的作用，因為取向不同的多元意見很 容易給交談者頭腦中留下影響相關議題的不確定因素和模糊地帶，導致 躲避參與，更何況持不同意見的交談對象若人數衆多，則很有可能對某 些意見的少數派產生妨礙其參與的社會心理壓力（如，Mutz, 2002）。
我們的研究結果發現，儘管不同的人際溝通形式在獲取媒介知識方面顯 現出完全不同的作用，但是總體上人際溝通與媒介參與功效意識和媒介 參與意向均顯著正向相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越是人際溝通中積極的 談話者，這個趨勢就越明顯，無論是互動理性的思辨人群，還是生性喜 好交往、朋友圈子大寬容度高的健談人群，都顯著正向預測媒介參與功 效意識和媒介參與意向。研究結果顯示，人際間的聊天、交流似乎對於 媒介參與起著某種催化作用，它作為媒介參與的前置變量，預示著媒介 參與意向的強度和方向，並且這種預示之強，可以不受個體媒介知識的 中介影響。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的這一發現與 Popkin（1991）提出
的「低信息理性」（low information rationality）概念確有異曲同工之 處，在大衆傳播媒介高度發達的今天，人們反而疏於對信息進行全面地 收集整理，諸如人際溝通等信息渠道卻順理成章地成為個人十分有效的 信息捷徑，並以此作為指導行為的準則。
媒介使用與媒介知識的關係在新聞關注度上有直接正向的體現，而 且讀報比看電視對媒介知識的貢獻要大，這一點，與通常認為更多關注 報紙新聞的受衆更具理性，因此讀報會比看電視更有助於增加知識的預 期相符。收看電視對參與意識以及行為意向均具有正向顯著影響，儘管 控制前者減弱了其對後者的作用。這一發現與政治傳播研究中影響頗深 的「電視批判」之說（如 Postman, 1985; Robinson, 1976）背道而馳。然 而值得注意的是，儘管這類理論視角有其獨特的概念支撐點與測量標 準，但在研究者當中並未完全形成共識。我們發現看電視對功效意識有 直接貢獻，至少說明：第一，受衆在收看電視時，有可能「不經意」地 得到有關媒介參與的信息（incidental learning）；第二，電視有可能強 化受衆頭腦中已有的參與意識；第三，相對於平面媒介而言，影像之於 受衆可信度會比較高。
在有關政治參與的理論研究中，知識的理論地位如前所述是比較高 的，但在本研究中媒介知識的貢獻並不大，僅對媒介參與結果的評估起 積極作用，並不對媒介素養最為關注的以「賦權」為特徵的媒介參與意 向的形成構成任何影響。鑒於此，媒介素養教育通過專門渠道——比如 在中小學校通識教育的教材中增加有關媒介知識的部分，開設社區性的 媒介知識講座或工作坊等，以此來培育公衆媒介知識的認知，意義自不 待言。但是，對於個體行動者來說，媒介知識只是構成其媒介參與行為 動因的要素之一而非全部，單單掌握豐富的媒介知識，並不一定直接催 生相關的社會行動意向，對於其他社會行動影響因素的考量因此十分必
要。
在本研究對兩組中介變量的測量中，只有媒介參與功效意識具有十 分明顯的中介作用。這個因子在以往的媒介素養研究中少有涉及，本研 究卻發現它在人際溝通和媒介使用對於媒介參與意向的影響中，起著舉 足輕重的作用。從總體上看，控制媒介參與功效意識後，各個變量組原 本與媒介參與意向的關係均或多或少有所減弱，這說明作為自變量的無 論是媒介使用還是人際溝通，原本通向因變量媒介參與意向的直接關 係，都是不純淨、不獨立的，將媒介功效意識剔除後，原有的變量關係 或者消失，或者從顯著變為不顯著，或者顯著程度有所降低。在心理學 的新行為主義理論中，刺激－反應之間存在的一系列難以直接觀察的中 介變量，作為將自變量和最終反應聯結起來的內部過程被認為是行為的 實際決定因素（Schultz, 1975∕楊立能、陳大柔譯，1979）。由此可 見，儘管人際溝通能力和媒介使用預示著公衆媒介參與意向的強度和方 向，但是要最終決定採取行動，媒介參與功效意識，也就是公衆對媒介 參與結果的信心才是決定性的影響因素。
同時，與媒介－時事知識－政治參與行為理論關係模型中，公衆時 事知識差別在導致政治行為斷層上的理論位置不同，在人際溝通、媒介 使用與媒介參與功效意識和媒介參與意向的關係中，媒介知識並不具備 中介作用。這一點有助於我們比照有關公衆對候選人立場的知識與投票 傾向之間缺乏有效關聯的研究結果，進一步反思媒介參與意向和行為中 的非理性因素。此外，媒介知識缺乏中介性，也提醒我們關注媒介素養 養成的複雜動態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對媒介生產背後的相關知識的 認知，對媒介內容的批判性解讀和反思，積極自主地選擇使用媒介，通 過參與媒介來參與社會，這些維度對於媒介素養都非常重要，但是指向 上卻暗含著從個人自省向社會行動的由小極大、自內向外的擴散過程，
當每一個維度的邊界變大的時候，相關的影響因素必然增加，一些更多 指向個體的維度，在那些關乎社會的行為動因上，或許非但不會起到積 極推動作用，反而產生意想不到的抵觸。比如也許那些充分瞭解媒介生 產內幕、對媒介內容能夠積極反思的個體，因對媒介的社會功能和影響 持相對悲觀的態度，因此並不會產生媒介參與意向。這些問題均需要更 多的檢驗。
實際上，我們探究的很多概念，比如人際溝通或是媒介參與功效意 識，從某種程度上已經超越了媒介素養本身。本研究確立了媒介素養概 念維度中人際溝通－媒介參與功效意識－媒介參與意向之間的關係，但 是我們的目的不在於尋找和發現公衆主動參與媒介的動因和結果，而是 試圖通過這些變量關係的研究，加深我們對於各種相關因素在定義、分 析、解釋與媒介素養能力密切相關的行為意向方面直接或間接影響的認 識。這對於媒介素養如何促進以「賦權」為特徵的公衆參與達成健康媒 介社區的理念和目標同樣具有現實意義。另一方面，無論媒介參與中的 非理性因素在這些理論概念關係中可能起到的作用，還是媒介組織本身 和社會環境對於公衆媒介參與功效意識評估的制約或影響，都值得進一 步探討。
註釋
1 本文作者衷心感謝兩位匿名評審人提出的寶貴意見；同時感謝中國 青年政治學院展江教授和中央民族大學部分研究生協助參與在北京 的問卷調查。本研究為中國大陸教育部「媒介素質教育理論與實踐 研究」項目的一部分，項目批准號：04JZD00038。
2 有關媒介素養教育和行為意向的實證研究比較集中在健康傳播方面
的期刊上，原因之一是這些研究所借用的社會心理學理論很多源自 解釋個人對健康風險的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