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發現，對大高雄地區居民而言，教育程度變項較政治立場變 項，電視產業發展瞭解程度變項較電視積極收視狀況變項更能預測受訪 者的電視批判效能感，而電視批判效能感變項能預測「電視對自己的影 響」與「電視對台灣社會其他人的影響」；「電視對自己的影響」則是 唯一能預測電視改革支持度的第三人效果變項。
不同於 Gunther（1995）的假設，「第三人效果認知」並不適合預
測大高雄地區居民對電視改革的支持度，因為大高雄地區居民推測電視 影響時，第一人效果與第三人效果沒有顯著差異，導致兩者相減的「第 三人效果認知」趨近於零，無法有效區辨「第一人效果與第三人效果都 高」和「第一人效果與第三人效果都低」這兩組受訪者，也使得第三人 效果理論的應用與考驗受到侷限。
反而假設四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顯示，認為電視對自己與他人負面 影響都不大的受訪者才是支持台灣電視改革行動的最主要成員，可惜諸 如此類的第一人效果與第三人效果均不能透過「第三人效果認知」這樣 一個建構概念展現。就如羅文輝等學者的建議（羅文輝，2000；Lee &
Yang, 1996; Lo & Paddon, 1998; Salwen & Driscoll, 1997），以第一人效 果與第三人效果的檢驗來取代「第三人效果認知」的考驗也許能提高未 來相關研究的效度。
統計數字也顯示，大高雄地區支持媒體改革的民眾超過半數，且這 些支持群眾跨越了性別、階級、與政黨之區隔，不僅政治立場不是電視 改革行動支持與否的判準，電視收視狀況也與電視改革行動支持無直接 相關。這部分發現類似於新社會運動成員跨越既有階級、種族、性別等 範疇，以非本質的方式構連運動目標，反抗去中心化的權力部署，而非 搶奪單一的國家機器。
綜合三次路徑分析結果來看，受訪者中教育程度愈高、愈具備電視 批判效能感、愈不認為電視對自己有太多負面影響、愈自認瞭解電視產 業發展、愈認同媒體管制看法者，就愈傾向支持電視改革支持（亦即支 持電視媒體財務資訊透明公開、公共電視集團擴大發展、民間團體參與 媒體監督與決策）。
路徑分析的結果亦可從兩方面進一步解釋：從新社會運動理論的觀 點來看，大高雄地區民眾支持電視改革並非基於電視對自己有太多負面
影響的受迫害情結，而是從知識瞭解、媒體批判、價值認同出發，既不 會有了個人式媒體素養能力就認為結構式的媒體改革事不關己，也不會 誇張社會亂象來成就菁英式的救贖。而從第三人效果理論來看，這群支 持電視改革者是高教育、有自信的社會菁英，承認媒體對他們自身產生 負面影響並不符合社會對他們的期待，因為企圖維持自我正面形象的自 我服務偏差等心理因素，這群社會菁英傾向宣稱電視對自己的負面影響 較小。
由於本研究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還發現，認為電視負面影響對自己與 他人都低的一組是大高雄地區的電視改革最主要支持者，若單以菁英主 義來解釋此一結果似有不足，需要考慮的其他因素包括：也許媒體批評 已經是台灣社會關注議題，民眾能夠掌握可信度較高的資訊、較瞭解互 相比較之團體的特性，因此不一定會採取第三人效果之類的認知權宜策 略（Paek et al., 2005）；或是 Lee 與 Tamborini（2005）所稱的「亞洲 集體主義」導致南台灣支持電視改革行動中的「第三人效果認知」不明 顯；或是本研究只以支持態度推測支持行動，因而未出現 Jensen 與 Hurley（2005）所說的「搭便車」現象，也無法更直接檢驗第三人效果 的行為影響。當然也可能如 Tsfati 與 Cohen（2005）的觀察，只有透過 仔細瞭解歷史與居民背景並將價值觀與社會網絡的差異考慮進來，才能 瞭解媒體影響評估可能引發的行動選擇。因此本研究建議原本只傾向心 理歸因的第三人效果理論似應加入新社會運動模式等社會文化變數，如 此來理解南臺灣媒改支持行動較為適宜。
儘管多數民眾支持電視改革，南台灣媒體改革運動的整體能量卻受 限於一般民眾對電視產業發展的瞭解不足（平均數只有 2.92）、對媒體 管制看法的模擬兩可（平均數是居中的 5.5）、本身媒體批判效能感有 待提升（平均數是 4.39），而這些因素都是支持媒體改革行動的關鍵。
缺乏媒體結構管制共識動員的運作與媒體素養的推廣，南台灣的媒 體改革運動可能面臨發展瓶頸。如能在主流的與另類的公共領域進行更 廣泛的媒體產業資訊流通和討論，提供南部民眾更多機會經歷「認知的 實踐與解放」，改變他們對周遭媒體環境的看法，瞭解媒體是民眾的媒 體而非財團或政治人物的媒體，由下而上逐漸意識到另種電視體制的可 能，或許會吸引更多南部民眾加入台灣媒體改革運動。
實證的考驗指出，南台灣民眾支持電視改革不是因為平日看電視累 積的不滿怨氣，也不是預防或懲罰式的第三人效果，更不是政黨結盟與 動員的策略結果。本研究因此建議第三人效果理論宜結合新社會運動模 式來理解、推動南台灣的電視改革行動，少一些挑撥情緒的基本教義教 條與望文生義的清談，多一些人民自主權與美好生活價值的強調，設法 突破主流商業媒體的封鎖與污名化，增加媒改資訊與理念的流通。
同時，媒改團體宜與更多在地社運團體串連，共同建構新社會運動 的反霸權論述（counter-hegemonic discourse），對抗日常生活中種種宰 制、控制、歧視、與剝削，也兼顧動員過程中支持者的認同、反思與符 號意義溝通（例如：誰的公共性？誰得利於公共化？私人情慾如何與公 共媒體協調？在地偏好如何與集體規範接合？）。
本研究也提醒記者、官員與立委別再相信（或假裝相信）媒體的問 題只能用政黨「恐怖均衡」方式解決，別再把閱聽大眾與社運團體摒除 於媒體決策大門之外，因為政黨政治關心的不是「文化認知新空間的開 拓 、 經 濟 科 技 工 具 理 性 的 反 省 、 與 體 現 民 主 正 義 的 組 織 形 式 」 （ Eyerman & Jamison, 1991: 66），因為沒有多元異質閱聽大眾參與對話 的媒體政策是違反民意、不民主的。
本研究的發現挑戰了過去第三人效果研究的適用範圍，質疑只從所 謂的普遍心理機制來設計研究問題的適切性。未來第三人效果需多考慮
不同議題的背景脈絡、行動邏輯、特殊受訪者文化背景，並可嘗試將更 多社會文化因素（如集體∕個人主義、保護心態、在地知識、社會網 絡、新社會運動強調歸屬感、尊重、自我表達、美學滿足的「後物質主 義價值觀」（post-materialist values）等）納入實證檢驗。
在媒體改革行動的支持上，本文也建議更富包容性的第三人效果探 討未來宜多參考社會運動等集體行動研究，將政治機會、動員結構、與 文化框架等因素納入，並更直接處理支持媒體改革的行為依變項，而非 如本研究只分析支持媒體改革的行動意願。當然，大高雄地區的民意調 查只是瞭解台灣媒體改革運動的起步研究，期待未來能有類似研究在台 灣不同地區與不同國家地區進行實證比較，以深入了解媒體改革運動的 多樣邏輯與多元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