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促進新冠肺炎風險溝通，鼓勵民眾採取防疫行為，本研究以市 話進行隨機抽樣，並輔以手機樣本，針對臺灣民眾進行電話訪問，試圖 釐清風險認知、情緒、日常防疫行為之間的關係。
如表 1 所示，本研究發現，臺灣民眾對於新冠肺炎的風險認知並不 高，普遍認為自己不會受到感染。這或許和調查的時間點有關，截至本 次調查結束當日（2020 年 3 月 10 日），臺灣累計確診人數僅為 47 人，單日較多的確診案例出現於 3 月 18 日，當天 23 例確診讓臺灣累積 案例達到 100，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也宣布自 19 日零時起，非本國 籍人士不得入境，除非持有居留證件或商務證明（邱淑宜、謝佳君，
2020 年 3 月 18 日）。另一波人數較多的感染潮則是在 3 月 25 日，單 日有 19 例，確診案例在 3 月 15 至 30 日的兩週間從 100 例迅速增加至 300 例。換句話說，在調查期間雖然國際案例已累積超過十萬，但在臺 灣確診案例相形之下較為零星，政府也於疫情爆發初期便做出一連串反 應措施，例如於 1 月 20 日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2 月 2 日禁 止中國旅客入境，並在 2 月 27 日將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提升為一級 開設機構，以衛生福利部部長為指揮官（陳浩瑋，2020 年 6 月 28 日），這些條件可能都是造成臺灣民眾風險認知較低的原因。
風險認知本身和採取防疫行為並無直接關聯，亦即民眾認為自己受 到感染的可能性，和他們是否採取行動無關，此發現和過去一些文獻並 不一致。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民眾普遍認為自身成為確診案例的可能性很 低，本研究調查結果指出，僅有約五分之一的民眾（22%）認為自己比 其他臺灣人更有可能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而和國外的人相比，更只有
16% 的臺灣民眾認為自己較可能染疫。因此，風險認知變項在變異量 有限的情況下，較難成為預測行為的因素。
雖然日常防疫行為和風險認知無關，卻和民眾的恐懼感有關，支持 了 過 去 文 獻 提 出 「 情 緒 是 行 動 的 泉 源 」 之 說 法 （ Slovic & Peters, 2006）。此外，本研究發現風險認知會藉由增加恐懼感，間接提升採取 行動的可能性，此結果也為「情緒中介模型」提供了實證證據，亦即民 眾在面對風險時，會先對該風險進行認知評估，進而產生情緒；認知評 估和情緒並非同時出現，也並未強化或減弱彼此之效果。此結果和過去 一些以擔憂為調節變項的研究發現不同（Ferrer et al., 2013; Klein, Zajac,
& Monin, 2009），顯示恐懼和擔憂為兩類不同的情緒反應，各自和風險 認知有不同的交互作用關係（Portnoy et al., 2014）。
關於媒體的角色，本研究發現，社群媒體使用頻率較高的民眾較有 可能採取日常防疫行為，原因之一是接觸社群媒體上的疫情資訊會提升 民眾的負面情緒（例如恐懼與生氣），進而產生行為改變（Oh et al., 2020）。另一個解釋是民眾透過社群媒體上的防疫資訊，更加瞭解相關 知識與提升自我效能感，進而促發行動。為驗證此說法，本研究進行一 項中介迴歸分析，以日常防疫行為為依變項、社群媒體使用為自變項，
疫情主觀知識與自我效能感則為中介變項，結果顯示社群媒體並沒有透 過疫情主觀知識及自我效能感影響民眾的日常防疫行為。過去文獻指 出，關於氣候變遷議題，媒體多著重於災難層面，缺乏提升民眾效能感 的資訊（Hart & Feldman, 2014），致使民眾難以採取行動，本研究的發 現支持了此一說法。
本研究也發現了媒體對於風險的放大和減低效果，對於常從電視接 收新冠肺炎訊息的民眾來說，風險認知和恐懼感的關係較強，亦即電視 具有風險放大效果。可能的原因之一是電視經常以事件、個案的方式報
導風險事件（Mazur, 1981），在此次疫情中，電視新聞對臺灣、各國確 診及死亡人數的每日更新報導，可能讓風險認知的作用獲得增強（Liu
& Priest, 2009）。有趣的是，電視使用本身和恐懼感並未存在直接關 係，顯示電視著重畫面、影音的呈現方式不必然會引發恐懼，恐懼的發 生與否更多是取決於個人在收視時的議題認知狀態。
然而，風險認知和日常防疫行為的關係，卻是對低度社群媒體使用 者來說較為強烈。過去研究發現風險認知與行為之間的正面關係，對於 擔心程度低者來說較為明顯（Ferrer et al., 2013; Klein et al., 2009）。在 新冠肺炎的情境下，對疫情較為擔心者可能較常使用社群媒體關注相關 訊息，本身可能具備較高的疫情知識，因而使其行為較不受風險認知的 影響。另一個可能的原因在於社群媒體使用較頻繁的民眾本來就較關心 新冠肺炎議題，也容易在初期就採取預防行動，因此較不會覺得自己可 能受到感染。相反地，低度社群媒體使用者可能對新冠肺炎議題涉入較 淺，因此行為較受風險認知的影響。
電視與社群媒體的不同調節效果，或許反映了兩類媒體的不同特 色。如文獻探討所言，電視著重影音畫面，加上在疫情期間確診數量經 常成為報導重點，因此更容易放大風險認知和情緒的關聯性。相對地，
社群媒體是以使用者本身或其社交網絡所分享的資訊為主，這些資訊包 含政府公告、媒體報導，甚至用戶之間的討論留言。根據《DailyView 網路溫度計》發布的研究結果，在 2020 年 3 月 17 日之前，和一般民眾 防疫行為相關的討論，以戴口罩、洗手、量體溫的聲量最高；而和政府 政策相關的討論，則以口罩限購、實名制與限制出口的聲量最高（〈防 疫金三角是他們！政府、企業與民眾齊心抗疫 9 大妙計〉，2020 年 3 月 26 日）。由於網路上討論最多的並非疫情的嚴重性，社群平臺上的影 音元素也不如電視強烈，因此社群媒體使用並未強化或減弱風險認知的
作用。此外，因為口罩的佩戴與購買是當時網路討論最熱烈的話題，或 可解釋社群媒體的調節效果主要出現於「戴口罩」之依變項。
在詮釋本研究的結果時，有幾項因素需要考量。首先，本研究的日 常防疫行為構念之內在一致性係數較低，恐有信度不足之疑慮。可能的 原因之一是新冠肺炎為前所未見之疾病，而相應之預防行為也非一套通 用的措施，故在調查中難以引發民眾一致的態度或反應，導致內在一致 性的係數較低。然而，係數之高低也會因情境而有所差異，亦即同樣一 組變項，在不同的樣本中可能會有不同的信度數值，不見得是組成變項 本身之品質問題（Tavakol & Dennick, 2011）。此外，本研究要求受訪 者和自身過去行為相比，因此該構念能較為精確地測量民眾因此次疫情 所做出的行為調整，而非僅反映平常之行為模式。
第二，本研究探討電視和社群媒體的風險放大效果，然而本研究並 未分析媒體內容，因此難以詳細瞭解風險放大的原因；亦即民眾因為看 到了哪些電視上或社群媒體上的訊息，才強化或減弱了其恐懼感。未來 若有相關媒體內容分析研究，或許能作為本文解釋媒體效果的參考。
第三，本研究為橫斷面調查（cross-sectional），故難以推論因果關 係。換句話說，風險認知可能是促進健康行為的前置因素，但另一方 面，也可能是民眾已經從事了健康行為，為了合理化該行為而回過頭修 正 自 己 的 風 險 認 知 。 然 而 ， 一 篇 統 合 分 析 研 究 發 現 ， 前 瞻 研 究
（prospective studies，先記錄風險認知再觀察行為改變）和橫斷研究兩 者效果量（effect size）非常接近（Brewer et al., 2007），因此「先行動 再合理化風險認知」的可能性較低，橫斷研究也並未低估或高估兩者的 關係。
第四，本研究以單一變項測量民眾對新冠肺炎的恐懼感，雖然理論 上使用多個問題組成的構念會具有較佳的信度與效度，然而許多實證研
究也都以直接詢問受訪者恐懼程度的方式來測量恐懼感。例如，Ferrer et al.（2018）在六種不同風險危害情境下，以再測信度（test-retest）的 方式進行測試，結果發現單題變項的恐懼感在兩次測量間的平均相關係 數為 .66，顯示具有良好信度。