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種形式上的文獻分析，本文無法針對這些文獻的內容展開具 體的論辯，僅能就傳播權文獻歷來的趨勢變化，提出一些詮釋的角度、
以及對傳播權的想像，提出可供思考的方向。
儘管我們的文獻分析聚焦在台灣，但是傳播權作為一種世界人權，
是具有一定的普世性價值。台灣社會在爭取傳播權所遇到的難題時，表 現出來的經驗或許與世界其他地區若有相似之處，又或許獨步全球：就 前者來說，也許其他國家發生的問題，也會發生在台灣，例如商業媒體 對人權的侵犯事件，一直不分國界。也正因為如此，思考傳播權的角 度，就無法停留在台灣解嚴之初的思維，那個極待人們對抗的稻草人，
只能是本國政府，於是因而忽略了背後真正的始作俑者。
其次，就後者而言（亦即獨步全球的經驗），我們或可如是觀之：
本文以「物質」和「非物質」（文化或精神）來劃分傳播權，且搜尋的 文獻筆數以「非物質」佔絕大多數，但這並不表示傳播權目前只停留在 文化或精神層次上的辯論，而尚未落實到物質層面的爭取。例如有學人 已談到必須保障廣電結構多元，即為一例。11然而，我們似可進一步追 問：在爭取傳播權的物質條件時，國家和民間社會應該扮演何種角色？
這關係到台灣社會對於傳播權的不同想像，特別是如前所述，假如我們 目前沒有90 年代末期和 2000 年中期的社會條件時，我們是否應該換個
角度來思索傳播權的問題？進一步的，若將台灣的這種特殊歷史發展經 驗，與前述其他國家或地區在遭遇傳播權的問題時所發生相類似的經 驗，進行辯證地理解，或許亦開展出不同的傳播權的視野。
最後，即便 2006 年之後傳播權文獻的數量下降，但是針對傳播權 的主體，卻有更加多元的探討，例如少數社群、兒童、青少年、女性等 等，似乎更加豐富了傳播權的內涵。進一步的，這些主體需要怎樣的環 境才得以確保其傳播權不受侵犯，而現在的台灣社會又能如何保障、以 及保障不同的主體到何種程度，則有待更多的探究。
總體而言，透過 1948-2008 年間傳播權相關專書、政府出版品、期 刊、碩博士論文以及研討會論文之文獻蒐集與分析，我們可看出台灣傳 播權相關論述之大致輪廓。雖然本文在文獻搜尋上確實仍有其限制而無 法窮盡所有傳播權相關書目，例如：關鍵字處理之侷限（請見本文第貳 節）、未將報紙及網路文章如部落格等文獻列入等，但希望藉由本文初 步之整理與分析，可提供台灣本地傳播權研究作為參考。
註釋
1 〈 世 界 人 權 宣 言 〉 多 國 語 版 本 ， 可 至 聯 合 國 網 頁 中 查 閱 ： http://www.unhchr.ch/udhr/lang/eng.htm。
2 我國憲法第十一條規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 由」，同時大法官釋憲（釋字第三六四、四一四、五○九、五七 七、六一三、六一七、六二三、六三四號）亦有言論自由之相關說 明。其他國家亦有不少關於人權、傳播權之宣稱與說明，例如：
〈歐洲人權公約〉（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f Human Rights）第 十條等。
3 1988 年，蔡有權、許曹德因為在「政治受難者聯誼會」成立大會 上主張台灣獨立，二人應訊時便遭收押，並依刑法第一百條的內亂 罪分別判處十年和十一年之徒刑；爾後 1989 年，由鄭南榕創辦的
《自由時代》，又因刊登新憲法，遭涉嫌內亂罪偵辦（台灣人權促 進會，1990）。
4 修改後的刑法第一百條，增添了「以強暴或脅迫著手實行者」，才 構成內亂罪。換言之，使用非暴力方式來實現自己的和平政治主 張，即不構成刑法之內亂罪。
5 然而，即便廣電結構看似多元，但未必能夠提供多元和優質的內 容，更遑論促進民主或公民權的提升。相關討論，請參見馮建三
（1995）。
6 例如林子儀（1993）。《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台北：月旦；鄭 瑞城（1994）。〈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新聞學研究》，48:
281-282。其次，我們採取馮建三（2004：415）的說法，不把言論 自由和新聞自由等同視之：前者聚焦在基本人權的層次，後者則需 透過工具中介才能達成，並且，後者必須以「公共利益」為依歸，
而前者無須滿足公益才值得存在。
7 相關新聞請見《聯合報》，1994 年 4 月 10 日，7 版；《聯合 報》，1994 年 6 月 24 日，6 版；《聯合報》，1994 年 7 月 29 日，1 版。
8 資料引用的網址為：
http://www.ncc.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335&is_h istory=0&pages=0&sn_f=250（上網日期：2008 年 12 月 31 日）。
9 請見《聯合報》，2001 年 2 月 20 日，20 版；《聯合晚報》，2004 年4 月 29 日，11 版。
10 在台灣人權促進會出版的《2004 年台灣人權報告》中，甚至將隱 私權定為該年的主題，由此可見該議題的重要性。
11 例如洪貞玲、劉昌德（2006）。〈傳播權觀點的商營廣電管制〉，
《中華傳播學刊》，10: 27-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