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臺灣史研究常就戰前、戰後以臺灣為主體的延續與斷裂進行考
110 「合作金庫籌組臺灣省第一棉織合工廠座談會記錄」，〈信託─營業卷〉，《臺灣銀行檔案》，臺北：檔 案管理局藏，檔號：0037/0080.05/0001/02/052，藏於檔案管理局。
111 富澤芳亞，〈在華紡技術の中國へ移轉〉，富澤芳亞、久保亨、萩原充編，《近代中國を生きた日系企 業》（大阪：大阪大學出版會，2011年），頁65-92。
察，未曾從「臺灣─日本」、「臺灣─中國大陸」的對外經濟層面進行剖 析。綜觀1940年代後期臺灣從殖民地經濟至戰後納入中國經濟圈出現的 人流與物流變化，臺灣與日本間呈現大幅度限縮的現象；然而，臺灣與中 國大陸的經濟關係中的部分人流與物流，卻存在戰前日本向外擴張下的延 續。
臺灣從日本的殖民地轉為中國的一省後，在未能保有經濟決策的自主 性下，對日的正式經貿係於國民政府的體制下運行。縱使臺灣內部經濟存 在諸多與日本經濟的可能連結，但在有限度的臺日貿易下使得轉換期的臺 日商貿關係呈現幾近斷裂的真空現象。此一狀態要至1950年臺日貿易重開 後，兩地間於戰前建構的商貿網絡才獲得延續。至於臺日間的非正式走私 體系，應可視為為去殖民地化所殘存的帝國流通結構，但仍反應出臺日間 存在物資供需的互補關係。
至於在看待戰後初期臺灣與中國大陸經濟往來中的人流與物流時，或 可以超越政治疆域為版圖的思維模式剖析。在人流方面，對賺取商業利益 的臺灣商人而言，不論在日本對中國侵略或戰後臺灣納入中國一省，以存 在市場利益導向與否最為重要考量；在此前提下，才出現臺灣商人在臺 灣、日本、中國大陸流動之現象。從兩岸資材流動的現象來看，不僅凸顯 出華南地域圈的產業交流存在戰前、戰後之延續，臺灣與中國大陸整體更 存在產業發展差異的互補性。亦即，戰後初期臺灣與中國大陸間的對外關 係中的產業流動與商業網絡，部分定置在戰前日本對外擴張過程中的人員 與資材流動，並非直觀地認定為全新的開始，而是存在戰前日本軍事侵略 的延續性。由此可見，欲理解戰後初期臺灣與中國大陸的經濟關係，不應 一刀兩斷地以戰後作為全新的起點，需關注戰前臺灣與中國大陸交流是否 具有延續色彩。
倘若從1940年代臺灣資本主義對外關係來看，不論是前期臺灣在大東 亞共榮圈的基礎發展的戰時工業化，抑或戰後初期官方單位欲整合兩岸的 閒置資材進行相互投資計畫，均因時局的變化未能完成。這段時間出現的
人流與物流的移動，成為過渡時期的特殊現象，一方面凸顯出同時期臺灣 本身民生工業的貧弱性，亟欲靠對外貿易取得所需物資；另一方面，從臺 灣糖業資材移設至中國大陸的案例來看，仍顯現出兩岸產業發展的差異型 態。
此外，當時從事外向型資本家的經濟活動，對於其資本積累相較於參 與工業資本者具備怎樣的優勢？大致上，1940年後期臺灣歷經惡性通貨膨 脹的背景下，從事物資買賣的外向型商業資本家因為多持有實物，容易在 通貨膨脹下獲利；反倒是本業專注於工業為主的資本家，在原料調度和工 資等各項成本均呈現快速的漲幅下，又加上國共內戰後期物資取得逐漸困 難的背景，在事業經營上受到的波及較為嚴重。
戰後出現在兩岸的經貿往來，伴隨1940年代末期中華民國政府在國共 內戰的敗退下告終。1950年伴隨臺日貿易的重開與韓戰爆發美國決定重啟 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援助，臺灣的對外經貿轉向與美日間有著密切的來往。
臺灣與中國大陸間的軍事與政治對峙使得兩岸間的經貿關係中斷，但戰後 初期與日本間呈現真空的經貿狀態亦重新在冷戰下的國際政經下接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