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針對《人民日報》2001-2005 年「三農」議題報導的文本分 析發現，該類議題之消息來源高度集中，黨政是「三農」新聞的主要消 息來源和意見表達者，普通農民成為消息來源的概率非常小。其次，消 息來源類型與意見多元化程度有關：黨政消息來源的新聞較傾向不引述 任何意見或只引述與黨政一致的意見，與黨政不一致且衝突的意見被引 述的概率極小。
此外，話語被引述的頻次與意見多元化程度未呈現正相關，新聞中 引述的話語鮮少表達不同意見。至於意見表達的人群分佈亦十分不均 衡，黨政話語被引述的頻率顯著高於普通農民。
以上這些發現似都顯示，《人民日報》在衝突性新聞議題上保持了 單一聲音，黨政被描述為農民利益的代言人，而作為「三農」問題主體 的農民的聲音反遭忽略。顯然在《人民日報》「三農」議題的常規報導 中，對消息來源的選擇機制塑造了該議題的新聞框架，亦是「消息來源 標準化」（source standardization）現象在《人民日報》「三農」議題中 的具體體現。
我們認為，黨政消息來源在大陸主流媒體上的絕對優勢地位，乃是
大陸單一意識型態之必然結果，並與大陸「黨管媒體」（夏倩芳，
2004）的體制密切相關。當然前已述及，記者－消息來源關係構成了主 要的新聞框架，是形成意識型態的首要與關鍵步驟（Durham, 1998;
Entman, 1991; Reese et al., 1994）。本文結論亦表明，記者－消息來源 關係及菁英信源標準化與意識型態應是相互影響、相互塑造的。
而在黨群、政群及幹群關係中，黨政被描述為農民利益的絕對代表 者、救世主、領導人、智慧者形象，普通農民則被描述為跟從者和受益 者，二者關係呈現明顯的「施動者—受動者」或「主動—被動」之二元 形態。在價值形象層面，黨政在絕大多數情形下呈現為正面。
至於消息來源類型與新聞主體的形象塑造有關：非黨政消息來源的 新聞普遍將普通農民描述為積極、正面與主動的形象，黨政消息來源的 新聞則較多將農民呈現為被動與中性形象。
「三農」報導透過呈現已經解決與正在解決的問題並過濾尚未解決 與難以解決問題以構建黨政的「實幹家」形象，並在絕大多數情形下僅 報導已解決或正在解決的問題。過濾的概率與消息來源類型密切相關，
即來自黨政的新聞幾乎都呈現已經或正被解決的問題，而尚未被解決問 題的新聞大都來自非黨政消息來源。同時「三農」新聞還透過強化或淡 化的敘述策略建構黨政形象，對已被解決的問題往往採取詳細報導，並 對正在解決與尚未開始解決的問題採用概述方式。
以上研究揭示了「以正面報導為主」的宣傳方針在大陸黨報（如本 文分析之《人民日報》）獲得具體貫徹，這些發現也支持了大陸政治高 層對社會轉型期黨政幹部作為「忠於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家形象、能處理 複雜事務的專門家形象、躬身實踐帶頭奉獻的實幹家形象與密切聯繫群 眾的社會活動家形象」（蘇戰寶，2000）的要求。
本研究發現，一方面「三農」議題固然被大量報導，但另方面黨政
形象的塑造嚴重制約了多元化的利益表達。雖然這僅是大陸媒體呈現社 會衝突性議題的典型範例，但可從中觀察到，在單一意識型態下，黨政 權力在此類議題報導中被過度呈現，導致真正問題受到掩蓋且意見表達 管道高度壟斷。概而言之，重視黨政形象塑造而迴避社會問題是現階段 大陸主流媒體處理社會衝突性議題新聞的特徵，這與當前大陸社會轉型 過程中各種利益群體多元化訴求的現實需要，以及大陸中央政府「構建 和諧社會」的政治要求背道而馳。顯然，大陸黨政機構有必要在「黨管 媒體」這一根本體制不變的原則下，正視諸種社會衝突，並從傳媒常規 運作的細節入手改善宣傳與控制技巧。
這些範例顯示，在當今大陸利益分配不均衡、社會衝突頻發的大環 境裏，由黨報構成的大陸主流媒體需要走出過度意識型態化的樊籬，關 注傳媒作為社會體制性的利益表達管道的公平近用問題。
《人民日報》雖是大陸媒體的典型卻又是特例，而本研究僅關注了 這一份報紙，同時「三農」又僅是單一議題，因此本研究結論未必能精 確描述大陸媒體的實際情形。根據我們的觀察，由於大陸媒體的準市場 化經營方式，省市級黨報和市民類報紙在社會衝突性議題的報導上並不 完全照搬《人民日報》的策略，後續研究因此可著眼於省市級黨報和市 民報並擴展到其他類型的社會衝突性議題，探討差異，以獲得對大陸主 流媒體利益表達狀況的整體性描述，兼及討論市場化的影響。
本研究僅分析了常規性報導，並未涉及重大事件和個案，有待後續 研究的補充。本研究所選 2001-2005 年的時間跨度不足以反映三農新聞 的歷時性變遷，後續研究亦需特別針對此一問題有所探詢。此外，本文 還存在研究方法的限制，諸如各變項的操作型定義皆係由研究者自行建 構，難免存在可靠性（reliability）的問題，亦值得研究者注意。
註釋
1 謹在此向兩位匿名評審和編委致以誠摯的謝意，並感謝中國社會科 學院孫五三先生的寶貴批評，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新聞系 2005 級碩士研究生薛麗、張濤、楊蕾、謝慧、毛志遠參與資料搜 集及統計工作，一併致謝。
2 在經濟大發展的「太平盛世」，由於對社會公平缺乏應有的關注，
出現了一個將工農邊緣化的排斥性體制，社會衝突也由此進入了以 工農為主體的維權抗爭階段。據統計，在 1993 年，大陸發生各類 民眾抗爭的群體性事件共 8,709 宗，此後一直保持快速上升趨勢，
1999 年總數超過 32,000 宗，7 年間增加了 3 倍。最近三年（2002-2004 年）則均保持在 40,000 宗以上。這些事件的誘因基本上是由 於工人與農民的利益受到侵害，主體也大部分是工人和農民（於建 嶸，2005）。
3 「剪刀差」是指工農業產品交換時，工業產品與農產品之間不等價 交換關係的形象概括。工業品價格高於價值，農產品價格低於價值 所出現的差額，用圖表顯示時呈現剪刀張開形態而得名。如果價格 背離價值的差額越來越大，稱之為「擴大剪刀差」；反之，則為
「縮小剪刀差」。
4 在樣本選取過程中，《人民日報》以下版面及文本不計：理論版、
文化衛生教育版、體育版、國際版、評論版等，所有週刊（包括農 村週刊）、專業性的調查研究報告、讀者來信，通篇為政策條文、
領導講話、政協人大委員講話或議案的文本，以及簡訊、圖片等。
5 按照本次抽樣執行結果，最後一天為 2005 年 12 月 31 日，但因編
碼工作時間為 2005 年 12 月 15 日至 25 日，出於研究速度與便捷考 慮，研究者將 12 月 31 日用 12 月 17 日代替（向前倒推兩個星 期）。
6 若報導中之某類新聞主體（黨政機構、黨政人員、普通農民、其他 人員及組織）同時扮演了「受動者」與「施動者」角色，本文選擇 相對重要的那個角色。
7 若一篇報導中同一類型新聞主體有多個（如五個村民），且相互間 行為不一致，從價值判斷上看正、負面皆有，本文選擇佔據主導的 那個形象。
8 本研究執行的判斷標準是：200 字∕6 個數位、500 字∕10 個、
1000 字∕15 個、2000 字∕20 個。根據我們對「數位元模式」的定 義，記者編輯在此種新聞寫作模式中大量採用數位陳述新聞事實已 經成為頗為連續風格，但這種風格又與採用細節、事例、敘述等模 式有所不同。
9 分別有 31.5%、25.6%、8.3% 的新聞引述了黨政人員、普通農民、
其他人員話語，三者總和大於 42.3%（即引述話語的報導占總樣本 的 百 分 比 ） ， 而 73.4% 、 59.7% 、 19.3% 三 者 之 總 和 亦 大 於 100%，乃因有些報導同時引用上述三類或兩類人的說法。
10 本研究所構建的「消息來源類型」所含類目最初涵蓋頗為細緻，但 出於資料分析之便而次第合併，最終僅保留三個類目，即黨政人 員、普通農民、其他人員，由此可能產生區別效度（discriminatory validity）問題。但分析結果顯示，即使存在上述問題，此種相關性 仍明顯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