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四中的終極因變量是媒介參與意向，自變量分為兩類，一類屬於 外生或外衍變量（exogenous variable），包括人際溝通形式和媒介使 用，我們的研究只關心它們的後果而不分析它們的前因；另一類是內衍 變量，包括媒介知識和媒介參與功效意識，對於第二種變量，我們不但 分析它們的前因和後果，更加關注它們是否在外生變量對終極變量的影 響中起到中介作用。我們為中介變量的判斷設立了三個標準。第一個標 準是理論標準，我們在概念化部分闡釋了媒介功效意識和媒介知識對於 媒介參與意向直接和間接影響的理論根據。在操作層面的兩個判斷標
準，一個是外生變量與終極變量的關係必須顯著，另一個是中介變量的
表四顯示，在控制了人口學變量之後，兩個內衍變量當中，媒介功 效意識顯著地與媒介參與意向正相關（β = .32, p < .001），也就是說，
那些對媒介參與結果的估算越有信心的人，在遇到「導火索」問題時採 取實際行動求助媒介的意願就越強烈，這個結果回答了我們的第一個研 究問題。媒介知識卻對於媒介參與意向沒有明顯影響。
再看外生變量，人際溝通圈子比較大的兩類健談型和思辨型，在這 裏與媒介參與意向顯示出顯著的直接正向關係（見表中 β1），只有人 際溝通中強調共同背景的附和者對於媒介參與的意願明顯比較邊緣化，
相反，無論是理性主導、互動能力強的思辨者，還是雖缺乏足夠理性反 思、但人際網絡圈子大且寬容度高的健談者，參與態度都比較積極。在 控制人口學變量的基礎上額外控制媒介知識，並沒有給人際溝通兩個類 別對媒介參與意向原本顯著的影響帶來質的變化（見表中 β2），然而 額外控制了媒介參與功效意識（表中 β3）卻顯著改變了人際溝通與媒 介參與意向的關係，其中，健談型的回歸係數由統計顯著變成非顯著，
思辨型的回歸係數由 .35（p < .001）變為 .11（p < .05）。這個清晰的 弱化過程充分顯示了媒介功效意識的中介作用，符合我們設立的兩個標 準，可見人際溝通對媒介參與意向既有直接的影響，也通過媒介參與功 效意識產生間接影響。
在媒介使用變量組，新聞關注度對媒介參與意向有正向貢獻，其中 關注電視新聞在正向預測媒介參與意向上要遠比關注報紙新聞來得更加 顯著。引入媒介知識作為控制變量沒有改變原本的顯著關係（β2），但 是控制媒介參與功效意識後，報紙新聞關注度和電視新聞關注度對媒介 參與意向的正向顯著預測關係都減弱了很多（β3）。作為對媒介參與實 際效果的評估，媒介參與功效意識的中介作用再一次得到驗證。
綜合表三和表四，我們的第二個研究問題基本得到了符合預期的回
答，顯然，只有媒介使用中與新聞有關的部分，才有助於獲取媒介知 識，而關注媒介的娛樂內容，並不會對媒介知識產生影響；值得注意的 是，關注電視新聞對媒介參與結果的估算比較樂觀，參與的意願也比關 注報紙新聞來得更強。不同的人際溝通形式在獲取媒介知識方面顯現出 完全不同的作用。總的來說，朋友圈子大的兩類人，在媒介參與方面，
無論是對參與結果的估算，還是參與的意願，都比較強，而包容性較低 的附和型在媒介參與方面比較邊緣。
我們的第三個研究問題得到部分驗證。在人際溝通及媒介使用分別 與媒介參與意向的關係中，媒介知識並不具有中介作用，而媒介參與功 效意識作為中介變量的作用則是顯而易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