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衝突性議題之黨政形象建構分析──以《人民日報》之「三農」常規報導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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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衝突性議題之黨政形象建構分析

──以《人民日報》之「三農」常規報導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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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倩芳、張明新

* 投稿日期：2006 年 7 月 12 日；通過日期：2007 年 1 月 22 日。 ﹡ 作者夏倩芳博士為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e-mail: [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張明新為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候選人，湖北大學新聞與傳播系講師，e-mail: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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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會衝突已成為當今中國大陸社會生活的正常組成部分，考察此類議題之新聞報導當可揭示大陸媒體處理塑造黨政形象與多元化表達間之矛盾。本研究以新聞框架分析為理論基礎，針對《人民日報》2001-2005 年的「三農」議題新聞進行內容分析。研究發現，新聞消息來源高度集中於黨政機構及人員而農民聲音常被遮掩，黨政機構及人員多被描述為農民利益的絕對代表者、救世主、領導人形象，《人民日報》也常藉由過濾未能解決的問題方式建構黨政形象。這個範例顯示，由黨報構成的大陸主流媒體亟需走出過度意識型態化的樊籬，關注傳媒作為社會體制性利益表達管道的公平近用問題。關鍵詞：「三農」問題、社會衝突、消息來源、黨政形象、黨報、意見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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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

根據 Dahrendorf（1990∕林榮遠譯，2000）的界定，廣義的現代社會衝突（social conflict）指有明顯相互牴觸的社會力量間的爭奪、競爭、爭執與緊張狀態，包括了「從差異到戰爭這一系列不同程度的社會秩序的非和諧狀態」（陳曉雲、吳寧，2004：68）。社會衝突是由利益對立導致，尤其是經濟利益的對立，所以社會領域與經濟領域的階級對立及其衝突在所難免並始終存在。但 Habermas （2001∕曹衛東、王曉玨、劉北城、宋偉傑譯，2002）早已指出，這種衝突在社會日益發達的今天不應再趨向於分裂性的政治衝突，因為政治體系已由統治職能轉變成了社會職能。 Habermas 此論應看作是對社會良性運轉的描述，然而社會發展的總體軌跡確是朝著政府統治職能不斷弱化、社會職能不斷強化的方向邁進。也就是說，在多元化社會裏，各群體的正當利益訴求都應被包容，如政治體系的職能就在於保證不同群體間的利益分配公平合理；而為達此目的，不同群體需受保障享有平等與暢通的利益表達管道。社會衝突是種常態性的社會關係狀態。但長期以來，中國與前蘇聯統治集團之意識型態一向視衝突為對「規範」的背離，而這種「規範」就是「所有社會集團、階層和公民的意識和利益的完全統一」（斯捷潘諾夫，1996；轉引自李景陽，1997）；這種方法論無疑地賦予衝突以反結構的含義。由此觀之，中國的政治學、社會學和新聞學都習將衝突看成是政治的負面效果，新聞報導中儘量規避客觀地呈現衝突性議題，顯然這是過度意識型態化的必然結果。大陸社會學家孫立平（2004）即認為，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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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不利於社會群體利益的表達，更無助於社會衝突的協商與解決。中國在從計劃經濟邁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主要由於經濟利益分配不平等帶來的社會矛盾與社會衝突已成為當今中國社會生活中之正常組成部分。社會學者的研究發現，當發展中國家國民平均所得（ GDP）突破 800-1,000 美元大關時，即進入由利益分配不平等所造成的利益衝突多事之秋。而 2004 年的中國恰好跨入這一門檻，社會發展進入了「高風險區域」（朱學勤，2004）。專家們預言，中國未來即將進入社會衝突的多發期，作為社會弱勢群體的工農大眾與掌握了政治權力與經濟資源的社會強勢集團間的利益衝突和利益競爭仍將是主要內容（朱學勤，2004；於建嶸，2005；孫立平，2004）。 2004 年 9 月，中共中央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口號，一方面是對中國大陸社會衝突日益嚴峻的現實的承認，一方面也體現中共及中國政府正積極謀求建立公平合理的規則以使各方分享社會進步成果，避免權利之爭成為零和遊戲。毫無疑問地，社會衝突是中國社會穩定發展必須面對的問題，它敏感但不可迴避，從政治學、社會學、新聞傳播學等各方面探討此問題因而尤顯必要與迫切。傳媒是社會體制性利益表達管道中的最重要一環。宏觀而言，傳媒如何反映社會衝突，體現著媒體與政府、利益集團、公眾的關係狀態，反映了整個社會權力結構的狀況。而從微觀層面而言，就中國大陸的實例觀之，它是中國傳媒宣傳技巧與控制技巧最集中、最具體的體現。在當代中國，由於制度設計不合理，導致廣大工人和農民的邊緣化程度不斷加強且已成為社會弱勢群體，他們因缺乏正常的利益表達與抗爭管道而常導致各種社會衝突事件，其中尤以農民事件為多。2 社會學者因此警告說，如果不能正視各群體的利益訴求而將其排斥於體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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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益表達之外，將在客觀上積累社會動盪和爆發的能量（孫立平， 2004）。觀察傳媒如何在其常規新聞報導中呈現社會衝突性議題，也就是探討權力如何影響多元化利益之表達。由於本研究採納廣義的社會衝突觀，因而凡由制度、政策引起的社會力量對立與緊張狀態皆屬考察範圍。媒體中有關「三農」、下崗再就業、貧困、國企改革、社會保障、教育不公、腐敗等議題的新聞，無論是事件、現象或問題的報導，亦不論其報導立場與傾向為何，皆屬本研究關心之「社會衝突性議題」（social conflict issues）研究範圍。

本研究是「傳媒與當代中國的社會衝突」課題之一部分，但本文僅聚焦於單一面向，即傳媒在社會衝突性議題的常規報導中如何建構黨政形象。眾所周知，塑造黨政形象是大陸主流媒體一直以來的重要任務，這是大陸單一意識型態的集中體現與必然結果，也是中國大陸新聞管制的核心任務。而由於黨政合一的特殊政治結構，中國共產黨的形象與中國政府的形象合一是不爭事實。黨政形象的建構滲透在各類媒體與各類報導，即便是財經、文化、教育、衛生等方面的報導亦不能違背此一根本政治原則。從 1978 年起，中國大陸雖不斷進行傳媒改革，但上述原則從未撼動。大陸傳媒改革迄今呈現兩條明晰路線：在經營機制上不斷突破，媒體市場化傾向愈演愈烈，但在此同時宣傳管理體制則未有實質性改革，黨管媒體作為傳媒根本體制，一切改革仍須在此制度安排下進行（夏倩芳，2004）。 1989 年 11 月，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李瑞環（1990）在全國新聞工作研討班以《堅持以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為題講話，提出「以正面宣傳為主」方針；1996 年 1 月，國家主席江澤民（1997）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發表《宣傳思想戰線的主要任務》講話，要求貫徹「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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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主旋律」原則，兩者均旨在進一步加強正面建構黨政形象及正面呈現社會衝突；在大陸現仍缺乏完善新聞法規的情形下，這些「講話」迄今仍起著新聞政策的作用。大陸單一意識型態與多元化表達間存在著無以迴避的矛盾，在衝突性議題的報導中則直接表現為「塑造黨政形象」與「公平地表達各方利益」之矛盾。因此，從黨政形象建構分析中既能清晰地透視大陸傳媒的具體宣傳與控制技巧，亦可直觀地考察大陸主流媒體的利益表達格局。本研究運用框架分析理論針對《人民日報》「三農」議題報導中的黨政形象進行內容分析。選擇《人民日報》的理由在於其發行量居大陸黨報之首，行政級別最高。大陸的黨報雖冠以「黨委機關報」之稱，但它們「既是黨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即各方利益的代表），且大陸所有主流報紙均為黨報，即便是都市報、市民報亦皆由黨報衍生而來，實行相同管理體制。因而「人民（日報）體」對大陸主流報紙有著極大規範與引導效應，尤其在重要議題報導上。本研究選擇「三農」議題進行分析，乃因其屬典型與常態性的社會衝突性議題，也是《人民日報》最為關注的議題。「三農問題」指農民、農村、農業問題，包括農業衰退、農民貧困、農業人口過剩、農村經濟嚴重滯後等，尤以農民是三農問題的核心和主體，也是中國長期以來由於制度失調（如城鄉隔絕的戶籍制度、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等）造成的積久難題。3 上個世紀 80 年代，三農問題已露出苗頭。90 年代後期，尤其是中國「入世」後，隨著經濟體制改革步伐的加快與社會分化加劇，農民、工人日益邊緣化，三農問題突出而成為社會矚目焦點，不僅是經濟問題，更是政治問題，糾結著多方利益，是媒體重點關注的社會衝突性議題。因此，分析《人民日報》在「三農」議題中如何呈現黨政形象有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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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斑而見全豹之效。

貳、理論背景與研究問題

本研究以新聞框架（ news framing）為主要理論基礎。框架（ frame）概念發源於認知心理學領域，人類學家 Bateson（1956）最早採用了「框架」概念，認為人們依賴主觀認知的不同面向看待事物，不同框架會喚起受眾對相關事物的不同認知。框架分析主要有心理學與社會學兩條線索，心理學側重研究框架對受眾認知的影響，而社會學則集中於大眾媒介的意義呈現過程。與此相關則又延伸出媒介框架與個體框架兩個視角，前者關注新聞工作者如何組織報導，個體框架研究關注受眾個體如何受到媒介影響。自 20 世紀 80 年代以來，「框架分析」（framing analysis）受到媒介研究者重視，運用於政治學、傳播學、社會學等相關領域（黃旦， 2005：230；臧國仁，1997；Reese, 2001）。在新聞與傳播學領域，框架分析主要用於探討新聞媒體與政治運作、新聞話語生產、特定社會群體的形象建構等方面。由於新聞並非自然產物，而是新聞工作者對客觀事實的主觀呈現，因而記者在處理資訊和意義時必然有整體性的思考基模，此即「新聞框架」或「媒介框架」，而框架就可視為是新聞工作者在組織事實過程中的主觀性介入（Tuchman, 1978；底線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至於框架理論可謂是關注這種不可避免的主觀性如何形成、滲透、影響媒介生產過程，進而規範人們對世界的理解。框架分析因而是一個關於人們如何建構社會現實的研究領域（Pan & Kosicki, 1993），用以考察話語、議題與意義如何準確地建構、組織並得以展開（Re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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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框架理論的中心問題是媒介的生產。許多學者已有共識，認為新聞工作者在新聞生產過程中總是選擇一些資訊而排除另些資訊（亦即創造框架），從而影響公眾輿論與受眾對特定事件或問題的理解（Price, Tewksbury & Powers, 1997）；這種「持續不斷地選擇、強調和遺漏」的過程是必需的。Gitlin（1980）認為，即便一個特定事件也有無數值得注意的細節，而框架就是由傳播者預存的立場和觀點所構成的選擇、強調和呈現的原則，藉此告訴人們存在什麼、發生了什麼、什麼是至關重要的內涵。 Goffman（1974）、Gamson 與 Modigliani（1987: 143）等人認為，框架提供了意義的中心組織概念或故事內容，也是人們將社會真相轉換為主觀思想的重要依據；易言之，人們藉由框架來整合資訊、瞭解事實。由於新聞生產是一套制度化與組織化的過程，新聞作品的主觀性或框架因此不再停留在個體或偶然層面，而是群體、組織、制度、文化等的複合作用；框架理論所關注的新聞生產便不僅是孤立的文本製作過程，而是意識型態、權力關係與話語霸權的生產。 Goffman（1974）提出的「基本框架」概念（primary frameworks）就是指社會內部的上下權力關係，它們對敘述策略產生影響。Reese（ 2001）認為，框架是社會共用的、具有時間延續性的一系列組織原則，在結構社會意義的過程中起著符號化的作用；Reese 的「組織原則」係將社會層面納入框架，認為其能將社會關係呈現在新聞編碼中。 Gamson（1992）指出，框架理論的分析視角包含三個層次：一是關注新聞的生產過程，二是考察文本，三是帶有主動性的受眾如何在意義協商與文本間的複雜互動。黃旦則認為（2005: 232-233），框架理論將新聞生產及其產品（文本）置於特定語境之諸種關係中加以考察，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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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關係大致可歸為兩類：「一是把文本自身作為一個自主體系（刻意強調的、闡釋的和呈現的符碼），考察其內在的關係並由此所凸現的意義；二是文本生產和整個外在環境的關係（重要的制度化部分），捕捉兩者間所具有的張力以及對文本意義的影響」；換言之，這個關係集中在新聞文本的生產與權力結構之複雜關聯。在錯綜複雜的框架分析中，文本內容分析或話語生產分析始終是重點，因為媒介如何反映現實、塑造意識型態與權力關係最終仍須通過新聞作品來實現。Smith（1990）曾指出，將新聞文本作為「社會關係的組成部分」（constituents of social relations）來解析，是瞭解意識型態的恰當途徑。許多研究者均曾提出解析新聞文本隱含之意識型態的具體方法。如 Foss（1996）提出了三點步驟：首先，研究者須確定新聞之意識型態本質，包括考慮「希望該新聞被怎樣來閱讀，希望受眾相信、理解、感覺、思考什麼？」。其次，研究者須分析新聞代表何者利益，哪些組織或「聲音」（voice）的利益被呈現或占主導地位，哪些被排除了？第三，考察新聞作品的修辭策略，注意它如何將某些意義凌駕於另些之上。本文基於此研究思路而從新聞文本的框架分析入手，考察《人民日報》「三農」議題報導中隱含的意識型態。本文具體觀察此類新聞之黨政形象塑造是否影響多元化的利益表達、如何影響利益表達、作為「三農」主體的農民意見表達狀況如何；更宏觀地來看，黨政權力在新聞中如何被呈現？關於如何分析新聞作品之框架策略，Pan 與 Kosicki（1993）將其分解為「句法結構」、「腳本結構」、「主題結構」與「修辭結構」四者：「句法結構」指描述整個話語形式特徵的宏觀句法，如倒金字塔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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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腳本結構」指新聞事實被建立的穩固順序，並呈現為此事件的結構化思維。「主題結構」指新聞報導的假設—驗證特色，即報導有個基本主題假設，各種事件、出處以及建議主張都為了要說明支持這一假設。「修辭結構」是記者對描述風格的選擇。新聞報導的主要修辭特點常受消息來源（概念與操作型定義請見下節說明）的先期限制，記者— 消息來源關係構成了首要新聞框架。本文分析物件主要集中在主題與修辭結構方面，具體分析三農新聞的消息來源分佈、新聞主題如何建構主體（黨政或農民）的形象以及敘述風格。大陸學者以框架理論進行的量化研究（金苗、熊永新，2003；黃敏、張克旭，2000；陸曄，1998；張克旭、臧海群、韓鋼、何婕， 1999）均係針對突發事件或重大新聞事件，以常規性新聞報導為分析物件的研究尚未多見，尤其是有關媒體黨政形象建構策略的研究，本文尚屬首例。本文試從以下幾方面分析：

一、消息來源

消息來源或稱「新聞來源」（news source），即新聞事實的提供者。包括兩方面：一是指新聞線索的來源或提供者，另者指在新聞中以直接或間接方式說話者，既可是政府機構、政黨、團體、企業及其發言人，也可是專家、權威人士、當事人或目擊者等。由於記者往往根據其價值判斷與工作常規而對新聞事件、人物、意見、立場等進行排除與控制，以主觀敘述來呈現客觀事實，因此消息來源被視為塑造新聞框架的重要變項。微觀而言，消息來源問題關涉新聞文本生產層面的客觀性、公正性、全面性；從巨觀上看，其則與媒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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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權、話語霸權、傳播公平、多元化等問題均有關連。

記者－消息來源關係構成了主要的新聞框架，是形成意識型態的首要與關鍵步驟（Durham, 1998; Entman, 1991; Reese, Grant & Danielian, 1994）。相關文獻發現，在很多情況下，消息來源的人群與階層分佈極為不公，記者習於過度依賴「常規消息來源」而忽略其他消息來源，形成「消息來源標準化」（source standardization）現象，即媒介傾向使用相對固定菁英來源（elite source），包括政府官員、機構負責人、各界菁英人士等。又據媒介「成本最小化而利潤最大化原則」，菁英遠較其他群體更易滿足「可信、權威、善於表達」等要求，被認為是「高信譽」的消息來源（high prestige sources; Johnson-Cartee, 2005: 220; Lasorsa & Reese, 1990: 60），使得擁有經濟或政治優勢的人較其他人（階層、團體）更可能影響媒介內容（Johnson-Cartee, 2005: 220; Shoemaker & Reese, 1991: 151; Soley, 1992）。

同時值得關注的是，在媒介系統的整體運作中還存在著明顯的「標準化消息來源」泛化現象。如 Graber 等人發現（Domhoff, 1970; Graber, 1997; Johnson-Cartee, 2005; McCombs & Shaw, 1972），美國著名大報的標準化消息來源對其他媒體有強烈示範效應，在同一新聞事件上紛紛援用相似消息來源。而在媒體內部，大量使用「標準化消息來源」的資深記者亦對新進者在處理包括消息來源在內的採寫方式上有明顯規範作用。長此以往，少數消息來源易被媒體系統標準化並固定下來，導致不同媒體在同一事件的新聞報導上採用相同主題、角度，易於形成議題呈現的同一化。消息來源的標準化與集中已不僅是新聞操作層面的問題，更易衍生有礙政治民主發展的宏觀層面問題。Negrine（1996）曾經指出，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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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依賴官方消息來源，嚴重地限制了對公共事務的討論。他認為，媒介與其說是尋求資訊不如說是尋求消息來源，這種傾向導致其忽略那些沈悶、難於理解、枯燥單調的官方文獻與研究成果，因而過濾掉許多資訊也縮減了資訊範圍，而這些原是其專業技能可以獲得並具有新聞價值的消息。對於比較複雜的問題，記者亦習於選擇簡單路徑，「提供易於消化的解釋框架」（Johnson-Cartee, 2005: 224）。在新聞專業主義中，客觀、平衡、公正報導首先要保證多方觀點公平呈現，話語被引述是其最醒目的外在表現形式。消息來源平衡問題因此與霸權理論相關，即當統治階層憑藉其政治、經濟優勢佔據表達優勢時，霸權便產生了（Daley & O’Neill, 1991）。

霸權理論認為，社會權力間的鬥爭係不同觀點的競爭，而社會菁英擁有無可比擬的優勢使其聲音易於傳達（Fishman, 1980; Roshco, 1975; Sigal, 1986），這便是其媒介話語霸權。話語霸權理論為消息來源平衡問題提供了更為廣大的觀察視角，因為消息來源（或誰）在新聞中說話本是社會結構保證話語霸權的第一步，也是主要步驟（Burch & Harry, 2004）。因此，本研究首先考察《人民日報》「三農」議題報導中的消息來源分佈情況，關注「消息來源類型」、「話語引述」、「意見多元程度」等三個變項並考察其相關性。「話語引述」指新聞如何引述新聞事實相關人物的話語，「意見多元程度」指被引述話語間之立場一致或衝突程度；更簡單地說，後者指一篇報導中不同立場或意見的數量。理論上，話語引述不但與傳播公平、意見平衡、傳播多元化、公眾的媒介接近權等密切相關，其頻次與被引述者的數量亦應與意見多元化程度、報導平衡程度、傳播多元化程度成正相關，即愈多人在新聞「說話」（引述），應表徵愈多種意見被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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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認為，「話語引述」與「意見多元程度」是集中體現記者選擇與組織新聞框架的重要環節，兩者與「消息來源類型」共同構成了閱聽人從新聞接收到資訊與意見的範圍，由此形成以下研究問題： RQ1.1 《人民日報》「三農」議題報導中的消息來源分佈情況如何？ RQ1.2 《人民日報》「三農」議題報導中各類人物之話語被引述情形如何？ RQ1.3 《人民日報》「三農」議題報導中話語被引述與意見多元化程度是否相關？

二、新聞主體的形象

形象是籠統而概括的概念，較多表現為個人對他人或某一群體特性的認知，是種典型的主觀性態度認知（Lippmann, 1922/1991）。在人們日益依賴大眾媒介的現代社會，媒介建構的「擬態環境」（simulation environment）成為受眾接收各種訊息進而形成人們對各種外在人、事、物的印象的最有力解釋（李茂政，1994：318）。近 30 年來，不少新聞傳播學者採用內容分析法解析媒介之特定社會群體形象（Wimmer & Dominick, 2003: 137-138），如運動員、韓裔美國人、黑人、婦女等。前文業已述及討論中國大陸傳媒如何塑造黨政形象的重要性。過去迭有學者探討媒體的特殊群體形象，如農民、民工、女性、兒童等（李蕾，2004；劉伯紅、卜衛，1997；韓素梅、韓燕，2004；陳勃、郭晶星等，2005），但迄今為止黨政形象尚無人專門研究，本文則將黨政放在與群（民）眾的關係結構中考察黨群、政群及幹群的形象建構。一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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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如方曉紅、賈冰，2005）曾在討論《人民日報》1982-2004 年間之農民形象塑造研究中提到，該報新聞中之黨政幹部扮演著「引導者」角色，農民則往往定位成缺少主觀能動性的群體；然而上述結論有著一定程度的主觀成分，尚無嚴格實證研究支持。我們認為，媒體是否真正關注某一群體的重要衡量尺度，應是該群體是否成為新聞的主體∕主角以及如何通過一定形象呈現，因而本文構建了「新聞主體」這一變項。此外，本研究試圖突破以往將「形象」視為籠統概念的思路，細分其為「行為層面形象」與「價值層面形象」兩個向度，前者用於反映新聞主體行為是主動或被動，後者反映媒體對其行為的價值評判。由此我們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RQ2.1 《人民日報》「三農」議題報導中之新聞主體分佈情形如何？ RQ2.2 《人民日報》「三農」議題報導中之不同類型新聞主體行為層面形象如何？ RQ2.3 《人民日報》「三農」議題報導中之不同類型新聞主體價值層面形象如何？

三、新聞主體形象之呈現方式

「三農」問題是大陸積重難返的大難題，包括了長期政策性偏差與體制失衡造成的諸多複雜問題，如農民增收、城鄉差距、農業結構性失調等，制約著中國整體的經濟發展和戰略轉型。「三農」新聞離不開「三農」問題，基本上是「非事件性報導」，本文關注三農新聞是否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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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三農問題以及這些問題如何呈現，因其直接關係到黨政形象的建構與農民利益的表達。由此，三農報導是否呈現了此類問題乃是本文關注焦點所在，本研究並構建「問題呈現」（problem presentation）（概念與操作型定義請見下節說明）此一變項加以考察。如上所述，新聞框架文本層面的選擇與組織機制需要句法、腳本、主題和修辭（Pan & Kosicki, 1993）等符號系統來支撐。在此基礎上，黃厚珍（2005）曾借助 van Dijk 的新聞話語分析理論指出，在新聞話語的言說過程中，傳播者為了增加新聞報導的真實性、精確性與可信度，往往考慮使用一些策略性手段，包括：使用圖片、直接描述現場與過程、引述參與者或目擊者的話、大量使用資料、使用具體文本、介紹相近而具體的細節、描述情感反應。受此啟發，本研究構建了另一變項「敘述模式」（ narrative pattern；概念與操作型定義見下節說明），解析新聞文本如何採用對應修辭策略來強化或淡化「三農」問題，進而建構黨政形象。由此，本文提出了如下研究問題： RQ3.1 《人民日報》「三農」議題報導中之「問題呈現」情形為何？ RQ3.2 《人民日報》「三農」議題報導中之「敘述模式」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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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究方法

一、樣本採集

如前所述，由於「三農」議題（凡與農民、農村和農業有關的新聞報導皆為「三農」議題）屬典型與常態性社會衝突性議題，而「人民（日報）體」對大陸主流報紙有極大規範與引導效應，故本研究選擇《人民日報》所刊載之「三農」議題新聞為研究對象。同時，「三農」問題關係到中國整體經濟發展與社會走向，是大陸社會長期以來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糾集點，故分析《人民日報》在「三農」議題中如何呈現黨政形象應有事半功倍之效。儘管「三農」問題由來已久，但考慮到本研究旨在觀察當前大陸傳媒如何在其常規新聞報導呈現社會衝突性議題、構建黨政形象，並分析傳媒的具體宣傳與控制技巧，兼及考察大陸主流媒體之利益表達格局，因而我們認為，即使在較短時間跨度範圍內界定目標總體並不妨礙達成上述目標。有鑒於此，本研究選擇《人民日報》「三農」議題報導量較大的近 5 年新聞版面（不計週刊和專版）所有以「三農」為主要議題的新聞報導。4 具體抽樣方法是，自 2001 年第一個完整星期開始，以隨機方式選取週一至周日中的任意一天為起始點（實際選擇的是週三，即 2001 年 1 月 3 日），然後以 8 天為間隔，連續系統抽樣組成若干迴圈周，直至 2005 年最後一個完整星期為止。5 整體而言，在 2001-2005 年之五年內分別抽取了 46、45、46、 46、46 天，共計 229 天，在這 229 天《人民日報》新聞版面刊登之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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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農」議題新聞即為研究樣本；本研究的分析單位為報導篇次。

二、類目建構

本研究關注「三農」新聞的三個面向，即消息來源、黨群、政群及幹群形象、黨政形象的呈現方式。其中消息來源分析主要關注消息來源類型、話語被引述者、意見多元程度三個變項；黨群、政群及幹群形象的分析主要考察報導中之新聞主體及其行為與價值層面的形象；黨政形象呈現方式主要考察新聞中的「問題呈現」方式與「敘述模式」。由於本研究無前例可循，研究者自行構建了研究所需類目。

（一）消息來源

1.消息來源類型本研究的「消息來源」指主要新聞資訊或主要新聞線索的提供者。部分報導在導言中即明確交代新聞來源，如「記者從某政府部門獲悉」，而其餘未標明新聞來源的報導亦可從記者敘述中推知其消息來源。至於變項「消息來源類型」，本研究構建了以下四個類別：（1）黨政機構及人員（指黨員、幹部、政府機構工作人員等）；（2）普通農民；（3）事業與商業機構；（4）其他社會機構、組織及人員（包括社會菁英如專家、學者、農技人員等）。若一篇報導出現多個新聞來源，我們選擇佔據主導地位的那個消息來源。 2.話語被引述者本文主要考察報導中話語（或意見，包括直接引述與間接引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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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述者的類型及頻次，且特別關注黨政人員、普通農民與其他社會人員三種類型的話語被引述者。若同一人的話語在文中多處被引述，僅以一人計；若報導中表達的是某一類人的話語或意見，如「不少農村幹部對記者說」，也以一人計。 3.意見多元程度「意見多元程度」指被引述的話語∕意見間是否存在不一致情況，或其呈現是否與新聞主題不一致。本文將此變項操作化為四個類別：（1）無意見被引述；（2）一致意見被引述；（3）不一致但不衝突意見被引述；（4）不一致且衝突意見被引述。

（二）黨群、政群及幹群的形象

1.新聞主體此變項關注的是新聞主角，即主要被報導對象。「三農」報導中常見四類新聞主體：（1）黨政機構；（2）黨政人員；（3）普通農民；（4）其他人員及組織。一篇報導中可能有兩個甚至多個新聞角色同時出現，我們根據報導的標題、篇幅、新聞主題等提示的重要程度來判斷誰是該新聞主體；若重要性相差不大，則為雙主體。 2.新聞主體行為層面形象「行為層面形象」操作為「施動者」、「受動者」、「其他」三個類別：「施動者」指主體的行為具有明顯主動性，往往表現為主動發現問題並著手解決；「受動者」指「施動者」行為的承受者、受益者或跟隨者。如某縣黨委通過科技引導農民致富，帶領群眾調整當地產業結構，一年內全縣有 60% 的農民脫貧致富，縣黨委即屬施動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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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農民為受動者（被動）。6 3.新聞主體價值層面形象指報導內容對新聞主體行為反映之價值評判，「價值層面形象」之操作型定義的類目包括：（1）正面；（2）中性；（3）負面，判斷依據是報導的標題和正文、事實本身、關鍵字、意見評價等。7

（三）黨政形象呈現方式

1.報導中的「問題呈現」「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是大陸宣傳的鐵律。面對「三農」諸多問題，《人民日報》是否呈現以及如何呈現問題應是黨政形象建構的重要策略，也是觀察媒體是否真實表達農民利益的切入點。此一變項包括四個類別：（1）無問題被呈現；（2）呈現已解決的問題；（3）呈現正在解決的問題；（4）呈現尚未開始解決的問題。如「在黨委一班人的帶領下，某村 500 多戶村民家家改種了板栗，一年就有 300 戶脫貧致富」。我們認為該新聞呈現了正在解決的問題，即農民增收問題。 2.報導中的「敘述模式」「敘述模式」指記者敘述時所採之具有典型意義的行文手法，在整體上表現為一種較為連續的風格，乃是黨政形象具體呈現在新聞文本的方式之一。我們認為，對事實的描摹愈細緻、具體，可能愈有利於塑造黨政形象。本研究為「敘述模式」構建了以下五個類別：（1）數位元模式，指大量採用數位（日期除外）表述事實；8 （2）細節∕事例模式，指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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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或事實的表述中描摹細節或運用具體事例表現，或詳細描寫人物對話；（3）數位元∕細節∕事例混合模式，兼有第一、二類模式的特徵；（4）概述模式，指通篇採用概括、介紹方式表述，不詳述新聞事實，常見於介紹某種成果或某類經驗；（5）其他，指報導不明顯表現上述任一種行為模式。

三、編碼與資料分析

編碼工作由五名新聞學研究生操作完成，研究者其後在樣本中隨機抽取了 30 篇報導（超過 5%）以獨立編碼者檢驗，Krippendorf Alpha 值顯示編碼員間信度值的最低一致性為 83.1%（消息來源類型），最高一致性為 100%（「問題呈現」）。本研究的資料分析採用 SPSS for Windows 13.0 進行，分析方法主要是頻數分析（frequency analysis）、卡方分析（Chi square analysis）與相關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所有檢驗皆是雙尾（two-tailed）。

肆、研究發現

一、消息來源分析

在總共 587 篇的新聞報導中，519 篇的消息來源是黨政機構（490 篇，83.5%）與黨政人員（29 篇，4.9%），另有 32 篇（5.3%）與 31 篇（5.3%）報導的消息來源分屬事業與商業機構（其中事業機構 3.7%，商業機構為 1.7%）與普通農民，餘下 5 篇的消息來源為其他社會組織、機構與其他人員（占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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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 587 篇新聞報導中，共有 252 篇（42.3%）新聞文本引述了 相關人物的話語，此中分別有 185 篇（31.5%，N = 587）、150 篇（ 25.6%）、49 篇（8.3%）新聞報導引述了黨政人員、普通農民、其他人員的話語；在引述了人物話語的報導中（即以上述 252 篇報導為基數），上述三類人的話語被引述的可能性分別為 73.4%（185 篇）、 59.7%（150 篇）、19.3%（49 篇）。9 具體而言，平均每篇報導有 1.03 人的話語被引述，其中黨政人 員、普通農民、其他人員分別是 0.51, 0.41, 0.11 人。T 檢驗顯示，黨政 人員被引述的可能性顯著高於普通農民（t = 2.60, df = 586, p = .010）與 其他人員（t = 10.47, df = 586, p = .000），而普通農民被引述的可能性 也顯著高於其他人員（t = 8.44, df = 586, p = .000；見【表一】）。 表一「三農」議題報導三類人物被引述之均值、標準差與相關矩陣（N = 587）整體情形黨政人員普通農民其他人員均值（M） 1.03 .51 .41 .11 標準差（SD） 1.69 .94 .86 .40 整體情形 1.00 .848** .816** .473** 黨政人員 1.00 .462** .234** 普通農民 1.00 .208** 其他人員 1.00 ** p < .01 有趣的是，這三類消息來源的話語被引述的頻次呈現出顯著相關，即在當某類消息來源被引述時，另兩類消息來源的話語也往往被同時引述，且黨政人員與普通農民被同時引述之可能性更為明顯（r = .462,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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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0 至於報導中的「意見多元程度」，大多數新聞（339 篇，57.8%）並未引述任何話語或意見，237 篇報導（40.4%）引述與原有立場一致的意見，僅有 11 篇（1.9%）報導引述了不一致意見（其中 7 篇引用的意見與原有立場不一致但亦不衝突，4 篇引述的意見與原有立場不一致且相衝突）。卡方分析發現，「三農」議題報導中的意見多元程度與消息來源類型有關（χ2 = 39.57, df = 2, p = .000）。在沒有意見被引述時，黨政機構 及人員作為消息來源的概率（60.7%）顯著高於非黨政機構及人員（ 35.3%）；在一致意見被引述情形下，黨政機構及人員作為消息來源的概率為 38.5%，非黨政機構及人員增長至 54.4%；而在不一致意見被引述之時，非黨政機構及人員（10.3%）亦更可能比黨政機構及人員（ 0.8%）成為消息來源（見【表二】）。表二「三農」議題報導之意見多元程度與消息來源類型的關係沒有意見被引述一致意見被引述不一致意見被引述總計黨政機構及人員 315 (60.7%) 200 (38.5%) 4 (.8%) 519 (100.0%) 非黨政機構及人員 24 (35.3%) 37 (54.4%) 7 (10.3%) 68 (100.0%) 總計 339 (57.8%) 237 (40.4%) 11 (1.9%) 587 (100%) χ2 _{= 39.57, df = 2, p = .000} 儘管在話語被引述情形下報導才可能形成意見多元，但顯然話語被引述頻次與意見多元程度不一定相關（如話語被引述者的類型多、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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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次很高但意見卻可能完全一致）。【表三】顯示，不同人群話語被引述的可能性與消息來源類型有關，但僅有來自非黨政機構及人員的新聞才較有可能同時引述普通農民（χ2 = 18.70, df = 1, p = .000）與其他人員 （χ2 = 38.59, df = 1, p = .000）；而黨政人員話語被引述的可能性並不隨 消息來源類型的變化而變化（χ2 = .19, df = 1, p = .663），顯示無論新聞 來源是黨政或非黨政背景，黨政人員總是較易在新聞中成為被引述者，其總體比例為 31.5%；而引述普通農民和其他人員意見的整體概率分別僅為 25.6% 和 8.3%。表三「三農」議題報導不同人群話語被引述的可能性與消息來源的關係黨政人員a _普通農民b _其他人員c 消息來源類型 _是 _否 _是 _否 _是 _否總計黨政機構及人員 162 (31.2%) 357 (68.8%) 118 (22.7%) 401 (77.3%) 30 (5.8%) 489 (94.2%) 519 (100.0%) 非黨政機構及人員 23 (33.8%) 45 (66.2%) 32 (47.1%) 36 (52.9%) 19 (27.9%) 49 (72.1%) 68 (100.0%) 總計 185 (31.5%) 402 (68.5%) 150 (25.6%) 437 (74.4%) 49 (8.3%) 538 (91.7%) 587 (100.0%) a _χ2 _{= .19, df = 1, p = .663} b _χ2 _{= 18.70, df = 1, p = .000} c _χ2 _{= 38.59, df = 1, p = .000} 又如【表四】所示，「三農」報導中話語被引用的頻次也與消息來源類型有關（χ2 = 19.46, df = 4, p = .001）。來自黨政機構及人員的新 聞，不引述任何話語或意見的概率為 60.1%，而來自非黨政機構及人員的新聞，這一比率僅為 33.8%。此外，來自黨政機構及人員的新聞，其引用 1 人、2 人、3 人及 3 人以上話語的比率較低，分別為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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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6.4%、6.9%，而來自非黨政機構及人員的新聞，這些比率為分別增至 23.5%、14.7%、11.8%、16.2%。表四「三農」議題報導之話語被引述頻次與消息來源的關係無人被引述 1 人 2 人 3 人 >3 人總計黨政機構及人員 312 (60.1%) 92 (17.7%) 46 (8.9%) 33 (6.4%) 36 (6.9%) 519 (100.0%) 非黨政機構及人員 23 (33.8%) 16 (23.5%) 10 (14.7%) 8 (11.8%) 11 (16.2%) 68 (100.0%) 總計 335 (57.1%) 108 (18.4%) 56 (9.5%) 41 (7.0%) 47 (8.1%) 587 (100.0%) χ2 _{= 19.46, df = 4, p = .001}

二、黨群、政群及幹群的形象分析

在所有 587 篇新聞中，411 篇（70.0%）之新聞主體為黨政機構，黨政人員、普通農民、其他人員及組織為新聞主體之比例分別為 16.9% （99 篇）、21.8%（128 篇）、6.3%（37 篇）。顯然，黨政機構和黨政人員是「三農」議題報導的真正「主角」（合占 86.9%）。耐人尋味的 是，在大多數情形下（60.9%，N = 78），當普通農民作為新聞主體 時，黨政機構或黨政人員也同時出現，此點將在稍後說明。由於「三農」報導中出現頻率較高的新聞主體是黨政機構、黨政人員和普通農民，因此下文將著重分析黨群、政群及幹群的形象如何透過這三類主體建構。如【表五】所示，就新聞主體行為層面形象而言，黨群、政群及幹群的形象呈現極其明晰的「施動者—受動者」、「主動—被動」二元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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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就整體而言，黨政機構及人員扮演施動者形象的比例分別是 99.8%、98.0%，普通農民扮演受動者形象的比例為 71.9%。具體而言，黨政機構及人員的施動者形象主要是通過將其描述為農民利益的絕對代表者、救世主、領導人、智慧者的形象，表現為主動帶領農民致富、幫助農民解決各類問題等；而普通農民受動者形象的具體表現是作為黨政機構及人員行為的被動的跟從者和受益者。在黨政機構及人員與普通農民均為新聞主體情形下（N = 78），這種二元結構形態更加明顯，即黨 政機構與黨政人員幾無例外地扮演著「施動者」的形象，普通農民扮演「受動者」形象的比例則上升至 98.7%。表五「三農」議題報導之黨群、政群及幹群的形象黨政機構黨政人員普通農民施動者形象 410(99.8%)／63(100.0%) 96(98.0%)／15(100.0%) 35(27.3%)／1(1.3%) 受動者形象 1(0.2%)／0(0%) 3(2.0%)／0(0%) 92(71.9%)／77(98.7%) 其他行爲形象 0(0%)／0(0%) 0(0%)／0(0%) 1(0.8%)／0(0%) 正面形象 402(97.8%)／60(95.2%) 88(88.9%)／12(80.0%) 57(44.5%)／18(23.1%) 中性形象 5(1.2%)／1(1.6%) 4(4.0%)／0(0%) 69(53.9%)／60(76.9%) 負面形象 4(0.9%)／2(3.2%) 7(7.1%)／3(20.0%) 2(1.6%)／0(0%) 總計 411(100.0%)／63(100.0%)99(100.0%)／15(100.0%)128(100.0%)／78(100.0%) 注：斜線左邊數字為整體情形下（N = 587）的黨群、政群及幹群形象的參數，斜線 右邊的數字是在黨政機構／黨政人員和普通農民同時作為新聞主體情形下（N = 78）的黨群、政群及幹群形象的參數。至於新聞主體價值形象層面，如【表五】所示，黨群、政群及幹群的形象呈現出「正面—中性」的二元形態。整體而言（N = 587），黨 政機構及人員在 97.8% 和 88.9% 的情形下被描繪為正面形象，普通農民被描繪為正面和中性形象的機率相差不大（44.5% 與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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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在黨政機構及人員與普通農民同為新聞主體情形下（N = 78）， 黨政機構和黨政人員被正面描繪的可能性幾乎沒有變化（97.8% vs. 95.2%，88.9% vs. 80.0%），而普通農民則更有可能被描繪為中性形象（53.9% vs. 76.9%），同時其被描繪為正面形象的可能性較小（44.5% vs. 23.1%）。隨後我們針對 128 篇進一步以普通農民為新聞主體的報導分析，探討該群形象呈現的內在機制（卡方分析結果見【表六】）。顯然，無論普通農民的行為層面形象，或是價值層面形象，皆與消息來源類型有關（χ2 = 18.46, df = 1, p = .000；χ2 = 9.06, df = 1, p = .003）。相對於來自黨 政機構及人員的新聞，普通農民在來自非黨政機構及人員的新聞中更易被描繪為積極、主動的施動者形象（58.6% vs. 18.2%）及價值層面的正面形象（69.0% vs. 37.4%）。表六「三農」議題報導之普通農民形象與消息來源類型的關係行爲層面形象a _{價值層面形象}b 消息來源類型 _施動者 _非施動者 _正面 _非正面總計黨政機構及人員 18 (18.2%) 81 (81.8%) 37 (37.4%) 62 (62.6%) 99 (100.0%) 非黨政機構及人員 17 (58.6%) 12 (41.4%) 20 (69.0%) 9 (31.0%) 29 (100.0%) 總計 35 (27.3%) 93 (72.7%) 57 (44.5%) 71 (55.5%) 128 (100%) a _χ2 _{= 18.46, df = 1, p = .000} b _χ2 _{= 9.06, df = 1, p = .003} 註：93例「非施動者」形象包括92例「受動者」形象與1例「其他」形象； 71例「非正面」形象包括69例「中性」形象與2例「負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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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黨政形象的呈現方式

如上節分析所示，「三農」議題之報導往往呈現相關問題。在 587 篇樣本中，呈現已解決問題的報導為 240 篇（40.9%）、呈現正在解決問題的報導為 239 篇（40.7%）、未呈現問題和呈現尚未開始解決的問題的報導分為 82 篇（14.0%）、26 篇（4.4%；見【表七】）。表七「三農」議題報導之問題呈現方式與消息來源類型、敘述模式之關係黨政機構及人員a _敘述模式b 「問題呈現」方式 _是 _否 _詳述 _略述總計無問題呈現 _（80.5%）66 _（19.5%）16 _（74.4%）61 _（25.6%）21 _（100.0%）82 問題已解決 217 （90.4%） 23 （9.6%） 197 （82.1%） 43 （17.9%） 240 （100.0%）問題正在解決 216 （90.4%） 23 （9.6%） 134 （56.1%） 105 （43.9%） 239 （100.0%）問題尚未開始解決 20 （76.9%） 6 （23.1%） 15 （57.7%） 11 （42.3%） 26 （100.0%）總計 519 （88.4%） 68 （11.6%） 407 （69.3%） 180 （30.7%） 587 （100.0%）註：本表中之「詳述」模式包括上文對「敘述模式」操作化方式中的數位元模式、細節∕事例模式、數位元∕細節∕事例混合模式三種，「略述」模式包括概述模式、其他模式兩種。 a _χ2 _{= 10.22, df = 3, p = .017} b _χ2 _{= 40.78, df = 3, p =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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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議題報導採用最多的「敘述模式」為數位元模式（195 篇，33.2%），其次是概述模式（174 篇，29.6%），細節∕事例模式與數位元∕細節∕事例混合模式分別為 109 篇（18.6%）與 103 篇（ 17.5%），其餘 6 篇（1.0%）為其他敘述手法。此外，在 212 篇採用細節∕事例模式或數位元∕細節∕事例混合模式的報導中，黨政人員和普通農民成為具體被描述對象的機率相當（分為 46.7% 和 45.8%），其他人員所占比例較小（為 7.5%；本表未附）。卡方分析顯示，「三農」議題報導之「問題呈現」方式與消息來源類型顯著相關（χ2 = 10.22, df = 3, p = .017），顯示來自黨政機構及人員 的新聞更有可能呈現已經或正被解決的問題（其比例皆為 90.4%），其不呈現問題或呈現尚未開始解決的問題的比率皆僅為 9.6%，而在來自非黨政機構及人員的新聞中，這兩個比例高達 19.5% 和 23.1%。將上述敘述模式更簡略地操作化為「詳述」（含數位元模式、細節 ∕事例模式、數位元∕細節∕事例混合模式三者）元與「略述」兩類（概述模式、其他模式兩種）後，可發現報導的敘述模式與問題呈現方式有關（χ2 = 40.78, df = 3, p = .000）。沒有呈現問題或呈現已經被解決的 問題在報導中較常採用詳述模式，採用略述模式的比例僅分別為 25.6% 與 17.9%；而正在解決與尚未開始解決的問題的報導中則較常採用略述模式，比率分別達 43.9%、42.3%（見【表七】）。此外，如【表八】所示，「三農」議題報導中的敘述模式與意見多元程度顯著相關（χ2 = 24.64, df = 2, p = .000）。被報導之意見愈多元， 則記者敘述愈詳細（表現為更常運用數位、細節或具體事例）。在採用略述模式情形下，引述了意見的概率僅為 27.3%；而在詳述模式情形下，引述了意見的概率高達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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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三農」議題報導之敘述模式與意見多元程度之關係（N = 587）敘述模式無意見被引述一致意見被引述不一致意見被引述總計詳述 208(51.1%) 189(46.4%) 10(2.5%) 407(100.0%) 略述 131(72.8%) 48(26.7%) 1(.6%) 180(100.0%) 總計 339(57.8%) 237(40.4%) 11(1.9%) 587(100.0%) χ2 _{= 24.64, df = 2, p = .000}

伍、結論

本研究針對《人民日報》2001-2005 年「三農」議題報導的文本分析發現，該類議題之消息來源高度集中，黨政是「三農」新聞的主要消息來源和意見表達者，普通農民成為消息來源的概率非常小。其次，消息來源類型與意見多元化程度有關：黨政消息來源的新聞較傾向不引述任何意見或只引述與黨政一致的意見，與黨政不一致且衝突的意見被引述的概率極小。此外，話語被引述的頻次與意見多元化程度未呈現正相關，新聞中引述的話語鮮少表達不同意見。至於意見表達的人群分佈亦十分不均衡，黨政話語被引述的頻率顯著高於普通農民。以上這些發現似都顯示，《人民日報》在衝突性新聞議題上保持了單一聲音，黨政被描述為農民利益的代言人，而作為「三農」問題主體的農民的聲音反遭忽略。顯然在《人民日報》「三農」議題的常規報導中，對消息來源的選擇機制塑造了該議題的新聞框架，亦是「消息來源標準化」（source standardization）現象在《人民日報》「三農」議題中的具體體現。我們認為，黨政消息來源在大陸主流媒體上的絕對優勢地位，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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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陸單一意識型態之必然結果，並與大陸「黨管媒體」（夏倩芳， 2004）的體制密切相關。當然前已述及，記者－消息來源關係構成了主要的新聞框架，是形成意識型態的首要與關鍵步驟（Durham, 1998; Entman, 1991; Reese et al., 1994）。本文結論亦表明，記者－消息來源關係及菁英信源標準化與意識型態應是相互影響、相互塑造的。而在黨群、政群及幹群關係中，黨政被描述為農民利益的絕對代表者、救世主、領導人、智慧者形象，普通農民則被描述為跟從者和受益者，二者關係呈現明顯的「施動者—受動者」或「主動—被動」之二元形態。在價值形象層面，黨政在絕大多數情形下呈現為正面。至於消息來源類型與新聞主體的形象塑造有關：非黨政消息來源的新聞普遍將普通農民描述為積極、正面與主動的形象，黨政消息來源的新聞則較多將農民呈現為被動與中性形象。「三農」報導透過呈現已經解決與正在解決的問題並過濾尚未解決與難以解決問題以構建黨政的「實幹家」形象，並在絕大多數情形下僅報導已解決或正在解決的問題。過濾的概率與消息來源類型密切相關，即來自黨政的新聞幾乎都呈現已經或正被解決的問題，而尚未被解決問題的新聞大都來自非黨政消息來源。同時「三農」新聞還透過強化或淡化的敘述策略建構黨政形象，對已被解決的問題往往採取詳細報導，並對正在解決與尚未開始解決的問題採用概述方式。以上研究揭示了「以正面報導為主」的宣傳方針在大陸黨報（如本文分析之《人民日報》）獲得具體貫徹，這些發現也支持了大陸政治高層對社會轉型期黨政幹部作為「忠於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家形象、能處理複雜事務的專門家形象、躬身實踐帶頭奉獻的實幹家形象與密切聯繫群眾的社會活動家形象」（蘇戰寶，2000）的要求。本研究發現，一方面「三農」議題固然被大量報導，但另方面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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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的塑造嚴重制約了多元化的利益表達。雖然這僅是大陸媒體呈現社會衝突性議題的典型範例，但可從中觀察到，在單一意識型態下，黨政權力在此類議題報導中被過度呈現，導致真正問題受到掩蓋且意見表達管道高度壟斷。概而言之，重視黨政形象塑造而迴避社會問題是現階段大陸主流媒體處理社會衝突性議題新聞的特徵，這與當前大陸社會轉型過程中各種利益群體多元化訴求的現實需要，以及大陸中央政府「構建和諧社會」的政治要求背道而馳。顯然，大陸黨政機構有必要在「黨管媒體」這一根本體制不變的原則下，正視諸種社會衝突，並從傳媒常規運作的細節入手改善宣傳與控制技巧。這些範例顯示，在當今大陸利益分配不均衡、社會衝突頻發的大環境裏，由黨報構成的大陸主流媒體需要走出過度意識型態化的樊籬，關注傳媒作為社會體制性的利益表達管道的公平近用問題。《人民日報》雖是大陸媒體的典型卻又是特例，而本研究僅關注了這一份報紙，同時「三農」又僅是單一議題，因此本研究結論未必能精確描述大陸媒體的實際情形。根據我們的觀察，由於大陸媒體的準市場化經營方式，省市級黨報和市民類報紙在社會衝突性議題的報導上並不完全照搬《人民日報》的策略，後續研究因此可著眼於省市級黨報和市民報並擴展到其他類型的社會衝突性議題，探討差異，以獲得對大陸主流媒體利益表達狀況的整體性描述，兼及討論市場化的影響。本研究僅分析了常規性報導，並未涉及重大事件和個案，有待後續研究的補充。本研究所選 2001-2005 年的時間跨度不足以反映三農新聞的歷時性變遷，後續研究亦需特別針對此一問題有所探詢。此外，本文還存在研究方法的限制，諸如各變項的操作型定義皆係由研究者自行建構，難免存在可靠性（reliability）的問題，亦值得研究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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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謹在此向兩位匿名評審和編委致以誠摯的謝意，並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孫五三先生的寶貴批評，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新聞系 2005 級碩士研究生薛麗、張濤、楊蕾、謝慧、毛志遠參與資料搜集及統計工作，一併致謝。 2 在經濟大發展的「太平盛世」，由於對社會公平缺乏應有的關注，出現了一個將工農邊緣化的排斥性體制，社會衝突也由此進入了以工農為主體的維權抗爭階段。據統計，在 1993 年，大陸發生各類民眾抗爭的群體性事件共 8,709 宗，此後一直保持快速上升趨勢， 1999 年總數超過 32,000 宗，7 年間增加了 3 倍。最近三年（2002-2004 年）則均保持在 40,000 宗以上。這些事件的誘因基本上是由於工人與農民的利益受到侵害，主體也大部分是工人和農民（於建嶸，2005）。 3 「剪刀差」是指工農業產品交換時，工業產品與農產品之間不等價交換關係的形象概括。工業品價格高於價值，農產品價格低於價值所出現的差額，用圖表顯示時呈現剪刀張開形態而得名。如果價格背離價值的差額越來越大，稱之為「擴大剪刀差」；反之，則為「縮小剪刀差」。 4 在樣本選取過程中，《人民日報》以下版面及文本不計：理論版、文化衛生教育版、體育版、國際版、評論版等，所有週刊（包括農村週刊）、專業性的調查研究報告、讀者來信，通篇為政策條文、領導講話、政協人大委員講話或議案的文本，以及簡訊、圖片等。 5 按照本次抽樣執行結果，最後一天為 2005 年 12 月 31 日，但因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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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工作時間為 2005 年 12 月 15 日至 25 日，出於研究速度與便捷考慮，研究者將 12 月 31 日用 12 月 17 日代替（向前倒推兩個星期）。 6 若報導中之某類新聞主體（黨政機構、黨政人員、普通農民、其他人員及組織）同時扮演了「受動者」與「施動者」角色，本文選擇相對重要的那個角色。 7 若一篇報導中同一類型新聞主體有多個（如五個村民），且相互間行為不一致，從價值判斷上看正、負面皆有，本文選擇佔據主導的那個形象。 8 本研究執行的判斷標準是：200 字∕6 個數位、500 字∕10 個、 1000 字∕15 個、2000 字∕20 個。根據我們對「數位元模式」的定義，記者編輯在此種新聞寫作模式中大量採用數位陳述新聞事實已經成為頗為連續風格，但這種風格又與採用細節、事例、敘述等模式有所不同。 9 分別有 31.5%、25.6%、8.3% 的新聞引述了黨政人員、普通農民、其他人員話語，三者總和大於 42.3%（即引述話語的報導占總樣本的百分比），而 73.4% 、 59.7% 、 19.3% 三者之總和亦大於 100%，乃因有些報導同時引用上述三類或兩類人的說法。 10 本研究所構建的「消息來源類型」所含類目最初涵蓋頗為細緻，但出於資料分析之便而次第合併，最終僅保留三個類目，即黨政人員、普通農民、其他人員，由此可能產生區別效度（discriminatory validity）問題。但分析結果顯示，即使存在上述問題，此種相關性仍明顯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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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Representation in the Coverage of Social

Conflict Issues: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Three-Rural Issues in

the People’s Daily, 2001-2005

Qianfang Xia & Mingxin Zhang

*

ABSTRACT

Social conflicts have become frequent and regular occuran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By examining how these issues are covered, this research explores how the mainstream media cope with the dilemma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Government image representation and pluralist opinion expression in a unitary-ideology society. Based on a news framing approach, this research conducted an exhaustive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Three-Rural issues coverage in the 2001-2005 People’s Daily. Findings suggest that news sources are highly dominated by the CCP/Government, and the CCP/Government has been depicted as the saviors of farmers. We also found that the CCP/Government image is shaped through revealing the Three-Rural Issues, which are mostly settled ones. This study implies that in

* Dr. Qianfang Xia is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t Wuhan University. Mr. Mingxin Zhang is Ph.D. candidate in the same school and lecturer in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t Hubei University, Wuhan, Hubei,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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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rary mainland China, mainstream media, which mainly consist of party medium organs, should try to avoid the state of being over-ideological and pave the way to equal expression.

Keywords: Three-Rural Issues; social conflict; news source; CCP/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